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通胀仅仅只是货币问题吗

付鹏

通货膨胀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根据不同经济学派的理论解释通货膨胀的成因都不尽相同，因此对应的政策措施也会千差万别。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特色决定了中国通胀的自我特殊性，要真正意义上解决中国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找出其背后根本的几个原因。

过去的几年里，如果对于“中国经济迫切十问”这样的话题做一个统计的话，我相信中国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搜索关键词之一一定是关于通胀的，从老百姓因为物价上涨而创造的“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苹什么”等自我嘲讽词语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困难与挑战并存着。物价上涨（CPI）已经是持续而普遍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中所说的通货膨胀的最明显表现。

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做过了许多阐述，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将通胀产生的成因分为需求拉上通货膨胀、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混合通货膨胀及结构性通货膨胀，但如果从当年众所周知的玻利维亚恶性通胀的案例来看，书本和实际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对付通胀的关键是要找到通胀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行。

1984年7月至1985年7月玻利维亚曾以5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而闻名于世。1985年8月，埃斯登索罗就任玻利维亚总统时，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3000％。物价每时每刻都在上涨。银行家们诙谐地说，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银行抢劫案几乎绝迹。

随后玻利维亚新任总统埃斯登索罗邀请“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帮助寻找治理这种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萨克斯认为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是政府完全依赖中央银行作为赤字融资方式的财政措施，而财政预算的关键是石油价格。由于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对石油征收的税收，当石油价格急剧下降时，会严重恶化整个财政预算。因此，萨克斯建议，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是一次性地大幅度提高油价，再辅之相应的财政措施。

当时对于这个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样的政策过于违背传统逻辑，甚至认为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结束恶性通膨，甚至还可能使之进一步恶化。最后，埃斯登索罗总统还是接受了萨克斯的建议，在1985年8月29日开始实施该计划：大幅度提高油价，抑制预算赤字。之后汇率立即稳定下来，从9月起，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1986年降至276％，1987年为14.6％，1988年为16％，1989年为15％。国内生产总值1987年增长2.2％，1988年增长2.8％，1989年增长2.5％。1990年上台的总统萨莫拉继续执行上届埃斯登索罗政府的经济措施，使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3％，通货膨胀率大体维持在前一年的水平上。

从这个案例来看，如果仅从教科书中寻找答案，或仅从事件的表面来看，而不从事件的本身及内在联系上来理解，那么要找到化解现实中的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从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的过程来看，通胀问题一直以来不停困扰着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综合当前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似乎很难用某一种传统理论来解释。由于中国是一个复杂经济体，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加上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经济问题错综复杂的必然性，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完全体现了中国式的特征。正是因为这种中国式的特征，通胀形成的原因也会不同。可以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找出其背后真正意义上的几个原因。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通货膨胀，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量，另一个，也是属于中国特色的一个方面，就是流通渠道。

如果我们用货币主义观点去理解通货膨胀，货币多了泛滥了就会形成通胀，也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票子毛了”。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决定因素。但我坚决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过量增长虽然是当前中国发生通胀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只有当过量的货币缺乏流动的时候才会带来通胀，而一旦我们让货币流通起来，让这些货币真正进入实体循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消费环节，那么通胀并不一定会起来。这就如同流水，你如果把它放到一个循环流动的环境中，则溪水汇入河水，河水汇入江水，江水汇入大海，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流动中的货币就如同这水流一样，如果让它循环就很难形成堰塞湖。但当流动的渠道没有了，堆积的流动性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堰塞湖，物价的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了。

首先从必要条件，也就是货币量这一方面来看，我认为中国国内货币过量增长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我认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的双顺差导致的双重货币增量。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廉价的原材料，大力鼓励出口，造成了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而在早期，官方和民众都一向认为，贸易顺差是好事情，可以快速地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而总是主观地认为美国妄图缩小中美贸易的差距的做法是“阴谋”。事实上，一方面我们赚钱不消费，只是单纯地将赚来的钱存起来——持续增长的存款数据是导致中国每过一个阶段就会产生阶段性通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出于保护贸易顺差的目的——从货币价值作为劳动力价值的标杆来看——长期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导致了我们国内被动货币投放量随着我国常年的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增加而增加；此外，由于早期中国的外贸和外汇管制制度，使得美元只能够按照政府的要求存留，民营企业和个人保存美元、使用美元的渠道相对非常有限，这就导致原本很大一块贸易顺差本身可以以美元形式存留在企业和个人手上的，但都通过换汇政策转成了被动型的人民币投放；最后从政策方面看，改革开放后，政策上鼓励的大量外资的引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都加大了中国的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大量的外资投资虽然带动起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却也加大了中国的货币投放量。

