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为何屡屡受挫

张力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即使在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下，对外投资仍然逆势上扬。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有1.35万家企业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总额达4247.8亿美元，2011年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两万亿美元。2012年头7个月，中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达457亿美元，同比增长57.8％。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无论是国企如中石油、中海油，还是民企如华为、中兴等在海外投资或并购上屡屡受挫，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挫到中铝公司注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受挫，从华为、中兴一再被美国以安全为由拒于电信市场大门之外到中国的新能源行业在欧美一再受到打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跨境收购失败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在食品行业如光明食品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75％股权之前，也经历了四次失败的并购经历。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中国企业为什么在赴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呢？

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屡屡受挫的原因

第一，意识形态和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拦路虎。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贸易投资、市场并购属于经济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经济问题很多时候被政治化，各种各样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出现。如华为、中兴一再被拒于美国电信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把政治掺杂于正常经贸投资的行为。“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就像一个魔咒，紧紧束缚着一直试图进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电信市场的中国电信企业两大巨头——华为和中兴通讯，它们目前正在“市场充分自由”的美国，遭受严重的非市场化因素带来的不公平对待，使在其他市场风生水起的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市场屡遭败绩。近年来，美国不断打着保护国家安全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一再刁难进军电信市场的中国企业，导致中国电信企业举步维艰，数次与大订单失之交臂。华为曾于2008年被迫放弃收购3Com公司；2010年华为竞购2Wire公司、摩托罗拉移动网络部门未获批准；去年华为收购技术公司3Leaf也在最后关头被阻止；在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高达50亿美元的网络招标中，两家中国企业也“不战而败”。事实上，美国对中国企业挥舞大棒根本不是担忧所谓的“国家安全”，而是旨在帮助美国电信企业阻挠中国企业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国际通讯产业中实力越来越强，为了保护美国国内电信企业的利益，美国的相关机构会以各种手段来排挤中国企业。因此，一旦实力壮大的中国企业计划进入美国市场，都有可能遭到以知识产权、贸易保护和“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各类调查和打压。英国《经济学家》的一席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该杂志指出，“摩托罗拉、苹果、爱立信等美企现在都在中国制造电信设备，如果有安全问题，那么这些企业的设备是如何通过审查的？这无疑涉及的是经济利益和保护主义，以及政客的需要”。

第二，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内功修炼还不够火候。

主要表现在：一是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缺乏国际竞争经验与国际融资能力，且企业只注重投资少见效快的投资行业和项目，缺少风险意识。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缺少真正有战略眼光，长远眼光和全局眼光的企业家。有些企业虽然看起来业绩不错，但无论是其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还是投资能力等，根本没有达到到海外投资的水平，更没有达到到海外投资金融、证券市场的水平。但在盲目扩张的“赌徒”心态和贪婪欲望中，一个个地一猛子扎到海外投资市场去，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在海外投资或并购过程中风险控制手段的应用以及投资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对境外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时往往对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对投资目标公司的人文，法律，历史，投资项目的背景、财务状况等缺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也正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并购一再遭遇“安全门”壁垒的原因之一。当然，不可否认，有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恐惧与担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有意地对中国海外投资设置障碍，甚至把正常的商业投资政治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企业在决定赴海外投资或并购前，即对目标国在所投资或并购项目上的有关法律、内在关联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就有可能避免投资或并购活动的受挫。

三是海外投资战略不明确，盲目性大，缺少高效统一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机制。到海外投资设厂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经营方式。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尚未意识到这点，没有将海外投资纳入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缺乏海外投资的中长期计划，海外投资多数是企业的随机行为，有的甚至是好大喜功，盲目跟风。此外，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大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建筑等领域，其中很明显地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性行业，以至于形成“哪里有油，哪里就有中国人”的现象。正是由于缺少宏观规划直接导致企业对外投资动机不明，投资屡屡受挫。

四是海外投资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海外投资没有一支真正懂得这方面业务的专家团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我们企业在决定赴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建立这样的投资团队。也许一些企业的宣传手册上，在顾问一栏中列着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名字，但这些专家、学者，有几个是真正懂得投资业务的？又有几个是真正在为企业出谋划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投资能不屡屡受挫吗？

第三，缺乏在高风险地区投资的风险管控经验。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接连遭遇突发事件。2012年1月27日，中水电29名员工被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四天后，又有25名中国员工被埃及部落武装劫持。连续发生的海外工人遇险事件，使得中国企业在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投资的风险凸显。甚至一些重大项目也由于政治矛盾而被迫停止。中国最大的海外水电投资项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的密松大坝项目，即由于缅甸内部政治形势变化而在2011年9月底被暂停建设。2011年，由于未能预料到利比亚战争会爆发，没有及早采取预防性措施，结果使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血本无归。类似事件大都发生在“受冲突影响与高风险地区”，此类地区往往资源丰富，经济却不发达，亟待大规模开发。这类地区具有投资机遇，但其政治不稳和冲突不断，又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由于过度依赖执政当局的支持，只走“上层路线”，导致中国企业对当地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了解和重视不足，对投资所在地区的公共关系处理不善，使得中国企业及其员工很容易在地区冲突和政治矛盾中受到牵连。在高风险地区投资有效地控制风险，这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亟待应对的重要课题。

第四，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流程上尚需进一步规范和改进。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仍然面临资本管制和冗长繁琐的流程，这涉及多个拥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类行业监管机构。投资者常常陷入官僚机构的权限之争当中。这使他们在竞标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很多时候交易失败就是因为国内监管机构以国内产业政策之名否决了相关交易，比如2010年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汽车品牌悍马（Hummer）以及2009年中国银行收购法国私人银行洛希尔（Rothschild）股份的交易都是如此。

