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园丁与主人
在离京城四五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庄园。庄园的墙壁十分厚实，而且还有塔楼和尖尖的山墙。
每年夏天，当然也仅仅是在夏天，就会有一户富有的贵族人家到这里住。这庄园是这户贵族人家拥有的最好、最漂亮的一座。从外面看，它崭新的，就像是新近才盖的，它里面的设备十分舒适方便。门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这个家族的族徽。族徽的周围和阳台盘着美丽的玫瑰花。庄园前是一大片整齐的草坪，这儿有红山楂，有白山楂，还有许多珍稀的花卉，就连花房外面也是如此。
这户人家雇了一位勤劳能干的园丁。你看看这花园、果园和菜园吧，真叫人觉得愉快啊。紧挨着园子的是旧园子中仍然保留的东西，用黄杨树篱笆隔着，黄杨树篱笆被修剪成王冠和金字塔形状。篱笆的后面矗立着两棵高大的古树。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光秃秃的，你很可能会以为是一阵狂风或者是龙卷风卷起许许多多的垃圾挂在树上。不过，这一堆堆垃圾实际上是一个个鸟窝。
记不起多少年以前，一群喧闹的乌鸦和白嘴鸦便在这里筑巢。这地方简直成了一座鸟的都市，鸟成了这儿世袭的贵族，是财产的所有者，是庄园最古老的家族，是这庄园的真正主人。它们才不理会住在下面的人呢，他们算得了什么！不过它们可以容忍这些地上行走的动物存在，尽管这些家伙常常朝它们开枪，把它们吓得胆战心惊的，脊梁骨都发麻了，害它们惊慌地乱飞乱叫：“呱！呱！”
园丁经常向主人建议，把这两棵老树砍掉，它们长得并不好看。砍掉这两棵树，大家便可以免受这些鸟儿的喧闹了，它们会另找地方安家的。可是主人既不愿意砍掉这两棵老树，也舍不得赶走这些鸟。庄园少不了这两样东西，它们可是自古就有的，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的好拉森！这两棵树是鸟儿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遗产，就留给它们住吧。”
园丁的名字叫拉森，不过这只是顺便告诉大家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在这个故事里并不重要。
“亲爱的拉森，温室、果园、菜地，整个花园都归你管，已经够你忙的了，难道你还嫌地盘不够大吗？”
他的确十分忙碌，整天勤勤恳恳地以极大的热情伺候这些园地，照看它们，养护它们。主人由衷地承认他的勤快。但有一件事情他们也不想瞒着他：他们在别人家品尝到的水果，看到的花儿全都比自家园子里的好。这让园丁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总是希望自己种出最出色的水果和鲜花，而事实上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心地善良，工作上也总是认真负责。
有一天，主人把他叫去，用温和却又严肃的口吻告诉他，前天他们在一个声名显赫的朋友家，品尝了他家的几种苹果和梨子，个个汁多肉嫩，香甜可口，他们和所有的客人都十分羡慕，赞不绝口。那些水果显然不是本国产的，可要是我们这里的气候允许的话，那么就应该引种进来，让它们落户本地，开花结果。那位很有名望的朋友告诉大家，这些水果是从城里那家东西卖得最贵的水果店买来的。因此他认为，园丁应骑马进城去打听一下，这些苹果和梨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然后设法去订购一些幼苗或者插枝什么的来栽种。
园丁跟那个水果商很熟。庄园产的水果要是有富余的话，就由他替主人卖给这个水果商。
于是园丁来到城里，向那个水果商打听，那些备受夸奖的苹果和梨是从哪儿进的货。
“嗨，还不就是从你园子里进的吗！”水果商说着，同时还把苹果和梨子拿出来给他看。他当即就认出来了。
嘿，这下子园丁可高兴了！他赶忙赶回庄园，告诉主人说，那些苹果和梨子都是他们自己的果园里产的。
主人一家都不相信这话。“这是不可能的，拉森！您能让水果商给你写个书面证明吗？”
这他当然可以做到，他带回了书面证明。
“嗨，这还真出乎意料！”主人一家子都说。
从这天起，他们的餐桌上每天都摆着，大盘大盘的自家果园里产的那些香甜美味的苹果和梨子，他们还整筐整桶地把这种苹果和梨子送给城里城外的朋友。没错，甚至还送到国外去。这让主人一家子觉得非常快乐！不过他们总是觉得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最近这两年夏天，气候特别好，非常适合水果的生长，全国各地的收成都很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主人一家到王宫里赴宴。第二天，主人派人把园丁叫去，说他们在皇家宴会上吃到了一种西瓜，汁多味美，香甜可口，是皇家温室里种出来的。
