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智慧幸福创造力：人类永恒的价值观
人们可以根据幸福的观点来思考历史……但是，历史不是幸福成长的沃土。在历史记录中，幸福时期都是空白页。
——黑格尔
生活本身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追求幸福让众生殊途同归。
——安妮·弗兰克
美国MC公司曾受哥伦比亚政府和私营企业委托，研究哥伦比亚安第斯山区的皮革制造商怎样才能扩大向美国的出口，并提供相关建议。
该公司首先采访了美国各地大约两千家零售商，他们对哥伦比亚手提包的反馈意见是：定价太高，质量太低。
然后，该公司又向哥伦比亚的皮革制造商了解他们的产品为何质次价高。皮革制造商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全怪向我们供货的鞣皮厂。因为政府保护这些鞣皮厂，对进口皮革征收15%的关税，从而导致我们很少用进口皮革。”
接着，MC智囊团再去调查哥伦比亚鞣皮厂。这些鞣皮厂采用劣质化学药品，对附近土壤和水造成严重污染。厂主们解释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都愿那些屠宰场。他们向我们的提供的生牛皮质量太次了，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把牛皮弄破了也毫不在乎。”
该看看屠宰场的管理者如何回答了，他们挥动着秒表，满不在乎地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都怪那些牧场主。他们为了防止那些偷牛贼偷牛，就往牛身上打了太多的烙印。烙印多了，自然就把牛皮弄坏了。”
MC的专家长途跋涉，行驶在泥泞的路上，鞣皮厂的化学污水把他们的鞋都弄坏了，牧场主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都怨哥伦比亚的牛不好。为了驱赶叮在它们身上的蚊蝇和挠痒，这些牛老往铁丝网上蹭，把皮都蹭破了。”最后MC的专家终于得知哥伦比亚的牛皮手提包打入不了美国市场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哥伦比亚的牛太蠢了！”
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致富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除了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金融资源、知识资源、体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外，最重要的还有文化资源。它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艺术、语言和礼仪传统，还包括与社会繁荣有关联的国民心态和价值观。而人们却常常忽略最后这一点。
所谓的价值观，一般分为两类：终极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终极性价值观是指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用以表示存在的理想化终极状态和结果，他是一个人希望通过一生来实现的目标；工具性价值观指的是道德或能力，是达到理想化终极状态所采用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价值观决定人的发展目标和行动导向，以及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和方向所采用的道德手段。
为了中国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繁荣，我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们所应秉持的正确价值观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大问题。
现代人为什么不幸福？
一位美国的百万富翁曾吐露心扉：“我曾经认为金钱能够买到幸福，但我的幻想现在已经彻底破灭。我每天忙忙碌碌，金钱什么都买不到。”
一位出镜率非常高的中国著名影星精神接近崩溃：“我拥有金钱、美貌、魅力和知名度。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可是现在我却痛苦不堪，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
一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感叹道：“我今年23岁，经历太多以致变老了，我已经厌倦生命。”
一位退休老干部说：“我是一位老人，经历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和金钱美女，来日无多。年轻人，你能否给我一线生命的希望？”
几乎所有的人都厌倦金钱，渴求快乐和幸福，连一位马戏团的著名小丑都跑去找医生看病。他对医生说：“我非常孤独、沮丧和痛苦，你能帮帮我吗？”那位医生对他说：“我建议你到马戏团找一位著名的小丑，他能够让每一个沮丧的人都开怀大笑。”那位病人说：“我就是那位著名的小丑。”
现代人为什么不幸福？穷人也不幸福，富人也不幸福，官员也不幸福……人类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世界目前的危机真的只是简单的金融危机吗？为什么频发生态灾难和气候危机？为什么GDP增长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幸福？为什么校园悲剧和家庭悲剧频发？为什么人类追求幸福收获的却是痛苦？为什么人类渴望和平导致的却是战争？为什么人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到处都是灾难和危机？人类的道路在何方，未来究竟在哪里？难道发展的结果一定是毁灭吗？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每一个个体都充满了困惑和矛盾。
用金钱衡量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平的做法，显然已经非常落伍。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十八大以后我们应追求的方向。幸福是多方面的，在评价物质幸福时，应着眼于收入和消费，而非生产。我们还应该重视每个家庭收入的增长，以及综合考虑收入和消费与家庭财富增长的关系，并把收入标准扩大至非市场的活动，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条件和能力。幸福是多维的，它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政治权利、经济和人身安全、社会关系，以及所处的生活环境状况。而这一切问题都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都和GDP没有关系。
