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贸易摩擦中受伤的总是中国

屠新泉

一、中国面对的贸易摩擦形势

2001年加入WTO之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利益就是借助国际规则，减少贸易摩擦，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出口环境。当时的美国、欧盟等频繁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大困扰。2001年中国遭受55起反倾销调查，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新高。美国还屡屡举起单边制裁的大棒，301条款、知识产权报复甚至取消最惠国待遇等，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而WTO的多边性质、更公平的贸易规则、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等，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人们期待着加入WTO之后，WTO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

然而，将近11年之后，虽然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实现了高歌猛进的经济和贸易增长，但WTO似乎并未给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多少庇佑。反倾销依然没完没了，到2011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受到58.8起反倾销调查，远高于此前七年平均的37.8起。在反倾销连绵不绝之外，一个新的贸易保护工具——反补贴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自2004年加拿大对我国首次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我国迅速成为反补贴调查的最主要对象。仅八年时间，已累计有52起针对我国的反补贴调查，只是比印度在过去十七年的累计（53起）少了1起，并且我国已连续五年首当其冲。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也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最频繁的被告之一，仅次于美国和欧盟。至今我国已在28个案件中成为被告，而在已经做出裁决或者和解的20个案件中，我国几乎全部败北。此外，特保措施、保障措施、337调查等等各种贸易限制措施，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

不仅如此，中国也是WTO中“敌人”最多的成员之一。美国依然是其中的急先锋。在加入WTO之后，美国虽然不能再动辄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但是美国仍然是对华反倾销的第二大发起国，对华反补贴的第一大发起国，唯一对华正式发起特保措施的国家，其337条款调查即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调查中，中国名列榜首。近年来，美国还频繁以人民币汇率低估为由，多次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欧盟也是对华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反倾销调查数量和美国相当，2012年更发起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调查。印度、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在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方面也相当积极，迄今已有三十个成员对我国发起过反倾销调查。

除了传统的贸易壁垒，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理由也越来越多地被利用来阻挡中国企业。这些理由不仅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还针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我国企业如中海油、联想、华为、中兴、中国工商银行等在美国开展投资或其他业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也多次以类似理由，反对中国企业的进入。而巴西、阿根廷、南非、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乃至非洲、拉美的一些小国，针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怀疑、限制也日趋增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贸易摩擦层出不穷的原因

面对如此众多、广泛、多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以及投资摩擦，人们不禁要问，甚至会有些愤愤然，这究竟是为什么？进而，也有些人会质疑加入WTO的价值？与否，怀疑WTO是否公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正因为其复杂，更需要冷静和客观的分析。

首先必须认识到，即便有如此多的贸易摩擦，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我国出口从2002年的3256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18986亿美元，增长了近五倍。这表明，贸易摩擦的增多更多的是贸易增长的结果，而没有成为影响贸易增长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摩擦多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中国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由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外国竞争者不得不依赖贸易壁垒来阻挡我们，而这种阻挡并没有产生他们所预期的效果。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贸易摩擦仍然只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干扰项，并不足以左右我们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我们不必过于夸大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而影响我们对世界和中国大局的判断。

其次，我国遭遇如此众多的贸易摩擦确实反映出一些国家心态的失衡。中国的成功是依靠改革开放的国策，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同时中国也秉持开放的心态，既借助全世界的力量帮助实现中国的目标，更和全世界共享中国的成功。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正在迅速成为世界市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中国都为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各个国家的福利增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的相对崛起无疑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猜疑，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别于现在的主流模式，使得中国受到更多的怀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开始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度、体制，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模式。我国的模式当然绝非完美，也确实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但这也绝非滥用贸易壁垒的借口。当然，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必然会给一些国家的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和困难，在规则允许范围的贸易限制措施也是可以合理使用的。但过度的使用甚至制定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只会让人们怀疑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削弱其道德可信度。

