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201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山西国土面积1/8被挖空，原有模式不能再持续》。文章说：

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批复山西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是中国第9个综合实验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产煤100亿吨以上，其中3/4贡献给了全国各地，形成了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80%以上，因此，当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山西省的经济增长速度排在全国最后。山西万元GDP耗能和二氧化硫排放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山西每开采一吨煤要消耗2.48吨水，到2010年以前，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到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总面积的1/8，而且山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在全国20位以后，山西省的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很显然，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实，不改革和创新就意味着死亡。

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发展，不仅是追求物质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追求人和社会的全面完善，按现在的说法叫“科学发展”。对此，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已有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是相当明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人类的进步和完善，这一信念植根于从预言家经过基督教、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个时期的西方思想传统中。而弗洛伊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问题实质上是一场悲剧。不管人要干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人还能还原成为一个原始人的话，那么，人就会得到快乐，但却失去了智慧；如果人继续是更为复杂的文明建设者的话，那么，人将变得更加聪明，但却更为不幸，更为病态。在弗洛伊德看来，进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赐福，社会干的坏事和好事一样多。马克思则认为，历史总是朝着人的自我实现这个方面前进的；不管任何特定的社会能产生什么样的罪恶，社会总是人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条件。一个“善的社会”也就是善者们的社会，即全面发展的、健全的并富有创造性的个人的社会。

那么，经济发展或科学发展观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经济发展的一般定义包括：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们来说；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构成，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加自己的福利。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征含有一些崇高的目标，出于对人类可能进步的坚定信念，解除贫困和消灭贫困成为对人类智慧的巨大挑战。此外，经济“增长”和“发展”虽然是同义词，但内涵却明显不同：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以及高尚的道德意义。“正如在人类身上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上——素质协调的改变，例如，指学习能力（或者说经济上的适应能力）。”

纵观西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首先是非经济因素在西方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19世纪各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其次是组织管理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了很大作用。从社会意义上看，从贫困走向富裕是物质福利方面的一个进步。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实际工资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充分体现这一进步。死亡从来就是最大的威胁，而由贫困走向富裕，首先就是远离死亡。其主要的指标就是关于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摆脱瘟疫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个变化。贫困通常是与文盲、迷信、无知和孤陋寡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走向富裕不仅意味着住房的改善，还意味着消除文盲和迷信，让个人享有更多的文明、安宁和自由。正如《西方致富之路》一书所言：“贫富社会之别并不仅仅在于哪个社会拥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在于富裕的社会为其成员创造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基础就是判断社会进步不能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马首是瞻。按照华尔街资深评论家和预言家犹太人彼得·希夫的观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意味着一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完全是谎言，“GDP基本无关经济的健康与发展”。彼得·希夫认为：

GDP虽然一向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也未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在内。而且，破坏性活动同生产性活动一样，都被计算在了GDP内。这样一来，横扫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也增加了美国的GDP，尽管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他如预防犯罪开支、离婚费用、医疗费用和国防开支等也都被记入GDP内。

GDP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它不包括任何非货币性交易。比如，维系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是不计入GDP的，因为这无须支付薪水，但是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不是由家庭成员，而是由保姆来承担，就会计入GDP，因为雇保姆是需要花钱的。同样的道理，志愿者的活动也不会计入GDP，因为这并没有涉及开支。

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会增加GDP。

收入分配被完全忽略。如果一个家庭拥有整个国家的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会增加GDP。

和制造污染一样，清理污染也会增加GDP。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故就增加了美国的GDP，因为这是花钱雇人清理的。

同理，借贷消费也会增加GDP，即便这些外债是由我们的后代来偿还的。

此外，GDP数据还经常会被统计人员篡改。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活期支票账户增加GDP等。如果一个企业花费100亿美元购置了一批电脑，而这些电脑与先前购置的电脑相比，性能提高了5倍，那么政府在记入GDP时，100亿就成了500亿。在某些人眼中，这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计算方法；但在彼得·希夫看来，这是明目张胆的操纵。

尽管GDP存在种种缺陷，但它还是被用作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美国庞大债务之所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就是因为它和GDP之间的比例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殊不知，真正创造财富的那一部分（如制造业、矿业等）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萎缩。在美国的GDP中，有超过70%来自消费，而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崩溃，因为支撑消费的是庞大的外债，而不是国内的生产。

一个社会从贫困发展到了富裕，却没有使人民对这个社会感到满意，这当然是可能的。事实上，自我满足的人民能否由贫穷发展到富裕，首先就是大可怀疑的。一般来说，身体健壮而心理上不安的百姓甚至可能比由于饥饿而麻木的百姓更难对付。然而，即使是大多数人和国民真的富裕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也还是要渐进而可持续地全面发展，更多地鼓励制度创新和科学文明，更少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充分地体现民主自由和公平的精神，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否则，这个国家只能是经济上的“暴发户”，很难成为世界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2008年2月，全球金融危机逐渐逼近之时，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因对经济和社会统计信息的现状不满，曾要求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共同组建一个名为“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委员会”，目标是对现行的GDP指标体系进行评估，讨论是否重新建立更加合适的社会进步指标体系，并评估使用其他衡量工具的可行性。该委员会的报告最终于2009年9月在萨科奇总统主持的一个研讨会上公布，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传统的GDP问题、生活质量问题、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报告全面分析了GDP作为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的局限性，介绍了一系列大胆的新概念，从可持续的经济福利量到储蓄和财富的评估以及“绿色GDP”，为综合衡量国际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建议。

萨科奇总统在报告前言中说道：

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充满金融、经济、社会和环境灾难——他们最终将是人类的灾难，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消费和生产的方式。我们必须改变决定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准则。

……

这场革命首先是一场我们头脑的革命，一场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的革命，才能是完全彻底的。

该报告指出：如果GDP在增长，但多数人却感觉他们的境况在变糟，那么他们就可能担心政府在统计数字上造假，目的是希望通过告诉人们他们境况变好了，使他们觉得自己的境况真的变好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会下降，而随着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政府处理对公众至关重要事物的能力将被削弱。全球化本身已经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可能与这个国家的产出有明显差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过于关注GDP，而不再关注GNP，尤其是在世界面对全球变暖的危机时，专注于GDP可能非常不合时宜。因为，GDP增长并不代表社会进步。

该报告和萨科奇总统提出的问题在全球引起了共鸣，甚至在该委员会开始运转前，不丹政府就已经致力于建立一种国民幸福总值（GNH）的衡量标准，泰国也在着手于建立自己的指数。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尤其关注对GDP影响的判断，如何有可能导致对资源开发的错误决策。为了增加GDP，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加速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运动，即便这会导致大量利润流向海外。在这种情况下，GDP有可能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可能更糟，这还不包括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很显然，GDP并不能代表社会的真正进步，GDP和国民幸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毋庸讳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和增加。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大转型的时代，而且刻不容缓。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和绕过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中国要想真正可持续发展，使每个国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必须抛弃“GDP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