中国社会面临的“四大危机”
《圣经·箴言》（29:18）说：“看不见前方，人类将灭亡。”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问题不可能在其自身发生的层面被解决，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才有可能实现。
在现在的中学物理课本中，有一段描写中国境内最著名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故事说，许多在沙漠探险的勇士常常迷路，不管他们多么勇敢和聪明，没有一个人是单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穿越这个沙漠，都因迷路而丧生。他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沙漠中搞不清楚如下三个问题：
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目标在哪里？
如何到达我的目标？
如果搞不清楚这些问题，死亡就是结局或终点。如果把我们的人生和社会也比喻成一段在沙漠中探险的旅程的话，导致灾难和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解决好第二个问题，丧失了我们的目标。或者说许多人虽然有目标，但由于判断力的缺失，错误地选择了目标。人类真正的敌人是无知，而最大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错误地选择了我们的目标，才导致了现在的危机：经济危机、粮食危机、交通危机、教育危机、环境危机等等，而且危机越来越多。大到人类、国家和民族，小到单位、企业、家庭和个人，危机每时每刻都困扰着我们。
我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有四大深层危机：
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枯竭。
国学热阻挡不了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的危机。
始终根治不了的权利腐败问题。
再回到刚才那个沙漠的故事，虽然所有的勇士都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但在20世纪末的时候，一个德国妇女却成功地走出了那个“死亡之海”。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人们已经发明了全球定位系统GPS, GPS很简单地就解决了导致人们失败的前两个问题。那么，能够指引全人类和全中国走出危机的GPS存在吗？如果存在，这个GPS究竟是什么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GPS包含了三个内容：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的目标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完成你的目标。每个人的位置都在不断变化，这涉及如何对自己和对这个时代充分地认知。而后两个问题就涉及了终极目标和完成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其实这就是我前边所说的价值观的两个维度：终极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有了终极性价值观，我们的目标就明确了，就很容易找到我们的发展方向，否则我们一直在盲人摸象。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考验我们智慧和灵魂的时代。”十八大以后，需要重塑我们的国家价值观。
智慧、幸福、创造力：人类永恒的价值观
西方著名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而我则认为，“人类的全部尊严在于智慧”。所谓的智慧，指的就是一个人在生命中所体现出来的知识、技能、洞见和才智。我认为，智慧的三大范畴就是：洞见、理性和谦恭。“洞见”就是别人告诉你一件事，你马上就能判断出这件事情的真假、对错和美丑，洞见来自于你的经验和直觉。而所谓的“理性”，就是指一个人从理智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理性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和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谓的“谦恭”，指的是一个人对人的谦恭和对上帝的谦恭，体现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而道德就是最高的智慧。因此，对智慧追求，是一个人提升自我的终极目标和归宿。
犹太民族被全世界公认为最智慧的民族。在希伯来语中，智慧同时用来形容技巧和思想，是一种使生命走向成功的能力。无论是摆脱危机的能力还是纺纱织布的能力，都属于智慧的范畴。据说，当一位拉比到一个劳动场所的时候，人人都必须放下手中的活，起立向他致敬。但是犹太教有一个传统，唯有木匠和其他工匠不必停下来，因为他们的工作同拉比一样尊贵。也就说，犹太人把拥有一种技能也当作一种智慧。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智慧仅仅属于头脑聪明的人或做思维体操的人，像老子和诸葛亮之类。但犹太民族不同，他们认为拥有技能的人同样是有智慧的人，也同样值得尊敬。犹太谚语有云：“有朋友和有智慧的人，永远不会破产。”
《圣经》上说：“智慧人的法则就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远离死亡的网罗。”而西方人则普遍认为，智慧就是拥有高深的思想。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更愿意把哲学家当作有智慧的人。无疑，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且像苏格拉底、佛陀、老子和耶稣这些智者先知们，他们设法解放了智慧，向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提供了喜悦和幸福，让智慧渗透在道德和洞见之中。智慧不仅是人类灵魂中神圣和不朽的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倘若没有智慧，人类就不可能实现精神的升华和进步。智慧的双重居所，一方面在地球、宇宙和世界中，另一方面也在人的心灵和大脑中。对于人来说，智慧始终只是一个“客人”，如果我们不去善待它和追求它，人类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永远不能得到提升。因此，智慧应该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观。