“好拉森，你得去皇家园丁那儿一趟，弄点这种珍稀的西瓜种子来，种在我们的园子里！”
“可是皇家园丁的西瓜是向我们要的种子呀！”园丁非常高兴地回答。
“那么皇家园丁一定知道怎样培植和改良这种水果了！”主人回答说，“他的瓜的味道好极了！”
“那么，我倒是有理由为我自己感到自豪了！”园丁说，“我要禀告您，高贵的主人！皇家园丁今年西瓜种得不大好。他看到了我们的西瓜长得好，尝了尝，便定购了三个，让我送进宫里去。”
“拉森！你千万别凭空想象，说宴会上吃到的西瓜是我们园子里产的！”
“我认为就是我们园子里出产的！”园丁说。他去找皇家园丁，向他要来书面证明，证实皇室宴会餐桌上的西瓜就是来自这个庄园。
这确实让主人一家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保守秘密，而是把证明拿出来给大家看。他们把西瓜种子分送到远近各地，就像以前他们分送插枝一样。
关于这些插枝，他们后来听说各地都有种植，长得很好，结出的西瓜十分鲜美，而且还用他们庄园的名字命名，所以，他们庄园的名字可以在英文、德文和法文里读到。
主人一家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回事。
“但愿我们家的园丁别以为自己十分了不起！”主人说。
可是园丁的态度大不相同：他正在努力争取，让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园丁。每年他都设法培育出新的园艺品种，而且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他也常常听别人说，他最先培育的那两种水果——苹果和梨子的确是真正的好品种。以后培育的品种就差远了。西瓜确实挺不错，不过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他培育的草莓也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但不见得比别人园子里出产的好到哪里去。接下来有一年他培育小萝卜失败了，于是人人只谈论这不走运的小萝卜，他成功地培育的其他好品种人们却总是避而不提。
主人在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松了一口气：“亲爱的拉森，今年的运气可不太好啊！”他们觉得能说出“今年的运气可不太好啊”这句话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每个星期拉森都要送两次鲜花到主人的客厅里，每次都料理得很漂亮，颜色搭配得十分和谐，相互辉映，格外鲜艳。
“拉森，你这人挺有艺术鉴赏力的！”主人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天赋，并不是你与生俱来的！”
有一天，园丁拿着一个很大的水晶碗，碗里浮着一片睡莲叶子，叶子上开着一朵鲜艳的蓝花，有向日葵的花那么大，一根长长的粗梗浸在水里。
“印度莲花！”主人一家子都惊奇地叫出声来。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花。白天他们把它移到太阳底下，让它沐浴着阳光，晚上就把它放在烛光照射得到的地方。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觉得它美极了，十分稀罕和珍贵。是啊，就是这个国家最高贵的那位小姐也是这么说的。那位小姐就是公主，她十分聪明和善良。
主人荣幸地把花敬献给了公主，于是这花便随着公主进了宫里。
现在夫妇俩要亲自到花园去摘一朵同样的花了，但愿他们能够找到，可是那种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他们就把园丁叫来，想要问他这朵蓝色的莲花是从哪来的。
“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主人夫妇说，“我们到温室去过，花园我们也找遍了！”
“嗨，你说的一点也没错，花根本不在那些地方！”园丁说，“那只不过是菜园子里一种普普通通的花罢了！不过它是多么漂亮啊，你说对不对？看上去就像是一朵仙人掌的蓝花，实际上它只是洋蓟开的一朵花。”
“你早该把这事告诉我们！”主人说，“我们还误以为那是一种稀罕的花，从国外弄来的呢。你可让我们在年轻的公主面前出丑了！她在我们这儿看到那朵花，觉得它很美，却不认识。她对植物挺有研究的，可是那门科学和日常的蔬菜却毫不相干。我的拉森，你头脑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竟然会在客厅里摆上这样的花！这下子我们成笑柄了。”
于是客厅里再也见不着这朵从菜园子里采来的美丽的蓝花，因为那儿不是它应该待的地方。主人还向公主道了歉，告诉她说那只是一种蔬菜的花，是园丁一时心血来潮，把它摆出来的，他已经狠狠地训斥过他了。
