第二部　为战争一辩　
第一个辉煌的帝国时代，从亚述人到亚历山大大帝，
战争如何推动了宗教、著述和哲学的巨大飞跃

战争越来越频繁：枯燥的编年史充斥着傲慢、嗜血的国王，充斥着化为焦土的城市，苍蝇在尸体上嗡嗡乱飞。历史果真只是如此吗？确实，早期的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亚洲见证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帝国之间、军队之间相互绞杀。你可能认为，人类文明会因此退回黑暗时代。大约在 3000 年前，人类文明的摇篮确曾神秘般地陷入崩溃。各地考古学家发现：人口锐减，宫殿废弃，技艺（包括文字体系）失传。

但是，灾难过后，新帝国重新崛起。这些帝国拥有铁制武器，记录了自己的历史和战争进程。无论如何残酷，一个尴尬的事实是，战争是人类历史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当我们伸手掏钱的时候，当我们在民主体制下争辩极端分子的危害和讨论文化交流的时候，当我们使用字母文字记录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当我们阅读报纸头条关于传统家庭面临威胁的报道的时候，我们都在使用那个遥远时代发明的工具和思想。那是一个帝国的时代、思想家的时代、武士领袖的时代。

所以，我们在下面会分别谈到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战争。

希腊的荣耀和第一批帝国

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愤怒，

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

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

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

——荷马，《伊利亚特》

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这个故事，我们至今仍在阅读。故事起源于激战正酣之时，以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开端。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两个星期，蕴含了争吵、勇气、愤怒和城墙下的血腥死亡等情节。故事发生在围城战陷入僵局的第 10 个年头。这就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在这部史诗和另外一部讲述旅程和磨难的伟大史诗《奥德赛》中，荷马开始创造希腊人的身份认同。对古希腊人而言，这两部史诗堪称《圣经》和莎士比亚的合体，是文化认同的渊源。这两部史诗是修辞表达的集大成之作，是演说家的宝库。

在公元前 5 世纪，有教养的希腊人都以能背诵长诗为傲。从那时起，荷马的故事、诱拐海伦和特洛伊木马等神话就进入了世界意象空间，影响及于罗马的平头百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诗歌和现代的电影制片人。在这里诞生了真正的世界文化，这是已知最古老的西方文学作品。《伊利亚特》讲述的是战争的故事，而且异乎寻常地令人信服。在这场战争中，军事领袖通常心胸狭隘，有时甚至会投入敌营。疾病在军营中肆虐，伤痛消磨着人的意志。敌人也深受尊敬，而不仅仅是仇恨。在故事中，好人往往会不得善终。这部史诗将暴力与荣耀连接在一起，其作者认为，人类对战争的渴望是愚蠢的，自讨苦吃。他在内心深处排斥战争，因此创作出一部反映人类处境的不朽之作。

在这几百年间，人类的核心文明从青铜武器发展到铁器兵器、从口头传说发展到用文字记录故事。作为一种黑暗力量，战争推动变革的作用无法忽视。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世界，冲突促进了诸多事物的发展，如金属冶炼、车轮、马术、航海、数学和算术，以及建筑和宗教。显然，这个问题不是非黑即白。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事件以及在铁器时代之前的历史，希腊似乎是个不错的叙述起点。在铁器时代来临之前，希腊曾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将会被扼杀。黑暗将降临希腊的迈锡尼，也就是荷马英雄们生活的世界。宫殿和城市遭到破坏，人们逃离家园，最终竟然丧失书写能力。劫后余生的希腊人用荷马史诗唤醒身份认同，他们将自己的困境归罪于战争。

我们并不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公元前 1000 年前后，某场大灾难或一连串灾难袭击了地中海的东部地区，导致各地人口锐减。在古典时代早期，倘若在大灾之后到达这里的希腊人认定这场浩劫与特洛伊战争有关，那么战争就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在北方的多利亚人部落入侵时，当地的希腊小国已被战争摧残得奄奄一息。多利亚人乘虚而入，毁灭了希腊诸国。但还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这些小国的崩溃可能与自然灾害有关——气候变化或一系列大地震是罪魁祸首。随后，在幸存者之间爆发了战争。不过，任何单一理由似乎都不够充分。

在这场神秘的大灾难降临前，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片繁荣。出土的文物和铭文已经成为我们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是一艘商船，它曾在特洛伊战争爆发的百年前沿土耳其海岸航行。1984 年，一名潜水员首先在海底发现了这艘沉船。在此后 10 年间，水下考古学家发掘并复原了这艘名为“乌鲁布伦”的沉船。通过对船上木柴进行分析，考古学家将这艘沉船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 1310 年左右。根据研究，这艘由黎巴嫩的香柏木和橡木制造的商船可能驶自塞浦路斯或巴勒斯坦，目的地则可能是罗德岛或赫梯帝国。在靠海岸航行的时候，这艘商船突然沉没。当时，水手们正在吃饭，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吐掉的骨头。1

不过，这艘商船运载的货物更令人称奇。船上有大量精制的铜锭，均来自塞浦路斯的铜矿，其形制很适于牲畜背负。船上还有一些锡锭，是人们用来冶炼青铜的原料，而青铜则是铸造盔甲、武器和各种工具的原料。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数袋钴矿石、绿松石、薰衣草色的玻璃、多件乐器、几罐珠子、产自迦南地区的橄榄和染料、非洲的黑色硬木、埃及的黄金首饰、象牙和河马牙、鸵鸟蛋壳和龟壳，以及产自意大利、巴勒斯坦和希腊的刀剑。除此之外，船上还有一些兵器。一般认为，这些兵器产自保加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船上的工具也不少，如斧子、钻头、钳子和锯子。食物五花八门，有松子、无花果、芫荽、杏仁和石榴。而且，人们还发现了产自波罗的海的琥珀和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的印章，还有两本用黄杨木、象牙和蜂蜡制成的刻有字迹的小册子——一种荷马曾描述过的记事本。

这仅仅是一艘沉船上的发现，这艘船体积不大，竟奇迹般地保存了 3300 年。船上运载的货物仿佛是一个结点，将意大利、巴尔干、撒哈拉以南非洲、波罗的海、亚述、迈锡尼和埃及连接在一起。它鲜活地呈现了一种失落的文化——一种富庶、成熟的世界主义文化。这艘偶然发现的商船颠覆了许多有关青铜时代的陈旧观念，让人认为文明也许是从数百年的商业竞争中诞生的，而不是军事对抗的产物。

事实并非如此。在铁器时代，一再激起变革的是战争，而非贸易。荷马史诗的听众们隐约记得的战争终将让位于一个冲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人类今天的文明。这些文明的要素包括西方的字母文字和东方的象形文字、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我们仍在运用的建筑样式，以及启发数十亿现代人的宗教观念。

民主是一个强加给希腊步兵方阵的观念，强调士兵人人平等，彼此保护，共同对抗骑马的富人。一神教出现在一个在帝国夹缝中求生存、屡遭野蛮入侵和奴役的弱小部落中，而诸侯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经历则催生了中国有关秩序和责任的观念。相对而言，那些很少受到战争或入侵威胁的文化——如埃及文化——往往凝固不变，无法给人类共同的历史留下有价值的元素。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安静祥和的地中海世界向外部世界输出原材料和奢侈品，但自己却主要依靠畜牧和捕捞为生,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孕育出索福克勒斯或伯里克利吗？战争是最糟糕的人类集体经验，烧杀劫掠、饥荒和有形无形的毁灭都由此产生。然而，战争也带来变革，有时甚至使社会变得更好。

在荷马史诗中，战争的不确定性令人纠结。希腊和特洛伊的英雄们都不同凡响，他们年轻、高贵、充满活力。回首英雄时代，荷马的许多听众相信，在特洛亚海岸登陆的希腊人都是巨人。人们将史前巨兽的骨骸当作超级英雄们的遗骨，认为英雄们的所作所为搅扰了奥林匹斯众神没完没了的下午茶。然而，荷马展现了英雄们人性的一面，他们也会怒发冲冠、牢骚满腹、大言不惭、追名逐利。在生命终结时，他们并没有前往南方那座金碧辉煌的瓦尔哈拉神殿，也没有躺入处女们的温柔乡，而是就此逝去，进入了阴森、恐怖的冥府，成为影子一般的阴魂。2

荷马史诗将激越与忧伤融为一体。只有了解荷马的听众及其身处的时代，我们才能理解荷马的教诲。当时的希腊人正处在青铜时代迈锡尼的英雄们陨落之后与古希腊城邦诞生之前的时期。我们对荷马几乎一无所知。传说他是个盲人。一些学者甚至否认他的存在，认为“荷马”只是某个匿名团体的简称或说书人传统的代称。但其他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荷马史诗结构精巧、内容连贯，肯定出自一人之手。无论他或他们（出于简化的目的，下面我将使用单数人称代词）是谁，荷马使用的是一种希腊方言——爱奥尼亚语。这种语言曾流行于今天的土耳其西海岸，也就是特洛伊城所在的地域。

根据史诗中隐含的线索，如今的历史学家判断荷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750 年左右，在他讲述的那场战争之后 500 年。然而，《伊利亚特》的部分章节似乎更古老，尤其是著名的“船录”。这份目录罗列了组成希腊军队的许多城邦和民族，描述的是青铜时代的政治格局，而不是荷马时代。荷马可能只是记录了史诗，而不是创作了史诗。因为早在大约 50 年前，希腊人就开始使用改良后的字母记录事物了。

特洛伊城是真实存在的。从 1871 年到 1873 年，上文提到的德国冒险家海因里希·施里曼首先发现了一系列古代聚居点和军事要塞，他认为这里与荷马描述的攻城战的地理与方位十分吻合。非常不幸，施里曼的考古经验不足，他挖掘得太深，也太仓促，可能毁坏了特洛伊城的大部分遗迹。特洛伊城的遗址是诸多考古发掘层中的一层（但究竟是哪一层，现在仍有争论）。由石灰岩城墙保护着的“特洛伊 VI”大约建成于公元前 1350 年，拥有数座 7 米高的高塔、一座内城和一口深井。这座遗址中的黄金珍宝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包括一顶王冠。施里曼认为，这顶王冠属于特洛伊的海伦。但事实上，它的年代更古老。特洛伊城无疑是座举足轻重的强大城市，地理位置绝佳，便于对外贸易和向过往船只索取贡物。

特洛伊或伊利昂是赫梯世界的一座城市，为其提供保护的赫梯帝国统治着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赫梯人很早就使用铁器，是驾驭战车的帝国主义者。直到最近，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赫梯帝国的历史才重见天日。对赫梯人来说，特洛伊只是帝国西部边缘地区的一个附庸国。赫梯人有自己的文字。考古学家在其都城哈图沙发现了许多石板，上面主要记录了外交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判断，当时存在一个富庶、繁密的军事和贸易网络，而特洛伊只是其中的一个结点——赫梯人称其为“威鲁沙”。

我们对围攻特洛伊的希腊人也有所了解，因为他们的城镇遗址得以保存。希腊人也有自己的文字，这种原始的文字被称为“线形文字 B”。人们通常称他们为迈锡尼人，这源于那座拥有狮子门的著名城堡——迈锡尼城。荷马告诉我们，迈锡尼城就是阿伽门农王的都城。那里是希腊早期最主要的防御据点之一。不过，最近有学者指出，忒拜城至少具有相同的地位。希腊人呢？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 500 年，他们已经侵入各个山谷和岛屿，命名了这些地方。他们都是战士，以氏族制度为基础，在希腊本土的山顶上修建了防御要塞。他们很快成了老练的水手和劫掠者，这也许加速了米诺斯文明的灭亡。

迈锡尼人将战败者掳为奴隶，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就是令古埃及人闻风丧胆的神秘的“海上民族”。他们发展了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制作的陶器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各地。赫梯人的历史文献将他们视为单一民族，抱怨他们恶贯满盈。有一次，他们曾将 7000 人从安纳托利亚掳掠到迈锡尼。3希腊人的历史文献也罗列了战利品和奴隶数量：“俘虏了 21 个尼多斯妇女及其子女：12 个女孩和 10 个男孩。另外，还有米利都和特洛伊的妇女。”4

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联盟会与特洛伊人开战吗？很有可能。特洛伊城距离很近，而且十分富庶。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战争很可能是由征收贸易税引发的，而不是因为斯巴达的美艳王后海伦被诱拐。在青铜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经常在战争中被俘虏。而斯巴达人对海伦的崇拜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因此部分故事情节可能有据可查。遗憾的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仅仅几代人的时间，一块巨大的黑幕就降临地中海世界。多座宫殿遭到遗弃。迈锡尼人杰出的黄金加工技艺逐渐失传，文字也销声匿迹。

荷马的第一批听众是贫困的流民。这群难民纷纷逃离家园，不断追忆往昔的美好岁月。他们总在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伊利亚特》只是一部更长的史诗的一部分，那部史诗至少有六个组成部分，但如今大部分已经遗失。整部史诗讲述了战争的起源和结束——以特洛伊的陷落和毁灭为结局。5荷马史诗长 1.57 万行，根本无法一次背完或听完。它很可能是为长达数天的节日准备的，或者像现代的电视连续剧，一段一段地由人诵读。

然而，整部史诗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战争可以给予，战争也能剥夺。没有特洛伊战争，就没有荷马。没有荷马，就没有我们熟悉的希腊古典文化。当这群人重现历史，诉说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故事、帕里斯和海伦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将会创造出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关注知识——请抱持谦卑的态度

他们利用一种新发明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种发明简单、灵活，塑造了西方世界。据我们所知，发明者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诞生于一个神秘的民族。这个民族并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明显的痕迹。