如果说智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阳光”的话，幸福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而创造力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水”，三者缺一不可。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曾写过一本书，名为《中国人的幸福观》，试图给幸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认为，考察什么是幸福，要从宗教、社会和物质三个方面来入手。在宗教领域里，中国人认为“幸福”指的就是“祝福”和“荣耀”；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国人所谓的幸福指的就是：富足、繁荣、和平、祈福、快乐、开心、愉悦、满足和享受好时光；而在物质领域，中国人追求的幸福就是指：多子多孙和获取财富。对幸福的描绘，就仿佛我们要捕捉空气一样，虽然能感觉得到，但常常一伸手就无影无踪。而美国历史学家达林·麦马翁在《幸福的历史》一书中则从形而上的高度来描绘幸福，他一开头就引用了诗人波普的一句话：“啊，幸福，我们生存的终点与目标！我们为了你而活下去，也因你而敢于踏上死亡的征途……”他认为，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已价值不菲。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可以根据幸福的观点来思考历史……但是，历史不是幸福成长的沃土。在历史记录中，幸福时期都是空白页。”而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认为，“幸福是如此不确定的一个概念，以至于尽管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他永远都不能够明确地、一贯地说出他真正的希望和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幸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论是幸福的承诺，还是对幸福的渴望和幸福本身所散发出来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人类应当获得幸福，有权力获得幸福，同时也能够获得幸福。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犹太人泰勒·本-沙哈尔曾写过《幸福的方法》一书，并在哈佛大学开设过一门有关幸福的课程，先后有800多人选修了他的“幸福课”，被称为“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他说：“越来越多的人想解决一个悖论——财富好像带给我们的并不是幸福。”他认为，人类必须要了解幸福的真相，必须要进行自我反思和行动，生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获得幸福，幸福就是要反思物质财富和精神的关系，幸福就是要爱自己和爱他人。时间压力严重地破坏了人们的幸福感，缩短了人类的时间，同时城市化和高楼大厦也破坏了人们的幸福感。只有开放的思想加上有分辨力的头脑和心灵，才能架起通向幸福的桥梁，也只有东西方智慧的相互嫁接，才能够让幸福自由地通行。谦恭带来的是开放的头脑，而骄傲带来的则是武断，幸福就是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真正的幸福是经得起挫折的考验，人们永远都可以更幸福。而“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则写了另一本有关幸福的大作《持续的幸福》，他认为，人类对“真实的幸福”与“持续的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帮助别人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提升幸福感最可靠的方法。要想获得持久的幸福，有五条路径，即所谓的“幸福2.0”的五个元素，它们是：积极的情绪、工作的投入度、充满意义的人生、积极的人际关系和体现人生价值的成就感。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又能够给每一个人提供发展蓬勃人生的机会。追求财富的目的不应当是盲目地创造更高的GDP，而是创造更多的幸福。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围绕着幸福感这一指标来衡量。
在喜马拉雅山麓的深处，有一个信奉佛教的小国不丹，为人类寻找幸福的治国政策探索了一条新路，被全世界誉为“最幸福的国家”。与此同时，在地域狭小的中东，也有个在干旱和沙漠中创造奇迹的“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那就是以色列，被誉为“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一切经济奇迹发生的秘密，统统和这个国家把教育立国和科技兴国作为基本国策是分不开的。而其成功最核心的精髓就是，以色列人具有极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一个民族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追寻“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活水”。所谓的创造力，是人类在21世纪生存和成功的关键条件，也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基本特质，同时也是人类资源中最丰富的潜能。有创造力的人是具有远见、决心、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性思维和前瞻性想法的人，激发创造力的六项资源是：智慧、知识、思考形态、人格特质、动机和环境，并以“买低卖高”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综合嫁接使用这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创造力的国民，创造力成为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一切有价值事物的DNA。正如美国创造力研究大师罗伯特·斯滕博格在《智慧·智力·创造力》一书中所言：“创造力是一种产生新异的、高质量的，适合于任务的产物的能力，可以提高个体生存和繁衍的机会，是一个民族适应能力和对人类文明贡献的集中体现。”
让个人变得聪明和有智慧，让家庭变得更加和谐幸福，让企业和政府更具创造力，这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