“真遗憾，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公主说，“他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漂亮的花。他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美！我要御花园的园丁在洋蓟的花期里，每天都送一朵到我的房间里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
主人对园丁说，他现在可以每天送一朵刚刚开的洋蓟花到客厅里摆着。
“说实话，这种花的确很美！”主人一家子说，“我们的拉森是个难得的出色的园丁！”园丁受到了称赞。
“拉森喜欢这一套！”主人夫妇都这么说，“他像是个给惯坏了的孩子一样！”
这年秋天起了一场风暴。夜里，风越刮越猛，十分凶暴，就连树林边上的许多大树也都被连根拔起。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主人感到极大的“悲伤”——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园丁却觉得非常高兴，那就是狂风把那两棵大树刮倒了，连同树上数不清的鸟窝都一起掀掉了。人们可以听得到白嘴鸦和乌鸦在狂风中尖叫着，庄园里的人都说，它们在用翅膀扑打着窗户的玻璃。
“嘿，拉森，现在你高兴啦！”主人说，“风暴把树吹倒了，鸟儿都飞进树林里去了。往日的遗迹统统都没了，任何痕迹都不见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联想起过去！我们觉得非常悲伤！”
园丁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他心里盘算着他早就想做的事：充分利用这块美丽的、阳光充足的土地。这块地在以前他可是不能做主的。他要把它变成花园的骄傲和主人的快乐。
大树被刮倒的时候砸烂了老黄杨树篱笆，精心修剪出来的图形全都毁了。他在这块地方密密麻麻地种上了一大片丹麦本国土生土长的野生植物，都是从田野和树林里移栽的品种。
任何一位园丁都没有想过要在主人家的庄园里种植那么多的品种，他却种植了。他依照每种植物的特点，把他们分别栽种在不同的土壤里，根据它们喜阴或者是喜阳的习性，分别种植在阴凉的或有阳光的地方。他以极大的爱心细心地照料着，因此都长得枝繁叶茂。
从日德兰荒野移植来的刺柏在形状和颜色上与意大利柏树没有什么区别。光亮多刺的冬青，无论是寒冬还是炎夏总是那么青翠挺拔，赏心悦目。它们前面种的是各种各样的蕨类植物，有的矮小，看上去像是棕榈树的小孩子；有的看上去却像被我们称为“维纳斯女神的秀发”的那种美丽纤秀的植物的父母。这儿还有人们常常不屑一顾的牛蒡，刚刚绽放的牛蒡很美，扎在花束里十分鲜艳，引人注目。牛蒡是种在干燥的旱地里的，低洼潮湿的地方则种上款冬，这也是一种毫不起眼的植物，可是它那纤秀的梗子和宽大的叶子却显得十分别致。从野外移植过来的毛蕊花，有近两米高，盛开着一层又一层的花朵，昂然挺立着，像是一座有许多分叉的大烛台。这里还有香车叶草、樱草花、铃兰花、野水芋和秀丽的三叶酢浆草，等等，令人看了叹为观止。
从法国移植来的小梨树苗用铁丝架子支撑着，成行地立在最前头。它们得到充足的阳光和精心的照料，很快就结果了，就跟生长在法国的一样，果实个个汁多个大。
那两棵光秃秃的古树被风刮倒后，园丁在这个地方竖起了一根高大的旗杆，上面飘扬着丹麦的国旗。紧挨着旗杆还有另一根杆，在夏天和收获季节，麻草蔓缠绕在上面，开着一朵朵喇叭似的花，散发出带着甜味的馨香。但是在冬天，要按照古老的风俗习惯，在那杆子上面挂着一束燕麦，好让天上的小鸟能在圣诞节饱餐一顿，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
“好拉森越老越多愁善感了！”主人说，“不过他对我们还是很忠诚的！”
临近新年的时候，首都的一家画刊登载了一张古老庄园的图片。人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旗杆和为小鸟过欢乐的圣诞节而挂起来的一束燕麦。画刊上说，古老习俗在这里得到尊重，得以发扬光大，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和这个古老庄园非常相称。
“拉森所做的一切，”主人说，“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嘿，我们因为有他，也几乎要感到骄傲了！”
不过他们实际上一点儿也没有为此而感到骄傲！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是主人，他们可以随时辞掉拉森。不过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像他们这一阶层的人中，有很多心地善良的人，这对于像拉森这类人来说，实在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了。
嗨，这就是“园丁和主人”的故事。
现在也该你动动脑筋好好想想了。
对安徒生童话作品及其译介的再认识