“关注知识：此时此地，在墓室里，你一定要谦卑！”这句简短、直白的警语出现在一座王陵的地下通道中。1925 年，在黎巴嫩的港口城市比布鲁斯，人们发现了这位国王的石棺。石棺上画着国王亚希兰端坐王位之上，一位女祭司向他献上一朵莲花。这个场景很普通，每一位国王都会遇到。国王的身边有几座狮身人面像，还有一段更长的铭文，似乎在讲述涉及一对父子的葬礼。这段非常隐晦的文字警告盗墓者：“请在祭典后擦掉酒杯上的痕迹。”这些话在当时可能是一种狠毒的威胁。另一段被翻译过来的话则比较直白——在埋葬父亲后，儿子奉劝盗墓者离开：“愿他的权杖被剥夺，愿他的王位倾覆。”

然而，使亚希兰国王的石棺卓尔不凡的并不是铭文的内容，也不是其艺术形式，而是它使用的文字。这是已知最早的腓尼基字母，出现在 3000 年前的比布鲁斯。铭文中包括 22 个简练的字母，简单，便于记忆，所有字母都是辅音字母。腓尼基字母先后衍生出了古希腊文、亚兰文和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还有拉丁语和所有欧洲语言。许多学者相信，印地语和婆罗米文都来源于亚兰文。这意味着，腓尼基人的创造几乎覆盖了除中国和远东之外的世界各个地区。“Byblos”（比布鲁斯）一词演变成“Bible”（圣经）一词绝非巧合。比布鲁斯城出口用于书写的纸莎草纸，希腊语就用“纸莎草纸”一词指代书籍。后来，这个词又衍生为“圣经”。

腓尼基人是谁？这又是一个希腊词语，意指起源于迦南地区的一个民族。他们生活在沿海地区，以贸易为生。他们大致生活在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可能是被残酷的亚述人的战争机器驱赶到这一地区的。在当时，亚述人非常活跃。沿海地带的迦南人是杰出的造船者和水手，他们将推罗港和比布鲁斯港，以及后来伟大的殖民城市迦太基变成了地中海的贸易枢纽。在古埃及语中，“比布鲁斯船”用来指称那些冒险进入深海的船舶。根据传说，在公元前 600 年，腓尼基人曾经围绕非洲海岸航行了一圈。这个传说有些荒诞，但怪异的事实使这则传说听上去有几分可信——故事的传播者声称，他们发现正午的太阳高挂于船舷的右侧。我们对腓尼基人的模样和崇拜的神祇知之甚少。他们头戴锥形的帽子，身穿简单的棉质长袍，佩有黄金首饰。男人会梳理头发，蓄着油腻腻的长须。根据浮雕和铭文的记载，与古代世界的普通妇女相比，腓尼基女性似乎更有权势，也更加自由。

最著名的腓尼基神话人物是推罗的狄多，即人们熟知的埃莉萨。公元前 813 年，她利用智慧骗过了北非的土著人，创建了迦太基城。当地的土著人原本应允她一块只有牛皮大小的土地。但是，狄多将整块牛皮切割成一根根细绳，圈出一大片土地，在那里定居下来 。狄多还爱上了埃涅阿斯，他是从特洛伊逃难来到迦太基的，准备前往意大利。当埃涅阿斯执意离开的时候，狄多自焚了。不过，这只是罗马人的说法。牛皮的故事说明，在青铜时代，人们认为腓尼基人是狡猾的骗子，这是所有时代商人难逃的命运。后来，腓尼基人还曾为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效力，提供作战船只。腓尼基人是精明的中介人，掌握了记录商贸情况的便捷方法。

他们的字母是象形文字的简化版，本来是以图形表意，后来则转变为发音字母，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读音。腓尼基字母的名称“gimel”“dalet”和“sin”原本来自三种意象，分别指代“骆驼”“门”和“牙齿”。它们的发音我们今天听来还有些熟悉。腓尼基文字的头四个字母分别读为“aleph”“beth”“gimel”和“deleth”。在我们看来，这些字母有点奇怪，它们与希腊字母或希伯来字母更相像。一旦符号和唇舌发音形成固定搭配，人们就可以用这些字母模仿我们说话的语言。这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是巨大的飞跃。

一旦知道这些字母的发音，你就能读出文字。无须辨识数千个微小的图形，你就能读懂它们的含义。这样记录信息的速度就会很快，因为字母很简单。而且，文字还能刻在蜡版上，就像在那艘沉船上发现的蜡版一样——上面肯定记载了商业信息。记录信息的商人非常繁忙，不能浪费时间。当然，虽然字母的拼写相同，但发音会有差异，德语和葡萄牙语的差异就是例证。因此，腓尼基人的经验可以在地中海世界广为传播，很快被各民族接受。我们确信，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也就是荷马讲述故事的前夕，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并进行了完善——在其中加入了元音。

希伯来文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这种文字。所以，荷马史诗和《圣经》的作者都要向那个不为人知的民族致敬。在世界历史中，平淡无奇的目的会推动伟大的发明，字母文字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多种语言混杂的市场中，商人们使用的符号超越了原初的目的，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美国的军事通信系统也以类似的方式发展成为互联网，但其重要性却逊色得多。令人遗憾的是，腓尼基人没有留下有意义的著述——只有一些无聊的宗教诗歌和各种清单，以及死去国王们留下的禁令。

希伯来人的思想

如果不是创造了一种伟大的一神论观念，希伯来人只是徘徊在世界历史边缘的一个小民族，其来源也晦暗不清。希伯来人信奉唯一的全知全能的神，祂能与每位信徒建立联系。这种信仰源于写本，借助文字的力量广泛传播。它跃出发源地，像一连串思想风暴席卷世界各地，直至世人习以为常。一神论对世界的变革远超皇帝、技术或科学发现。

希伯来人信仰全知全能的神，祂不在某个特定的寺庙中居住，不在某条潺潺流动的溪水中，也不在某座雾霭笼罩的山顶上。祂倾听信徒们的呼求，回应人类内心深处的需求。不过，当这种观念形成时，人们都感到很怪异。英国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认为这是一种转型，即从根植于现世的宗教转变为超越现世的宗教。人们不再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中寻找意义：“多神教的诸神吵嚷、喧嚣，根本无法超越宇宙。他们受制于自然，而没有创造自然。”相比之下，犹太人的神从外部世界赋予人类生命的意义，给人类降下新的政治盟约。“人们相互盟誓，服从共同利益，形成‘我们人民的’政治。”6这种新的理解方式将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遗憾的是，它也能用一种新的暴行使人群产生分裂。

历史学家对希伯来人如何形成一神崇拜存在激烈争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最初来自何方。根据希伯来人的传说，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的人是最早的先知。他有可能真实存在过，降生于乌尔城。乌尔城沿河而建，以砖铺路，是一座日渐衰落的帝国城市，人们信奉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是犹太教的前身。传说犹太人被困在埃及长达 400 年之久。后来，在一位有着埃及名字“摩西”的人的带领下，犹太人打破枷锁，赢得自由，通过艰苦跋涉到达“应许之地”。他们赶走了当地的民族，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埃及的历史文献并没有相关记载，考古学研究也没有发现相关证据。《旧约》中的故事大约是在事件发生 700 年后才被记录下来的。

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确有一个名为“以色列”的民族居住在今天以色列国的山区。这是因为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遗留下一块自我夸耀的碑铭，上面列举了他曾击败的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各个民族。这块铭文写道：“以色列沦为废墟：其种不存！”7（这可能是指埃及人毁掉了农民的庄稼，而不是消灭了全部男人。）考古学家发现，这些人的文化与迦南人的文化非常相似，迦南人居住在离此不远的沿海地区。他们拥有相似的器皿、房屋和文字。更关键的是，他们似乎崇拜相似的神祇。生活在北部地区的希伯来人将他们的神称为埃尔，即迦南人的主神，而不是耶和华。希伯来人有 12 个支派生活在这一地区，其中一些支派可能到达此地要晚一些。他们可能曾是沙漠民族，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后来不断向肥沃地区迁移。“希伯来”一词的含义是“对岸的人”，即幼发拉底河对岸的人。因此，这些“迁徙者”或“流浪者”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邻近民族区分开来。

起初，希伯来人的神并不只有一个。埃尔神是一位父神，在神族中相当于宙斯的地位。他的妻子名叫阿瑟拉，儿子是风暴之神和丰饶之神巴力，女儿是阿娜特。人们尤其崇拜巴力，对其敬拜了很长时间。慢慢地，以色列各支派将自己与邻近民族区分开来。耶和华取代了埃尔。希腊风格的“神祇”可以在地上行走，发表自己的意见，介入人类的事务。正如我们在荷马史诗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喧闹的神祇就像足球场上的观众。后来，这种有关神祇的观念逐渐消退，人们逐渐将神视为一种更超验、更隐晦、更可畏的存在。这一转变过程历经数百年之久。学者们通过研究犹太人著作中最古老的部分——今天基督徒所谓的《旧约》——逐渐揭示了这一过程。

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所处的沿海带状地区自古就是历经战火蹂躏之地。很不幸，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发现自己身处两个伟大的河流民族之间，即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之间（包括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亚述人）。我们已经见识了贸易如何推动腓尼基人发明字母文字。正如之前内容所示，本部分的主题是验证战争也能推动发明创造，而以色列人就是这方面的绝佳例证。冲突迫使他们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神教。

大约 3000 年前，以色列人建立了王国，其王室包括几个著名的人物，如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他们击退了另一个先进的沿海民族——非利士人。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王国是独立的古以色列国的顶峰。在那里，由士师和先知组成的精英阶层发展出一种新的有关宗教和伦理的思维方式。以赛亚和耶利米等先知都曾说过，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永恒律法之下，才有公义和平等存在。这些律法比由国王或皇帝颁布的法律重要得多。

然而，在公元前 8 世纪，这个王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以撒玛利亚为都城，而南方的犹大王国则以耶路撒冷为都城。当时，战争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驱逐战败的社会精英。战败的国王、教师和工匠没有遭到屠杀，而是被掳掠至战胜国的都城，从事各种强制性劳动。这会使战败国群龙无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去文明化的方法。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国遭此厄运，居住在王国内的 10 个支派被消灭，大约 2.5 万人遭到放逐。征服以色列王国的亚述帝国——它的国都是宏伟的尼尼微城——拥有多位战功赫赫的国王。他们兼用言语恫吓和酷烈手段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变为自己的属地。在当时，装备精良的亚述军队是一支最专业的军事力量。与他们作对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包括斩首、剥皮、穿刺或流放。我们之所以了解亚述人的种种残忍行径，是因为他们喜欢在泥板铭文中自吹自擂。这些制作精美的物件完全是恐怖的战争宣传，目的是威慑到访尼尼微城的人们。

以色列王国陷落 20 年后，亚述军队再次兵临城下，犹大王国起兵反抗。拉吉城毁于一旦，但耶路撒冷却幸免于难。因为这座城市向征服者大肆行贿，或者是由于亚述军队在攻城期间突然爆发了疫病。后来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的一角发现了一卷由耶和华向摩西颁赐的律法书。根据文献记载，在国王约西亚统治时期，祭司们要向民众宣讲犹太人的全部历史，宗教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改革措施愈发激进。8人们摧毁了古迦南人的偶像——巴力神和阿施塔特神。男妓被逐出圣殿。但犹大王国仍然很弱小，是个软柿子，被相互竞争的帝国捏在手心里。在新帝国到来之前不久，约西亚就被埃及人击败了。

新来的征服者是可怕的巴比伦人，他们的国王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人的攻势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犹大王国的国王及其一万名子民被俘。然而，犹大王国并未彻底毁灭。他们随后发动了一次大起义，领导者之一是先知耶利米。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大军再次来犯，耶路撒冷遭受猛烈围攻。长达数月的围攻战使城中爆发了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惨遭蹂躏，城市几近毁灭。又有 2 万人被俘，但这次的目的地不是尼尼微，而是巴比伦。耶和华的圣殿几乎被夷为平地。9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开始了。在此期间，被俘的人们俯伏在河边痛哭，怀念家乡的锡安山。

对耶路撒冷人来说，他们的城市只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小城，而巴比伦则是一个庞然大物。巴比伦是最重要的世界中心之一，是中东各民族的大熔炉。在巨大的城门之下，在金字塔墓的近旁，在各座神庙和空中花园之间，各民族混居杂处，相互往来。蓝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公牛、狮子和神龙的雕像矗立在街道旁。城中还有很多宽阔的道路，人们可以在这里列队游行。如果明智的话，这些被俘之人应尽快适应当地生活，并融入其中。但犹太人却拒绝这样做。他们的士师和祭司遍查经书，认定耶和华并没有随圣殿一起灭亡。相反，祂像一片巨大的树荫，始终跟随祂的子民，在囚禁之地与他们共存。然而，神只与谨守律法的人同在。最初，这些律法只与祭司有关。他们必须使自己有别于外邦人。

割礼、禁食猪肉、日常祷告及对圣典的进一步润色都增强了被俘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虽然身处熔炉之中，但他们未被融化。当然，犹太人也受到了巴比伦的影响。《圣经》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两河流域。例如，大洪水的故事就参考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著名神话；又如，变乱人类语言的巴别塔故事也源于当地的传说。同时，耶路撒冷的可怕遭遇使犹太人的宗教蒙上了一层阴影，诸如上帝之怒和末日审判这样的观念愈发强烈。

所有这些对于世界宗教史来说都很重要。在战争和流放的影响下，希伯来人逐渐形成了一套上帝观念。这套观念以文本为基础，但并非一成不变。在此基础上，所有信徒都被一视同仁（但他们要使自己区别于那些不认信的人）。这个宗教包含了一部经典、平等的观念和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并自称具有普世性。在此之前，也曾出现过一神论信仰和成熟的宗教体系，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但远未达到过如此的高度。后世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沿用了这种模式。对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来说，耶和华仍掌管着空空如也的圣殿和圣所，祂必将重返那里，接受信徒的膜拜。然而，与其他神祇不同，耶和华不是某一处神庙或某一片土地上的神祇。祂不需要通过某一处圣地与信徒进行沟通。

