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强烈的变革精神

我在2010年6月份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参加了“以色列风投与高科技之旅”，在开幕式上看到了新上任的以色列教育部长，他的讲话非常能够体现以色列官员的务实和睿智作风。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是看它在教育方面是否强大。对教育的投入就是对未来的投入。”他上任的主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增加对教育的额外投资。以色列在教育上需要很多钱，教师的工资水平应该不断增长。在他任职的第一个月，就决定要使学校全部实现计算机化。一定要增加教师的工资，教师工资的高低决定了青年人是否愿意参加教师这一行业。他提出要考虑办事的效率，要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果和最快的速度。未来，计算机化会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的标准，尤其是要拿学生的计算机水平来衡量。

他认为，今天我们评价教育的参数，还没有涉及教育的质量，只有通过不断的教育改革，才能逐步提高教育的质量。“现在我们对以色列的考核，主要是安检，但对教育的质量却没有检查。在10年后，教育的质量会影响国家的繁荣。”希望经济学家能够了解对教育投入的必要性。

以色列的高科技非常高速地发展，但教育比通讯和科技还要慢。要使孩子们能够适应高科技发展的形势，并不是简单地配备电脑，而是要把电脑当作工具。并非教育部所采取的每一种方法都是正确的，科技只是工具，但并不是思想。他说，“我们要有真正的项目来引导和支持学生，科技提供基本的信息，但不能取代师生之间思想和情感的真正交流。这是一个对教育最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我们发展和努力的方向。”他认为，高科技的产生应该整合所有的资源，我们一定会对教育改革提供政策。他非常诚恳地感谢科技对教育改革提供的支持。

以色列教育部长的话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强烈的变革思维和与众不同的观念，它既体现了犹太人先进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犹太人在现实中渴望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理想。真正的“美国梦”是一种“民主梦”和“自由平等梦”；真正的“中国梦”是一种“宪政梦”和“教育梦”；真正的“以色列梦”就是“智慧梦”“幸福梦”和“创业创新梦”。但是要想实现这些人类伟大的梦想，都必须通过对体制不断的探索和对教育不断的发展来进行实现。而要想发展就必须将传统与现代完美地嫁接，将理想与现实有机的结合，通过不断的变革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公元70年，当罗马大军在梯图斯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池，放火焚毁了第二圣殿，残酷镇压了犹太民族的反抗时，人们开始担心犹太民族的命运，担心犹太民族在过去上千年历史时期中创造出的独特文明形式——犹太文化的命运。没有多少人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留存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当时中东地区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民族能在失去地域联系和流亡状态下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延续下去，犹太文化的命运自然也岌岌可危，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客观上说，犹太民族及其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化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犹太民族如何在失去地域联系的情况下生存？如何在流亡状态下保持自身的统一文化传统？如何才能避免在散居地被主体文化所彻底同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决定犹太民族是否能最终留存的关键。面对这样的非常状态，以法利赛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后人均以“拉比”称之）力挽狂澜，勇敢地担当起挽救犹太民族的历史重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最初在一个被称为贾布奈的犹太学院聚集，带领犹太民族从文化层面入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文化防卫机制，把犹太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既不再是主要以种族为取向，也不再是以地域或政治体制为根基，而是以文化生活方式为自我认同标准的民族。在他们的率领下，犹太民族不仅最终完成了《圣经》的正典工作，一劳永逸地锁定了犹太教经典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编撰出了被称为“第二经典”的《塔木德》，为犹太文化的千年大厦树立起了中心支柱。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犹太民族终于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支不朽的、以文化为认同准则的“圣书之民”。

