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走出热带，走向冰原
从 7 万年前到早期地中海文明

我们从何说起？物理学和生物学都将研究推向了远古时代，人类大脑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做法。137 亿年前，宇宙发生了“大爆炸”（可能只是若干次中的一次），带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元素、星系和星球。这是相当久远的事情。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夜空中看到这次宇宙大爆炸遗留的部分痕迹。但当今世界最聪明的人也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如暗能量和暗物质。

我们可以就近从地球的早期史谈起。地球诞生于大约 45 亿年前，当时只是由铁和岩石构成的球体，在宇宙中飞速转动。地球表面形成了一层脆弱的薄膜，这是生命的摇篮。我们还可以从碳捕捉谈起。地球大气层的五分之一是氧气。没有氧气，地球将会是另一个地表褶皱的炎热球体，无法诞育生命。这是现代人类的“创世记”，只不过没有长着羽毛的长蛇，没有巨大的神龟，也没有至善的造物主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但是，这也是一个恢宏、神秘的故事，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会快速掠过地球诞生的头 5 亿年，当时这片原生岩表面被水体覆盖（今天，大约 70% 的地球表面仍被水体覆盖）。我们会具体探讨生命在这颗寂静星球上的演化。1我们还会复述查尔斯·达尔文的观点，讲述第一批小型哺乳动物（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利用大型爬行动物或恐龙灭绝的契机繁衍壮大的。而且，按照惯例，我们还会梳理出一幅有关猿类和古人类的复杂而精致的演化图谱，人类正是从其中演化而来。

上述任何一个起点都富含信息，很有用处。正如今日所言，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天文事件、化学反应和生物演化只是地球史的一个“前言”，而人类史则是这个前言的最后一页。我们没有将造物主利用泥土或鲜血创造男人和女人作为历史的开端，也没有从伊甸园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然而，下面的内容是有关遍布全球的群居人类的历史：我们会从一个女人或一种起源说起，姑且可以把她诗意地称为“非洲夏娃”。

母　亲

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 7 万年以来，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确实会有名字，因为她生活在具备语言能力和高度社会化的人群中。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她确实配得上“母亲”这个名字。她大概很年轻，坚韧、结实，皮肤黝黑，跟随所在群体不断迁徙。她生过许多孩子。她的族人都是狩猎者和经验丰富的采集者，他们采集浆果、贝类动物、根茎植物和草本植物。他们身穿兽皮、携带工具，婴儿会随他们一起迁徙。不过，在行进队伍中，孩子很少见。那些不能很快学会行走的人、那些无法保持安静的人及那些落单的人都会遭遇不测——被尾随的猎食者捕获。

然而，这群迁徙者也令人生畏。他们拥有石矛和锋利的石器，这些武器是在长达 10 万年的狩猎生活和部落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很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的所有人类社会。不过，有些人或许能活到五六十岁。今天，人们推测妇女的更年期可能就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来的。在成为祖母后，当更年轻的妇女怀孕时，她们就能担负起照顾母婴的责任：拥有祖母的部落可以将更多孩子抚育成人。因此，没有年长妇女的部落就会付出代价。

在狩猎中挂彩留下伤疤的男人会成为有发言权的谋士，他们了解动物的习性，是围猎的高手。部族中最年长的人（“族长”）大约六十多岁。狩猎者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捕猎能力最强。他们成年累月地迁徙，从北部今天肯尼亚和索马里这片地区慢慢向一条可以横渡的河流前进。水流比以往都要浅，露出了一块块陆地。横渡河流很冒险，但值得一试，因为周围的猎物和果蔬已越来越难找到。河对岸的生活也许会好过一些。

这群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离开人类诞生的大陆。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后代将会跋涉多远。他们沿海岸线前进，一年只走上一两英里。他们挖掘贝类动物，在退潮后的滩涂中寻找螃蟹，以搁浅的鲸鱼为食，用石矛猎杀山羊。整个生命就是一次旅程。通常，他们会找寻新的路线。无论身前身后，一旦他们离开居住地，那些猎物就会返回，但滞留一地相当危险。倘若定居一地，你就会饿死。因此，尽管水流是挑战，但他们在横渡时还会彼此照应。因为这群人拥有语言能力，可以交流自己的计划——这是新的开始。

某些迹象显示，他们可能已穿上衣服。对体虱 DNA 的研究表明：10 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寄生在人类的衣物上。因此，有人认为，在数百万年前，人类就已褪掉身上的大部分毛发。这群人类的规模已远超单个家族的规模。他们很善于分工合作，而这与“母亲”的分娩之痛直接相关。像所有妇女一样，“母亲”深知分娩的痛苦。在很久以前，人类婴儿的脑袋就大得出奇，母亲在分娩过程中要承受极大的痛苦。在姐妹们的簇拥下，“母亲”很可能是站着分娩的。小婴儿很柔弱，无法行走，极易受到攻击。因此，人类婴儿的哺育期要远远长过其他动物的幼崽。

在漫漫长夜，人类会围在一起讲故事，但他们到底会讲些什么依旧是个谜。现代人类的婴儿很脆弱，而这却是一股持久的力量，迫使家族和部落进行分工合作。总体而言，今天的狩猎—采集型社会有明确的分工：男性负责狩猎动物，女性负责采集植物，而这一切早在“母亲”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定型。在几万年之后，人类才意识到，导致步履蹒跚和分娩痛苦的大脑袋竟然是演化胜利的结果，因为这使动物具有了讲故事的能力。

出于相似的理由，研究人类演化史的学者怀疑：人类的好战倾向、排外意识和敌对特性已在非洲演化成型。部落的规模超越了家族，并且具有家族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部落成员能齐心协力，即使他们的行动一时令个体非常危险或不适，也能保障部落的顺利发展。这说明部落的团结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归属感和相互依存，部落就会解体。另一方面，在一个不断迁移、到处寻找猎物的群体里，对其他部落的敌意很可能会强化部落内部的团结。很显然，这两种强化部落团结的方式一直在发挥作用。

在这颗星球的各个角落，早期的人类社会似乎都在竭力将自己与相邻的人类社会区分开来。他们佩戴不同的饰品，穿着不同的衣服。最重要的是，他们讲不同的语言。英国动物学家马克·佩奇尔指出，即便在文化高度同化的今天，人类使用的语言仍有 7000 种之多，彼此无法直接沟通。这是为什么？其他动物与此完全不同。佩奇尔认为，人类有许多优秀品质——善良、慷慨和友善，这使我们可以相互合作，联合成更大的群体，“彼此和睦相处”。但人类也有黑暗面：“我们建立了相互竞争的社会，而这极易导致冲突。”以狩猎—采集部落为例，成员相互争夺土地，冲突司空见惯，而部落战争则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曾经是狩猎—采集者。我们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历史要远远超过务农为生的历史，前者至少是后者的 10~15 倍。直到最近，我们才成为在城市定居的物种。如果说城市主宰了人类生活一二百年，那么狩猎—采集活动就影响了人类生活至少 10 万年。因此，人类的行为方式与狩猎—采集社会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人既具有社会性，又相互猜忌。这些特性都可以回溯至“母亲”生活的时代。

她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还有一个生活年代更早、形象更模糊的女人——“线粒体夏娃”。她是所有人的母亲，包括非洲人。她生活在大约 20 万年前，其故事鲜为人知。）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理解人类特质中的“母性”，这并不是隐喻。人们对此还存有争论，而早期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尚无定论。但在综合各种意见后，我们可以确定她就是人类的“超级祖母”。无论是生活在纽约的律师、在肿瘤医院就医的太平洋岛民、德国农民、日本办公室的保洁员，还是在伦敦读书的巴基斯坦裔大学生，其祖先都可能是夏娃。牛津大学的史蒂芬·奥本海默是研究脱氧核糖核酸（DNA）的专家，他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美洲、西伯利亚、冰岛、欧洲、中国或印度的人，其遗传基因的起源地都可以追溯到非洲。”2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同一群体，踏上了同一旅程。

如今，上述观点似乎已成共识。但乍看之下，这个观点仍然不可思议。生了一个孩子的女人如何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祖先？我们可以通过“母系漂变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每一代人中，总会有一些家族无法成功繁衍后代。由于疾病、狩猎时发生意外或近亲结婚等原因，一些母系血统会消失。经过漫长时间，母系血统几乎都会消失，而且是永远消失。这一过程就像一把舞动的大镰刀，将过往成千上万代人都一扫而光，只留下一片虚空。正像信奉达尔文主义的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

看起来矛盾的是，在镰刀没有收割到的地方还有一块更宽广的三角洲，人们得以在那里繁衍生息。这该如何解释？对那些活到生育年龄的人来说，如果其子女的幸存比率恰好高于 2 比 2 的自然淘汰率（以此类推，这一规律也适用于那些幸存子女的后代），根据数学法则推算，其后代的人数就会出现压倒性增长的现象。因此，今天的人类一定都是早期幸存者的后代（当然，人类也有父系祖先，只是我们无法通过追踪 DNA 的痕迹来追溯父系世代的历史）。虽然这似乎很难理解，而且给人感觉是遗传性的视觉幻象，但通过回想那个时代——人口增长极其缓慢，预期寿命也很短暂，“漂变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演化现象。夏娃是所有现存人类的母亲，因为老虎、毒蛇、山体滑坡和病菌夺走了其他母亲的生命。

冲破重重险阻，夏娃的部落得以幸存。当时，有几十万人生活在非洲，他们正与其他聪明的猿类进行竞争。人类突破了“吃与被吃”的循环，不再是其他物种的猎物。我们挣脱了自然界的束缚，开始塑造身处的世界。也就是说，人类不再是偶然的存在，人类开始创造机会。

然而，智人只是人科动物中的一支。其他人科动物也逐渐学会了改变环境，只是能力不及智人。关于人类起源，学术界存在极大争议。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场争论。答案很简单：人类在 DNA 研究和骨骼碎片的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的进步不断挑战，甚至推翻以往的理论。人类起源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最古老的课题，而且比二战史研究进展更加迅速。这个领域着实令人着迷，但历史爱好者还是不越雷池为好。

不过，学术界已有一个共识：气候变化在人类演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远超我们的想象。在太阳活动的影响下，地球时冷时暖。除此之外，陨石撞击、火山喷发或地球旋转角度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沙漠的盈缩和大陆桥的隐现，从而影响人类演化。例如，大陆桥的变化就会对人类迁徙产生影响。总体而言，气候变化越剧烈（有时候，剧烈的气候变化甚至导致某些动物灭绝），人类演化的速度就越快。

适应性强的生物才能浴火重生。在 200 万年前，寒潮和干旱袭击了非洲，生活在树上的类人生物开始直立行走，这是第一次尝试。气候变化形成了辽阔的草原，早期的类人动物被迫学习奔跑、狩猎和远眺。科学家相信，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直立人的出现。直立人是早期人类非常重要的一支，他们的脑容量大约只有现代人类的三分之二。

在温暖的上新世之后，地球进入了更新世的冰河期，新挑战随之而来。在逆境中，人类大脑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现代人的推测，类人动物在非洲大陆内部不断演化，整个演化过程非常复杂。在长途跋涉离开非洲后，直立人首先演化成为脑容量更大的海德堡人。50 万年前，海德堡人曾生活在今天的英格兰地区，捕捉猎物、制造石斧。他们的脑容量仅比我们小一点：现代人类的脑容量约为 1500 克，而海德堡人的脑容量约为 1200 克。这种“不相上下的脑容量”是在非洲演化形成的，时间是在 15 万至 10 万年前之间。在同等体型的动物中，人类的脑容量最大，大约是正常比例的 7 倍。3