现代一神教产生了。巴比伦之囚为时不久。仅仅 45 年（相较而言，犹太人传说曾在埃及流亡了 400 年之久）之后，波斯大王居鲁士就击败了巴比伦人。他将希伯来人释放，后者携新事物返回了家乡。

身着跨文化服饰的居鲁士

犹太人得以返回犹太国——并因此发展了本民族的信仰，且后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由此生发——仅仅归功于一个人。他是唯一被授予“弥赛亚”尊称的非犹太人。在今天的伊朗，曾经辉煌一时的都城帕萨尔加德已成陈迹，遍布尘土的遗迹上只矗立着一根石柱。人们相信，石柱上的雕像刻画的就是他的形象。这个蓄须的男人穿着飘逸的外袍，头戴奇特的王冠，身后长有四个翅膀。石柱上的铭文内容很简单：“我，居鲁士大王，是阿契美尼德人。”

显然，居鲁士的服饰是跨文化风格的。他的外袍是居住在伊朗西部高原的埃兰人的风格；王冠是埃及人的风格，但绳结却是亚述人和腓尼基人的风格；而四个翅膀则是波斯人的风格。10他想传递什么信息？居鲁士留下了另一段字数更多的铭文，这段铭文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铭文被记录在一个鼓状石柱上，人们称其为“居鲁士圆柱”。这根圆柱被发现于巴比伦，现存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制作圆柱的年代是在居鲁士攻陷巴比伦（但他坚称是和平占领）及释放犹太人之后。与之前提到的那个有翼浮雕一样，制作这个圆柱的目的也是为了宣传。居鲁士二世希望以此影响后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铭文以“凝望我”开篇，这是一种常见的格式。随后，铭文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述说：“我，居鲁士，是寰宇之王、伟大的君王、强大的君王、巴比伦人的君王、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君王……世界四极之主……”

这是一种标准的程式。但居鲁士想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拥护犹太人上帝的大王对巴比伦人的马杜克神也青眼有加——“我每天都敬拜他”。除了释放奴隶和重建家园，居鲁士还重建了各种圣殿，不仅供奉马杜克神，也供奉新帝国周边各种低等神祇，“在底格里斯河的对岸，他们的圣殿早已成为废墟，他们的神祇暂居我们的土地。我将归还他们土地，让他们的神祇永居圣所”。

居鲁士及其后嗣对希腊人非常着迷，而希腊人则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波斯人对外来影响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有人认为，波斯人最初是游牧民族，他们往往通过借鉴和吸收定居民族的建筑、服饰、战术和神祇来推动自身文明的进步。但历史也有很多反例：野蛮的侵略者只是烧杀抢掠，然后转身离去。希腊人曾试图理解铁器时代的这个历史迷思：一个鲜为人知的部落何以会突然在亚洲崛起，并建立、维系了如此伟大的一个帝国。然而，与犹太人不同，希腊人误解了居鲁士。

居鲁士很清楚，他的波斯同胞只是少数群体，但他们却征服了许多古老且盛极一时的文明。居鲁士采用了新的统治方式。在其执政时期，只要不谋反，人们可以自由地信奉宗教、延续风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的帝国。但这个帝国并没有因此化剑为犁，也没有因此善待敌人。居鲁士二世几乎一生都在与人交战，尽管他修建了一座瑰丽的都城。这座都城拥有许多精心营造的花园，人们称之为“paradeiza”（后来这个词演化成“paradise”——天堂）。大多数历史文献记载，居鲁士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中最动人的记载是，当时他正与一个由名叫托米丽斯的女人领导的凶悍部落作战，这个部落就生活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他骗敌人喝下了一种不常见的烈酒，因而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托米丽斯随即展开报复，率领军队发动了第二轮攻击，这是古代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结果，居鲁士身首异处。他的尸体被运回都城帕萨尔加德，其简朴的石灰岩陵墓至今仍矗立在那里。

这个故事源自“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后世心怀嫉妒的对手称其为“谎言之父”。他可能拜访过巴比伦城，为其终身之作搜集资料。这部著作记录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史。希罗多德的故事扣人心弦，他倾力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广泛游历了古代世界。他有着新闻记者般的热情，善于对故事情节抽丝剥茧，从不干巴巴地记录史实。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神祇们如影随形。人们坚信神谕和睚眦必报的诸神，迷信程度远胜我们。也许，他并没有告知我们历史的真相，也不注重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但是，希罗多德记录下了街头巷尾普通人的所思所想。

希罗多德说，居鲁士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孙子，这可能是真的。他还说，居鲁士的祖父阿斯提阿格斯曾梦到女儿“撒了大量的尿，这尿不仅涨满了全城，而且淹没了整个亚细亚”。11人们认为，梦中女儿的行为很不得体，被视为不祥之兆。因此，阿斯提阿格斯将其嫁给一个温顺、敦厚的人，名叫冈比西斯。在女儿怀孕后，年迈的阿斯提阿格斯又做了一个梦。这次他梦见女儿的子宫里生出了葡萄枝蔓，遮住了整个亚洲。当时，弗洛伊德博士还尚未降生，但麻葛（古波斯祭祀阶层的称号）将其解释为阿斯提阿格斯的孙子将篡夺王位。所以，老国王下令夺走并处死男婴。

大臣不忍下手，将任务交给了一对穷困的牧羊人夫妇。他们带走了男孩，视如己出，将其抚育成人。长到 10 岁的时候，这个男孩（即居鲁士）和其他孩子玩一种名为“国王”的游戏。他举手投足都显露出高贵的气质，因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当年没有杀死居鲁士的大臣受到惩罚，他的儿子被烹煮成菜肴端到自己的面前。在麻葛的建议下，阿斯提阿格斯饶恕了居鲁士。后来，居鲁士率领波斯士兵背叛了国王。阿斯提阿格斯认为麻葛应为糟糕的局面负责，将其处死。尽管如此，老国王最终还是被推翻了。

居鲁士善待了残暴的外祖父，允许他继续在王宫里居住。虽然夹杂了淫秽的传闻和传统的神话故事，但希罗多德的叙述揭示出居鲁士的真实一面。这位历史学家在市井乡间搜集了很多见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居鲁士的看法。居鲁士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既残忍，又宽容。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军人—统治者”家族，其血缘和权威都存在疑问。作为军人，居鲁士将各民族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并从亚洲引进了新战术。这为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

其中最著名的一场胜利是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吕底亚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对希腊人来说，吕底亚人并不陌生。希罗多德说他们发明了金币和银币。这个观点很可信，因为吕底亚的河流中富含矿藏。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年代久远的铸币厂遗迹，人们在那里冶炼金属、铸造钱币。如今，那条富含矿藏的河流仍在附近流淌。吕底亚铸造的钱币以重量和成色著称。因此，这种铸币的使用范围远超吕底亚这个小国。吕底亚人还创造了一套货币系统，居鲁士将其引入了波斯帝国。战争使吕底亚铸币在亚洲广泛传播。

希罗多德还曾提到梭伦。在古典时代，梭伦为雅典人建立了第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据希罗多德所说，梭伦曾到访吕底亚，告诫克洛伊索斯国王：在死去之前，人们无法判断幸福与否，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克洛伊索斯被架到柴堆上等待火刑的时候，他将梭伦的话告诉了波斯大王。居鲁士联想到自己，忽然心生慈悲，饶恕了克洛伊索斯，使其成为自己的谋士。居鲁士曾问这个战败的吕底亚人，他是否真的好战。克洛伊索斯的回答是希罗多德搜集的言论中最经典的桥段：“没有人蠢到好战甚于和平——在平时，是儿子埋葬父亲；在战时，则是父亲埋葬儿子。”

和其他希腊作者一样，希罗多德对波斯文化的兴趣也是迫于现实需要。居鲁士及其后世君主能否化解治道难题？他们缔造了一个帝国，快速、笔直的大道将各地连接在一起，地方官员或总督各司其职。由于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波斯人无须使用强力来维持统治。看上去，他们对其他民族的观念保持很开放的态度。波斯军队规模庞大，由多民族组成。其主要城市令人印象深刻。

希罗多德注意到，在街上相遇时，波斯人会相互亲吻，而不是交谈。人们不会因为冒犯国王而被处死，希罗多德非常欣赏这一习俗。波斯人厌恶谎言和债务，从不向河水中“排尿或者吐唾沫”，以免污染河流。他们甚至不用饮用水洗手。他们的决策方式也很有趣：

此外，他们通常都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谈论最重大的事件。而在第二天当他们酒醒的时候，他们聚议所在的那家的主人便把前夜所做的决定在他们面前提出来；如果这个决定仍得到同意，他们就采用这个决定；如果不同意，就把这个决定放到一旁。但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谈的事情，却总是在酒酣时才重新加以考虑。

这套程序也得以延续：在西敏寺，英国人就用这种方式践行民主。显然，波斯人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民族，值得学习，也使人畏惧。

希腊奇迹

在我们上次离开的希腊世界，社会支离破碎，人们逃离家园。生活在第一代文明废墟中的人们正聆听荷马讲述英雄时代的故事。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550 年之间，希腊逐渐复苏，其基础是一种独特的共同体——“波利斯”（poleis，单数形式是 polis，我们一般译为“城邦”）。这些城邦大小不一。雅典是一座从青铜时代幸存下来的城邦，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它对周边地区的霸权失而复得，最终成为诸城邦中最大的一个。大多数城邦的布局都很相似，包含一个易守难攻的高地或卫城，城镇环绕其外，村落和农地又在城镇之外。农村地区的希腊人仍居住在部族或氏族中。

最早的城镇几乎没有防御设施。后来出现的石墙和城门不是为了抵御波斯人，而是为了抵御希腊人彼此的侵袭。90% 的希腊人是农民，他们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努力应对森林消失造成的影响。他们用木柴和木炭作燃料，用木材修屋造船。从很早开始，他们就登上希腊列岛上的山丘，砍伐并不茂盛的森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从黑海和亚洲进口木材。古希腊人几乎不吃肉，饲养山羊和绵羊的主要目的是制衣和挤奶。他们非常依赖大麦、小麦、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如果像埃及人那样爱喝啤酒，就会让人觉得奇怪。地中海世界的饮食习惯在很久之前就定型了。

希腊的地理环境对其文明发展至关重要。许多陡峭的山峰延伸入海，将一座座城邦割裂开来。各城邦都是独立的，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治理自己的事务。与安纳托利亚的第一批城镇相似，这些早期城邦并非人人平等。大多数城邦都是由半部族化的群体发展而来，武士贵族居于领袖地位，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甚至在更多希腊人涌入城市、政府转变为共和制之后，这一点也变化不大。迟至雅典的黄金时代，尖锐的阶级冲突一直都是城邦发展的动力。富有的贵族受到民众的嫉恨。

然而，在将这个复杂的故事简化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随着城市生活愈加重要，贵族逐渐失去了政治基础。首先，他们输给了“僭主”。这个亚洲词语的本来含义是“篡夺者”——彻底掌控城邦权力的人。随后，他们又失去了与普通民众组成的决策群体讨价还价的基础，因为人们开始在家族会议或部落会议上做出决策。在公元前 7 世纪至前 6 世纪，希腊人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信仰系统。他们崇拜的对象既包括奥林波斯山上的提坦神族——这个神族可能是由第一批雅利安入侵者带到希腊的，又包括了地方教派的各种神祇。他们讲同一种语言，但各种方言使相互沟通存在障碍。在文化上，希腊人之间也存在差异。亚洲沿海地区的希腊人比较富有，而且比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希腊人更温和。

通过作战方式，他们取得了早期最重要的发展。公元前 7 世纪，希腊人掌握了一种步兵作战技巧，即将士兵组成紧密的方阵。每人一只手持盾，保护左侧的战友；另一只手持矛，近战时则换成刀或剑。这一战术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它需要士兵接受基本的训练，并且相互信任，城邦由此形成了互信的美德。第二，它要求士兵担负基本的装备，包括一顶青铜头盔、一双护腿甲、一面盾和一支矛。这使普通的农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入伍从军。传统上，少数贵族骑兵处于主宰地位，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保护自己的土地。但如今，共同作战的普通民众取而代之。这一变化的政治意义不言自明：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如果没有步兵战术的发展，就“没有人敢消灭城邦的主要军事力量——贵族”。12

希腊人为何发明步兵战术？山势险峻、河谷狭窄的地形既不适合骑兵作战，也不适合亚洲人青睐的车战。在阿提卡半岛作战，士兵们通常会人仰马翻或摔掉所有战车的轮子。这里不是帝王建功立业之地，有点像瑞士或阿富汗。后来，民众力量的壮大同样在海上出现，因为希腊城邦的海军需要训练有素、经验丰富、配合默契的桨手。那些无力负担军事装备而无法成为重装步兵的人被招募进海军。共同的指挥体系和相似的地理环境催生了共同情感，而同仇敌忾又强化了这种情感。总之，战争催生了团结。

在宗教观念、语言和荷马史诗之外，希腊人还普遍热衷竞技运动，喜欢赤身裸体在运动场上一决高下。在早期，全希腊规模的体育竞赛和音乐竞赛将希腊人凝聚在一起。由于各个城邦历法不同，每年的起始时间就存在差异。因此，体育竞赛就成为人们推算日期和时间跨度的重要方式。从公元前 776 年开始，每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的名字都会成为人们计年的代称，就像我们如今所说的耶稣纪元“2012 年”或“1945 年”。在运动场上，男人们会在赤裸的身体上涂满油，这催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性倾慕的文化，即男孩与男人之间的爱慕之情。