其二，2000年后由于美国以及西方经济体主要依赖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全球的货币投放量都在不断地加大。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复苏的先决条件不一样，导致它们复苏的路径以及面临的经济形势也不一样，进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不一样。发达国家在危机过后面临的主要是经济出现通缩的危险，而发展中国家危机过后主要面临的却是通胀的风险，尤其是资产价格过高上涨之后泡沫破灭的风险。这从危机过后“金砖四国”相继出台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比如巴西加息、征收资本利得税，中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发展中国家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较发达国家为轻，但是，由于它们不顾自身经济体缺乏弹性的事实而在处理危机时实行了和发达国家一样“量化宽松”的政策，从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危机后面临资产价格膨胀、通胀预期管理压力大的难题。加之过去十年全球积累下来的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巨大的资本快速地流入到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的国家，而这其中，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外来流动性压力就更大。

以上两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多了，但这仅仅是必要条件。其次从充要条件也就是流通渠道这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导致资本流通渠道不畅，投资领域受限等，这些属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才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而这些原因才是造成我们流动性堆积、通胀堰塞湖形成的根本，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通胀的堰塞湖。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过度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导向型GDP模式。该模式带来了同质化竞争的不断加剧，而这种无形的内部竞争降低了企业再投资的收益率，当这种收益率不再吸引企业进行再投资活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就会沉淀于企业之外。与此同时，一些高利润行业往往都是一些垄断性行业，准入门槛过高，这就会引发大量资本从事投机行为。这两年国内的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楼团的出现，都反映了民间资本再投资意愿不强烈，资本流动逐步趋向于投机行为。由于我国在不同行业准入门槛上的限制，使得大量资金并不能有效进入这些行业而获得利润，但相比较而言，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带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住房需求，以及住房改革带来的购房需求等，这些都为资金的投机提供了一个好时机。因此我们看到近几年房地产行业的调控结果是，每次调控政策的出台都导致房价不降反升，这背后其实折射出了资金流动的深层次问题。当今年“国十条”出台后，房地产的投资受到了抑制，大量的资本再次被挤出，可投资领域再次遭到人为收缩，人为地造成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渠道的恶化和收紧，这就导致了资本大量的短期投机行为，资本所到之处，也就出现了价格的暴涨，“跷跷板效应”非常明显。

形成通胀的充要条件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那就要给资本形成一个可以流通的渠道。因此未来必须扩展可投资渠道，解决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只有这样做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流动性堆积形成的通胀堰塞湖。

通过对上述通胀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双重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政府在对通货膨胀治理上为什么一直找不到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所在，关键是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症下药。在这过程中，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价格上涨这最后一个环节入手，政策单方面考虑如何来控制食品价格上涨，甚至是通过管制某种商品价格的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南辕北辙，不会有效。从历史上来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最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的例子是非洲的津巴布韦。该国的通货膨胀到了七十倍，政府下命令让所有物价全部下降，民众是热烈拥护，但实际结果是不仅没能遏制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反而使整个国家经济更为萧条，通货膨胀率更高。

从国内调控政策来看，管理通胀预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当局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抑制资产价格是一个救急不救命的措施；而未来放开汇率制度，用政策引导资金向实体转移，释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快更深层次的改革放开垄断等，从充要条件和必要条件之间的联动关系同时下手，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中国通胀的问题。

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管理通胀预期。管理通胀预期，对资金的有效“疏通”意义要远远大于“堵截”！对资金的“疏通”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政策以及汇率制度上做文章。这正是当下中国决策层制定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正确引导资金进入实体产业，正确引导资金投向，以“疏导”的方式来管理通胀预期。后期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由总量增长向结构性增长的转变，以及如何实现外延式增长向内生性增长的转变。要完成这种转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东西部发展差异的问题。我们看到东西部最明显的差异就是资金方面的差异，但这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制度、文化、基建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正确引导资金由东部向西部流动需要我们在政策上进行配合，我们看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都为资金顺利流向西部创造了有利条件。财政政策方面，资源税的提出符合税收归属地的原则；各项产业政策的提出，比如限制性行业的准入等都是为了让资金顺利由东部流向西部。如果把东西部看作资金的两个池子，则现在的情况是东部的资金池容量远远高于西部资金池容量，国家当前的政策就是要通过产业政策实现产业转移来打通东西部这样两个资金池，实现资金由东部向西部的流动，这样产业政策就能起到一个“连通器”的作用。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来引导资金的流向也可以从这个层面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调控，当大量的资金都从房地产市场撤出来流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实体产业时，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也就指日可待了。

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这期间在稳定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单纯地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例如银行加息和提高成本等措施——抑制通胀只是从必要条件上单方面解决问题，并不是最好的手段，因为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社会稳定性。这背后的关联性恰恰就是因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导致货币对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绑架效应，而通过放开民间资本投资领域，扶持新型行业，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却恰恰是释放这种绑架效应的最好手段。只有双管齐下，既要释放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在必要条件上加快步伐，也要在充要条件上进行深层次变革，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去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

本文作者系特约财经评论人　银河期货首席宏观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