我们只是极为简略地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画卷。如果将史前人类编成目录，一定令你大吃一惊：他们在身高、头骨形状、股骨形状和体重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尽管科学家已经将他们逐一命名，通过分类归入进化谱系，但实际情况仍要复杂得多。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的提醒很有帮助，他说：“毕竟，物种只是人为创造的概念，它只是自然界真实情况的近似值。”4同一时代的头骨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样。早期人类的头骨只存在细微差异，所以我们不应被一堆错综复杂的科学名词吓倒。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现代人类不是唯一具有超级智慧的物种，也不是唯一征服了这颗星球的猿类。有人会产生错觉，认为早先的世界属于一群呆头呆脑的猿类，而现代人类仿佛借由魔法突然跳到了这个世界上。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亚洲的丹尼索瓦人——也从剧烈的气候变化中幸存下来。像先辈们一样，他们也随身携带切割工具和武器，不断向陌生地域迁徙。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晚于海德堡人，他们可能已懂得打扮自己，并且具有某种语言能力。在边缘地带，他们甚至可能已经与新到来的智人杂交。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与现代人类相比，他们欠缺什么？

因此，我们还要回到“母亲”及其不断迁徙的部落。事情果真如此吗？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大陆保留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在其他大陆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而且，所有人种都起源于非洲。不过，学术界还存在一项大争议：即是否所有非洲以外的现代人类都是在 7 万年前一次性离开非洲大陆、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那些在更早时期离开非洲、移居欧亚大陆的人种事实上存活下来了。他们是否也演化为智人并在某地繁衍生息呢？

在两个极端观念之间还存在大片灰色地带，但这两种观念直接导致了两种如何看待现代人类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非洲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近亲，都是“母亲”的后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人种发源于世界的不同地区，是缓慢演化而来的。后一种观点在非西方国家很盛行，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外貌和行为方式会存在巨大差异。我们的观点几乎无需赘言。这不是口舌之争，它与我们到底是亲人还是敌人这个问题息息相关。

科学界更倾向“走出非洲说”或“单地起源说”。因为科学家们通过追踪一种特殊形式的 DNA 标记（即线粒体 DNA）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 DNA 都可以追溯到非洲。大约 20 万年前，现代人类（即智人）已在非洲出现。过去的观点认为，古猿越来越聪明，然后“命中注定”要走出非洲，开始在空旷的欧洲和中东地区繁衍生息。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不正确。和其他动物一样，原始人类早就踏上了迁徙之路。最近在南非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大约 200 万年前，直立人就已经学会用火烹饪食物，尽管这一发现仍存在极大争议。不过，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人类的脑容量为何会不断增大——烹饪可以极大提高食物的热量。也就是说，烹饪过的食物可以使人摄取更多热量，而大脑的运转非常消耗能量。

无论如何，在我们踏上迁徙之路前，其他人种就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定居了。那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也许，他们成了气候变化的牺牲品。当气温再次下降时，寒冷和饥饿最终毁灭了他们。或者，他们是被现代人类消灭的，因为后者的组织性更好、适应力更强。欧洲人曾一度认为，现代人类经由埃及离开非洲，首先进入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首先向南进发，沿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岸前进，边走边捡食甲壳类动物，就像之前一样。最终，我们跨越海洋，到达澳大利亚。这一观点再次引发了科学家的争论。不过，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到达居住地的时间似乎要比法国或西班牙的土著居民早几千年。我们通过追踪 DNA 发现，欧洲克罗马农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今天的印度，他们随后才转而向北迁徙。早在哥伦布或爱尔兰人抵达美洲之前，人类历史就已经是一部有关迁徙的故事了。

是什么因素导致智人离开非洲的？学术界再次出现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

大约 7.35 万年前，今天的苏门答腊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是过去 200 万年中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难。5当时，火山灰遮天蔽日，地球气温急剧下降。一些科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差点没挺过这场大灾难。还有一些人认为，当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全部人类只剩下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几千人。这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使数万年的人类演化遭遇瓶颈，但也催生出更坚毅、更有组织性的人性。待环境改善后，人类以更好的状态重新踏上征途——“母亲”所在的部落就井然有序。另一些人则认为上述说法夸大其词：环境虽然恶劣，但许多物种仍然得以幸存。

然而，人类一旦离开非洲，严寒和酷热的气候就塑造了他们此后的行动，最终导致他们的胜利。经由今天的中东地区通往欧洲的道路是逐渐形成的，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但 3.9 万年前人类刚一到达欧洲，位于意大利的火山就突然喷发。由此，欧洲开始不定期地出现“海因里希事件”。“海因里希事件”是指崩裂坍塌的冰山掉入大西洋后导致的极寒期。北方的冰盖逐渐消退，然后又卷土重来，并多次反复。鹿和野牛等动物的迁徙模式随之发生改变。舒适的避难所变成严寒之地，但这些寒冷的荒野随后又焕发生机。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一再改变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这又一次说明：适应性强的人才能浴火重生。

走出非洲后，为数不多的智人似乎比其他人种更好地适应了气候变化。如果情况属实，达尔文的古典进化论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而源于文化的加速发展——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和记忆能力的加速发展——才更有说服力。我们的手越来越灵巧。在更大规模的组织中，人们各施所长——最优秀的猎手追踪猎物、最耐心的人编织绳索、最灵巧的人削磨箭头。分工合作使我们成为更有杀伤力的优秀猎人。人类群体在寒冷、干燥的世界中顽强生存，不得不学习新事物，其中包括构造更复杂的语言的能力和了解猎物习性的能力（哪种动物行动更敏捷）。他们和敌对部落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

克里斯·斯特林格认为，上述能力使人类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代替了此前“长达 200 万年的沉闷期”。“与单纯依靠某位领袖的才能相比，模仿和来自其他部落的反馈使人们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因为领袖的思想永远无法超越他或她身处的山洞，突如其来的死亡很可能使他或她的思想消逝。”6其他智人群体也具备语言能力，还能预定计划，但他们做得不够出色。因此，当周边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他们就被淘汰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被我们消灭了（有可能被我们吃了）。布莱恩·费根是研究早期人类史的专家。他认为，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不仅催生出语言能力，还导致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出现。而且，抽象思维第一次囊括了艺术，也许还有宗教。

具备上述能力后，我们首先进入亚洲，随后又到达欧洲。大约 4 万年前，我们抵达远东地区；大约 2 万年前，我们跨越“白令海峡”的大陆桥（早已消失）进入美洲；大约 1.2 万年前，我们来到南美洲的南部地区。太平洋中部的各个岛屿则是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1000 年以前，人类才最终到达夏威夷和新西兰。他们的文化本质上属于石器文化，但他们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星象导航技术和造船技术。与 140 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相比，智人的扩散速度更快；与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相比，智人的进化速度也更快。7在生物演化的时间轴上，现代人类的演化就像一场大爆炸。有证据表明，在我们所到之处，都会有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灭绝。

坐在咖啡馆里或驾驶汽车的现代人通常会有自鸣得意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在智力上肯定胜过那些在非洲苦苦挣扎了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现代都市人相比，那些狩猎—采集者更加能力非凡。据估算，与上一个冰期的人类相比，现代男性的大脑尺寸减少了 10%，而现代女性的大脑尺寸则减少了 14%。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姆·弗兰纳里指出，与在野外生长的祖先相比，圈养动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相同的：“总的来说，混合饲养的牲畜都大幅改变了行为方式，大脑获取的能量随之逐渐减少……如果你怀疑我们的文明会在多大程度上将我们变成自我驯服的无能动物，那么看看周围世界你就明白了。”8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但却有助于纠正当代人的骄傲情绪。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具有非凡的特质，令人生畏。

天才们的洞穴

我们对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克罗马农人）所知较多，而对第一批在亚洲和澳大利亚定居的人类知之甚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考古学的发展趋向和欧洲人的自鸣得意。对早期史妄加揣测是危险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新的伟大发现将会出现在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偶然发现的人类骸骨为早期文化平添了少许诗意，欧洲人一直乐此不疲。这些骸骨属于“奥瑞纳人”“马格德林人”或“格拉维特人”。尽管这些名称令人混淆不清，但总比学术界习惯的术语“欧洲早期现代人”要好得多。

那么，他们是谁？

那时，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小群体里。据估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地球上各个人群的规模几乎都没有超过 300 人。不同群体之间一定存在杂交现象，否则人类在遗传上必会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在边缘地带，各群体之间一定会相互交流。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具备了语言能力，但他们究竟使用何种语言？在凯尔特地区和中国文化中，居住在不同山谷中的定居者会说不同的方言。每隔几英里，语言就会有所不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欧洲人到达前的北美洲及亚马孙盆地。

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的语言。通过追溯发音相同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原初语言”。但是，相隔更远的距离，语言的发声方式就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存在使用嘴部发音还是喉部发音的差异，以及如何使用嘴唇和舌头发音的差异。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一样，克罗马农人也拥有数不胜数的方言，但也存在足够多的发音相同的词语，这是为了便于不同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流。

我们知道，后来的农耕社会经常会崇拜一些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神祇，如水神、雨神、太阳神和玉米神。因此，狩猎—采集社会也可能会敬拜那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如供他们猎杀和驱使的动物。今天的狩猎—采集者会对那些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鸟类和动物表达敬意，还会饶有兴致地观察它们的生活。我们还知道，非洲的狩猎者会模仿他们的猎物，以便捕捉它们的内心世界。那么，原始人在洞穴的石壁上画野牛是否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创造了各种讲述人类起源的神话。我们皮肤更加黝黑的祖先可能早已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人们在西班牙和法国已发现了大约 300 幅洞穴壁画。这意味着，原始人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动物和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借助双手、眼睛和记忆，他们观察、绘画和临摹。这构成了最初的人性特征。洞穴壁画很可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并没有特殊的精神诉求。不过，非洲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洞穴艺术——反复出现特定的意象——则暗示了某种宗教体系的出现。我们发现了年代很古远的骨笛，而昏暗洞穴的墙壁上画着壁画。

它们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展开合理的想象：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正举行秘密仪式，目的是驱赶鹿群和马匹不断迁徙，或是祭奠死于猎人之矛的某种大型动物。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幽暗、公牛和神秘总连在一起，密不可分。其他地方也会出现这类艺术，但都已经失传。最近，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人们发现了 6000 多年前的洞穴壁画。我们在欧洲西南部发现的洞穴壁画仿佛响亮的号角，证明现代人类已到达那里。他们的艺术创作圆熟、生动，完全可与鲁本斯和梵高的作品媲美。

我们与眉骨高耸、眉毛粗重的尼安德特人是近亲，但彼此交往的历史却是一段黑暗往事。尼安德特人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单独的人种，或是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体貌特征与我们不同：骨骼更粗重，头骨形状迥异，语言能力较弱。直到大约 13 万年前，他们才完成进化。在 3 万到 2.4 万年前之间，尼安德特人仍生活在欧洲，但他们在亚洲已销声匿迹。作为“不成功的”人种，漫画家们经常嘲笑他们一无是处。然而，粗略算来，他们大约生存了 10 万年，比智人离开非洲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大约是从耶稣时代到今天的历史的 50 倍。

尼安德特人发生了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并未发生灾难性事件。现代人类与其近亲共存了大约 3 万年。散布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模仿这些新来的超级猎人改进了自己的工具。生物学家对这两个人种是否有过杂交观点不一。最新的观点确认了杂交现象的存在，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科学家只在一些零散的群体中找到了少量 DNA 证据。显然，“新人”占有优势。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哼唱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有科学家认为，由于生活在小群体里，他们并不需要传递复杂信息，能表达情感即可。9据我们所知，尽管他们有埋葬死者的习俗，甚至可能还会化妆，但他们既不会制造艺术品，也不会制造弓、鱼叉、针或饰物。