这些内容都是早期希腊文化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未使各城邦在政治治理和权力问题上趋于一元化。政治竞争使希腊人变成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极端的政治体制就是斯巴达人的政治体制。对于其他城邦而言，斯巴达始终是个威胁。尽管阿哥斯的斐东早在大约公元前 670 年就将方阵战术引入了斯巴达，但在被阿哥斯人击败前，斯巴达人并没有痴迷这种战术。斯巴达人是好战的民族，他们征服了大批农民和希洛人（即“农奴”），使他们处于半奴役的状态。还有一些村庄也附属于斯巴达人，村民们为他们生产粮食，这使斯巴达人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嗜好——战争。

斯巴达人缔造了一个天生排斥优雅文化的国家，与其他城邦截然不同。人们往往视其为日本武士道和法西斯主义的先声。斯巴达人会遗弃身体柔弱的婴儿。7 岁的时候，男孩和女孩会被分开养育。男孩们在军营接受训练，稍后会被委派去偷取和猎取食物。同样，女孩们也要赤身裸体地接受奔跑和搏斗训练。成年后，这些女孩会成为斯巴达公民兄弟几个人共同的妻子。在战争中，战败或落单的斯巴达人通常会自我了断。斯巴达人有两位国王和一个由 60 岁以上男性公民组成的长老会。长老会有权将议案提交给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

这种“均势”政体既杜绝了僭主的出现，又使战士获得了平等的发言权。斯巴达人规避了很多现代化的事物，如货币和为村庄修筑围墙。他们完全依赖组织严密的半职业化军队，一个军事力量主宰下的城邦由此诞生。这个政权常使其他希腊城邦忧心不已，但后者也会借助斯巴达人的力量推翻僭主或抵御敌人。

率领希腊城邦联盟击败波斯人使斯巴达的声望达到顶峰。当公元前 546 年居鲁士击败了克洛伊索斯后，是斯巴达人发出了要求波斯人退兵的消息。47 年后，斯巴达人又联合西部希腊人在爱奥尼亚发动了反抗波斯人的战争。在随后的 25 年里，斯巴达人始终维系着这场史诗般的斗争。然而，其他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常常嘲笑斯巴达人粗鄙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是披头散发的杀人狂，不讲卫生，缺乏教养。

斯巴达的死敌雅典也是一座奴隶制城邦，但其投票权等政治权利已扩展至全体男性公民。公元前 510 年，在斯巴达人的帮助下，雅典人推翻了最初的僭主。两年后，雅典的统治者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套激进的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其基础是以地方行政区或村落为单位的选举及规模更大的“德莫”。“德莫”是古希腊的一种行政区划单位，规模与城镇相仿。如今，“德莫”取代家族成为人们主要的归属标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克里斯提尼本人是一位雅典僭主的孙子。他认为，家族之间的敌对和权力斗争将不可避免导致政权崩溃和僭主的出现。只有终结对家族或“血缘”的迷信，人们才能重建政治秩序。

至关重要的是，克里斯提尼的方案造就了唯一的公民大会，所有年满 30 岁的男性公民都能参与重大决策。在雅典，符合要求的公民人数太多——大约有 2.5 万人，导致方案的实施存在困难。于是，人们又选举产生了一个由 500 人组成的议事会，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公民大会还会召开。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会有 6000 名雅典人涌入城市听政、投票。这就是实际运行中的“民主”制度，人们对古代雅典人的民主可谓耳熟能详。由于这套制度相对平和中正，所以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对政治制度构成威胁的人不会被处决，而会被“放逐”——公民大会的成员会用碎陶片投票，决定一个人的去留。很多被放逐的雅典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被允许返回雅典。

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民主在雅典断断续续地存在了将近 200 年。但是，在古代世界，民主制度从未普及。民主制度的实施是以一个有教养的公民群体为前提的，其中要有 10% 的人具备阅读能力。他们要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并理解复杂的论证过程。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政治发展称之为“公民社会”，它与投票的结果同样重要。

雅典的“民主”并不涵盖女性、年轻男性或奴隶。雅典人创造了绚丽的建筑和雕塑，其戏剧、音乐和哲学成就灿烂辉煌，但他们对奴隶的依赖程度丝毫不亚于不苟言笑的斯巴达人。雅典人并不生产粮食，他们通过开采银矿来购买谷物。因此，雅典引入了大批奴隶来开采银矿。有数据显示，雅典曾一次就引入了 15 万奴隶。13在农业劳动中，雅典人也非常依赖奴隶。历史学家色诺芬曾提到，在斯巴达人入侵期间，有大约 2 万名奴隶从农田中逃跑。此外，奴隶还会充当工匠，修建大型公共建筑。据估算，每名自由的雅典男公民大约拥有两名奴隶。如果没有这些战场上掳来的奴隶，希腊的农民就不会有闲暇去学习演说和参加投票，成为活跃的公民。同样，希腊的贵族也就无福享用财富，无暇研究哲学。这再一次印证，是战争支撑了“希腊奇迹”，其作用远超许多钦佩希腊文化的人承认的程度。

抵抗波斯军队的战争同时在陆地和海洋爆发。这场战争始于公元前 499 年爱奥尼亚人的反抗。在亚洲的希腊人发动了起义，但最终还是败于波斯人之手。在化解了内部叛乱后，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决定惩罚雅典人，因为后者曾支持叛乱者。最初的战局对波斯人非常有利，他们横扫许多希腊小邦，摧毁了反叛的埃雷特里亚。随后，波斯人进入阿提卡半岛，准备对雅典发动攻势。公元前 490 年，雅典人在马拉松出乎意料地赢得一场大胜。本来，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甚至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波斯军队的规模是雅典的 2~10 倍。而且，波斯军队还配备了骑兵和弓箭手，这些都是雅典人缺乏的。但这支由雅典公民组成的军队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他们向波斯军队发起猛攻，佯攻中路，强攻两翼，将其压缩在中路，随后大量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

心怀偏私的希罗多德这样描述希腊人：

和波斯人厮杀成一团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难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美地亚的衣服［和波斯人的装束类似］和穿着这种衣服的人的，而在当时之前，希腊人一听到美地亚人的名字就给吓住了。

波斯人退到战船上，准备对雅典发动又一轮攻势。但是，雅典军队再次战而胜之。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一个身披盔甲的士兵跑回了雅典。人们相信，现代 26 英里的马拉松长跑由此诞生。根据另一则传说，雅典的传令兵菲迪皮德斯跑了 26 英里返回雅典，告诉人们胜利的消息，以坚定人们抵抗的决心。在传递完消息后，这个士兵就死去了。很遗憾，我们无法通过历史文献来印证这个传说。

在大流士死后的 10 年里，希腊人和波斯人一直相安无事。但在第 10 个年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希望彻底解决希腊人。在那时，由雅典和斯巴达领导的联盟吸纳了 70 多个希腊城邦加入，但更多的城邦选择观望或站在了波斯人一边。据希罗多德估算，波斯军队的规模达到了 520 万人，这个数字荒谬绝伦。不过，波斯军队的规模的确庞大。借助索桥和驳船（其中还有专门运输马匹的驳船），波斯人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即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希罗多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温泉关战役——这场发生在狭窄孔道上的著名战役。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 300 名勇士抵挡波斯军队长达数日之久。这些勇士都是列奥尼达斯亲自挑选的，他们“正值壮年，已为人父”。最终，由于被人出卖，300 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薛西斯的军队涌向了阿提卡半岛。在被迫撤离的情况下，雅典人将整座城市付之一炬。最终，在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希腊联合舰队击败波斯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后的两场重要战役中——陆地上的“普拉提亚战役”和海洋上的“米卡雷战役”，希腊人也全部获胜，终结了波斯人的入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战役的胜利对西方文明至关重要，因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端赖古希腊的思想、艺术和政治。倘若战败，波斯人的专制独裁将把西方文明扼杀于无形。像其他历史性的军事转折点一样，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被夸大了，但希腊人的胜利确实是“战争拯救文明”的典型例子。日后，不少军人都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如“博罗季诺战役”前的俄国军队和 1940 年的英国军队等。

希腊人的胜利将雅典带入了黄金年代，而与众不同的斯巴达则失去了希腊的领导权，尽管斯巴达人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证明他们配得上希腊人领袖的称号。在公元前 450 年之后的 80 年时间里，雅典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产生了第一批历史著作（包括希罗多德的著作）。在雕刻家菲狄亚斯的领导下，雅典人重建了帕台农神殿。源出于圣歌表演的雅典戏剧艺术也蓬勃发展。在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之外，喧闹、粗鄙的喜剧传统也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喜剧作品持续批判和嘲讽了雅典人的生活，但大部分作品都已失传。

由于雅典富人竞相赞助各种文艺演出（与后世的罗马皇帝竞相赞助大型竞技比赛如出一辙），戏剧表演变得日益华丽和昂贵。最初，舞台上全部由人声合唱伴奏，主演都佩戴奇异的面具，有韵律地吟诵台词。每逢节日，城中都会举行盛大的户外庆典活动，能吸引数万名观众。人们在街边享受各种美食佳酿，交流各种奇闻逸事。透过台词理解戏剧的大意有点像通过韩德尔和威尔第的歌词理解歌剧的内容。美术馆中矗立着雅典英雄和诸神的雕像，它们都是精心雕刻的艺术珍品。但是，这些冰冷的白色石头并不能反映生动鲜活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正来源。当然，希腊还有一些卓尔不群的哲学家，他们经常争论诸如现实的本质、如何构建良善生活及如何组织人类社会这样的命题。

这样的财富和信心都源于伟大的战争——面对当时的亚洲超级大国，希腊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批判和嘲笑来自于民主的赢家，他们也的确有嘲笑的资本。他们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理解 158 个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希罗多德希望发现亚洲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修昔底德尝试探索内战的起因，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试图搞清良善社会的本质——所有这些好奇心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并不简单，它们都是战争的硕果。

土著居民与雅利安人

据希罗多德所言，由薛西斯率领的攻打斯巴达的波斯大军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棉衣，手持铁头藤弓，驾乘由马或野驴牵引的战车。这群人来自印度。欧亚大陆这块巨大的三角形突出地带的早期历史极为生动有趣，至今仍是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正如前文所说，人们现在认为，源自非洲的移民活动改变了整个世界。人类到达印度的时间要早于人类到达地中海、欧洲或中国的时间。在印度的南部地区，居住在森林中的土著居民更像澳大利亚和东亚海岛上的土著居民，他们都属于第一批向南迁徙的人类。而印度北方的雅利安人则要很久之后才到来。

19 世纪，在印度探险的英国学者揭开了印度早期历史的面纱。人们推测，伟大的印度文明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在本土孕育成长的。在印度西北部，也就是在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洋之间，有一条通道。一波又一波移民和征服者——从亚洲的游牧部落到希腊人、波斯人和蒙古人——都从这里涌入印度。每一波移民和征服者都使这片次大陆变换容颜。英国人（也包括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从海上进入印度。然而，印度最早的人类文明——印度河流域的神秘城市中心或摩亨佐·达罗——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在 1947 年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亚伊帕尔·辛格就宣称自己是部落民族（或森林民族）的发言人，要为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发声。他把其他印度人都视为后来者：“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土著居民不断被外来民族剥削的历史。”14

这个土生土长的文明有着怎样的面貌？这座由泥砖构建的城市坐落在印度河平原，拥有良好的给排水设施和有趣的手工艺制品，其文字至今尚未破译。人们在城市遗址中发现了很多人像。其中一尊小型人像动作好像是在做瑜伽，而另一尊人像则可能是印度教湿婆神的早期形象。这里出土了许多雕刻精美的印章，刻画着公牛、大象和老虎的形象。对印度的宗教艺术而言，这些形象至关重要。还有一尊非常性感的裸身舞女像，佩戴着手镯，姿态充满挑逗性，让人不禁联想到后世印度教神庙里的色情雕塑。不过，她长了一副土著居民的模样。因此，在北方的入侵者进入印度很久之前，来自“非洲之角”的第一批人类移民就已经在印度定居，创造出印度宗教和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似乎别无解释。

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统帅下的印度人曾与希腊人相互搏杀。但是，从种族角度而言，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有着亲缘关系。在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4 世纪，由于各个帝国已经接壤，印度人已经获知希腊人的消息，他们称后者为“约那人”。这个词语源于波斯语中的“爱奥尼亚人”。与波斯人一样，这些北印度人的语言与希腊语、拉丁语及今日主要的欧洲语言有共同的渊源。这个观点最先是由一位杰出的英国人在 1785 年提出的。这位热爱印度的英国人就是威廉·琼斯爵士，他曾被委派担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15

琼斯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是最早学习梵文这种印度学术语言的欧洲人之一。根据在关键词语和语法结构中发现的线索，琼斯发现梵文属于所谓的“印欧语系”。这种语言源于雅利安人的语言，而雅利安人又是后世诸多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靠牧养牛羊为生。他们可能发源于里海地区或乌克兰，随后一波又一波地向外迁徙。“雅利安”一词暗含了某种种族优越性。在欧洲惨遭纳粹蹂躏之后，这个词会使许多人感到刺耳。不过，它只是个有用的标签而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印度人、地中海民族和欧洲人都是“里海人”或“乌克兰人”（尽管我们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词）。

我们可以通过词汇和石碑追溯古代民族的渊源。一般认为，雅利安人一路向西迁移，进入了今天的土耳其、希腊和巴尔干地区，也到达了今天的伊朗和印度。在特洛伊战争爆发的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来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又经过几百年的迁徙，他们到达了肥沃的恒河平原。多利安人也是雅利安移民大军中的一支，他们征服并同化了迈锡尼的希腊人。这样看来，在马拉松战役中，相距遥远的兄弟民族在战场上相遇了，尽管他们已认不出彼此。

