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减速是政府调控所期待的吗

袁钢明

经济增速减缓到8％以下是政府所期待的吗

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下滑幅度加大，GDP季度同比增速下滑到7.6％。经济下滑不利局势急剧加重。很多人低估了此次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甚至还有很多人把这种下滑看作是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但是，从经济下滑的实际情况看，已经超出了政策预期。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比上季降低了0.4个百分点，滑到了政府报告提出的7.5％增长率的边缘。一般认为这是政府所能容忍的下滑底线。第三季度没有出现止滑回升的变化，将下滑到7.5％的底线之下。第四季度可能进一步下滑至靠近7％的更低点。政府工作报告认为今年经济下滑压力很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这种下滑变化并不是政策部门所期望的。改革开放以来，自1978至2011年的三十四年期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9％。2003至2011年的九年期间，尽管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所造成的经济下滑，总计起来平均年增长也达到10.8％。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一直高于政府五年规划和年度报告宣布的7％和8％，成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实际上是按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目标制定和实施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10％的高增长很不合理，存在经济过热、消耗资源过多等问题和矛盾，无法再持续下去，经济增速减缓已形成趋势，降低到7％—8％比较合理。宏观调控部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并采取相应措施就是顺应经济减速趋势变化所作的合理调控。此次中国经济减速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从此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阶段。因此，目前的经济减速是合理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尽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变化，迟早会发生减缓性变化，但现在还不到减缓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10％左右的高速增长速度持续了三十四年之久，证实了这种高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未来长时期中国经济仍存在高速增长的巨大空间。占中国国土面积大半的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发展起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还很低，2011年农民人均收入6977元，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32％，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1％，但按城镇户籍统计的真正有意义的城镇化率大约只有35％，按此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目前水平，平均每年只提高了0.5个百分点。如果未来时期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加快到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城镇化率70％的世界平均水平，还需要三十五年。未来真正城镇化率加快所展开的发展空间比过去三十多年比较缓慢的不完全城镇化巨大得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稳定性趋于提高。1978至2000年的二十二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每年9.4％，增长高峰低谷的波动幅度为11.3个百分点；2001年至2011年的十一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上升到10.4％，高峰低谷的波动幅度缩小到5.9个百分点。2003至2007年连续五年高增长，平均增速为11.7％。2008年与2009年和这一次2012年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大幅度下滑不完全是外部冲击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与政策选择和宏观调控有关。如果宏观政策合理，宏观调控得当，应该使经济增速保持在10％左右的区间，同时不出现高的通货膨胀，避免增长过高过低的剧烈波动。

2007年增长速度升高到14.2％的过高高峰，偏离了平均增长10％上下的合理区间长，随后为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采取过度紧缩的调控措施，造成中国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幅度下滑。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此之前中国宏观调控部门为控制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措施，2008年4月开始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到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夕的8月份，工业增速下滑到12.8％，相当于GDP增速下滑到10％以下。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11月份中国出口增速急剧下降为－2.2％，工业增速降低到5.4％，第四季度GDP增速降低6.8％。面对未曾预料到的经济急剧下滑，调控部门被迫将正在加紧执行的紧缩政策改变为极度放松的刺激政策。但是政策调整过于缓慢，到年底12月份货币贷款量才出现增速上升。为扭转急剧恶化的经济下降局势，调控部门紧急推出四万亿大规模投资、货币大力放松、产业振兴、鼓励消费等一揽子刺激措施。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深度下滑至6.2％。有关部门和很多研究者回顾2008年这一场经济大波动时，没有着重分析总结国内宏观政策及宏观调控的教训，只是笼统地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下落叠加造成经济大幅度下滑，回避分析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幅度下滑前实施过度紧缩措施及应对危机失于缓慢之处，只是强调经济急剧下滑后出台一揽子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效果。当时，我发表文章《我国货币政策从紧缩到宽松的转变——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思考与讨论》（《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4期），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导致中国经济急剧下滑的政策失误问题做了研究分析。我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主要是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兼顾控制通胀和保持增长的双重目标，只顾控通胀不惜牺牲增长所致。2008年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国内政策部门和经济研究界对2008年经济波动过程中国内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的教训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而是自我陶醉地沉浸在大规模刺激措施推动经济率先回升的“成功”喜悦里。