（代译后记）
梁志坚
在中国，安徒生这一名字及其作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通常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的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将安徒生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主题，一是对上层统治阶级丑恶本质的深刻揭露与批判，如《皇帝的新装》；一是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然而安徒生童话作品中浓郁的基督教气息和强烈的基督教意识以及安徒生本人虔诚的基督教情结却往往为国人所忽略。
一、安徒生童话作品的基督教倾向
安徒生的童话中，主祷文、赞美诗等基督教特有的词汇有着惊人的重复率，个别作品甚至直接摘录圣经诗句以结构情节，具有强烈的基督教意识与气息，表达着安徒生的宗教情怀和宗教理解。在他的童话中有不少篇幅是关于宗教信仰的故事，包括有《在辽远的海极》《老上帝还没有灭亡》《墓中的孩子》《沙丘的故事》《红鞋子》《踩着面包走的女孩》《钟渊》《沼泽王的女儿》，等等。
在《在辽远的海极》中安徒生以“北极”来象征人生的目的或意义的追寻，在经历多年的航行以及恶劣环境（比严冬还要寒冷的冬天）的考验之下，仍然没有发现其目的地——陆地和海的界线，人类的意志和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中被侵蚀殆尽；此时，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想：这样的航行（人生）有何意义？我当初为何要选择这一航行？为何会遭受这些折磨、困苦与伤痛？上帝为何要如此待我？在这种感受下，自然而然会去寻求宗教信仰的力量与慰藉，尤其是在基督教化的西方社会，寻求上帝的指引与安慰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途径。此时，《圣经》的话语通常能够提供极大的安慰，如同安徒生在作品中所提及的“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是多么大的心灵慰藉啊！于是，疲惫的身体与心灵经过精神的充电后，作品中的年轻人满怀信心与希望闭起眼睛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充满了幸福的美梦。在梦中，一切的美好与幸福都实现了。在这里安徒生热忱地歌颂了上帝——这也是他儿时在笃信上帝的父母影响之下的信仰之展现。“雪屋里仍然一片漆黑，但是他的头底下放着本《圣经》，他的心里充满了虔诚与希望。上帝就在他的身边，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哪怕是在这辽远的海极！”对安徒生而言，上帝不是抽象的“神祇”，而是信心和希望的化身！
《老上帝还没有灭亡》的主题基本上与《在辽远的海极》相同，在遇到生活的磨难和困苦时，上帝是一个可以给人以安慰的“神”。故事的开头安徒生借着描写“礼拜天的早晨，射进房间里来的阳光是温暖的，明朗的”告诉生活艰难的人民：尽管物质生活是如此的恶劣，但我们的日子仍然是美好的。但故事中的男主角已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几次想结束“这个愁苦而无望的生活”。幸好，男主角有个聪慧的妻子，她借着与男主角的对话，诱发了丈夫心底仅存的一丝对上帝的信仰，进而确认上帝仍未死亡。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任何宗教信仰，实在很难有任何生存下去的意志，更不用说向往未来了。
《墓中的孩子》这一故事一开始即铺陈哀伤的气氛——父母最疼爱的独子死了，身为父母自然难以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尤其是母亲。虽然尽心照顾，爱子仍撒手人寰，真是情何以堪！她留着泪说：“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把我的宝贝儿子夺走。”于是，“在痛楚中她离开了上帝”，最终死神带她去找死去的儿子。上帝借着儿子之口告诉她：“您不会忘记您的两个女儿吧，他们都需要您！”母亲若有所悟，发觉了自己为了死去的孩子，差点忘了活着的家人。经过这一夜，她终于放下了对死去孩子的执着，跪下祈祷着：“主啊！原谅我！请赦免我想要阻止永恒的灵魂飞到你身边的罪行！也请原谅我忘记你赐给活着的人在世界上需要完成的义务！”此后，母亲又恢复从前的样子——丈夫心目中温柔能干的妻子。