当时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但尼安德特人却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旧石器时代”的冰盖盈缩不定，挑战着人类适应能力的极限。尼安德特人必须依靠捕杀动物、获取皮毛御寒，而现代人类却拥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件秘密武器就是缝纫工具，其重要性要远胜于精致的切削器和远距离猎杀动物的矛或弓。我们已发现许多做工精美的针和用来钻针眼的锥子。克罗马农人已穿上合体的多层衣服，就像今天的因纽特人。与熊皮相比，缝制的衣服给人更多保护，使人更灵活。布莱恩·费根说：“有了针，女性就能将各种动物毛皮（如狼皮、驯鹿皮和北极狐皮）缝制在一起，充分利用每一种皮毛的特性。在不断变化的极端环境中，这些衣物可以有效降低冻伤和体温过低带来的风险。”

针、更精良的武器和通过语言制订的群体计划使克罗马农人立于不败之地。在竞争中，尼安德特人逐渐走向灭亡。情况或许更糟。在法国的莱斯罗伊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证据——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骨上有被宰杀过的痕迹。这意味着，现代人类可能吃掉了竞争者。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尼安德特人可能曾经是食人族。我们和尼安德特人的交往绝非简单的社会观察，也很少相互杂交。当时的现代人类可能是这样想的：“尼安德特人？呃……实在太好吃了，只眉来眼去就太可惜了。”

当然，关于那些住在丛林中的远古人类，我们拥有的只是些骨质和石质的小碎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生动、丰富的歌曲、故事和对宇宙的遐想，其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知晓，唯有时间长河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一些人类学家相信，我们只适合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内交流，而不适合与脸谱网上的所谓朋友高谈阔论。这大致反映了史前狩猎部落的规模。随后，社会分工越来越重要。伴随狩猎和采集活动，剥皮、腌制、切削、缝纫和烹煮等活动应运而生。性别分工成为现实。有人认为，男女之间的微妙差异暗合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状态。今天的男性更喜欢重口味的食物和饮品，如咖喱、腌菜和威士忌酒。在那时，男人们通常要到远方觅食，亲尝各种动物尸体和浆果，以确定是否可以食用。

我们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冷静观察运动物体——确实是在早期狩猎（和逃跑）的过程中形成的。当冬季来临时，我们更愿意拉上窗帘，蜷缩在电视机前。这样的行为不正映衬了一段远古记忆吗？当时，我们就是依靠蜷缩在地下洞穴中获取安全感。我们对早期社会知之甚少。因此，在想象那段失落的漫长历史时，我们通常会谨小慎微。也许，想象越大胆，我们就越接近现实。

然而，我们能从史前狩猎—采集社会汲取什么经验呢？

首先，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成了气候变化的人质。地球的气候变化不定，人类文明恰好产生于温暖、潮湿的时期。在人类历史早期，全球变冷差一点使人类灭绝。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地球气候的冷暖循环会终结。我们正在使地球再度急速升温，这很可能让我们自食其果。但历史提醒我们，我们很善于应对变化。正是凭借良好的适应力，我们依然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其次，我们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事实上，这两种能力密不可分。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戳穿了“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从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再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神话曾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家，他们以此来反对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在制造战争的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就存在着凶杀，偶尔还有大屠杀。在石器时代，从欧洲到新几内亚的高地，从阿拉斯加和美洲大陆到亚洲大草原，莫不如此。10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现象也并不普遍。但是，欧洲被害人头骨上留下的斧凿痕迹足以说明，史前人类并不仅仅是艺术家。

在仔细观察了欧洲人到达之前生活在墨西哥的阿纳萨齐人打仗和屠杀的证据后，考古学家史蒂芬·勒布朗和凯瑟琳·雷吉斯特对史前战争进行了长期研究，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史前战争定期发生，并且非常残酷。他们是如此看待那些著名的洞穴的：

人们在拉斯科的洞穴壁画及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其他洞穴壁画中甚至发现了更多有关战争的证据。这些已知最早的人类艺术品生动地表现了野牛、猛犸象和鹿，其中还包括长条状的人类形象，被长矛刺穿身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世界奇观中不太和谐的一面并没有出现在旅行手册中。由于先入为主地认为过去很和平，人们往往不会主动搜集有关战争的证据，或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11

正如我先前所说，这可能与我们强烈的部落团结感有关。它使我们美化“自我”、丑化“他人”，最终使我们率先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消灭了其他哺乳动物，也许还消灭了其他人种。纵观人类历史，在创作艺术和表达爱意的间隙，我们一直在竭力消灭彼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动荡之源，至今还是如此。

农业的困惑

在导言中，我曾提醒读者，本书是一部以“伟人”为切入点的人类史，国王通常比农民更重要。但是，正是由于农民，这个论点才成立。农业产生后，世界人口迅速增长。狩猎—采集者停止迁徙，选择定居，以便照料庄稼和牲畜。他们先后发展出村落、城镇和文明。更粗壮的原生玉米、更饱满的亚洲草种和中国人移植的野生稻谷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但正是这些小东西成了阿兹特克人、苏美尔人、埃及人及许多早期王朝崛起的基石。我们也不例外。没有农业，就没有阶层分化，就没有供给国王和祭司的剩余粮食，就没有军队，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也就没有登月。

那困惑在哪里？困惑在于，人类起初竟然会选择农业，因为农业并没有使我们的日子变好。如果你此刻正在阅读本书，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你是全球 70 亿人口总数中生活在富裕地区的 10 亿人口中的一员，而且是 10 亿人口中生活在城镇或城市中的一员。我们已很难理解农业的重要性，无法体会艰辛、希望和春种秋收。对像能阅读本书的大部分人来说，农事根本无须他们操心。在近代欧洲史上，唯有战争或政治失能才会导致饥荒。由于我们太富裕了，即使灾难片的制片人也不会把饥荒当作西方社会背景电影的故事主线。

曾经极其辛苦、乏味的农业再次令我们烦扰不断，而其成功竟为害不浅。农业推动了人口增长。农业诞生之后，地球人口用了将近 10 万年增至 10 亿。但今天，每过 12 年，地球人口就会增长 10 亿。世界应急粮食储备非常少。这意味着，人类只有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才能避免饥荒。这很困难。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在地球上的动物总数中，人类总数所占比例不足 0.5%，但却消耗了地球物产总量的 25%。是时候让人们了解农业本身是多么有意义、多么重要了。

我们还要向发明农业的人致敬。考古学证据清晰地显示：与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先祖及其对手相比，早期农民的健康状况更差，寿命也更短。弯曲变形的脊椎、膝关节炎和蛀牙为我们讲述了故事的真相。在世界各文化中，这样的故事不断重复出现。1984 年，人类学家 J. 劳伦斯·安杰尔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在 2.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寿命约为 35.5 岁；但到大约 5000 年前，也就是农业革命达到高峰的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下降到大约 33 岁。从事农业生产后，男性的平均身高降低了 15.2 厘米，而女性的平均身高则降低了 12.7 厘米。在后世的笑话中，农民总抱怨天气，或愁眉苦脸，这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愁苦之情溢于言表。对早期的农民来说，砍伐树木、灌溉农田、翻耕土地和收割庄稼都是基本的劳动过程。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担忧野兽偷食庄稼、猎手（他们武器更精良，也更凶悍）偷盗粮食。

那么，我们又产生了困惑：在鲑鱼腾跃、羚羊成群的世界里，在人口相对稀少、食物充沛的世界里，人类为何选择在土里刨食？在伊甸园的古代神话中、在黄金时代的古代传说中，人们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森林中。这提醒我们，农业——塑造自然，而不是掠夺自然——从来就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后来统治阶层出现，他们经常以猎人的形象示人，这不是偶然的。即使在近代社会，狩猎仍是国王们喜好的运动。没有君主会以耕田或挖土豆的农夫模样出现在画像中。在世人眼中，农民的形象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要不就是守着羊圈惴惴不安；而猎人的世界似乎更高贵、更恢宏、更激动人心。

农业为何兴起？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它能养活更多人。据估算，10 平方英里土地上的猎物和浆果仅能养活 1 个狩猎—采集者；而 1 平方英里土地上的农业产出足够养活 50 个人。人口越来越多，而狩猎的土地却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农业成为唯一的化解之道。不过，这个答案会把我们的思路引向错误的方向。事实上，人口增长发生在农业兴起之后，而不是之前。在世界各地，那个时期狩猎者占有的土地比农耕者多得多。在印度的森林、欧亚大陆的草原、东亚岛屿的热带雨林和美洲的迁徙人群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故事都已湮没无闻。然而，人类还是在世界多地发明了农业，这些地区相互隔绝、没有联系。

农业首先出现在“新月沃地”。这一弧形地带从今天的约旦和以色列向北延伸至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随后掉头往东，蜿蜒进入伊拉克，形状就像一把镰刀。随后，中国的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农业。在美洲，墨西哥、安第斯地区和今天美国的东部地区都是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发明了农业。而非洲和新几内亚的农业也可能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在数千年时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多个独立产生的“农业发源地”，这并不是巧合。农业技术一旦出现，就会逐渐向外传播。例如，在农业出现后的 400 年时间里，农耕技术就从“新月沃地”传到了欧洲，也传到了今天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和埃及。12

历史学家对农业产生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气候变化非常重要。正如之前所说，在地球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冰期”。但是在大约 1.5 万年前，也就是在上一个冰期最寒冷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主要大陆赤道以北地区的气温逐步回升。如果植物的繁殖力无法提升，农业就不会产生。在更温暖、潮湿的气候下，动物数量有所恢复，狩猎者的日子也好过得多。但是，来自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很多证据表明，在人类到来后，许多大型哺乳动物都灭绝了。这说明，为了存活，我们的狩猎技术已相当精熟，甚至过犹不及。随后，猎物越来越难寻觅。尽管鹿群、马群和羚羊等动物还在迁徙，但数量越来越少，而迁徙路线也不断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类聚居点附近发现的动物骨骼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体型较大的成年动物已经被赶尽杀绝。

大约在 1.1 万年前，一些人类部落逐渐意识到，在定居点附近饲养动物可以确保肉类和皮毛的来源。最初，人们饲养的是原生的绵羊、山羊和猪。同时，人们还会收集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种子。但几百年后，人类开始将其栽植在土地中。每年，他们都会回到相同的地方，收获果实饱满的草本植物或营养丰富的豆类植物。当然，对人类而言，大多数动植物都没有利用价值：有的植物叶子难以消化，有的植物根茎有毒，有的植物果肉太少，有的飞禽和昆虫难以捕捉。因此，人们必须对动植物精挑细选，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某人的发现，这个场景可以不断回放：在一段斜坡上，牧草和种粒饱满的谷物在改道的河湾旁随风摇曳。那个人不断过来收集种粒，最终将这些种粒种植、繁育后代。在远古社会，男人们通常会到很远的地方狩猎。因此，农业技术的突破很可能是女人的功劳。

以此观之，生活在近东的人尤为幸运。世界各地有 56 种可食用的野生草本植物，包括小麦、大麦、玉米和稻子这样的谷物。其中，至少有 32 种生长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和平原，即今天土耳其的南部地区、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相比之下，非洲和美洲只有 4 种，而西欧只有燕麦这 1 种土生土长的植物。生活在“新月沃地”的人们可以接触到许多原生植物，如双粒小麦、大麦、鹰嘴豆、豌豆、扁豆和亚麻等。而且，那里还有很多适合圈养的动物。在后来的历史中，几乎每一个周边民族——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乃至十字军——都侵入过这一地区。因此，“新月沃地”并不是一块福地。但在最初的时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确实很幸运。