此外，中国司法体制的一些独特特征，也是企业跨境经营，遵守国外规章的重大障碍。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家秘密法，它禁止审计机构向海外监管机构出具某些金融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缺少某些领域的透明度，而正是由于企业的这种不透明性使投资目的地国滋生了挥之不去的政治担忧，也使得中国企业难于更好地与管理水平很高的外国企业竞争。

二、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应对之策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仅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因素干扰和调整着经济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挑战更严峻，但同时这也正是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最佳时机。中国企业要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保证海外投资的成功率，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政府应从政策层面加大对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更加积极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一是要有针对性地对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和设置的政治障碍进行必要的反制。贸易谈判包含谈和斗两个方面，只谈不斗就不可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针对美国把政治掺杂在正常的经贸中的不讲理行为，我们需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国的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这些行业超级巨头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电信设备、软件操作系统，中国广泛地使用着美国的GPS系统，互联网的根服务器也大都设在美国，我们的国家安全岂不是受到美国更大的威胁吗？如果美国能以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的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电信市场，那么中国需要认真保护自己的企业，要敢于并舍得动用国家力量报复有关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刁难，打击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无论是在军事战场还是在商业战场，我们必须要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气概。二是积极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下放审批权，简化审批流程，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的管制，实现从以前投资审批管制为主，到为投资保护、投资监管和提供便利化服务为主的转型。三是加强国际间高层互访及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入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组织特点，同时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框架下对外经济合作的磋商机制，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经济合作方面的政府间的双边协定，通过加强多边和双边的交流磋商，依靠外交手段促进并保护境外投资，减少和排除企业合作中的壁垒。最近外交部成立了国际经济司，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举措，我们的外交必须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三是要利用政府优势提供公共信息，建立义务信息交换平台，实现较大范围国内外投资，促进双方资源共享，减少企业盲目投资。四是建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外汇管理制度，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条件；加快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五是尽可能创造条件，增加中国公司运作的透明性，为其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六是加强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建立并且完善公司管理机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强化内功修炼，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适应能力。一是要充分认识信息的重要性。在作出投资决定前，应加强对投资国的全面了解，充分掌握投资国的国情、法律、历史、文化及人文等相关信息，并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要全面调查投资项目的相关情况，其所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财务状况、后台背景等，以尽可能避免出现政治安全或法律上的问题。二是要制定符合实际的海外投资战略，量体裁衣，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确定海外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同时对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要进行准确、及时的评估与防范，特别是对赴战乱地区的投资须慎之又慎。三是要切实加强人才培养，企业要想成功“走出去”，就必须建立一支胸怀全局，专业素质强，熟悉当地市场，了解当地法律、人文、地理、历史的专家团队。因此，中国企业应该进一步对外开放，招揽天下英才，使中国企业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四是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中国企业想要更好地走出去，就应多学多看，特别是要学习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人员配置，真正放权给具有国际化经验的高管，这样才能达到新的层次。同时，中国很多企业财力雄厚，但缺的是品牌、技术、销售等方面的一些渠道，因此，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就是通过并购参股获得国外相应的品牌，以拓展国际的销售渠道。五是建立专业性的跨国公司。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专业性的跨国公司有助于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更有助于推进海外投资的更大发展。

第三，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目前在中国，虽然是国有企业一直主导着对外投资，但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民营企业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对美国的全部直接投资里面，民企的占比已经超过七成。但这些公司在中国当前制度中处于极大劣势。不管是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国有企业都享有更有力的政治支持、更畅通的融资渠道和更快速的投资审批。因此，在海外投资上，一方面，政府要创造平等的条件让民营企业走出去，使民营企业享有与国企业走出去一样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加快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了解国际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情况，分析不同国别的政治、经济、法律、人文、投资等方面的环境差异，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国家。要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分析自身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科学论证，审慎决策，扬长避短，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努力培育和提升企业适应国际规则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规避风险的能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要合理取舍产业链条，确定跨国经营方向。一些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在已经完成了跨国经营的区域“布点”战略目标以后，应该根据本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基础和需要，注重产业核心环节的战略取舍，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和资源重组。

第四，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要以相互合作、互利共赢为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战争、革命和对抗的年代，老牌跨国公司往往借助武力或者通过不公平交易掠夺资源。在当今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新时代，跨国公司必须通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才能成功。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贯穿互利共赢的原则。仅从本企业或者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对外投资，就难以被投资东道国接纳。如北大荒集团和新疆兵团在海外开发了数以十万亩的耕地。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互利双赢的范例。在实践中，他们认识到，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在海外种粮改善当地粮食供给来解决，要从全球粮食安全这个大系统来看问题。他们按照企业发展规律实施互利共赢的投资战略，为当地解决粮食，由此得到投资东道国的支持。从更长远和全局角度看，他们也在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应强化软竞争力的建设。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要加强责任理念和合规经营理念，在投资中不仅要注重环境保护，而且要关注民意，遵守当地法律，以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海外投资不是经济殖民，不是文化殖民，不是谁买下谁、谁征服谁，而是要在共同的愿景下，建立共同的利益体，实现共同发展。愿景的共享让目标一致，利益的共享让人心凝聚。共享、共创，才可共赢。“包容、共享、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海纳百川、成己成人的胸怀，这也正是中国的企业更好地走出国门所必须具备的软实力，是中国企业更和谐地融入世界产业生态的新姿态。

本文作者系第一视频集团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