《红鞋子》则是一则充满宗教意味的童话。宗教在西方是极受重视的一环，尤其对于贫穷的家庭，更是他们心灵的慰藉，因此，信仰上帝时必须虔诚而无杂念。故事中的女孩，从小生长在贫困的家庭，能够拥有一双鞋子对她来说是一种奢求，但当她终于拥有一双新鞋子时，虽然满足了她内心的渴望，却也遭受许多的折磨和痛苦。当她穿上鞋子，满足欲望时，一件件痛苦的事件不断发生，她的双脚不停地跳着舞，好像整个人被控制住似的，直到她断绝欲望，要刽子手砍掉她欲望的来源“红色的舞鞋”时，才停下脚步，不受舞鞋所控制。但在面对这些欲望时，小女孩害怕了，就在她面对困境，找不到任何出路的时候，她寻求上帝的帮助。等到她的内心已经断绝了杂念，思想已经净化，她才得到“宽恕”，她的心灵才得以平静，不再受外在所控制，获得身心的解脱。
《最后的一天》这则故事叙述了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刻，他一生的功与过，美与恶，就在这一刻，他的灵魂都要在上帝面前做个交代。故事中的主人翁，是个“所谓严格的信徒”，上帝的话，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法律。就在他即将面临死亡时，这个快死的人一生所经历和做过的事情，就像巨大沉重的浪花一样，向他身上涌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罪孽深重的人会害怕得发抖，而虔诚的人就像一个孩子似的信赖上帝，但这个死者却没有孩子的心情，也不像罪孽深重的人那样颤抖，因为他知道他恪守教规，天将为他打开慈悲的大门，而且要对他表示慈悲。事实却不然，这个死者以为他能够进入天国，因为自己是个恪守教义的人，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骄傲、残酷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基督教教义“和睦、爱和慈悲”。因此，当天国的门打开，一道强烈和锐利的光芒，迫使他不得不向后退，同时灵魂也颤抖起来，理解到他以前从来没有觉察到的东西“骄傲、残酷、罪过的重负”与“慈悲”差距很大。于是他不断地往深处坠落下去，直到上帝的爱充满灵魂的全身，才把他托了上来。
安徒生对基督教的信仰在这里得到真诚的表露，他的信仰与一般人不同，并非严格遵守教义即可，而是“和睦、博爱和慈悲”。而且他认为人的灵魂，永远是神圣、幸福、善良和不灭的，因为太空中处处都是上帝的天国，上帝的爱充满了灵魂的全身。
《一点成绩》是安徒生在嘲讽那些整天只会批评，却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的一篇小故事。作品虽非刻意铺陈宗教理念，却藉宗教信仰里的人物点出作品的主题。安徒生认为上帝在评判一个人的成绩并非评判那些所谓的成就，而是评判存乎心里的那种真诚行善、乐于助人和关心别人苦难的良知。故事里圣彼得提到两个人，一是老妇人马格利特，二是老大砖匠，无疑是安徒生赞许的德行，这两个人都真正展现出德行，老大看见老妇人苦于屋子的残破，因此便把所有的碎砖给了她，此外还有一些整砖，东西虽微不足道，却可以使老妇人建起一间可避风雨的小屋。老妇人更了不起，愿意贡献自己全部——生命以解救即将遇难的人们。
故事中老大砖匠的碎砖和老妇人救人的稻草，在常人眼中，均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在人需要时，却是最可贵的。究竟是什么使碎砖和稻草变得可贵的，那便是一颗救人于苦难的心。纵观安徒生的作品，对宗教认同的是：善行、关怀、宽容和爱。因为有爱可以表现出善行，对周围的人给予关心，甚至对施恶行于我们的人，只要我们以爱取代心中那憎恶的感觉。
人间充满疑惑与冲突，以致使人们看不清自己的脚步而迷失方向。在《犹太女子》这个故事中，主角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她听从母亲的安排，不得不拒绝基督教的教义，然而在内心中却有一个声音鼓励她接受基督。但在恶劣的环境下她不得不放弃，因为“尊敬父母”也是全能的上帝给她的指示。
“每个礼拜天教堂的风琴奏出音乐，做礼拜的人唱出歌声。这些声音飘到街上，飘到对面的一个屋子里去。这个犹太女子就在这屋子里勤劳地、忠诚地做着工作。‘记住这个安息日，把它当作一个神圣的日子！’这是她的信条。”
显然安徒生想告诉读者的是：真诚的信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至于形式是可有可无的。教堂里聆听圣乐，诚心祈祷的人们与在水沟旁辛苦工作，却诚心与上帝沟通的犹太女子并无分别，只是身处的地方不一样罢了。只要坚定信仰，仰望圣诗与风琴的低吟，耶稣的信息都可以飘进每个人的心里，给人以平静。然而犹太女子虽得到真诚信仰的启示，却无法摆脱童年时父亲给她的信仰枷锁，对她而言，《新约》仍是一部禁书，为什么不能接受基督教义是她心中最大的迷惘与渴望。然而人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所以犹太女子一再受到痛苦的折磨，因为她放弃做她自己；所以活在痛苦的深渊当中。因此安徒生在文末点出了其要旨：宗教只是人为的一种限制，真正的信仰是行出来的，而非局限在小小的宗教框架之中；毕竟“阳光照在基督徒的墓地上，也照在墙外犹太女子的坟上”。