美洲人有羊驼，中国人有猪。但在“新月沃地”，可供人们驯服的大型动物有 13 种之多。他们不仅有猪和触手可及的野马，还有奶牛、山羊和绵羊，再加上 32 种可食用的植物。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相比之下，智利最肥沃的地区只有 2 种可食用的植物，“加利福尼亚和非洲南部都只有 1 种，而澳大利亚西南部连 1 种也没有。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3

所以，早在 1.3 万年前，生活在“新月沃地”的纳图夫人就开始采集谷物。为了接近那些珍贵的谷物，他们定居下来，建立村落，而不再像狩猎—采集者那样四处迁徙。并不只有他们才对谷物感兴趣。有学者认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生活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一群狩猎者也在采集和食用野生稻谷。

就在此时，气候再次发生变化。尽管气温降幅没有上一个冰期剧烈，持续时间也不长，但降幅已足够巨大。我们将这个短暂的寒冷期称为“新仙女木期”。“仙女木”是一种植物，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它的盈缩来判断气候的冷暖变化。纳图夫人发现，他们喜爱的谷物逐渐在寒冷、干燥的平原上销声匿迹。在这个寒冷期，高海拔的地方聚集了大量水，很多动物在那里得以幸存。因此，丘陵地带仍有谷物生长，但纳图夫人要跋涉很远才能采集到它们。与此同时，猛犸象也灭绝了。14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永远不要低估懒惰的力量：在压力之下，人类迈出了符合逻辑的一步。以前，人们被迫四处迁徙，修建新的村落，摸索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如今，人们开始收集剩余谷物，带回家栽植。这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改变，只是个节省劳动力的法子，使人避免了长途跋涉。但对人类而言，这至关重要。在“新月沃地”和中国（获得稻米和粟米的方法发生了同样的改变），农业产生了。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首批村落出现在农民劳作的地区。山区和丘陵地带拥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人们宁愿住在有遮挡的山谷地区。他们发现，山谷是个好地方，人不会过多暴露在大风中，也离野生植物比较近，他们可以采集并试种这些植物——从玉米、豆子、南瓜、鳄梨、墨西哥番茄到阿特拉斯山脉的草本植物和豆类植物。毫无疑问，人们会经常采摘和挑选各种作物，只留下最有希望的——营养丰富、果皮坚实、易于改良——种类。最初，农耕、养殖和狩猎并存于世，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人们会猎杀迁徙的羚羊，也会把捕获的鹿和鱼带回家。

然而，掌握农耕技术的人类已踏入陷阱。我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其后果难以预料。但一旦走上这条路，我们就不能回头。在后世，我们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所谓陷阱，就是定居的农业人口会迅速增长。以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水平而言，每亩农业用地养活的人口是每亩狩猎用地养活人口的 10 倍。这不仅与食物有关。如我们了解的那样，狩猎群体经常拖家带口，四处迁徙。这限制了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一旦定居下来，人口出生率就会上升。更大的家庭意味着养育更多的子女，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就愈发重要。一旦开垦，土地不能撂荒，而家畜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恢复野性。农民变得更矮，更易生病，也更早去世，因为寄生虫和害虫会在定居地蔓延滋生。尽管有的人活得更久，但烦忧也更多。人类曾信步穿越荒野，探索各种神奇的地方，如今已不再这般自由。因为他们要养育更多孩子，包括子侄辈和孙辈。

人类无法停歇。过去，他们不断改造和驯化动植物；如今，动植物要改造和驯化他们了。

他们还要发展其他技艺，如磨碎、筛选和储藏谷物的方法。他们也要保护那些珍贵的家畜免遭野兽攻击，并且引导这些家畜在合适的地方觅食。人们剪羊毛，捻成线，织成布；还给动物放血，以丰富自己的饮食。一些农民则养成了奇怪的习惯——饮用羊奶。大多数欧洲人的后裔至今仍能顺利地消化乳糖。人类逐渐学会了加工毛皮，编织有助于犁地的绳索，制作盛放物品的篮子，打造烹煮谷物的陶器。这是一个新世界，家庭生产技艺应运而生。

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穷苦的农民和成功的农民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而且引发了人类意识中一些难以觉察的变化。据推测，农民失去了与广阔地域接触的机会，而他们狩猎的祖先则见多识广。而且，农民也不再与“陌生人”接触，与世隔绝。村民们远离了野兽出没和猎人游荡的区域，更专注于自己的命运。农业产生的余粮可以供给领袖和祭司，使他们不事生产也能存活。

农业的兴起也意味着家庭或家乡的产生。正如考古发现表明的那样，定居生活使人们可以用谷物或皮毛换取“奢侈品”，如盐、切削石器、美丽的贝壳和香草等。所以，从很早开始，携带商品的商人们就已经在新踩出的道路上穿梭往来。事实证明，谈生意要比打一小把粮食复杂得多。

农业的兴起塑造了此后的全部历史。由于缺少家畜，中美洲的农业文明要比欧洲晚 3000 年，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因此，中美洲的居民也就无力抵御外部的入侵。两河流域的土地退化导致了苏美尔文明的衰落。在古典世界，由于人们过度使用耕地，北非地区日益沙漠化。农业的失败使这两个地区陷入政治真空——广袤的土地上人烟稀少，最终加速了伊斯兰教的扩张。

贫瘠的土地还驱使着维京人和蒙古人四处迁徙。但首先发生的是城镇的出现。

温情脉脉的无政府主义者

有朝一日，东京、伦敦、洛杉矶和莫斯科都会从地球上消失，被人遗忘。在未来，起伏不定的石堤、奇形怪状的绿植、被掩埋的墙壁、高速公路和金属物都会静置在地表，就像一道道伤疤。如果这样的场景难以想象，你不妨回想一下，人类的第一批城镇是否还能觅得踪影。其中一些城镇已深埋在今天的城镇之下。当约书亚的祭司吹响号角后，耶利哥的城墙应声坍塌。在此之前，耶利哥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城中有清泉流出，人们用泥砖修筑民居，还有城墙和塔楼伫立在城镇四周。不过，有人认为，城墙和塔楼的作用是抵挡洪水，而非防御侵略者。

在耶利哥城以北，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土堆。这些土堆大致对称分布，略高于现今的农田——农田上种植了小麦、大麦和玉米。这些土堆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城镇遗迹，每个城镇都居住过几千个居民。这个失落的世界曾经人声鼎沸，早期的农民及其家眷在此定居。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共同劳作，共同崇拜豹神。他们为购买远方的商品节衣缩食，一起玩笑嬉戏、谈婚论嫁、埋葬亲友。

上述猜测都很合理，因为研究者们已发掘了其中一座土丘，最初是由一位英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事实证明，这些土堆是一部启示录，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它能告诉我们，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处遗址就是哈塔尔赫尤克。今天，哈塔尔赫尤克只是一小块考古发掘区，遗址上面是由金属支架搭起的棚子，附近有考古队员的驻地，看上去就像电影导演为拍戏而搭建的摄影棚。哈塔尔赫尤克的知名度远不及罗马城或吴哥窟，但对人类史而言，它的重要性并不屈居人后。

在大约 9500 年至 7700 年前之间，这片建筑群都有人居住。这里没有城墙，也没有格外宏伟的建筑或单独设计的建筑。考古发掘表明，这里没有统治者、祭司和战士的居所，也没有临时的工棚——这是一个平等的蜂巢。在某些方面，这些居所颇具现代性。这里有一座灶台、一间起居室，旁边还有食物储藏室，其他房间似乎都是卧室。典型的家居都非常干净，人们会定期把墙壁和地面刷成白色。走入其中，陌生感顿失。居室面积和现代城市公寓或村舍大体相当，虽然朴实无华，但足够宽敞。

然而，熟识感只是表面现象，这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城镇。哈塔尔赫尤克没有街道，也没有广场或公共建筑。通过开在屋顶的门，人们可以进出蜂巢般的家。在屋顶和地面之间有梯子相连，整个居所就像一座人造洞穴。我们必须承认，这群人已经完全社会化。各家屋顶相互连通，形成了开阔、安全和平坦的空间。在屋顶上，人们可以做手工活儿，也可以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可以搭建遮阳棚——土耳其这片地区在夏天非常炎热，人们常常坐在屋顶的阴凉处纳凉，晚上甚至会整宿睡在那里。

在翻修或重建房屋时，人们会拆掉旧房屋的一部分，然后在废墟上继续加盖。因此，他们的房屋就像人造珊瑚——一层摞着一层。在某些地方，房屋总共累积了 18 层。居室中有许多华丽的装饰，如公牛头、描绘豹子和狩猎场景的图画及一些石雕和泥塑。这些石雕和泥塑主要表现了女性和各种动物的形象。与耶利哥等早期城镇不同，在哈塔尔赫尤克，人们似乎都是在家中活动。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安·霍德目前正主持遗址的发掘工作。他说：“在现代城镇，我们可以辨别出不同的功能区和建筑群，如工业区和住宅区，如教堂、清真寺、寺庙和墓地。但在哈塔尔赫尤克，这些功能区都集中在家里。”15

在这些居室中，人们将足够所有族人吃的食物储藏在巨大的木质容器内。他们编织篮筐和草席，用燧石和骨头制造匕首和衣扣，将黑曜石打磨成镜子，制作手镯和其他饰品，篆刻一些古怪的印章——这些印章可以在财物或皮肤上做记号。而且，他们还会烹煮食物，定期清理房间。在这里，土地肥沃，溪水潺潺，鱼跃池塘，鸟翔空中。哈塔尔赫尤克的人口逐渐增至 7000 人左右，甚至可能达到 1 万人。这里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居住地。我们从城镇外的垃圾坑遗址可以判断，他们的生活很优渥，其食物包括野猪、鸭子、鹅、羊、鱼、大麦和燕麦。

在哈塔尔赫尤克，最惊人的地方莫过于埋葬死者的地方。人们小心翼翼地蜷起死者的身体，依依不舍地将其葬在居室之下、灶台之下或人们睡觉的平台之下。有些人认为，最初，人们会把尸体暴露在野外，让秃鹰啄食干净。但当前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了腐尸的气味。有些尸体的头颅会被割下来，人们会在头骨上涂灰泥，绘制图案，以长期保存。据推测，这些头骨都属于杰出人物或一家之主。人们还会再将头骨挖出，重新涂上灰泥后又埋入地下。一代代人不断重复着这一过程，类似一种家族纪念仪式。在一座房屋内，至少会有 60 具遗骸。

哈塔尔赫尤克还有更多神秘之处：居室内通常悬挂公牛头，还绘有豹子图案。这说明人们崇拜外部世界的自然力量和攻击行为。哈塔尔赫尤克人并不需要大卫·爱登堡（英国博物学家，参与制作了很多自然历史纪录片）将光天化日下的危机感带入洞穴般的家中，他们自己就能意识到。但是，人们将房屋层累般地建在一处，连死去的家人也葬在这里，并长期保留死者的头颅，这些都说明哈塔尔赫尤克人存在祖先崇拜。尽管祖先崇拜在中国和日本很常见，但在地中海世界，其历史源头只能追溯至古罗马时代。

人们生活在核心家庭中，或至少是核心居室中，他们通过父母、祖父母和历代先祖来构建自我认同。他们会这样说：“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成千上万年的漂泊之后，我们决意在这里定居。”这些话很奇怪吗？如果你觉得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已在城市定居，与那一小片土地失去了直接联系，而那片土地正是我们先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人类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血缘和土地的认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将祖母埋在灶台之下并不常见）。

哈塔尔赫尤克传递的第二个信息是平等。随着时间流逝，房屋层层累加，有些房屋就变得比其他房屋更宏大、更壮观，埋葬的死者也更多。这说明哈塔尔赫尤克逐渐出现了更具权势的家族，但那里依然没有统治阶层或祭司阶层。哈塔尔赫尤克向人们展示了产生阶级分化之前的社会形态，那里并没有后世城镇中的军人、首领和国王。这个世界更平等，正处于早期农业村落与好战帝国之间的历史阶段。有些人非常推崇哈塔尔赫尤克，认为这里是平等的伊甸园。妇女受到尊重，没有战争爆发，每个家庭只有少量财产。人们和睦相处，共同劳作。