印度雅利安人的古老圣歌——《吠陀经》——口耳相传地保存了下来，圣歌的内容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好战倾向及对马匹的痴迷。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耕地”“书写”和“大象”等词语。16因此，他们可能不得不向当地的土著居民学习，也就是向被他们击败、驱逐及同化的民族学习。我们已无法获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些雅利安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偷盗牲畜及用牲畜献祭的文化。从游牧者变成侵略者，这种文化恰好适合他们的转变。毫无疑问，雅利安人曾属于一个更庞大的近东民族体系。《往世书》的故事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及《圣经》的记载颇为相似，大洪水的传说就是例证。在这则传说中，毗湿奴神委派编纂法典的摩奴建造了一艘大船。之后，为了拯救摩奴，毗湿奴神将其带往一座高山。

雅利安人的历史轨迹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也是逐渐从放牧为生转变为定居生活。最古老的梵文故事集《梨俱吠陀》中的一幅插图反映了当时的部落文化，其中刻画了酋长、祭司和有组织的献祭活动。在当时，人们普遍用牛作为通行的货币。历史学家约翰·凯伊将雅利安人的部落文化与苏格兰高地的氏族文化进行了比较。这样的比较令人印象深刻：“印度人和苏格兰人的语言和社会体系都很相似。人们的社会地位都是由出身决定的，而财富和声望都是以牲畜的多寡进行衡量。在苏格兰和印度，偷盗其他部落的牲畜既是消遣，也是仪式。”17

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苏格兰，农耕文化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氏族文化时期，苏格兰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为获取燃料和发展农业，人们砍伐了大片森林，这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无法养活很多人口。但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就要幸运得多。当时的印度北部地区并不像今天的黄褐色平原那般人口稠密、耕田密布。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侵略者从旁遮普地区出发，逐渐向东迁徙。他们发现了茂密的森林和许多野生动植物，整片森林一直延伸到潮湿的恒河三角洲。林中的部落都是狩猎—采集者，其生活方式与居住在亚马孙丛林和新几内亚高原的人们相差无几。甚至在 20 世纪，印度还有人生活在森林中，他们对周围的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疑虑重重。

铁器时代是犁与剑的时代。为了耕种土地，人们将森林一点点烧毁，播种上大麦。野生动物一步步退却，村庄则逐渐发展为城镇。雅利安人由此定居下来。森林消失的地方出现了松软的土地，但那里最终并未成为稻田。这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变化过程。在今天印度的部分地区，例如在比哈尔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还有一些用木材和芦苇搭建的村落。村民以牛耕地，种植稻子和蔬菜，并以牛粪充当燃料。自铁器时代以来，他们的生活一成不变。很快，人们开始利用印度河进行贸易和运输，路网将印度的北部地区连接在一起。于是，在喜马拉雅白色山脊和蓝色臂弯之间，在河谷和平原之上，北印度文明逐渐发展起来。

与希腊文化、闪米特文化、北欧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一样，吠陀时代的印度人也拥有一整套神族谱系，其中既有男神，也有女神。人们为他们进行周而复始的复杂祭祀活动。侍奉诸神是婆罗门祭司的主要职责，他们在逐渐发展的种姓制度中占据最高的地位。

种姓制度饱受争议。最初，人们只是根据职位分工对人群进行分类，就像欧洲和俄国的制度那样。按照印度人的设想，在婆罗门祭司之下是武士和官员阶层，即“刹帝利”；再之后是农民和商人阶层，即“吠舍”；最后是受奴役的阶层，即“首陀罗”。这个制度本身并不奇怪。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城市社会，技术和知识通常只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在大众教育兴起之前，专业技艺非常宝贵，并不会随意传授。人们通常秘而不宣。制陶匠人只把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马夫也只把缰绳留给自己的子嗣。

然而，历史文献中的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在种姓之间流动。另一方面，一些 DNA 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引发了很多争议）也表明，今天高级种姓的印度人与欧洲人的血缘关系更近。从这个角度观察，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阶层可能都是印欧语系的侵略者的后代，而那些从事粗鄙、肮脏工作的低级种姓的人则很可能是早期印度人的后裔。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案例足以证明文明的持续性。但我们需要铭记，“古代历史”毕竟不是昨天。以生物学视角来看，如果说现代人的生命周期是 70 年，那么马拉松时代的希腊人和古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寿命大约只有 40 年。

毋庸置疑，吠陀时代的种姓制度与统治权力密不可分，很难人为改变。随着城镇和贸易的发展，社会分工愈加细密。人们就需要重新定义各种分工，并将其纳入更复杂的结构，就像把抽屉插入大柜子中一样。与其他文化类似，城镇和国家的发展使权力和财富的等级愈加复杂和独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低。在社会最底层从事最苦最累工作的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贱民”阶层（untouchables，即“不可接触者”）。他们很像饱受压迫的希洛人。不过，彼时的希腊毕竟还存在着奴隶制。

树下的反叛

印度北部与希腊世界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定居此地的雅利安人部落逐渐形成了诸国林立的局面。有的国王是家族世袭，有的国王是选举产生。其他部落则发展出今人所谓的“部落合议制度”。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共和制。在定期召开的大会上，大多数男子都拥有发言权。“王公”一词的含义近似于“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和“统治者”。大约在古典希腊诞生的时代，印度北部的政治版图色彩斑斓，制度各异的国家林立并存，与希腊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希腊也有所谓的“合议制度”，各国民众与僭主制度斗争不休。

截至公元前 600 年，在印度北部——从西部的印度河流域到恒河及其支流地区——有“十六王国”，其中包括摩揭陀、离车、拘萨罗、拘楼和般遮罗等。这些国家与欧洲东南部的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忒拜有异曲同工之妙。君主制国家与共和国相互竞争。何谓最良善的统治？何谓最美好的生活？这些问题对印度人和雅典人同样重要。印度诸国也有联合与结盟，也有战争与冲突；人们对完美的均势和公民责任等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这里也有野蛮的斗争。其中，强大的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与离车国的共和派“骑士们”的战争尤为持久。离车国的都城毗舍离有一位名叫阿姆拉巴莉的妓女。在频婆娑罗王的引诱下，她生下一个孩子。整场战争由此而起，人们可以把阿姆拉巴莉视为“恒河的海伦”。直到今天，印度人仍在讲述这样的古老故事。她后来还成为一位历史名人的追随者，这位名人不仅仅是个传说人物。

在佛陀乔达摩·悉达多涅槃大约 600 年后，人们才开始撰写有关他的传记。传记作家们记录了地名、时日和貌似可信的生平事迹。不过，由于间隔时间太久，相关史实已经晦暗不清。因此，在帝国时代的主要伦理革命家中，佛陀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历史人物。孔子也是如此，大约 400 年后中国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才为他作传。但是，在孔子死后百年左右，孟子对孔子的追述及孔门弟子对先师谈话的整理填补了历史空白。与佛陀和孔子相比，耶稣的历史面貌要清晰得多。据推测，在公元 70 年，也就是耶路撒冷陷落之际，圣马可就记下了耶稣的言行，当时距其离世仅仅 40 年。人们有理由相信，圣马可记载的许多故事直接源于圣彼得，后者曾陪伴在耶稣身旁。而且，非基督教的历史文献也佐证了耶稣的事迹。例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和许多罗马的主流作家都记载，在离世后不到百年时间，“基里斯督”（“基督”一词的拉丁文拼写）就拥有了大量追随者。

不过，考古学和古代文献确实对佛陀的教义和社会背景进行了许多阐释。在那个时代，尊奉祭司等级制和祭祀活动的婆罗门教已经在印度扎根，但仍不时受到许多秉持异端学说的云游教师和教派的挑战。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印度北方的混乱局面。人口迅速增长，民众的生活发生剧变。村庄和地方市场不断膨胀，大的城镇、甚至是人口达到 3.5 万的城市不断涌现。货币文化、商铺、车道、护城河和防御墙也随之出现。

与利用石头营造房屋的希腊人或波斯人不同，古代印度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夯土、泥砖和木头。因此，他们的建筑遗存实在难得一见。但是，古代经卷和诗歌保留了大量古代印度人的言辞，甚至使荷马史诗也相形见绌。与建筑、陶器或铁器相比，这些言辞似乎更经得住时间的淘洗。婆罗门的权威在所谓的共和国（gana-sanghas）18受到的质疑比在王国要大得多。乔达摩·悉达多就来自共和制的部落小国释伽国。这个国家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其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学术界对悉达多的出生年月尚存争论，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其出生日期顺延了 80 年，从大约公元前 566 年顺延至公元前 5 世纪中叶。不过，人们常常引述一种说法，认为悉达多是个王子，曾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这一说法与已知的有关释迦部落的情况不符，其中可能含有虚构的情节。19更加可信的推测是，佛陀是一位生活优渥的王族成员。

悉达多和表妹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家庭幸福美满。但在 29 岁的时候，他告别家人，义无反顾地外出寻求精神的解脱。某些传统的说法认为，悉达多是在拒绝卷入另一场血腥的部落战争之后才离家出走的。在佛陀生活的时代，男人外出寻求精神的解脱并非异常之举。根据当时的传统，男人们会离开村庄和家庭，到森林中寻求精神真理，或者沿街乞讨。衣衫褴褛、剃光头发的“探寻者”广受尊敬，即使他们的观点与众人格格不入。我们可以用跋涉在旷野中的以色列先知来比拟这一传统，或者把他们想象成后世走遍乡村的基督教圣徒和托钵僧。

在社会变革和内战不断的时代，人们渴求新的思想。1949 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将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这段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如此剧烈，以至于后来的人类历史都在围绕其转动。随着城市文明日益兴起，人类有了更多闲暇和财富，但国家之间的混战也给社会带来困扰。考虑到这些情况，“轴心时代”的产生似乎是必然的。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轴心时代”已然过时。但是，从希腊到中国，人们一直在重新思考传统观念。在佛陀生活的时代，印度诸小国之间的冲突就是绝佳的例证。

我们了解到，悉达多曾尝试许多“探寻者”们使用过的方法——从离家苦修到沿街乞讨。后来，他放弃了这些做法，开始云游四方，追随隐修的高僧冥思苦想。悉达多反对极端的苦修，因为禁食的修行方法会使人瘦到皮包骨。他提倡一条介于苦修和放纵之间的修行之路（有趣的是，米饭似乎帮了大忙）。在印度北部的一座小村庄，悉达多坐在一株神圣的无花果树（或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了 49 个昼夜。在 35 岁时，他获得顿悟，理解了人类痛苦的根源。他的结论是什么？生、老、病、死之苦产生的原因是人类感官上的欢愉和生命的更新。在运用精神和道德的意志力克服这些根源之前，人类的痛苦将在生死循环中不断重复。此时此刻，这位探寻者打破了这个不幸的循环。他超越了物质世界，达至纯净、平和的状态，也就是“涅槃”。

现在，人们将悉达多称为佛陀或“觉者”。他广招门徒，出家修行。佛陀和门徒们一起在恒河平原上云游，向愿意倾听的人们宣讲自己的思想。上文提到的那位挑起战争的妓女阿姆拉巴莉成为佛陀的忠实信徒，她的儿子也选择出家修行。佛陀建立了很多寺庙，其中包括一些专门给比丘尼居住的庵堂。他反对动物献祭和种姓制度，躲过了多次由婆罗门教支持者策划的暗杀活动，活到了 80 岁高龄。我们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

人们通过有条理的吟唱来传播佛陀的生平故事和言行，而不是在传统的学校中死记硬背。因此，佛陀的故事得以代代传承。尽管会出现讹误，但误差已降至最低。许多早期历史都是口头传承的历史，但通常会被意外的考古发现证实。因此，我们不能对口头历史一概抹杀。

佛陀的故事与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抛弃平凡的生活，在僻静处寻求精神解脱（在树下、在山洞中或是在旷野里）；然后，聚集信众；以故事的形式向众人（不仅仅是精英）宣讲道理；最终，抛弃传统的信仰体系。与一神教的创立者不同，佛陀从未宣称自己是圣人，或是由自己创立了信仰。许多人认为，严格来讲，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自我克制的方法。信徒们可以借此摆脱日常生活的局限和痛苦。

佛教包含了一种和平主义和宽容的态度，这使它成为一种公共信仰，而不仅仅是私人的认信行为。佛教向每一个人开放，无论他们过去的信仰、社会地位或种族是什么。在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佛教徒挖掘了印度已经存在的思想资源，如弃绝财富和权力的思想、素食主义思想及和平主义思想，将这些思想发展为“施惠于人”的信念。与之相比，基督教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尘世权力常常纠缠不清，而伊斯兰教更是政教合一。

佛教的确与众不同。从本质上看，佛教抵制一切构成我们所谓历史的东西，如世俗的帝国、不断发展的技艺及持续变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等。佛陀教诲信众：“抛开一切，反躬自省吧。”因此，毫不奇怪，佛教并没有基于历史的信仰体系。但有一个例外，我们稍后会讲到。不过，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传播到东南亚国家后，信仰佛教的国王修建了宏伟的寺院；佛教僧侣和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并由此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早期艺术品几乎完全是反映佛教故事的。在上述大部分地区，佛教徒都曾遭受过迫害。总体而言，佛教并未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或帝国体系。倘若如此的话，佛教定会更加惊世骇俗。

后来，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属印度，人们才承认佛陀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佛教是一种重要的信仰体系。那位形容枯槁的贵族曾在菩提伽耶的无花果树下思考顿悟的途径。如今，那里已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宗教圣地之一。来自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的男女僧众都在古刹的绿荫下吟唱佛经。在藏红花和梅花丛中，他们表情恬淡，面露微笑。菩提伽耶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与罗马、耶路撒冷或麦加的信徒相比，这些衣着朴素的佛教信众要更瘦弱，更谦卑，也更温和。