信仰基督教的人将食物视为上帝的恩赐，用餐时都会先做祷告。食物来自于大自然，土地、阳光、水都是上帝慈悲的化身，人和万物都是上帝的子民，皆为上帝所造，彼此体内都有对方，所以我们对世间万物都应存有敬爱之意。在《踩着面包走的女孩》的故事里，女孩对食物的不尊重，是表象的（外显行为），但爱的泯灭，才是她沦入沼泽的真正原因，她沉了下去，陷得越来越深直到她完全沉没，剩下的只是一个冒水泡的黑泥坑。这里的沼泽其实是欲望、贪婪、憎恶、傲慢等的组合体，而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在于意涵的形象化，因此以许多丑恶的事物来表征抽象的概念。故事中的女主人让小女孩茵格回家看望其父母，可是，当茵格去到家乡的村口望见穿得破破烂烂的母亲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时，却扭身便往回去，她真为自己的母亲感到耻辱。后来，女主人又对茵格说：“茵格，你应该再回家一趟，看看你的父母。这里有一大条小麦面包，你把它带回去给他们，我敢肯定，他们见了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因此夫人希望小女孩能将爱施与她的双亲，而小女孩并没有这样做，她选择将面包丢弃，（同时也是对“爱”的丢弃）。当一个人的心中的爱被傲慢与欲望取代时，也就成为安徒生认定的“沉入沼泽中的人”了；就如同圣经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所言：高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而沉入沼泽的小茵格，起初并不能找回爱，因此她将一切的不幸归咎他人，所以暂时还不能脱离自己为自己筑的沼泽，直到有一天她感受到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给予的关怀时，她才真正感受到爱。这个故事主要阐述安徒生一直想表达的主题：关心世上每一个人。小女孩不愿见到小茵格受苦，而给予祝福，成功的感动了天国的天使，也感动了小茵格。因此小茵格放下了骄傲与憎恶，成了一只喜爱助人的小鸟，随时随地帮助其他伙伴。
这些故事基本上是在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以及人们在面对困难时如何以基督教信仰来看待并加以克服。此外，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还有诸多之处演绎着安徒生对基督教的信仰与理解。
基督教中最原始的蕴含就是“爱和奉献”，再也没有比耶稣为拯救人类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爱更伟大。这种基督的牺牲精神深深地烙刻在安徒生的精神世界里，并体现在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中。因此，美丽的海的女儿，为成全他人而放弃了自己的三百年生命；柔弱的艾丽莎，忍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编织坚硬的荨麻背心以救出自己的哥哥；小小的格尔达穿越白雪皇后的寒冷宫墙，用温柔和爱融化加伊冰冻的胸膛。
上帝是万能的，有着神奇的力量。凭着对基督教的信仰，沼泽王的女儿脱落了难看的青蛙皮，获得美丽的人体；因为上帝的仁慈和爱，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小茵格，从沼泽回到了温暖的人间。安徒生要让读者相信，上帝的力量能使“沼泽地里的芦苇和草都能开出花朵”。
上帝是幸福和理想的归宿，仁慈的上帝是快乐和幸福的最高体现，人间的一切贫苦都可以寄托在上帝身上，上帝带给人们慰藉和希望，卖火柴的女孩和她的祖母一起，飞到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去了——她们跟上帝在一起。
当然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中也不乏揭露和抨击那些道德卑劣、行为龌龊的主教牧师，但这并不表明安徒生对上帝的信仰的虔诚，就如《十日谈》中对教会司职人员的嘲讽并不降低薄伽丘对基督教的虔诚。
二、安徒生的基督教情结
安徒生童话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基督教倾向，既是因为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无以回避的影响以及宗教与儿童文学题材关系的密切，更是安徒生本人虔诚的宗教信仰在其童话作品中的映射。