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纯朴的无政府主义天生就不稳定。尽管如此，哈塔尔赫尤克人仍成功地维系了社会运行至少 1400 年。他们拥有充足的剩余财产，可以粉刷墙壁、制作陶器、编织衣服，也能吃上好东西；但这些财产又不足以铸造刀剑或征收赋税。他们实在是太幸运了。

巨石阵的孩童

我们对早期人类总是心存偏见，认为他们茹毛饮血、好勇斗狠。哈塔尔赫尤克相对和平和友善的状态是孤例，还是普遍现象？通过回溯历史——更古远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获得答案。那个更原始的世界与哈塔尔赫尤克人的世界相映成趣。

由于气候更恶劣，今天被称为不列颠的地区比“新月沃地”发展得更缓慢。9000 年前，也就是哈塔尔赫尤克刚刚兴起之际，不列颠高原上的冰川才开始消融，只有少量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居住在那里。冰川消融后，浓密的森林——橡树林、榆树林、桤木林、酸橙树林，以及北方地区的桦树林和柳树林——覆盖了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一只松鼠从不列颠的一端跳到另一端，双脚都不用触碰地面。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看法。

又过了 2000 年，在哈塔尔赫尤克走向衰落之后，不列颠仍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并不适宜农耕，但农民们正努力改变环境。他们首先在沿海地带整理出小块土地，然后又返回森林，在林中空地种植小麦。刀耕火种无法持久，因为土地的肥力很快就被耗尽。于是，人们就会整理出更多空地，而之前的“耕地”又变为林地。由于人们仍然处于变化非常缓慢的历史阶段，因此 1000 年之后，人们整理出的土地面积才大了起来。专门的耕地逐渐出现，特别是在今天英格兰的南部地区。人们翻耕土地，还会施肥和除草。

人们开始种植原始的小麦和大麦，或许还有亚麻。他们似乎没有种植蔬菜，但其食物中包含浆果和坚果。他们使用公牛耕地，圈养了牛、猪和羊。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驯服了狗。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狗骨骸，看上去有点像现代的拉布拉多犬和梗犬的骨头。在人类驯养的第一批动物中，狗非常重要，因为它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参与狩猎。不过，历史学家罗德尼·卡索顿根据一些骨骸判断出，“一些狗年老之后，失去了工作能力，就会被主人冷落”。16

养狗的人类寿命也不长。在不列颠诸岛中，奥克尼群岛相对发达。学者们研究了岛上某人群的骨骸，发现其中 70% 的骨骼都属于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只有 1% 的骨骼属于 50 岁以上的人。显然，这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从头骨判断，他们身材纤瘦，面容姣好，和传说中的早期不列颠人完全不同。根据传说，早期的不列颠人身强体壮，面露凶光。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衣服。这处文化遗存的气候温暖潮湿，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结构。人们身穿羊毛和皮革制的衣服，可能还有亚麻斗篷、帽子和束腰外衣，这些材质都不易于长期保存，所以没有留存下来。通过研究欧洲大陆类似文化遗存中的残留衣物及不列颠人遗留的带扣和针等工具，我们可以做出假设：不列颠人已穿上了针脚细密的舒适衣服。

尽管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新石器时期”,但更准确的名称应为木质时代和皮革时代。最初，人们身穿皮质衣服（利用大量尿液、牛粪和动物脑髓，人们使皮革质地变得柔软、光滑，这种技艺实在令人作呕），住在长方形的木屋里。后来，人们开始穿着纺织衣服，住进面积更大的公共住宅和村庄。这些村庄通常以一些构思巧妙的圆形房屋为中心。圆形房屋非常大，可以供数百人睡觉。

现在，我们谈谈住在斯卡拉布雷的人们。5000 年前，他们用石头在奥克尼群岛的弧形港湾畔建起了一座美丽的村庄。1850 年，一场风暴揭开了它的面纱。卡索顿说，这座村庄的家居生活非常舒适，“就普通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水平至少不比 4000 多年后中世纪的不列颠人差，或许生活条件还要更好一些”。17今天，在斯卡拉布雷的屋畔和小路上漫步时，我们就能联想到哈塔尔赫尤克舒适的家居生活：房屋都是石质的，而不是土垒的；屋内有卧室和走廊，还有带梳妆台的起居室。还不确定这里是否有酋长和祭司，但肯定没有遭受战火蹂躏。

在石器时代中后期，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都不是边缘的海岛，而是文化很先进的地方。当地制造的陶器传播到不列颠各地。那里的石圈建筑、墓地和村庄不仅规模宏大，设计还特别复杂。其发达程度远超英格兰南部的沼泽地区——今天的伦敦地区。

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始终认为，仅靠缓慢发展，早期的不列颠文化是无法创造出像巨石阵这样的不朽丰碑的。一定是某位军事领袖或宗教领袖带领民众完成了这样的创举，也有可能是某个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带来了这样的文化。但是，我们既没有发现存在精英的证据，也没有发现文化传播的证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列颠人更像哈塔尔赫尤克人。他们平等地生活在一起，散居在数百块耕地间，依靠商业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曾听过许多有关活人献祭和暴力死亡的生动传说，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列颠曾爆发过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活动。那里也没有城堡或宫殿。

倘若事实如此，不列颠人是如何动员了那么多人力去建造巨石阵和锡尔伯里的宏伟“山丘”呢？这样的工程需要搬运的土石量与建造一座埃及金字塔大体相当。而石头村庄和奥克尼群岛及设得兰群岛的遗迹又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

上述建筑都是惊人的成就。这群人没有金属，没有城镇，没有所谓的文字。他们住在很多岛屿上，岛上的道路将千百个村庄联系在一起。在萨默赛特郡的沼泽地，有一条“斯威特小道”。这条小道长约 3 英里，由橡木条建成，耗费了大约 1 万颗木钉。它建成于 6000 年前，是欧洲最古老的桥路。为了修筑道路，人们需要制造必要的工具，包括燧石刀片和斧子。事实上，这些工具已经达到工业水平。燧石矿非常深，矿工下井时必须手提一盏小灯。运载货物的船沿海岸航行，有的船很大，有的则是将几只独木舟捆绑在一起，用皮革固定住木质的龙骨。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不列颠已经拥有起重工具、巧妙的木质品和精细的石器。这是一种精致、沉稳的文化。

最关键的是时间与合作。巨石阵的修建过程长达千年。它最初只是一座土方工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巨型建筑。巨石阵包括 82 块蓝砂岩和许多砂岩。蓝砂岩是从 150 英里之外的威尔士运来的，而砂岩则是从 20 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每块都重达 53 吨。人们在切割和打磨岩石之后，将其放置在其他岩石之上，形状就像过梁。人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开辟了各种水陆运输线运送石材。当时，人们已经发明了车轮，但由于石块太重、道路太崎岖，木质车轴很难承受。他们可能就在石块下垫上圆木，滚动前行，但这也太耗费时间了。现在看来，利用雪橇的可能性更大。从船上卸下石材后，人们用牛或人力将雪橇拉到目的地。

有几个可行的办法可以解决切割石材和提举石块的问题。利用楔子和火烤就可以使石材碎裂；挖掘深坑，铺上木条，就可以将石块提举起来；修建坡度很缓的平台，就可以将巨大的过梁放置到位。这项工程十分了得，但既不需要巨人，也不需要独裁者。当地有许多规模很大的村庄，人们可以分工合作，也没有时间限制（这就像后世修建大教堂，常常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修造新石器时代建筑的各种突破性技术，建成了巨石阵和锡尔伯里山金字塔型的超级建筑。

人们对巨石阵的用途并无异议。石头的排列方位与仲夏日清晨的阳光角度有关，这证明巨石阵是一座神庙。有人认为，这座巨石阵是一部精确的日历。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一种复杂的标记，人们可以通过它观察月亮的升降。由此可见，当时的不列颠人对月亮的周期变化兴趣浓厚。最近，研究者从浅坑中提取了一些样本，进行碳年代测定。结果发现，样本的年代可追溯到大约 1 万年前，比哈塔尔赫尤克还久远，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早期不列颠人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对细节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信仰与日月有关。太阳可以带来温暖和丰饶，而月亮则与周期性的庆典和祈福有关。这种庆典和祈福很常见，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农业民族都有类似的活动。考古学家通过庞大墓葬发现，人们在埋葬死者前会打碎并焚烧尸骨。这些古墓既反映了不列颠人存在祖先崇拜，又反映了群体或家族的延续性，与哈塔尔赫尤克文化非常相似。不列颠人的信仰主要包括黑暗与死亡、季节变化、敬畏太阳和家族记忆。

因此，远古的不列颠文化是一种细腻、沉稳、精工细作、朝气蓬勃的文化，与垂垂老矣的德鲁伊文化和恐怖、嗜血的酋长文化迥然不同。随后，不列颠人进入了青铜时代，巨石阵和庞大的圆形房屋都被遗弃。我们不知道原因。或许，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为争夺耕地爆发了冲突，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他们即将步入更血腥的时代，“新月沃地”和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然而，我们应记住那个和平时代：农耕者聚居一地，共同敬拜日月，照看耕地和家畜。在边境地带，他们与其他群体进行贸易，最终修建了伟大的建筑。这些建筑在不列颠屹立了数千年之久，其历史远超帝国、王朝或民主制度存续的时间。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欧洲。

最后，我们用罗德尼·卡索顿的话作为这一部分的结语：

新石器文化更近于生态平衡的状态，人们通过群体合作的方式和平相处，这可以为西方现代工业经济和社会提供借鉴。工业革命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经济形态会长盛不衰。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存续了几千年，历史是前者的 10 倍。

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但我们太过于依赖消费，常常将这种警告当作耳旁风。无论如何，修建巨石阵的不列颠人神秘地消失在历史中，人类即将步入新阶段——城市时代。

平原上的城市

哈塔尔赫尤克的东南方有两条奔流入海的大河。“新月沃地”见证了第一批农耕者和第一批大型聚居点。因此，那里孕育出第一批城市和第一批帝国也就不足为奇。“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地方”，这两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临近大海之时，这两条河流河面变宽，流速变慢，蜿蜒汇入地形复杂的三角洲。在沼泽区之前，有一片肥沃、湿润的黑土地，非常适宜农耕。它与哈塔尔赫尤克附近松软、湿润的土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面积更大，吸引了大批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他们在此安家落户。最初用芦苇建屋，后来用泥砖盖房。房屋鳞次栉比，逐渐形成村落。大约 7000 年前，也就是哈塔尔赫尤克被废弃后不久，埃利都诞生了，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在之后的数百年里，这一地区的城镇越来越多。埃利都是一座由泥砖建成的聚居点，城中的神庙建筑层层叠加。这座城市可能是由公共聚会场所发展而来，各地的村民都来此祭拜神祇。从总体上看，这里规模更大，并不是一处温情脉脉的无政府主义场所。

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和堤坝系统非常复杂，所以各个村落必须联合建造和维护。要完成这些工作，就需要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农业进步带来粮食剩余，而粮食剩余又导致统治者和祭司的出现。他们修建神庙，雇佣仆人侍奉自己。美索不达米亚世界是一个泥泞、湿润、阳光灼人的平原，那里最有特色的主建筑就是金字塔神庙，人们在其中敬拜神祇。在世界各地，人们都把神祇想象为高高在上。因此，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使神祇高高在上的唯一方式就是大兴土木。人们将埃利都建在一处台地上，靠近一片淡水湖。城市的一侧是沙漠，另两侧分别是沼泽和耕地。