中国经济将从此告别高增长吗

2011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大下滑才过去短短的两年多，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新一轮经济下滑。宏观调控部门全力以赴对付高涨的通货膨胀，采取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不惜牺牲经济增长，不顾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了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的经济大幅度下滑。2008年宏观政策偏于控制通胀忽视增长，实施过度紧缩措施导致经济大幅下滑的局面重演。2011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快速上升到6％以上，宏观调控部门为尽快压低通胀，加紧收缩货币，4月份货币M2增速从年初确定并执行的16％之上降低到16％之下，此时很多地方大批企业出现资金严重短缺问题，很多中小企业疾呼资金紧张困难超过2008年。工业增速从回升到16％以上跌回到14％以下。在此情况下，调控部门坚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首要位置，不同意在控制通胀时防止经济下滑的政策建议，申明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调控目标所指。2011年下半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双双由升转降，货币紧缩力度继续加大，最低月份降低到13％以下极为罕见的低点。年底，货币M2增速降低到14％以下，工业增速和GDP增速降低到13.9％和8.6％。在紧缩政策作用下，2011年GDP增速大幅度下落1.1个百分点，从2010年的10％之上下落到2011年的9.3％，下落到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平均水平之下。

2012年年初货币政策部门沿着2011年下半年实际执行的过度紧缩的轨迹，将2012年货币增速目标确定为14％，比上年年初提出的16％的货币增速目标收紧了两个百分点。这种紧缩的货币调控目标表明2012年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控制通货膨胀。在明确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从上年过高水平下落到当年年中低于3％的适当水平，而经济增长则从上年已经下落到靠近9％的偏低水平进一步下落，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滑低到8.1％，比上季度同比增速大幅度降低了0.8个百分点。第二季度同比增速下滑到7.6％，比上季度下滑了0.5个百分点。第三季度，货币增速继续压低在14％以下，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降低到2％以下较低水平，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降低到了－3.6％，显现通货紧缩趋势，同时经济下滑进一步加重，8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到8.9％，降低到了9％以下，按照工业增速和GDP增速的关系推算，第三季度GDP增速降低到了7％左右的很低水平。根据资金紧张、需求减弱、物价下落、企业收益下降等各方面情况估计，第三季度GDP增速公布数据将下落到7.5％以下，如果目前这样紧缩的政策保持不变，第四季度GDP增速公布数据将落低到靠近7％。

最近央行副行长说目前中国经济放缓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并说央行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意指当前这种经济减速变化体现了政府调控的效果，可能是指政府主动控制通胀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减速处在政府调控的预期范围之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减速幅度和水平过低，已经偏离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所能支持实现的持续高速增长道路。这种经济减速不能说是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趋势及变化，也不能像前几年那样将此经济减速再次归咎于国际金融动荡冲击，更不可将此经济大幅度下滑说成是政策调控的预期结果，而应该认为此次经济持续下滑并且还在加重是政策调控失误的不良后果。我更不同意很多人提出的此次经济减速就是政府调控所期待的目标，就是要把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下来。我认为，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持续增长10％左右表明中国经济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我还认为，只要经济政策不出现大的错误，中国经济未来还可持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

改进政策、深化改革，重回经济高速增长之路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状态后期比前期更趋稳定。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在于市场化改革释放出了过去被不合理体制所压抑的经济增长活力，经济高速增长趋于稳定，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调控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要素不断改善。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政策必须处理好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和控制通胀的关系。经济高速增长，与增加就业是并行发展的同向关系，与控制通胀是此起彼落的矛盾关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屡屡受到通胀发生及对其控制的波动冲击。宏观调控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控制通胀问题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误教训。如果经济增速过高，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平稳，而且会引发社会不可承受的通货膨胀；如果对过高通货膨胀控制不力，经济高速增长就无法持续，但如果控制通胀力度过大，紧缩过度的政策会使经济增长遭受打击，并导致失业增多。宏观调控要兼顾经济增长，控制通胀和控制失业三者关系，保持平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总体平均来看，GDP增长10％，通货膨胀5.3％，失业率3.3％，现实经济运行总平均数字实现了这一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均衡状态。当经济增速过低失业率升高时，为降低高失业率，政府采取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回升；当经济增速过高通胀上升时，为压低高通胀，政府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回落。在这种矛盾压力和制约下，政府合理选择均衡处理方案，协调矛盾，最终达到从长期来看的持续均衡增长。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来看，各年份、各时期存在波动，有的时期离差很大，以五年分期找不到三者关系合理均衡的时期。从较长时期来看，持续均衡增长较为稳定的2001年至2011年期间较为接近长期均衡状态，平均GDP增长10.4％、通货膨胀2.6％、失业率4.1％，这一期间中的2003至2006年增长情况更接近长期均衡状态，平均GDP增长11％、通货膨胀4.1％、失业率4.2％，各年间波动较小，高峰低谷波幅2.7个百分点。而这一期间后半段，2007至2011年增长波动较大，对长期均衡状态偏离增大，平均GDP增长10.5％、通货膨胀3.1％、失业率4.1％，各年间波动较大，高峰低谷波幅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7年GDP增长升高到14.2％，随后的2009年大幅度下降到9.2％，增长回升到10.4％后又发生第二次下降，2011年回落到9.3％，2012年将回落到8％以下。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波动加大，对长期均衡增长状态偏离增大，除了受国际金融动荡冲击影响之外，主要是宏观政策及调控出现了一些失误，对经济增长，控制通胀，减少失业的矛盾关系处理不够均衡。2007年经济增速过高达14.2％，2008年通货膨胀急速升高，月度同比最高升至8.5％，随后为控制通胀采取过度紧缩政策使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过大，2009年下降到9.2％，其中季度同比增速最低下降到6.2％。2009年为推动经济回升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造成投资规模摊子过大，货币发行量过多，房地产泡沫暴涨，为整顿投资融资规模过大和控制通货膨胀，自2011年下半年起大力刺激政策转变为严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