远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社会就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基督教思想渗透到西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进程，民族的心态、风俗和社会道德规范。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人世间的众生百态，西方文学必然会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作家在基督教的环境中诞生、成长，宗教就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渗透到他的灵魂深处。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写不到宗教生活，看不到宗教意识，那是不可能的。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精神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受哲学、宗教的指导，同时也是哲学的基础和表现。（张岱年，1995：433）文学、宗教都同属于文化范畴，而且哲学、宗教指导着文学的思想、世界观和道德标准，构成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要素，成为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再反过来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班扬的《天路历程》等许多优秀作品都与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而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之关系》（1800）一书内，把欧洲文学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两类。北方文学乃指英、德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而言，以奥辛（Ossian——古爱尔兰诗人）为鼻祖。……北方文学重情感及灵魂的痛苦，阴霾如北海的天空。西方文化有两大思潮。一源于希腊之理性的个人主义，重现实生活及知识的追求；一源于希伯来之情感的救世主义，重未来生活及灵魂的得救。前一种思潮影响了南方文学，后一种思潮浸润了北方文学。……北方文学是基督教的。（李赋宁，1997：1）
童话题材往往与宗教密不可分。基督教无疑与西方儿童文学关系最为密切。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是对社会现象的形象反映，是文化的综合和外在表现形式，而文学中的儿童文学以其明显于其他文学种类的道德、教化功能和作用证明自己是无法回避文化特性所给予的深刻影响，其民间传说、童话、故事等无不是特定的文化氛围的产物。最初的儿童文学是以口头形式流传，渐渐地其普及面超过了区界、国界，从而使不同区域、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而不同地域、国界的儿童文学由于讲述、汇编、创作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因此便不自觉地将某种生活习俗、宗教、政治、社会等对他们的影响融入其中，使作品呈现出或明显或隐约的本土文化特色，这些特色无论在中西方的文人创作还是民间流传之作里都很突出。叶君健说在西方很长一段时期内，宗教教义的宣传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主题思想，甚至到了安徒生时代，这种宗教思想的残余也没有完全消除。（叶君健序，1989）
更重要的是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圣经对其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就安徒生个人而言，他是个虔诚的信徒。我们完全可以从安徒生本人的自传体悟到安徒生对基督教信仰之虔诚。
《我的一生》作为安徒生的自传，完成于他五十周岁（1855年）之际。这部作品不仅记载安徒生本人曲折坎坷的奋斗经历，也描绘了安徒生在欧洲各国游历的经历。难能可贵的是，安徒生绝不单单谈到自己传奇性的经历，而是自觉地把自传，作为他全部作品的注解。这部作品中，安徒生充分谈到了他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
安徒生的父母笃信上帝，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安徒生从小就将上帝当作自己灵魂的庇护者。九岁时的一次遭遇，使得他对上帝信仰更加虔诚。在他的自传中，安徒生写道：