不同地貌和各色神祇在埃利都水乳交融。男神阿普苏和女神提亚玛特是众神之首，他们分别是淡水之神和咸水之神。然而，这两位水神并没有给这座城市足够的眷顾：大约 4000 年前，埃利都可能发生了大洪水，失去了主宰地位。与此同时，另外一座伟大的城市——乌鲁克——趁势崛起。在鼎盛时期，这座城市的人口达到约 8 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聚居区，是哈塔尔赫尤克人口规模的 10 倍。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是世界上第一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吉尔伽美什是否实有其人还存在争议，但他的故事涉及《圣经》里所记载同等规模的大洪水，还囊括了性爱和背叛、友情和失败及旅程和死亡等题材。

由于被记载下来，我们才能获知这些故事。在乌鲁克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其他城镇，人们在泥板上刻画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代表谷物的收获量和所有权，也可以代表正在交易的啤酒和其他商品。经过数百年的时间，这套符号和记录体系逐渐演变成书写体系，人们以此记录故事和思想。文字诞生的原因与乌鲁克诞生的原因大致相同。气候变化使环境愈发炎热、干燥，农民们被迫修建更庞大、更复杂的灌溉系统以维持农业产出。单个家族或村庄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完成所需工作。只有在某些人的领导下将大量的人力组织起来才能渡过难关。领导者可能是祭司，或者至少来自神庙。他们可以站在高大的神庙中，监督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

一旦劳动力和专业工匠被组织起来，领导者就有能力修建更庞大的神庙。成功的灌溉工程使建造者获得回报：久而久之，那些领导者就宣称，他们能向神祈求、与神交谈、代神发声。他们对本地居民的生死存亡担负重任，最初的统治阶层由此产生。他们站在高台之上，侧耳倾听神的教诲。统治者之下是书记员或中级官员，他们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搜罗统治阶层所需的谷物、啤酒、肉类和金属。有组织的等级制社会根本无法离开文书工作。在乌鲁克的例子中，所谓的文书工作就是“制作泥板”。

“反馈”是一个基本观念。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一旦被组织起来，挤进城墙环绕的城市，社会就会加速发展。苏美尔人及其后生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如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革，这是以往任何群体未曾经历过的。祭司们都希望谋求特殊地位，以震慑人心，使其更接近神祇。为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全职工匠，还需要进行测量和规划工作，而这就意味着要有详细的记录和书写工作。为使劳动力能够持续劳作，人们还需要献上大量粮食、啤酒和各种原材料。

向民众征税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有时还需使用暴力。与此同时，积累的财富还可能招惹强盗，甚至是敌对城市的觊觎。人们为此筑起城墙，一些男性成了专职的守护者，军人阶层诞生了。很遗憾，没有任何手段比战争更能推动技术进步。在燧石和骨头之后，青铜成为切割工具的主要材料，使苏美尔人获得了短暂的发展优势。随后，战车出现了。起初，战车有四个轮子，行驶缓慢，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两轮车（上流社会最初可能只是为了狩猎取乐才发展了这种车辆）。

宗教祭司、大兴土木、文字、赋税、军人、国王及发动战争的能力逐一出现在人类历史中。上述事物都以人类的第一批城市（人类最早的财富聚集地）为基础，而这些城市的基础则是河流沿岸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需要人们团结一致，共同驯服自然。这种转变比旧的部落纽带、家族纽带和血缘纽带更强大，使人类完成了农耕文化之后的又一次飞跃。城市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加速了社会发展，直到爆发全面战争带来巨大灾难为止。这种状况在人类历史上周而复始。训练有素的官吏及其掌握的书写楔形文字的技能使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苏美尔语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通用语言。书记员通常都会说两种语言。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或许会被打断，但绝不会销声匿迹。

第一批城市也孕育了抽象思维。像国王和祭司这样的统治阶层有闲暇思考各种问题，特别是思忖头顶之上的神秘世界。闪烁的星光和运行的天体也曾使巨石阵的建造者们着迷。由此，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数学——运用简单的算术方法统计贸易和税收，运用复杂的算术方法追寻星辰的轨迹。仰望天空，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常常对夜空中蕴藏的信息迷惑不解：天空究竟是什么形状？天空的常规运行模式是什么？如果神祇能降示消息，那星相就是神祇的文字吗？天空的运行模式是否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节奏？

观测星辰需要测量角度。苏美尔人观测了五颗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五颗目力所及的行星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然后，他们用这五颗行星分别为五天命名，再用月亮为一天命名，用太阳为另一天命名，这样一星期就有了 7 天。“7”被视为完美的数字。显而易见，苏美尔人的星期就是我们的星期。尽管使用罗马文字或古英语指代，但这 7 天的名称仍沿袭了苏美尔人的命名方法。土星（Saturn）代表星期六（Saturday），太阳（拉丁语为“Sol”）代表星期日，月亮（Luna）代表星期一（法语为“lundi”，英语为“Monday”，这个词可以拆分成“Moon”和“day”），火星代表星期二（法语为“mardi”，英语中为“Tuesday”；英语的星期二拼写为“Tuesday”，这都归于一位北欧神祇）。同样，星期三（Wednesday）意为“沃丁神之日”（Wodin’s day），而沃丁神与水星有关。木星代表星期四（法语为“jeudi”，英语为“Thursday”；“Thursday”的词根是“Thor”，即雷神托尔，托尔是位北欧神祇，他与代表木星的朱庇特神有关）。金星代表星期五（法语为“vendredi”，英语为“Friday”）。此外，苏美尔人还发展出一套以 60 为基础的计数系统。“60”可以被除自身之外的 11 个数字整除，对青铜时代的历法而言，这显得尤其方便。后来，我们的一分钟是 60 秒，一小时是 60 分钟，一年是 360 天，一圈是 360 度。在巴比伦时期，书记员的计算要既快速又准确：一块来自尼普尔的泥板检验了人们的数学能力：“你知道乘法、倒数、系数、账目平衡和管理会计吗？如何进行各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如何分割财产，如何分配土地份额？”18

这些成就已足够令人惊叹，但仍不完全，第一批城市还孕育了艺术设计：巧妙的石膏雕刻、华丽的马赛克镶嵌画、精美实用的印章（乌鲁克人用来在包裹上盖章）、镶嵌装饰的棋盘、各种乐器、来自乌尔的黄金饰品及亚述和巴比伦令人赞叹的浮雕等。今天，这些华美的艺术品并没有收藏在伊拉克，而是收藏在柏林和伦敦（伦敦收藏了一小部分），这都要“归功”于 19 世纪的考古学家。美索不达米亚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祇、文化和荣耀。乌鲁克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宏伟的金字塔神庙和天空之神，还因为一位名叫伊南娜的女神。伊南娜象征着丰产，祭祀仪式曾使一位巴比伦文人颇感震惊。他写道：“乌鲁克是一座娼妓之城，吸引了大批纨绔子弟和参加节庆的民众，他们的阳刚气都已被脂粉气消磨殆尽。”19

因此，第一批城市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遗迹之一。随后的大洪水将其中一些城市变成残垣断壁，而将另一些城市彻底摧毁。这些遗迹屡遭战乱破坏，而后起的文化对其也缺乏兴趣，它们逐渐被人遗忘。在维多利亚时代，考古学家陆续来到这一地区。那时的考古学急功近利，人们以寻珍觅宝为目的。上述种种导致一个后果：尽管一批最珍贵的雕刻等文物入藏欧洲博物馆，但城市遗址本身却无人问津，只能绝望地躺在尘埃中。这实在令人悲伤，因为从某种角度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早期的巴比伦人的非凡成就要远超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官僚文化，也是一种剥削文化。城市当局对农民压榨严苛，后者必须为运河和筑城缴纳大笔赋税，因为他们要依靠这些设施保证农业丰产。这种城市文化催生出国王，国王们发动战争，相互攻伐，缔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批帝国。与帝国相伴而生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就是一例，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万般不幸。不过，第一批城市也充斥着华美事物、奇思妙想和各种奇观。民众获得了很大乐趣，尽管这些乐趣已不再质朴、纯真。

从大禹到你

你或许会想象，中国第一位有名可考的英雄要么是位能征惯战的国王——就像吉尔伽美什那样，要么是位长须飘飘的圣人。但你错了，他是一位公仆，一位水利工程师。这位英雄就是大禹，他恰好站在历史和神话的分界线上。大禹驯服了黄河，虽然这条大河养育了中国人，但经常泛滥肆虐。据传说，大禹的父亲名鲧，地方统治者命他治理泛滥成灾的黄河。在大多数早期文化中，特别是亚洲和欧洲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这说明，人们确曾经历过洪水滔天的时代。当时的洪灾实在厉害，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存在了几千年。

在中国的例子中，鲧曾试图用修筑堤坝的方法治理洪水，可能使用了夯土技术。考古学家发现，中国的早期城镇建设就运用了这项技术。然而，当更大的洪水袭来时，土墙就会被轻而易举地冲垮。那位统治者处死了鲧，大禹——此刻他或许非常焦虑——接替了鲧的工作，继续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据传说，大禹工作非常勤勉，但他并没有用修筑堤坝的方式治理洪水。首先，他考察了黄河的上下游，遍访地方部落，劝说人们携手合作，在中央权威的领导下化解难题。显然，这一过程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兴起十分相似。其次，通过挖掘沟渠，他将黄河水引入其他河道。再通过建立灌溉系统，使河水最终流入农田。大禹没有直接拦截洪水，而是用分流的方法削弱洪水的力量。13 年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手脚都长满了老茧。据传说，在治水期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第一次，他听见妻子正在分娩，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回家看看。第二次，儿子已能呼喊父亲的名字，但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洪水还在肆虐。第三次，儿子已长成翩翩少年，但他仍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治水大业。倘若在今天，大禹或许会被“儿童抚养局”调查，受到专栏作家的齐声谴责。但那时的情况与今天完全不同。

统治者被大禹的勤勉和献身精神所感动，将王位传给了他。大禹建立了夏朝。

后来，人们又在这个故事中加入了许多虚构情节，从大禹用神斧劈开山峰到黄龙和墨龟帮其治水可谓无奇不有。然而，研究中国早期史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的关键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始于治水。这个猜测有一定道理。大约 4000 年前，中国的一批聚居点走向衰亡，而同一时期中东和埃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回顾那些大洪水传说，如挪亚方舟等神话，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提出一个疑问：“难道是气候变化使旧世界陷入危机？”20那部记载大禹生平事迹的史书还提到了一场暴雨。据说，这场暴雨连下了 9 年之久，导致了一场毁灭性大洪水的暴发。

但中国既没有挪亚，也没有方舟：中国的历史始于一位公仆式的英雄，一位献身国家的组织者。这个故事听起来委实太“东方”了。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文化就极具“中国特色”。在世界上任选一个有教养的人，将来自中国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或年代久远的青铜器放在他的面前，或者让他观看一组表意符号，他大概都会脱口而出：“这来自中国”，即使他之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考古学的争论和政治分歧使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如坠云里雾里。许多中国人坚持认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种不同，他们并非起源非洲，而是由一种更早的猿类进化而来。在迁徙到中国时，这种猿类可能已演化为直立人。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中国人与外国人判然两分。这种观点迎合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即使国外的共识早已判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历程与“新月沃地”很相似，只是比后者晚了 2000 年左右。然而，在某些方面，如制陶技术，中国更加领先。在驯化动植物上的突破、村落的出现和墓葬中的祖先崇拜等方面，二者基本相似。但是，当神话时代慢慢过渡到历史时代之时，中国的器物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今天的考古学家更强调古代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辽阔的大地上分布着多种文化、多样的陶器和建筑。过去，人们认为，中国北方只有一个文明中心。随后，文明逐渐扩展到边缘地区，而其核心部分并未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近期的考古发现挑战了这一观点。不过，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在中国人的想象中，他们从最早的时期一脉相承，有着强烈的情感纽带。