再次，WTO并非万能，也绝非完美。现有规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体现了当时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理念。发达国家无疑是这一套规则的主导制定者，也因而更多地从它们的利益出发。比如现行的贸易救济规则更多有利于进口国，而不利于出口国，这和它们是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使用者有着密切关系。而我国作为新崛起的出口大国，不得不接受现有规则，也因而在应对贸易救济措施时，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又比如，在产业政策的使用上，受当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影响，WTO规则更严格地限制了产业政策特别是补贴措施的使用。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同样存在局限，而产业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现有规则下，我国的补贴政策和产业政策受到WTO规则和反补贴措施的双重制约。此外，WTO的国家安全例外被一些国家任意滥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

最后，必须要承认，我国自身仍然有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对于贸易摩擦特别是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争端，我们在力争在现有框架下的最好结果的同时，首先必须要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要反思我们的做法是否合理、有效。不得不承认，有些贸易摩擦是由于我们自身制定的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政策所导致的，这些政策不仅有违WTO规则，和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是不一致的。而对于已经接受的国际规则，即便其存在不合理之处，我们也要在遵守的前提下，努力去改进。不能因为做出了一些不利于我们的裁决，就否定WTO规则本身的价值。

三、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虽然到目前为止，数量众多的贸易摩擦并未影响我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大局，但是必须要看到，当前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涉及的产业越来越重要，更关键的是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地涉及我国的经济政策、制度乃至体制。如果任这一趋势蔓延，不仅会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更可能影响到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影响到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信誉度和话语权。如果说此前我们应对反倾销之类的贸易摩擦可以采取“战略上轻视战术上重视”的态度，那么现在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贸易摩擦问题，从多个角度妥善处理和应对这一问题。

首先，应对贸易摩擦要依靠规则，利用规则，更要推动规则的完善。我国应当在WTO中积极提议完善规则，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滥用贸易和投资壁垒，关键在于现有的规则存在缺陷和漏洞，给了他们滥用的空间。而这些缺陷和漏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制定规则时刻意保留的，往往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后来者。因此，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要主动提出规则调整的方案。特别是在贸易救济措施、国家安全例外、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应当修改和完善现行规则中不平衡的地方。中国还应当联合其他发展中大国，为发展需求留出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在产业政策的合理应用上，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此外，中国作为越来越重要的投资大国，应当考虑在WTO框架下讨论投资规则问题，平衡和兼顾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利益。

当然，要获得在WTO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须付出努力和代价。一方面要加强多边贸易谈判人才的培养，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队伍，掌握贸易谈判的技巧；同时与国内相关产业部门密切地互动，充分掌握国内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也必须做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准备，只有进一步的市场开放才能掌握谈判的筹码和主动权。在加入WTO近11年之后，我们已经到了新一轮出价的时候。而和加入WTO时主要是接受规则不同，这一次的新出价必须要获得制定新规则的权利。

其次，充分发挥自身市场实力，有力回击贸易摩擦。依靠规则并不意味着完全依赖规则，在规则空缺或者不完善的情况下，依靠实力来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必要的。中国现在最大的实力不是在于最大的出口国，而是在于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即将成为第一大国），以及最大的外资利用国之一。这意味着外国企业和资本需要中国的市场，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筹码和武器。对于规则的缺陷或漏洞，别人可以利用，我们也可以利用。但我们不是利用这些漏洞来实行贸易和投资保护，而是用作打破对方贸易和投资保护的工具。虽然美国的“301条款”备受指责，但是它在打开外国市场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不必采用这种明显的单边主义做法，但是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还是有必要的。比如，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的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或在美国投资，它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利用了WTO规则对于国家安全例外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同样可以为我所用。众多的美国通信技术企业在华投资，并在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中获益甚大。既然美国以华为公司与我国军方的联系为由怀疑其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我国也完全可以怀疑与美国军方业务往来密切的美国公司会带来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相比而言，我国目前的市场规模要大于美国。因此，我国完全可以以此来迫使美国调整其做法，或者至少可以要求美国澄清其关于国家安全的认定标准，否则中国也将以模糊的标准来对待美国企业，或者可以要求两国一起在WTO框架下制定更清晰的规则，防止国家安全例外的滥用。

再次，应对贸易摩擦也要从自身做起，而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在体制上更加相互接近，在市场上更加相互依赖，必然会进一步降低摩擦和怀疑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说，开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同时，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大程度的开放来实现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