在同一时期，印度的东方出现了一个更伟大的文明。

孔子的中年危机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有一位 54 岁的高官已经心生倦意。他辞去大司寇的官职，告别亲朋好友，外出游历了 13 年之久。这不是佛教徒为寻求隐居和顿悟的出走，而是一场政治之旅。他走访了许多国家，但郁郁不得志。后来，这位士大夫再次回到家乡，为壮志难酬而自嘲和慨叹。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一小群朋友和学生追随左右。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

然而，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好坏，孔子被中国很多皇帝都奉若神明。他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孔子也曾受到后世的批判，但在中国人开始寻求新的价值观以超越庸俗的物质主义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再次复兴。在政府的资助下，中国人拍摄了一部讲述孔子生平的电影。过去，皇帝们在北京的孔庙（在中国各地有大约 3000 座孔庙）祭祀这位思想家。如今，忧心忡忡的家长们也把孩子送到这里，希望他们在知识之外学习一些儒家的道理。

无论怎样估算佛陀的出生时间，孔子与他都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国人更善于保存历史文献。因此，我们相信孔子的生活年代大致是从公元前 551 年到公元前 479 年。和悉达多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小国，战乱频仍、社会失序。印度有身穿黄袍、隐居森林的“探寻者”，中国则有四处游历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和佛陀一样，孔子也能与统治者们直接交流，不受拘束。他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重要性，从未以神明自居。但在后世，孔子却被弟子们奉为神明，成为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流派的核心人物。

如同佛陀时代的印度和黄金时代的希腊，孔子时代的中国也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孔子死后，中国的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在中国，故事的主角不是雅典、斯巴达、般遮罗、摩揭陀和撒克拉等城邦，而是郑、齐、晋、楚等诸侯国。但从政治上观察，中国的局势似乎更混乱。中国的编年史书记载了超过 140 个诸侯国的史事，各国统治者和巫祝的行为在同时代的希腊人、波斯人或印度人看来没什么奇异之处。他们焚烧牛肩胛骨或者龟壳，通过观察表面的裂纹来占卜未来。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比，这样的习俗并不显得更愚蠢——希腊的女祭司在吸入有毒的蒸汽后会以疯癫的状态传授神谕，而罗马人则嗜好用手指伸入鸡的内脏来探测神意。

中国后来成为大一统国家，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孔子抱持一种浪漫的复古主义情怀，认为那个失落的黄金岁月曾天下一统。孔子时代的诸侯国都是由周王朝分封的，这个王朝在灭亡商王朝后存续了 700 多年。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的帝国史实在不可思议。不过，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故事却一目了然。商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史可证的王朝，在它之前就是处于迷雾之中的夏王朝（据说，由大禹创建）。

与早期的印度一样，商代中国还处于比较蛮荒的状态。各地都密布森林和沼泽，尚未被开垦出来以种植稻子。中华文明很可能发源于黄河流域，那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如老虎、熊、大象、犀牛和黑豹等。当时的气候非常严酷，冬天寒冷，夏天酷热，还有洪水定期泛滥。从某种角度观察，商代社会与印度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很像，贵族和武士阶层靠劫掠和狩猎集聚了大量财富，完全依靠穷困的农民来供养。

与亚述人和波斯人一样，商代军队也运用战车和弓弩作战。诸侯、贵族、地方统治者和武士的位阶都源于商王的分封。今天的考古发掘证实，城市和要塞都筑有高墙，棱角分明、非常坚固。他们的建筑都是木质的，这种具有硕大的矩形屋顶的建筑样式一直流传到后世。后来，木材最终被泥砖取代，茅草铺设的屋顶逐渐被黄绿色的琉璃瓦淘汰。但是，其基本建筑样式一直保持不变。后世的建筑样式和混合的建筑样式使欧洲的建筑呈现异彩纷呈的状态，但中国的传统建筑并未受到影响。商代贵族死后会葬在方形的廊柱式陵墓中，随葬品丰富多彩，包括精美的青铜器、丝绸和漆棺。他们沉迷于人牲，大量奴仆和囚犯被杀掉（甚至被肢解）以陪伴贵族前往阴间。

商代也不是漆黑一片。在商王朝的统治下，人们平整土地、挖掘水渠以发展农业生产。不同凡响的是，距今至少有 4000 年历史的文字——书写于占卜用的兽骨之上——与现代汉字非常像，考古学家可以直接读出部分文字。商文化与阿兹特克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人牲及繁复、粗犷的艺术。就像中美洲那样，生机勃勃、拟人化的“民俗艺术”逐渐被更繁复、更严肃、更呆板的礼仪取代，折射出城市和宫廷中等级森严的社会状态。20商代的青铜器世界闻名，他们的铸造工艺举世无双。不过，这些青铜器只能引发敬畏，无法打动人心。

商王朝被国运绵长的周王朝取代，而孔子对周王朝非常倾慕。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商王朝的灭亡是罪有应得：“酗酒、乱伦、同类相食、靡靡之音和严刑峻法都是违反礼制的行为。”21周公领导众人铲除了这些恶行，垂范于后世。在特洛伊城被攻陷大约 150 年之后，周公的兄长在“牧野之战”大获全胜，最终推翻了商王朝，周王朝顺应“天命”取而代之。周公的兄长不久就去世了，继位的周天子还很年幼，无法处理政事，周公代为摄政。

“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周王朝的统治家族兴起于商王朝的边鄙之地。因此，他们在治国理政时就格外谨慎。周天子维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收获了前朝追随者们的效忠。后世王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周公宣称，周王朝只是公正的上天用来惩罚商王朝的工具。承此天命，周天子必须敬天爱民。周公说道，平民百姓会误入歧途，也会犯错，但滥用刑罚的人是无法久居王位的，身为天子，要以美德垂范天下。那么，升斗小民就会起而效仿。22

对孔子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条。有德行的君王能教化出有德行的百姓。唯此，义务和互助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做好分内之事——扮演好母亲、厨师、教师或士兵的角色，生活就会美好，社会就会和谐。“谨守名分”是一种社会美德，而不仅仅是驯服。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反对个人主义。如果沉浸在偏执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不能自拔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无法理解孔子和中国的历史，甚至无法理解当今的中国。

在向民众解释了“天命”之后，周公将权力交还给真正的统治者——他的侄子周成王。这一谦卑的姿态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孔子经常谈到周公。周代的盛世对孔子及其同代人意义重大，如同逝去的英雄时代对古希腊人的意义。周王朝在中国的核心地区分封了很多诸侯国。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分封制已经名存实亡。诸侯国亲自统辖属地内的城池，统治权世袭罔替，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相互敌对的独立国家。有一位历史学家的见解很精辟：在诸国争霸的世界中，周王室“仅仅是名义上的权力来源……血缘和效忠的纽带早已断裂”。23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孔子认为自己肩负匡正谬误的责任。

孔子出生在鲁国陬邑的昌平乡，而鲁国与日渐衰微的周王朝关系十分密切。鲁国十分忠于周王室，这在诸侯国中很少见。据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是一位著名的武士。他与颜氏女野合生下了孔子。出生时，孔子的头颅硕大，面部凹陷，有人说他头顶长了大肿块，也有人说他是颅骨下陷。24成年后，孔子身材异常高大。在当时的中国，他很可能会被遗弃夭折。但孔子并没有遭受这样的厄运，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终身都挚爱着母亲。孔子幼年丧父，尽管可以继承父亲的头衔，但他的幼年生活似乎很艰辛。

《论语》是有关孔子言行最权威的记载。他曾说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是，孔子饱读诗书，希望为分裂、动荡的鲁国效力。他曾担任“委吏”（管理仓库）和“乘田”（管理畜牧）等低级官职，后来先后成为“中都宰”（掌管刑罚的地方官员）、“司空”（掌管水利、营建的高级官员）和“大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的高级官员）。孔子结过婚，但他的妻子鲜为人知。孔子对捏造事实的文人极尽嘲讽。因此，我们这些以笔墨为生的人要小心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孔子的为官之路很顺利。在他的治理下，鲁国“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途，途不拾遗”。25

现代人理解孔子的最大障碍是破解他为何如此痴迷礼制。礼制规范着葬仪、节庆和日常饮食，不同身份的人都有礼制可循。据估计，一位有教养的君子需要谨守 3300 条礼法。我们主要通过一部简略的鲁国史书《春秋》来了解那个时代。这部史书主要记述了各国的外交，有可能出自孔子之手。此外，《左传》是我们另一处信息来源。

“春秋”只是时人对“一年”的诗意表达，但如今已成为我们指称特定历史时期的名称。当时的编年史书非常关注正统、地位、礼节和仪式等方面的内容。对孔子而言，上文提到的遵从礼制就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在一次祭祀活动之后，鲁公未能依照礼制分配祭肉，这可能导致孔子愤而离职、出走他乡。在母亲去世后，孔子坚持依照礼制发丧，即使旧式的葬礼花费不菲也在所不惜。随后，他为母亲守孝了三年。

“礼制”为何如此重要？

用一个字来回答就是“家”。孔子也许是不可知论者，从不妄谈怪力乱神。他认为，恪守礼制既是自我约束的方法，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正途。在礼制社会中，家族间的纽带编织成一张大网。在传统中国，长幼有序的家族（这与希腊城邦恰恰相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哀悼逝者、庆祝节日、缅怀先人、聚集家人和祭拜神明等一系列活动将家族成员凝聚在一起，使他们获得了身份认同。在战胜对手后，胜利者会销毁失败者的礼器，清除敌人的集体记忆、传统习俗和身份认同。礼制塑造了人。倘若不循礼制、肆意妄为，人就不成其为人。

在早期中国，家族纽带是维系各邦国的社会基础，其功能就像组织有序的部落。但在良善社会中，这种纽带（以礼为标志，受礼的约束）会超越血缘关系。地主与农民、买家与卖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及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都存在纽带。尽管这些纽带超越了家族关系，但同样受到礼制的约束。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谨守名分、向善而行）逐渐受到诸侯争霸的挑战，已经岌岌可危。将这样的国家界定为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略显草率，但这些日益崛起的诸侯国确实谋求民众的顺从，通过与家族无涉的官僚制度实行威权统治。我们确实可以嗅到一点极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它们都敌视家族纽带）的味道。

在孔子的理想世界中，好的统治者就像慈父，拥有权威，但也很慈爱。我们可以在《论语》中读到这样的句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6“仁”的含义近似于“德行”，是指引人的“道”。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道”比拟为《圣经》中的“称义之路”。礼制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因此，孔子思想中的“黄金法则”听起来很像耶稣的教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思想看起来很保守，甚至是抗拒变革。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孔子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取代暴力和苛政的温和之举。莎士比亚也有保守主义思想。他认为，如果国王的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父亲的态度变得公正、正直，那么世界就会更加美好。在中国，礼制要求人们自我约束，甚至是自我征服。在《论语》中，孔子曾提醒礼制的重要性，他的弟子引用《诗经》的句子回应：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阐述道：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就像雕刻师将一块砺石雕琢成美玉一样，人的修行也是如此”。27这说明，“恰当的礼制”与冥想、祷告等自我提升的方法并无不同。礼制似乎是某种古代文明的回声，关乎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社会日益浮华和动荡，甚至鲁国也被篡位者搅得国无宁日，国君逐渐丧失了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礼制就成了当务之急。在边鄙之地，蛮夷戎狄虎视眈眈。在华夏内部，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内战正在酝酿，将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后来的思想家发展了观点各异的论述。例如，孟子就认为孔子的论述过于精英主义，他提出的有关社会正义的思想更简单、质朴。但是，正如印度北部的动乱激发了悉达多、战争和被俘的经历刺激了犹太人一样，没有暴力的话，孔子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位教师。

鲁国的对手齐国非常担忧：鲁公会在孔子的教诲下奋发图强，进而侵略齐国。于是，齐国的统治者就给鲁公送去了财宝和美女，希望消磨他的意志。根据传说，这个招数奏效了。鲁公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不再遵循礼制。孔子出于愤怒决定另择贤君辅佐。看起来，孔子是个棱角分明的人。佛陀被信徒们塑造为圆脸、金身的形象，而孔子则是蓄须老人的形象。他身着官服，满脸威严。

然而，孔子本人无可指摘。后世御用的儒学掺入了很多刻板的教条，认为凡是背离传统的事情都是非法的。孔子首先被奉若神明，继而成为国家宗教的象征。不过，伟大的思想家只有通过后人的转化才能广为人知。我们是通过耶稣的门徒了解基督的，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在孔庙中，继承和实践儒家思想的“四配”分列孔子的两侧，就如同四位福传者，次一级的则是“十二哲”，如同十二使徒。纵然西方没有孔子一样的人物——一位值得尊敬的保守的道德主义者，而非宗教的创始人——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对孔子产生亲近感。

孔子终其一生都未能找到可以效力的理想国家。他游历了很多地方，招收了很多弟子。他们将孔子的教诲和学说发扬光大。孔子又做过不少奇怪的工作，但再未回到诸侯的宫廷效力。《论语》等文献生动地刻画了孔子的形象。他很善于自嘲，喜欢美食（尽管他只吃得起家常便饭），酒量也不错。与古希腊的伟大导师苏格拉底不同，孔子与弟子们交谈是为了获得真理，而不是纠缠于繁复的逻辑，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辩才。不过，与苏格拉底的相似之处是，孔门弟子都很敬重老师，他们将孔子的思想传扬光大。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战争迫使人们思考何为良善社会、如何达至良善社会的问题。