例如，“龙山文化”存续了 1000 年左右，从大约 5000 年至 4000 年前，与不列颠的新石器文化的各个阶段大致同时。欧洲人对巨石阵民族的记录或记忆已经永远失落了，但中国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君王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五位颇具神话色彩的帝王，他们都是神一样的统治者，向人类传授了至关重要的文明技艺，如烹饪、耕种、用火、医药、婚姻和驯化牲畜等。据传说，“五帝”中的最后一位帝王发明了文字、陶器和历法——这些发明使龙山文化从其他早期文化中脱颖而出。21早期的中国人曾宣称，人类源于造物主盘古身上的蛆虫，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早期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吧。

在“五帝”时代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时代，先后兴起了三个王朝：夏朝、商朝和周朝。这三个王朝历经 2000 年之久。我们已经知道了历任国王的名字，见识了日益精巧繁复的手工艺品，还有城市、寺庙、城堡和文字，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一脉相承。简而言之，我们拥有中国的完整历史。

然而，早期中国的历史仍然晦暗不明，神话色彩多于历史证据。根据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的记载，夏代的中国同时存在 1 万个方国。因此，夏朝很难被视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线。考古学发现也证明了当时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方国。据说，夏朝建立于公元前 2205 年，创建者就是驯服了河流和洪水的大禹。早期中国的历史就是王朝轮替的历史，就像英国的学生曾背诵的王室谱系那样。其实，大禹是后世宣扬“华夏一统”的文人从口头传说中提炼出的人物，成为历代帝王的始祖。据传说，他将华夏划分为几大区域（“九州”）。九州的中心就是帝王所在，九州的外围是四夷之地，再外围则是蛮荒之地。所有圈层听上去就像中国版的“中央王国”，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只是一种宣传策略。

姑且不论大禹，夏朝的国王都实有其人吗？直到最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夏朝只是神话传说。毕竟，直到将近 2000 年后，人们才记录下相关历史。但是，在可能是龙山文化的都城二里头的考古发现颠覆了上述观点。夏朝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它确实存在于黄河岸边，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1959 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批精美的青铜酒器——中国人称之为“爵”。这是一种优雅的酒器，外形纤细，非常具有现代感。二里头遗址的中心是一座宏伟的宫殿，由多面夯土墙构成。“夯土”是一种建筑技法，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但能建造出如岩石般坚硬的建筑。现在，在中国各地仍保留了许多夯土建筑。22

中国的考古学界非常激动，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等待去发现：在最近发掘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精美的花瓶、玉石制成的饰品、青铜武器、非常古老的文字，以及与养蚕和祖先崇拜有关的证据。与哈塔尔赫尤克不同，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文明，由世俗的君王或拥有神权的君王统治，他们能够动员大量劳动力。

黄河及其支流冲积出大片平原。对中国农业而言，这片肥沃的平原非常重要。人类的聚居点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发展，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的人类发展完全相同——产生了城市、国王和复杂的宗教。河流既带来沃土，又造成危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河流经常泛滥成灾。为最大限度提高农业产量，人们需要控制水量，将其分流至农田。与野生动植物一样，河流也要被驯服。这项工作需要精密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等级和统治者由此产生。如果只种植庄稼和饲养动物，村庄没有联合的必要；但如果要改造河道、修建灌溉网络和防洪系统，村庄就必须联合起来。在人类历史上，土木工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常常被人们忽视。

因此，大禹的故事能解释政治权力为何发展的原因。他能成为夏朝的君王，是因为他可以将百姓组织起来，带领人们为公众利益服务。人们通常认为，国王和皇帝会带来压迫，但这个激进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起初，统治者不过是些小人物，他们是一群修建堤坝的劳动者。后来，他们开始修筑城墙，组建军队，任命税吏。大禹的传说包含了一些潜在信息：与混乱无序相比，迫使人们接受某种权威要好得多。在这个例子中，混乱无序主要体现在河流改道导致的灾难，大洪水夺走了数百万条生命。换句话说，接受统治者的领导比各自为政要好得多。埃及的法老和巴比伦的祭司一定会赞同这个观点。

大禹治水的故事和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都被人们记录下来，成为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历史中，只有将人们组织起来，才能协力控制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权威自然而然产生，并代代相传。与欧洲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统治者也声称，他们的权威源于神灵，而不是因为他们善于组织百姓或恐吓臣民。他们可以与神灵沟通，消弭饥荒，停止降雨。因此，中国在艺术和技术领域的长足进步与宗教礼仪密切相关。在中国的考古遗址中，人们总能发现许多文物，如铸造工艺出众、雕刻精美的青铜器，以及乐器和焚烧之后用于占卜的兽骨。巨大的三足鼎和青铜酒器有许多精美的纹饰，其外壁就如珊瑚礁那般复杂。对早期文化来说，这些器物显得非常古怪，人们为何要花大力气制造这些物件？事实上，铸造青铜器是政治的需要：它们是权力的象征。

尼罗河的梦魇

我们的第三个大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常常令人目瞪口呆，而非惹人喜爱。它与现代世界几乎毫无联系。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媚俗视觉品位。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参观者都排起长队，争相目睹金饰或涂色遗迹。乘坐飞机的文化旅行者络绎不绝，游览帝王谷的神庙和墓葬群。埃及文化源远流长，成就卓著，但对后世的思维方式影响不大。对荷鲁斯和奥西里斯的崇拜曾在 20 世纪兴盛一时，但追捧的人不过是些喜欢超自然现象的半吊子或马戏团的泼皮无赖。神秘的法老曾吸引电影制片人拍出不少荒诞剧。但与犹太教、古希腊思想和古罗马政治的影响力相比，甚至与早期中国和印度思想家的影响力相比，古埃及思想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与古埃及的物质遗迹相比，美索不达米亚泥砖遗迹多已风化消散，简直不值一提。但他们在科学、数学和技术等领域的创造力远超前者，因为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埃及人只热衷于创造各种死亡仪式。

埃及学家（更不用说埃及人）或许会说，上述观点无知、褊狭。古埃及人是可敬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宗教，护佑埃及人达数千年之久。一些低等级墓葬展现了埃及文化的多样性：与邻国相比，埃及人更尊重女性。他们热爱生活，醉心自然世界，沉醉于啤酒、美食、性爱和各种逸闻趣事。埃及人痴迷死后的世界，他们相信，今生的预备会为死后带来更多享乐。

埃及文化遗留下很多令人生畏的鸟首或犬首的神祇，还有神化的甲虫以及法老们冷峻的目光。那些大型纪念建筑至今仍屹立在原地，但似乎仅此而已。为何会这样？在历史上，古埃及文化缺乏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缺乏有形的变化——也就是说，埃及文化过于故步自封。古埃及文化存续了大约 3000 年，从前王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古罗马时代，希腊化的法老们最终销声匿迹。在早期，尼罗河流域的艺术简单、质朴，显得与众不同。其中一些农民和动物的泥塑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早期艺术颇为相似。但是，埃及的艺术风格很快就固化了，变得呆板、僵硬。虽然内行人能辨别出不同王朝、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但在 2000 年的时间里，埃及的艺术风格几乎没有发展。

法老哈谢海姆威的雕像完成于公元前 2675 年。如果将这尊精雕细琢的雕像与 1500 年后的法老雕像放在一起，你很难看出区别。23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登基。为庆祝他成为法老，人们在卢克索神庙内部又修建了一座小神庙。这座小神庙的壁画对面是 1000 多年前新王国时期的壁画，你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尽管前者在细节方面略逊一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古埃及人来说，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只是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表现形式。法力无边的神祇们居住在隐秘的世界，艺术的任务就是将这个世界描绘出来。此外，记录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用法老的权力恐吓旅行者或起义者，也是艺术的任务之一。因此，埃及的艺术总是重复同样的场景，有时将主人公描绘得异常高大。总之，埃及艺术不是一种展现人性的艺术，也不是写实的艺术。

在埃及历史中，尼罗河既是恶人，又是英雄。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与众不同之处是自南向北流。由于盛行风从北向南吹，乘船出航的人会发现，尼罗河是一条绝佳的双向传输带。更妙的是，尼罗河不仅为埃及人提供大量鱼类和野禽，而且（在纳赛尔修建阿斯旺大坝之前）每年定期泛滥，洪水带来的淡水和淤泥使土地非常肥沃。然而，洪水并不是非常规律。来得太早或太晚，太凶或太弱，都会破坏农业生产，引发饥荒。

周期性的混乱、起义和倒退是古埃及史的特点，这些似乎都与尼罗河的异常泛滥有关。然而，与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流域的文明相比，埃及人是幸福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块 4000 英里长的沃土（这片沃土呈带形，北端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尼罗河三角洲，是由洪水泛滥冲击形成的平原），还因为他们拥有许多天然屏障：东部和西部有沙漠和高山，南部是人烟稀少的非洲内陆地区。利比亚人、波斯人和神秘的“海上民族”都曾侵入埃及，但其遭受的外来入侵相对较少。更加平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作为陆路通道的巴勒斯坦地区，更易成为战车和骑兵的争夺对象。

埃及易守难攻，无法被长期占领。因此，在上古世界，它总能恢复元气。

尼罗河也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事实上，所谓的“埃及”分为两大区域。这条“双向传输带”将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使黑非洲的努比亚人和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同住一个国度。“上埃及”位于埃及南部，更靠近非洲内陆；“下埃及”位于埃及北部，更靠近地中海。在大部分时间里，上埃及人都统治着下埃及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全面理解埃及人的地理观。今天，埃及人仍存在差异，体型和肤色均有所不同。与美索不达米亚相比，埃及是后起之秀，这部分源于其生长繁衍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土地物产丰富，有很多动植物资源，人们根本无须过定居生活。随后，沙漠逐渐侵蚀了土地。来自南方的法老第一次统一了全埃及，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纳尔迈，意为“凶恶的鲶鱼”。24

大禹和夏朝的故事说明，唯有集中化的王权才能将分散的村落凝聚成单一国家。为有效利用河流，埃及人也需要复杂的沟渠网络和灌溉系统，并且每年还要清理、挖掘和修复这些水利设施。因此，人们很早就形成了共同劳动的习惯，愿意离开农田，在远方修渠建堤。

这种习惯对修建法老的神庙非常有利。埃及人相信，尼罗河是从阴间流出来的。他们对尼罗河的泛滥忧心忡忡，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埃及人的信仰体系中，尼罗河诸神早就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当法老将自己与这条奔流的大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巨大的象征权力。地理不能决定一切。我们对河流方位或海岸形状的认知可能会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种思想颠覆，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倘若“地理决定论”有效的话，它正好在这片土地应验。尼罗河塑造这片土地，保护这片土地，为统治阶层提供服务，并最终抑制了这片土地的发展。