近几年宏观政策存在着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如果2007年经济增速调控到较为合理的10％左右而不是超过14％那么高，就不会出现随后被迫严厉紧缩的严重局面，也不会在国际金融动荡冲击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不利于抵御外部冲击的紧缩政策；如果2008年不采取过度紧缩的政策措施造成经济急剧下滑的严重局面，就可能不会出现后来为迅速扭转经济急剧下滑局面而采取过大力度刺激措施的情况；如果自2008年底以后一段时间不采取过大力度的刺激措施，没有造成投资规模过大，货币存量过大，房地产泡沫风险过大的后遗症，可能就不会出现2011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紧缩措施后经济由升转降情况下难以调整政策合理放松货币以稳定经济增长的困难情况。

我不同意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说法。货币政策应该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美联储采取的是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胀双重目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忽视增长，尤其在外部动荡冲击，增长下滑情况下应重点注意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在面对通货膨胀上涨对其进行控制时不能不顾一切地以控制通胀为唯一目标而牺牲增长。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就业压力很大。增加就业主要靠经济增长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大量中小企业。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每年经济增长10％，解决新增就业大约1100万人，大约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解决一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10％以下，就业矛盾就会陡然加剧。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大幅下滑，上亿农民工失业回乡，出现社会动荡，对此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推动经济迅速回升，以解决失业大量增加的燃眉之急。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客观矛盾，要求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为控制随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行的通货膨胀，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合理高速，不可过高。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有效调控下的中国经济保持10％左右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有关部门和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从10％左右降低到7％—8％，偏重考虑了控制通货膨胀因素，轻视了中国劳动力过剩矛盾。而且，实践证明，中国经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而不是大幅度超过10％的过高增长，是可以实现结构调整、矛盾缓解、各种关系趋向和谐的持续均衡增长。2001年以来的最近十年发展过程中，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和环保水平不断提高，能源原材料产业合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能源原材料供给及环境支持基础比过去时期更加坚实，为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持续支撑条件。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和未富裕起来的人口还占大多数，要达到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增长发展空间。关键是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决策与实施要尽可能合理正确，不能犯大的错误，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均衡处理稳定增长、控制通胀、减少失业等多种矛盾，为了既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控制失业率上升，又将通货膨胀控制在适当水平，总体上应实行松紧适中、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从历史经验来看，货币M2年增速16％左右较为适宜，即在GDP实际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M2增速与GDP名义增速大致相当，如2003年至2006年期间平均M2增长16.9％，GDP名义增长15.8％，GDP实际增长11％，通货膨胀4.1％，失业率4.2％，实现了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相近的均衡增长。

审视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存在着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应当认真研究努力改进，推动中国经济重新走上均衡高速增长道路。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该重视发挥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占人口多数的农　　村人口填补发展差距所形成的巨大发展空间潜力。要深化改革，推进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将广大地区经济发展活力激发释放出来。减少和撤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过多行政审批，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制作用，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让企业自主经营，实现竞争发展。改革户籍制度，破除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推进农民迁入城市获得城市户籍的真正城市化进程，推进财政公共化改革，对农民大批进入城市并获得城市户籍提供公平福利保障支持。重视农村现代化建设，破除一切歧视农村，压抑农村发展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推进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发展市场竞争性金融机构，对所有企业不分规模大小，不论所有制类型企业实行公平融资政策，特别是对于处在弱势地位承受困难压力较大的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给予支持。充分发掘发挥中国经济中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实现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