死得伟大

苏格拉底的酒量也很好，特别是最后一次把酒言欢。

民主政治史上最悲剧性的一幕不是由剧作家创作的，而是由哲学家书写的。戏剧的主角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他鼻梁塌陷，其貌不扬，脾气暴躁。人们指控他腐蚀雅典青年的思想，亵渎了诸神。不过，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而且，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也不公正，甚至有些滑稽可笑。对民主制度来说，口无遮拦的苏格拉底实在是个桀骜不驯的敌人。但除此之外，没人知道“腐蚀”到底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是个名人，雅典城的喜剧诗人一直讥讽他，其中就包括一些用心险恶的贵族。

得知被判有罪后，苏格拉底神情自若，他对法庭的判决嗤之以鼻。这也许刺激了法官们，使他们加重了刑罚，判其死刑，而非流放。在案件定谳后，苏格拉底又拒绝越狱潜逃——这对他并非难事。或许，雅典人正希望他能出逃，以使双方都能有台阶可下。但是，苏格拉底却认为逃亡是对自己的羞辱。他接受了法庭的判决，在法庭上宣布是时候离开了：“我即将死去，而你们还活着；我不知道我们谁更幸福，只有神灵才知道。”

在行刑的当天，门徒们陪在苏格拉底的身边。苏格拉底要喝下一种有毒的药水了结自己的生命。现代生物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有毒药水的成分来自毒芹属植物，可以麻痹人的肌肉系统，令人窒息而亡，整个过程非常痛苦。在沐浴更衣后，苏格拉底向妻子和 3 个儿子道别（因为他不想以歇斯底里的状态告别人世）。有一位名叫克力同的门徒非常悲伤，因为老师将不久于人世。苏格拉底以自嘲的方式宽解弟子：你们埋葬的不是苏格拉底，只是一具躯壳而已。苏格拉底是不可知论者。他不知道死亡是终点、是遗忘，还是转入另一个世界——希腊人想象的由死人灵魂居住的“冥府”。如果是遗忘，那就无所畏惧，因为他不再有知觉。如果是冥府，他将遇到一些古代先贤，与他们谈天说地。

行刑的日子到了。日头西沉，狱卒来通知上路的时间。这个狱卒也很悲伤，苏格拉底觉得他实在“可爱”，命他把毒药拿来。克力同指出，太阳还未落山，还不到行刑的时间，老师不要急着上路，再和朋友弟子们待上一时半刻。苏格拉底又拒绝了。在他眼中，贪恋人世也是自辱。狱卒拿来了毒药。苏格拉底问他是否要倒一些毒药献给诸神，使他们能在黄泉路上帮衬自己。狱卒说不行，因为毒药的量刚好送他上路。

在《斐多》中，柏拉图说道，苏格拉底“把杯子举到嘴边，高高兴兴、平平静静地干了杯。我们大多数人原先还能忍住眼泪，这时看他一口口地喝，把毒药喝尽，我们再也忍耐不住了。我不由自主，眼泪像泉水般涌出来”。苏格拉底喝药前问过狱卒，喝了毒药之后要怎么做。狱卒让他满地走，直到双腿变沉，就躺倒在地上。苏格拉底照此做了，之后他

脸朝天躺下，因为陪侍他的人叫他这样躺着。掌管他毒药的那人双手按着他，过一会儿又观察他的脚和腿，然后又使劲捏他的脚，问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然后又捏他的大腿，一路捏上去，让我们知道他正渐渐僵冷。那人再又摸摸他，说冷到心脏，他就去了。28

苏格拉底最后的遗言是让克力同向医药之神献祭一只公鸡——他视死亡是一种治疗方法。随后，他就双手掩面，一言不发，离开了人世。

我们如何解读这个故事？故事的背景又是战争。在雅典与斯巴达联手击败波斯军队后，雅典的权势不断膨胀。雅典花费了很长时间（大约 20 年）才清除了波斯帝国在亚洲希腊城邦中的势力。为了保证海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雅典组建了一个联盟，即“提洛同盟”。起初，小的城邦向联盟提供船只。不久，出于便利的考虑，他们转而提供金钱。于是，这些城邦逐渐由雅典的盟友变成了臣属，而雅典则从霸道的城邦变成了小型的帝国。尽管民主制度犹存，但城邦的传统精神已经丧失。更多的财富和移民使公民间的阶级差距越拉越大，传统农民兼士兵的模式已经动摇。单一共同体的意识日益消解。

雅典的老对手斯巴达也开始艰难转型。最终，当雅典的权势和野心威胁了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如科林斯）时，希腊世界就陷入了内战。斯巴达和盟友主宰了陆上的战争，而雅典则统治了海洋。斯巴达人年复一年地发起进攻，雅典人只能退守坚固的长墙。这座长墙将城市和港口连接在起来，形成了骨状的防御结构。由于从海路输入大批粮食，雅典人可以端坐城中，观察围攻者的一举一动。在漫长、血腥的拉锯战中，雅典和斯巴达双方不断签订协议，又不断毁弃协议。后来，雅典人犯下大错。在深孚众望的士兵亚西比德的怂恿下，雅典人同意攻打叙拉古。富庶的叙拉古位于今天的西西里，是科林斯的盟友，而科林斯又是斯巴达的盟友。贪婪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因为，攻占西西里，乃至最终占领整个意大利，会使雅典势力大增，足以统治整个希腊。

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在斯巴达人的援助下，叙拉古击退了两支雅典舰队，并在陆上痛歼了雅典人。这座曾傲视群雄的城邦因此破产。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在叙拉古战役结束后，战争又接连不断。斯巴达人与希腊人的老对手波斯人签订了协议。因此，在上一次战争中获得独立的很多爱奥尼亚城邦又落入了波斯人的掌控。在一次海战中，雅典丧失了主要的粮食供给地。饥饿最终迫使雅典屈服，斯巴达人笑到了最后。斯巴达人推倒了雅典的长墙，控制了这座城市。希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结局已足够悲惨。但叙拉古惨败的故事又与古希腊史上最有魅力而又极其阴险的人物纠缠不清。亚西比德是伯里克利的亲戚，相貌英俊，俘获了许多男女的心。同时，他也是苏格拉底最喜爱的学生之一。柏拉图说，苏格拉底曾在战场上救过亚西比德的性命。在雅典人的眼中，这两人总是缠在一起。不过，苏格拉底似乎抵住了亚西比德在性上的诱惑。据说，他们曾同床而眠，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正如我们所知，亚西比德是煽动远征叙拉古的始作俑者。他劝说雅典人扩充舰队，灾难性地加大了赌注。但在舰队启航之前，有人指控他卷入了一起破坏赫尔墨斯神像事件——它们常被放置在城市周围——这可能是贵族醉酒后开的一个玩笑。由于受到渎神罪的指控，亚西比德被召回。随后，亚西比德叛逃到斯巴达。在帮助斯巴达击败雅典人之后，此人又投入了波斯人的怀抱。

雅典缺席判处亚西比德死刑。但此后不久，雅典的盟邦设法将其召回，撤销了指控。亚西比德再次执掌军事大权。但这一次，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亚西比德接连几次败在斯巴达人的手下，再次被逐出雅典。他死于流放的途中。显而易见，亚西比德遭到了斯巴达刺客的偷袭。当时，他正在情人家中幽会。遭到袭击后，他双手持刀，赤身裸体地冲向刺客，但最终死于乱箭之下。普鲁塔克宣称，凶手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弟子克里提亚斯，此人曾是亚西比德的好友。美国记者斯通的评论很有道理。他认为，这个故事是为莎士比亚量身打造的。莎士比亚很喜爱普鲁塔克的著作，尤其是那些有关重大阴谋的情节。29莎士比亚本该将其改编成戏剧，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古代的希腊世界何其小。

亚西比德和克里提亚斯都是危险分子。在兵败叙拉古之后，所谓的“四百人会议”曾短暂地将雅典的民主制度一脚踢开。公元前 411 年，一群贵族推翻了雅典政府，接管了政权。这一行动导致了杀戮和恐怖气氛。据说，亚西比德也曾参与其中。不过，阴谋家集团内部发生了内讧，政变以失败告终。雅典的中间阶层和贫民联手恢复了民主制度。公元前 404 年，雅典最终败于斯巴达手下，民主制度再次崩溃。这一次，在“三十僭主”的统治下，克里提亚斯领导建立了由富人掌权的寡头政治。他们暂停了雅典公民的投票权，组建了为少数贵族利益服务的大陪审团。“三十僭主”的统治比“四百人会议”更为血腥。他们与斯巴达军队共同主宰了雅典民众的利益，有点像法国维希政权下与纳粹德国合作的那群人。“三十僭主”利用挥舞着棍棒的暴徒来维持秩序30，许多民众领袖遭到放逐或处决。

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苏格拉底留在了雅典，但许多杰出公民选择离开，踏上了相对舒适的放逐之旅。后来，苏格拉底曾这样为自己开脱：“三十僭主”胁迫他逮捕并处决某人。但事实上，他趁机逃脱，把任务交给了其他人——这实在难称英雄之举。中间阶层的反抗再次取得胜利。“三十僭主”遭到放逐，民主制度得以重建。仅仅四年之后，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时候，雅典政权似乎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此刻，苏格拉底已遭到遗弃。

苏格拉底之死是个悲剧。这不是因为苏格拉底心中潜藏的有关世界关键哲学难题的答案已经随他而去，而是因为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如其所愿地追寻未解之谜。真正的民主制度和开放社会不仅仅是选举体制下的琐碎细节，甚至也不仅仅是合理的权力平衡，尽管能做到这两点已经很难了。民主制度和开放社会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看起来会威胁自己的批评者，就像公元前 399 年的苏格拉底，尽管他已垂垂老矣。这样的评价标准同样适用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革命家和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以及今天西方社会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斗争。

在向恐惧屈服之前，你能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坚持多久？

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致力于消解确定性。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也是一个自嘲者。苏格拉底很少参与雅典城邦的公共服务活动，尽其所能地逃避公民的责任。他曾为国而战，但并没有在公共集会上施展政治辩论上的伟大技艺，而是喜欢私下教学。批评者们斥责他是“诡辩家”，意指他在辩论技艺上是个玩世不恭的教师，玩弄逻辑以适合各种情况。这样的评价不公平。苏格拉底的激进怀疑和自我质疑无法使他能够提出过上美好生活的准则，也不能构建政治制度。但在促进人类心智走向成熟方面，他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会质疑比学会相信更重要。苏格拉底的思想变化万千，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他的思想。柏拉图的黑暗的专制共和国思想就与亚里士多德有关捍卫城邦的精妙论述截然不同。像在中国一样，孔子的弟子和敌人曾斗争了几个世纪，而苏格拉底之死同样也引发了无尽的争论。

杰出的亚历山大

我们已花费太多时间讨论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希伯来人和波斯人，目的是观察战争如何孕育了延续至当代社会的变革与观念。随着复杂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随着战车和文字的传播，随着远洋航行的实现，技术变革也发生了，尽管变革的步骤并不统一。

在这几个世纪中，还有一些民族也很重要。人类的先头部队还在美洲一路前行，他们开始平整土地、发展农业。美国第一个沿海文明的诞生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太平洋地区，航海家们正在发现和探索最后未被人类占有的岛屿。这是一个勇气和航海的时代，但很遗憾，没有人将其记录下来。在欧洲，凯尔特人早已将土著居民驱赶到边缘地带，他们将在下一个部分中露面。在日本、缅甸、泰国和朝鲜半岛，人们建立了第一批土生土长的王朝。在其他地区，包括俄国和非洲，除了游牧部落的迁徙和定居，我们所知并不多。

这些地域和民族都很有趣，也产生了诸多研究。但与人类的四大文明中心（中国平原地区、印度北部地区、波斯和近东，以及环地中海地区）相比，它们还稍显逊色。这些地区的最大难题是战争。在这一时期，战争甚至比贸易更频繁。显而易见，战争推动了变革。不过，地方战争也具有破坏性（从来如此），常常使繁荣一时的文化和城市毁于一旦。

我们还要最后一次返回希腊世界，目的是探索一位身上蕴含了矛盾信息的大人物——“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我们常常称其为“亚历山大大帝”。

在他的领导下，被战争怒火点燃的希腊人突破了列岛的局限，向东和向南扩展，一直跨越了中亚地区。亚历山大来自北部的边鄙之地马其顿，但他却是黄金时代的产物。在希腊学习步兵方阵战术的时候，亚历山大总会随身携带一部荷马史诗，夜晚充当枕头。他的老师是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衣钵的传承者，也出生在马其顿。在亚历山大 13 至 16 岁的时候，其父腓力就聘请亚里士多德来教育这位王子及其同伴。他们的学校隐藏在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今人已经发现了其遗址。在学校中，亚历山大学习了有关波斯人（包括居鲁士）的知识——大多得自希罗多德的著作。另外，教学课程还覆盖了自然史、植物学、地理学及数学等内容。亚里士多德晚年有关教育的著作暗示了亚历山大并不是好学上进的学生。或者，他只是说，青少年性格顽劣，并不喜欢听课。从很早的时期开始，亚历山大就梦想一统东西方，将希腊善于思考的战士与亚洲的安逸、财富和习俗融合在一起。亚历山大非常仰慕希腊的黄金时代，他终将成为古希腊文化的信使。

希腊人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城镇是人类文化的最佳展示地。在那里，公民之间享有大体平等的政治权利，人们自由地发言、认真地倾听，都生活在明晰、公认的法律之下，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更优雅、更哲学，甚至更科学。法律（将公平原则行诸文字，并编纂成体系）使人们可以超越家族或部落的局限，在更大的群体中自在地生活。因此，希腊城邦以自己的法律为傲，很敬重那些立法者。希腊哲学很关注法律问题。除奴隶之外，希腊城邦的贫富差距都不会过大，以防止破坏共同体的意识。