犹太教是一个进化、发展的宗教。在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犹太教大致经历了圣经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和近现代犹太教几个历史阶段。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两次历史性的大变革。第一次是从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转变，第二次是发生在19世纪的宗教改革，其结果是现代犹太教各个宗派的诞生。在第二圣殿毁灭前后，以色列民族中代表社会上层和保守势力的撒都该人逐渐失去民心，而以学识渊博、致力改革著称的法利赛人赢得了广大犹太人的支持。两派斗争的结果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法利赛人取得了胜利。有学问的法利赛人被称为拉比，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现实的需要解释圣经，解决新形势下各地犹太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原来在圣殿中的祭祀仪式被当地圣堂内的祈祷和《托拉》研究所取代，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等地建立了专门从事《托拉》学习的学校，校长多为著名的拉比。到公元500年前后，犹太拉比们完成了《塔木德》的编纂，从而完成了从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的转变。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在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经济上受到种种限制。与他们的身体被禁锢于隔都的高墙之内相适应，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也只有沉醉在传统、陈腐的《塔木德》学问的框架中。那时，犹太人居住的隔都犹如“国中之国”，而犹太人则成了所在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然而，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犹太人的状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先后获得了公民权，享有了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平等地位，有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多少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在此时得到了实现，这是令他们最振奋、最扬眉吐气的时刻。这就是犹太史上所称的“解放”。解放把犹太人一下子置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使犹太人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理性主义主宰的时代，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都要依据理性法庭的审判决定何去何从。犹太教当然也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同时，解放以后的犹太人首当其冲面临的是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宗主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对于欧洲来说迟到了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终于发生了。德国的摩西·门德尔松担当了启蒙的先驱。门德尔松开辟的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冲破隔都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革成真正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然而这是一个不易兼得的两难目标。正是为了适应启蒙运动目标的需要，德国犹太教内部率先实行了宗教改革。

改革的直接后果是犹太教的分裂。原来统一的传统犹太教逐渐分化出改革派、保守派，以及正统派；在20世纪的美国还从保守派中分化出了重建派。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把犹太人分成不同的阵营，导致了犹太人在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别。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正统派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拒绝犹太教的变革。他们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托拉》是西奈山的神启，因此，其中的律法一条也不能改变，否则就是异端。他们还相信将来弥赛亚的降临会恢复犹太国家，重建圣殿并恢复献祭礼拜。大致上说，正统派又可分出极端正统派（原教旨主义者）、新正统派和哈西德派。

改革派犹太教的主导思想是带有明显理性主义因素的发展观，即认为犹太教和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应该在发展过程中摒弃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成分，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改革派把犹太教定义为“完全和科学、理性和谐共存的伦理一神教”，奉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公正和各民族和谐统一的大同主义。他们在改革中废弃了不少中世纪习俗。例如，在圣堂做礼拜时男女混合坐，不用希伯来语而用所在国语言读经布道（现在多为希伯来语和当地语言并用），使用合唱队并引入管风琴伴奏；同时，实行男女平等原则，妇女获得了做拉比的权利，并于1972年开始任命女拉比。古典改革派曾把大同主义和复国主义对立起来，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后古典的改革派改变了这一立场，成为支持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革派主要活跃在德国，战后则转移到了北美。现在，改革派在北美犹太人中约占42%，是成长最快、力量最壮大的犹太教派。

保守派犹太教是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温和派。它的前身是德国的犹太教历史学派。19世纪宗教改革期间，一些德国犹太人认为正统派过分强调传统，忽视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改革派又过分注重现实，没有给予传统应有的地位，因而各自走向了极端。于是他们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现在，保守派在美国占犹太人总数的40%，就保守派坚持犹太教律法和仪礼的重要性而言，它接近于正统派，而就其赞同律法的可变性、灵活性而言，它又很难和改革派划清界限。保守派圣堂的用语为希伯来语，礼拜时实行男女分坐，妇女逐渐取得了和男子平等的地位，1985年开始任命女拉比。

重建派是从美国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年轻犹太教派。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摩迪凯·开普兰认为，超自然主义的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不能适应现代性和当代犹太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之重建，将其改造成为自然主义的、民主型的宗教。他心目中的犹太教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上帝、《托拉》和犹太人构成它的三大平等的要素。然而，上帝不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而是内在于宇宙万物中的“为了拯救的力”，《托拉》是犹太人经验的记录，其中的律令乃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拯救”不是来世的永生，而是现世的道德满足。重建派在仪礼上接近保守派，而在理论观点上甚至比改革派还要激进。这个派别主张自由地解释传统，以圣堂为犹太生活的中心，主张宗教生活的民主化，鼓励和支持以色列国家建设。重建派是犹太教最小的派别，约占北美犹太人的2%，它对犹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

从历史角度看，犹太人之所以在散居近2000年后仍然能够作为民族而存在，多半在于她的宗教和由此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其宗教得以延续和维系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流行和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杀。十八九世纪，为数不少的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后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而皈依了基督教，自觉自愿地被同化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在遭到普遍谴责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有利于各民族相互理解、和睦相处的条件日渐稳固，这恐怕是犹太人世俗化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同化和世俗化是威胁犹太民族生存的最大问题。但是，没有犹太历史上的几次大改革，犹太人可能被同化得更快。所以，变革是维系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变革思维是每一个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因为“不改革和创新就意味着死亡”。一个民族和宗教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