在古埃及的遗迹中，很少有像德尔麦迪那那般楚楚动人。德尔麦迪那是一处居民点，坐落在帝王谷的山脚，与卢克索神庙隔河相望。那一带有许多宏伟的遗迹。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气势恢宏。哈布城的拉美西斯三世神庙令人生畏，其目的是为了庆祝法老的军事大捷。这座神庙的规模异乎寻常，足以使任何一位 20 世纪的独裁者心生艳羡。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也有自己的神庙，“门农巨像”——一对面目全非的巨大雕像——矗立在神庙门口。而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神庙则保留了一些如舞台布景般的遗迹。我们对古埃及人的想象都蕴含在这些古迹中。这是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场景，其展现的纳粹主义或极权主义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德尔麦迪那与众不同，它是一座由石墙和砖墙构成的灰色迷宫，目前残存的墙体只有几英尺高。德尔麦迪那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羊圈，或是苏格兰盖尔人遗弃的村落。不知为何，人们将它遗弃在沙漠的山丘旁。德尔麦迪那的上方有无数洞穴，地势较高，有的则被开凿在淡红色的峭壁之上。在一些洞穴附近，坐落着几个砖砌的小金字塔。与周边遗址相比，德尔麦迪那几乎无人光顾。这里曾经是一处居民点，居民都是为祭司和法老工作的工匠及其家眷。他们不是奴隶25，但工作非常勤勉。为赶在墓主去世前建成陵墓，他们常常要拼命赶工。这些工匠的酬劳通常是小麦、衣物，以及添加了蜂蜜的啤酒。工匠们周末休息（埃及的一周有 10 天，所以他们休息的频率比较低），平日则要工作 8 小时，每 4 小时休息一次。他们会召集贫困农民和奴隶来协助自己，以减轻工作强度。有 2 名监工负责监督工匠们的工作，他们就住在德尔麦迪那。每当法老去世，工匠们都会欢呼雀跃，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活计。在节日期间，工匠们会彻夜狂欢，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手艺代代相传，制作木乃伊的技艺就是其中之一。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工匠们会抽空修建自己的陵墓，为死后世界做准备。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修建庞大的建筑，或深挖地下的岩石层，为新王国时期的大人物准备安息之所。但同时，工匠们也为自己准备身后事，修建小型的金字塔和刻有精美壁画的墓室。这些墓室通常被建在地下 20 至 30 英尺的地方。壁画是彩色的，颜色鲜亮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壁画的内容包罗万象，例如歌颂夫妻恩爱、劳动者的家庭、周围的自然世界（包括农作物、鸭子和猴子），以及丰收的粮食等。普通人就安葬在这样的墓室中，远离那些“充满诱惑”的巨大神庙——即便在古代，法老的陵墓也会引来无数盗墓贼。因此，在近代被发掘前，这些平民的墓葬并未遭到破坏。

这已足够有趣。但是，这些人还会将自己的思想记录在小块的石灰岩（这些石灰岩是挖掘墓穴时产生的建筑垃圾）、陶片或莎草纸上。他们使用的是简化的通行文字。在 3000 年前，人们抛弃了这种文字，但大部分文字都能幸存至今。这些陶片记录了民间故事、法律诉讼、爱情诗、解梦、流言、争斗、智慧箴言、继承权的剥夺（一位妇女剥夺了自己孩子的继承权，因为她认为自己年老时这些孩子没有赡养她）、衣物清单和一头跛驴引发的麻烦等，甚至还有治疗痔疮的药方（将面粉、鹅的脂肪、盐、蜂蜜和绿豆混合成膏状物，在臀部连续涂抹 4 天）。

在这些记录中，有个叫帕尼卜的工头。他心肠歹毒，经常残忍地威逼其他工匠。他从皇陵中盗取财物，逼迫其他妇女为其缝制衣物。他还与一个叫图伊的有夫之妇通奸，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最终，法老的官员将帕尼卜捉拿审问，剥夺了他的职务，但他最后的下场我们一无所知。这场官司或许是由村民之间的纠纷引发的，但这场审判说明埃及拥有一个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

这座村庄的故事记录了遥远历史中普通工匠及其家眷的心声。这些工匠不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拥有专业技艺，受人尊敬。这些故事还反映了这些工匠与统治者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共享死后的世界。这些人是石匠、画师、木匠、裁缝和厨师，以手艺为傲。他们的伙食不错，有鱼有肉有蔬菜，还有面包和啤酒。他们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并借此理解整个世界。他们相信法律体系能惩恶扬善、公正无私。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有关古代劳动者生活在一个半奴役的世界中的想法就统统是错误的。这些村民的生活难道比不上今天生活在公寓楼里薪水微薄或失去营生的人？

回到公牛时代

米诺斯文明是第一个欧洲文明（从大约公元前 3600 年至公元前 1160 年）。尽管如此，米诺斯文明的中心克里特岛位于希腊半岛的南方，远离希腊本土。米诺斯人是善于贸易和航海的民族，他们制作的陶器远播埃及，其艺术也深受埃及人的影响。米诺斯人有自己的文字，但我们尚未破译。他们看上去并不尚武善战。米诺斯的艺术和建筑令人瞩目，宫殿的墙壁绘有跃出海面的海豚。在人们的最初印象中，这里是一个快乐、平和、由女性主导的社会。在粗大的红色廊柱和完备的排水系统之间绘有公牛起舞的图案，还有人们采集番红花的场景。不过，米诺斯文明作为一种有关历史的警示——而非来自历史的警示——尤其有用，它警示我们如何喜欢将历史浪漫化。

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是地中海东部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被发掘面世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克里特岛是一个散发着迷迭香气味的炎热小岛，观光者都会爱上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岛屿。克里特岛曾毁于一场大地震，震中就在圣托里尼岛。人们窃窃私语，认为这里简直就是“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许多现代欧洲人都会如此想象自己的先祖：他们崇尚和平、爱好艺术、无忧无虑，却惨遭厄运。这个故事一半是伊甸园，一半是泰坦尼克号。不过，这些都是胡扯。

至少以我们的标准衡量，克诺索斯王宫有着一定的年头。它的建造日期可以追溯到 1905 年到 1930 年之间——不是公元前，而是公元后。一位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克里特岛上第一批钢筋混凝土建筑。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现代建筑一样，克诺索斯宫也饱受非议。如今，日益扩张的城市正逐渐蚕食这片遗迹。但凯茜·吉尔发现，克诺索斯王宫恰好适合这种局面：“今天，全希腊到处都是烂尾的现代主义废墟，低矮丑陋，‘瘦骨嶙峋’，几乎没有攀爬的余地。”26

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爵士终其一生都致力于重建一座半真半假的青铜时代王宫——其中充斥着各种仿古画。克诺索斯王宫是由一位希腊当地的古物学家发现的，并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掘。伊文思受过良好的古典学教育，其从事造纸生意的家庭非常有钱。在克里特岛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后，伊文思就买下了整个王宫遗址。伊文思的朋友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在 1871 年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但不慎毁掉了其中一部分）。与他这位朋友一样，伊文思也把自己视为沟通古今世界的桥梁。他认为，古典时代更质朴、更高尚，唤醒这段记忆有助于抹去肮脏的工业社会给现代欧洲留下的污点。正如吉尔所言，精神的渴望为伊文思注入动力，令他神采奕奕，希望在现代世界中“重现异教文化的魅力”。

为实现梦想，伊文思首先用木料和石膏加固严重受损的建筑物。随后，他又逐步运用新近发明的具有柔韧性的钢筋混凝土改造这些建筑。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文思重新构想的克诺索斯王宫建筑群精确、合理。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些建筑只是现代人的臆想。伊文思正在寻找一处安静祥和、没有性禁忌的天堂。在克里特岛，他没有发现任何军事要塞存在的证据。不久之后，他委派了一批现代艺术家去“润色”那些古老的壁画。但这些人的工作太过彻底，简直是在创作全新的画作。有一对瑞士裔的法国人父子，他们的名字都叫埃米尔·吉耶隆。这对父子创作了许多仿古画，但这些作品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与米诺斯文明相去甚远。尽管如此，这些仿古画在世界各地一再被复制，而他们的造假工作从未中断。

根据伊文思的臆想，这些仿古画加入了非洲黑人战士的形象。他们受米诺斯人的雇佣，侵入希腊本土。伊文思经常把希腊人与日耳曼人的穷兵黩武联系在一起。精明的观察者一定感觉事有蹊跷。在参观伊拉克利翁博物馆展出的画作时，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写下了自己的疑惑：“这些画家将精准重现米诺斯文明的狂热与偏好《时尚》封面的癖好混在一起了。”27即使是“米诺斯”这个名字也源于伊文思的信念，他认为这座宫殿是著名的米诺斯王迷宫的原址。在这里，古典神话英雄提修斯杀死了半牛半人的怪物米诺陶洛斯。这则神话将米诺斯王安置在克里特岛，而米诺陶洛斯在迷宫中会吞食雅典的童男童女。这个故事听起来实在有些血腥。至于米诺斯人如何称呼自己，我们已不得而知。

从这些残垣断壁中，我们能获知哪些有关米诺斯人的真实信息？他们的文明存续了大约 1300 年。米诺斯人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其中包括一次极具破坏力的大地震、一次火山大爆发，以及一场大海啸。这场海啸摧毁了沿海的居民区和他们所有的重要船只。近期的考古发掘表明，克里特岛经历过类似 2004 年亚洲大海啸造成的巨大破坏。米诺斯人的“宫殿”分布在克里特岛各地，由石子路连接在一起。那里是城市中心、宗教中心和贸易中心。米诺斯人的商品包括锡、绘有图案（而非仿制）的精美陶器、各种食物和油品等日用必需品。他们的农业生产很发达。人们信奉公牛崇拜，通常由女祭司主持宗教活动。在娱乐活动和宗教仪式中，米诺斯人会纵身跃过公牛，抓住牛角以控制公牛的身体——我们可以在古代壁画中看到这一场景。与现代的斗牛相比，这种行为要危险得多。即使他们的艺术品没有后世赝品那般华丽，其线条的繁复程度已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米诺斯文明也有黑暗的一面。当代人认为，米诺斯人确实爆发过战争，也确实有用于防御要塞的城墙。在克诺索斯王宫附近，有一处名为阿尼莫斯皮利亚的考古遗址，那里挖掘出一座神庙，它质朴无华，一如伊文思想象中克诺索斯王宫的样子。1979 年，由希腊人领衔的考古队在神庙中发现了三具骸骨。显然，这些人死于火山爆发的余波。考古人员认为，其中一具骸骨属于一位 28 岁的女祭司，另外一具骸骨属于一位男祭司，而第三具骸骨则属于一个 18 岁的男孩。男孩被绑缚着，身体蜷缩成胎儿的姿势，身上插着一把精美利刃。黑色的骨头与白色的骨头排列在一起，这说明在灾难来临时，他已失血过多，濒临死亡。显而易见，这个男孩是人祭，用来平息火山爆发。

米诺斯文明远不是一个宁静祥和、罗衫飘逸和喜爱海豚的社会，其血腥程度不亚于任何社会。就像最早的克罗马农人一样，他们可以将艺术之美与同类相食融合在一起。同样，在欧洲文明初始阶段，人们也会将美丽事物和活人献祭融合在一起。大自然反复无常，人们难以适应气候，狩猎—采集者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同样，他们的后裔米诺斯人也要努力应对大自然的威胁，而这些威胁足以毁掉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后，人类才开始学习如何改造自然。然而，除一些宜居的河谷外，人类能否取胜还是未知数。

米诺斯文明的结局扑朔迷离。大多数学者认为，米诺斯文明不可能毁于某一场大灾难，而这是在导游那里常见的说法。尽管如此，反复出现的火山爆发和大地震使米诺斯人元气大伤。因此，对于从希腊本土入侵克里特岛的迈锡尼人来说，米诺斯人简直就是个“软柿子”。讲希腊语的民族取代了已经灭亡了的米诺斯精英阶层。但好景不长，希腊人的文明也很快神秘消失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地中海世界生机勃勃的青铜时代戛然而止，留下的谜团不断撩拨人心。

到此为止，夏娃的后代已经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在长达 5 万年的时间里，那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人类完成了大部分奠基工作，而他们使用的大多数语言至今仍难以索解。他们清理森林、发明农业、建造第一批城镇，并且在数学和文字领域向前跨了一大步。发明文字之后，人类才能留下名字和故事。他们创建了一整套等级制度，培养出军事精英。是的，他们已经发明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