这些城邦也展现了竞争的力量。在城邦之间的竞争过程中，法律、制度、政治体制、手工技艺和作战艺术都获得了发展。希腊的竞争引发了很多问题和答案，至今仍萦绕着整个世界。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真正的共和国和帝国吗？答案是否定的。贫富差距过大会毁掉民主制度吗？答案是肯定的。胜利会导致堕落吗？会的。

在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困难后，那个朝气蓬勃的竞争世界崩溃了。民主国家变成了帝国。先是雅典，后是斯巴达，再是忒拜，它们都成为了弱小城邦的主宰。

猜忌和失败毁掉了由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雇佣军取而代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贫民、丧失公民权的民众、失去土地的人、难民、外邦人和奴隶越来越多……在单独的城邦，公民的声音或许还有表达的渠道，但他们已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31最终，在公元前 338 年，希腊最大的城邦被马其顿征服，城邦时代终结了。马其顿人将领袖崇拜和王权统治带到整个希腊世界。尽管很喜欢荷马史诗，但亚历山大只不过是一位魅力超群的僭主。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边鄙之地的民族突然崛起，突破传统的边界限制，征服或主宰了周边更富庶的文明。波斯人曾一文不名，但他们推翻了盛行战争文化的亚述人。在中国，来自西部边陲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击溃了更富庶但更软弱的对手。马其顿也位于希腊世界的边疆地区，在其之外就是所谓的蛮族。马其顿人讲希腊语，尽管口音有些奇特。那里林木茂密、沼泽密布、气候严酷——降雪很多，即使春季也很寒冷。因此，马其顿人非常坚强。

马其顿人是部落民族，不在城镇中居住。他们很难管理，但忠于自己的贵族。只是在不久之前，马其顿人才完全臣服于以沿海地区为基地的国王们。这些国王都很热衷于捕猎熊和狮子，他们从希腊本土输入了很多文化元素，包括华丽的宫殿。在新都佩拉，有一座庞大的中央开放区域，人们称其为“阿果拉”。那里制造陶器、金属器具、玻璃制品和雕像，也出售好酒，售卖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各种商品。宫殿都用色彩艳丽的壁画和精美的马赛克装饰；他们制造的黄金饰品美艳、高贵。不过，马其顿人也有些自卑：他们不得不从更富庶、更发达的南方诸国进口很多东西。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他们发展和完善了希腊的重装步兵方阵，可以有效地补充皇家骑兵的不足。但是，南方的希腊人很是看轻马其顿人。有人曾建议苏格拉底逃往马其顿，但他对此一笑了之，认为这个想法实在荒谬。

马其顿的第一位伟大国王是腓力二世，也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趁希腊城邦爆发内战之机，他将马其顿打造成了一个军事强国。腓力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征服了邻国伊利里亚和色雷斯。在战争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肢体也严重受伤，大量出血。马其顿骑兵部队的马匹没有安装马镫，作战时呈 V 字形队列；步兵手持大约 19 英尺长的长矛。因此，在军队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他们就像一只只愤怒的大刺猬。通过贿赂、威逼、武力和计谋，腓力将混乱的希腊城邦（包括雅典）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伟大的成就。只剩下斯巴达人能与马其顿人一决高下。腓力曾向斯巴达人发出威胁，如果率兵攻入斯巴达的领土，他将摧毁所有城市，杀光所有人。斯巴达人勇敢地回击了马其顿人，他们只用了一个词——“如果”。在此之后，腓力还计划入侵亚洲。但当他正在备战之时，马其顿的国内形势急转直下。

腓力有好几个妻子。公元前 336 年，由于某件事的缘故，腓力一怒之下休掉了原配夫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妻失和的真正原因。尽管腓力已经迎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但他的原配夫人也着实有手段。这位原配夫人就是奥林匹娅——吕底亚的公主和亚历山大的母亲。她是侍奉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女祭司，以与蛇共眠而声名远播，尽管这只是祭祀酒神的仪式。后世有人传说，她曾与波斯国王偷情，生下了亚历山大。波斯国王之所以把她送回国，原因是奥林匹娅有口臭。

无论如何，腓力确与奥林匹娅失和。为孤立她，腓力决定将女儿（与另一个妻子所生）嫁给奥林匹娅的哥哥，即吕底亚国王。亚历山大因此失去了王位继承权。然而，激怒自己的希腊妻子（或前妻）并不是个好主意。腓力在忙于筹备女儿婚礼时被一名侍卫刺死。许多人认为，刺客是由奥林匹娅指使的。她这样做既报复了丈夫，又确保儿子登上了王位。32经过一场血腥的家族内斗，亚历山大最终成为马其顿的国王。他继承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还有与波斯帝国的世仇。而此时，波斯帝国已被内乱搅扰得奄奄一息。

登上王位时，亚历山大年仅 20 岁。他一头长发，胡须刮得很干净，双眼炯炯有神。不过，亚历山大显然个子不高。他从 16 岁起就帮助父王治理国家，并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杀。13 岁那年，亚历山大驯服了一匹野性难驯的公马。于是，父亲就将这匹黑马赐给他。这匹坐骑就是赫赫有名的“布塞弗勒斯”。赫费斯提翁在亚历山大十几岁时成了他的同性爱人。在亚历山大短暂的一生中，赫费斯提翁和布塞弗勒斯常常陪在他的身边。他父亲的心腹随从也先后效忠于亚历山大。在腓力征服了希腊之后，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纷至沓来，汇聚于马其顿的宫廷，其中就包括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和画家阿佩利斯，还有很多音乐家和哲学家。但是，亚历山大从小也与很多举止粗鲁的马其顿贵族子弟厮混，他们都是作为侍从和人质生活在马其顿的宫廷中的。

通过波斯流亡者和旅行故事，亚历山大开始痴迷于东方。希罗多德使他了解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如米底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生活习惯。荷马也使他受益匪浅，令亚历山大崇尚单打独斗和追寻荣耀。与荷马一样，亚历山大认为特洛伊人（狡诈的古代亚洲人）也有值得钦佩之处。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曾亲自教导这位马其顿王子。这位薪酬不菲的老师向亚历山大传授了自然哲学、政治学和治国理政的知识。这是古代世界任何一位王子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教育——荷马的尚武精神、马其顿的严酷世界、希腊的杰出思想及对亚洲的好奇与开放。亚历山大已经为征服世界做好准备，他将以超人的毅力将广袤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统治。

腓力的军队就地补充给养，杜绝奢侈浪费，一天可以行军 30 英里。整支军队配备了攻城设备、弓箭手和投枪兵。这些士兵拥有超凡的能力，横扫亚洲，进抵印度。其中一些人就像年老的苍鹰，可以一直搏杀到 60 岁以上。亚历山大的征服是古代世界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史诗性事件之一。在扑灭了希腊人的叛乱后——曾经烜赫一时的雅典人甚至没有抵抗就缴械投降——亚历山大开始率军攻打波斯帝国的末代国王，号称万王之王的大流士三世。大流士三世起初并没有把这个鲁莽男孩的入侵放在眼中。

在特洛伊城附近，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亚历山大首先赢得了几场胜利。在许多城市纷纷投降之后，他遵循波斯人的传统，让这些城市实行自治，只需缴纳贡赋即可。公元前 333 年，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击败了由大流士亲帅的波斯军队。大流士兵败落荒而逃，连王冠和妻子也丢弃不顾。随后，亚历山大又攻陷了两座重要的贸易城市推罗和阿卡。埃及人也敞开了大门，将亚历山大视为解放者。亚历山大加冕为埃及法老，成为拉神和奥西里斯神的化身。马其顿军队随后长驱直入，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亚历山大赢得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尽管波斯军队的规模远超希腊军队，亚历山大还是击溃了大流士，并对其紧追不舍。最终，大流士死于自己的部将之手。

亚历山大宣布自己是万王之王和波斯统治者。随后，他又攻陷了巴比伦城。在遭到波斯人的伏击而罕见落败后，他最终占领了宏伟的波斯波利斯城，整座城市被付之一炬。

克雷图斯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名将军。在早先的一场战役中，他砍下了一个波斯士兵的手臂，救了亚历山大一命。公元前 328 年，在撒马尔罕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克雷图斯卷入一场酒后纷争——马其顿人喜欢喝烈酒，参加会议的将军们常常处于醉醺醺的状态。行军迟缓而致军事失利可能是这次争吵的诱因。克雷图斯当面顶撞亚历山大，直陈其父腓力才是更伟大的国王。在随后的打斗中，怒火攻心的亚历山大用一根长矛刺死了克雷图斯。据说，亚历山大当时已处于精神癫狂的状态。后世的作家们将克雷图斯描绘成敢于向权贵进言的人。这位诚实的老战士意识到，亚历山大的头脑已经膨胀到难以复加的地步。的确，亚历山大不是行事谨慎之人。他之所以醉酒，不是因为美酒太烈，而是他已陶醉于一系列的惊人胜利。在埃及人承认其为世界主宰之后，亚历山大宣称他的父亲是一位神祇，类似希腊人的宙斯和埃及人的阿蒙神的混合体。

然而，亚历山大的问题是他太成功了。在其统帅的联军中，马其顿人只占一小部分；而在其征服的人口中，马其顿人更是微不足道。亚历山大需要新臣服的亚洲人尊敬他，即使伤害到希腊人的情感也在所不惜。因此，他改穿波斯人的服饰，见面时用亲吻表达敬意。波斯人和米底人认为这是尊重之举，但希腊人却认为这种风俗是无可救药的堕落。如今，亚历山大自称神祇，但民众却窃窃私语。他以盛大的婚礼迎娶粟特人罗克珊娜为妻。粟特人属东伊朗语族，生活在今天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一举动可能是精明的政治伎俩，也可能是心血来潮，甚至是出于爱情。不可否认，亚历山大试图将马其顿希腊人和亚洲人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世界之主。他将 3 万名亚洲男孩训练成希腊式的战士，授予爱人赫费斯提翁波斯式的头衔和职位。

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阿里安撰写的著作是现存最完整的有关亚历山大的生平资料。根据他的记载，亚历山大在波斯故都苏萨为希腊人和波斯人举办过一场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他自己也迎娶了大流士的长女为妻，并将她的妹妹许配给赫费斯提翁。这样，他们的后代就是表亲关系。亚历山大还为 80 名马其顿侍卫挑选了妻子，这些女子均来自波斯和米底的贵族家庭。他为新人们安排这场集体婚礼，有点像统一教热衷的婚礼仪式。阿里安说：

婚礼是波斯式的。给这些新郎按顺序摆好座位，大家一起祝酒之后，新娘就进来，各自坐在自己的新郎旁边，新郎握住新娘的手，亲吻。由于婚礼是在一起举行的，所以一切动作都由国王带头。人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亚历山大还能俯身下士，表现了战友精神。这种事倒是不多见的。新郎得到新娘之后，就都领着回家。对每一对亚历山大都送了礼物。对其余娶了亚洲女子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也都送了礼。33

他还命人将另外 1 万名迎娶了亚洲妇女为妻的马其顿人的名字记录下来。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化融合实验，就好像维多利亚女王命令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士兵迎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妻，或者好像卡斯特将军试图撮合美国骑兵和苏族女子成婚，而不再与印第安人在巨角开战那般不可思议。但遗憾的是，在帝国分裂之后，尽管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确实在亚洲各地扎下了根，但这些婚姻几乎都没能长久。不过，这种联姻模式使希腊文化远播到地中海世界之外的地方。

在这场集体婚礼之前，亚历山大又发动了一场战争。他率军进入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在那里首次和象军交战。他的爱驹布塞弗勒斯在印度河东岸战死，他的情人赫费斯提翁也在不久后去世。悲痛、创伤和酗酒影响到亚历山大的身体健康。在已知世界的尽头，马其顿军队已经筋疲力尽。在进军攻打印度统治者的紧要关头，士兵哗变了。他们要求返回家园，甚至连亚历山大也束手无策。他宣布撤军，返回了巴比伦。在那里，亚历山大为赫费斯提翁举行了火葬。如今，亚历山大控制了世界上的广袤地域，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地区。他筹划了新的战役：首先攻打阿拉伯地区，然后沿北非海岸线进军，进入意大利。倘若活得更久，他甚至可能将罗马城毁灭。在那时，罗马还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但罗马人野蛮好战、雄心勃勃。有人认为亚历山大是被毒死的。但他感染病菌去世的可能性更大，或许是伤寒。公元前 323 年 6 月，年仅 33 岁的亚历山大死在了尼布甲尼撒的宫殿中。

亚历山大的神奇一生既诠释了战争的积极意义，又展现了战争的消极影响。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对波斯人和印度人充满了好奇心。他的所作所为像一部巨大而血腥的文化搅拌机。如今，希腊世界对小亚细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腹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土崩瓦解，但希腊风格的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亚历山大的将领们瓜分了古典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希腊文化或希腊化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哲学家开办了新学校，雕刻家和画家在新的地方找到了工作，某种通用语逐渐传播开来。

亚历山大引发的杀戮、大规模放逐和熊熊烈火并未造就稳定或有吸引力的政治体制。他传播的是古希腊的皮毛，而不是其本质。事实上，他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希腊文化的本质是思想独立和公民精神，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不是自上而下产生的。长矛不能带来民主制度。亚历山大的国家是一种囊括多种文化的帝国，但他的伟大军事胜利却使地中海世界倒退回由国王、皇帝、地方豪强和相邻王朝主宰的世界。读者或许会联想到后世很多相似的例子。亚历山大为罗马人铺平了道路——至少罗马的皇帝们是这样认为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激励了亚历山大，使他自己也成为一名英雄。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向世人展现了英雄能力的局限。亚历山大是掘墓人，他葬送了伟大的希腊实验；或者说，他从来就不是希腊实验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