到了收获季节，妈妈有时带我一起到田里去捡麦穗。跟着她，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以性情暴烈远近闻名的农场管理者。眼见他手里拿着吓人的鞭子走过来，妈妈和其他人赶紧跑开了。我光脚穿着木屐，匆忙间鞋也掉了。麦秸扎脚，根本跑不快，落在后边。他追上来，抓住我，举起了鞭子。我紧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道：“上帝正看着你，你竟敢打我！”——没想到，这个严酷的男人竟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了我的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我把钱拿给妈妈看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可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家伙都给了他钱。”我在虔诚和迷信中长大……（安徒生，1983：11）
自传中安徒生还回忆了自己在14岁受坚信礼时一段往事。这件事安徒生留下永难泯灭的回忆。他写道：“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使我很得意，因为这样，做礼拜的人就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新。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我的思想集中在靴子上，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关于此事的回忆，就促使我写出这篇红鞋。”（叶君健，1992：110）安徒生的这一表白本能地流泄出“他对上帝的满心虔诚”（韦苇，1991：162），即信仰上帝时必须虔诚，不能有一丝的杂念。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安徒生不单单在14岁、刚离开自己家乡到哥本哈根的时候，跪在地上祷告。到了20岁时，他写的日记，还是充满了对上帝的祈求和感恩。哪怕到了41岁时，他的作品集要出版了，他还是祷告他的上帝帮助玉成此事。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安徒生都会祷告祈求上帝，这可以给他勇气和依靠，因为他深信自己是特别蒙受上帝祝福的孩子，也深信在任何苦难困苦的背后，都会产生美好的结果，那位有情的上帝，在掌管他人生的明天。这种信念，使这位敏感、内向的诗人，对人生之未来、世界之明天，都充满了信心和盼望。
不仅如此，安徒生写自传的一个基本视角本身也是基督教信仰。他多次提及自己写这本自传的目的就是：“我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在指引着万物去获取美好的一切。”（安徒生，1983：1）“我整个一生中，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其结果都是美好的。它好像是在一条固定航线上向某个知名的地点进发──我在掌舵，我已经选择好自己的道路，而上帝掌管着风暴和海洋。”（安徒生，1983：320）“生命的自白对一切高尚、善良的人来说，有一种神圣的忏悔的力量。”（安徒生，1983：480）
当安徒生成名之后，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上帝可以指引不同的方向。不管发生什么事，对我都是美好的。这种信仰，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中，并且使我快活。”（安徒生，1983：320）“我觉得我是个走运的孩子……生活是乐事，公开地充满信心地信仰上帝和人类是乐事。”（安徒生，1983：320）
正是因为对上帝的虔信，安徒生的童话作品“浸浴在圣经的灵感之中”（保罗·亚哲尔，1992：180），演绎着安徒生对基督教的信仰与理解。
三、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译介的操纵
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就以安徒生童话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例。在安徒生的168篇童话作品中，《卖火柴的小女孩》由于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该作品是安徒生应日历出版商之约，为日历上插图而作的。这篇童话发表于1846年的《丹麦大众历书》上。……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写道：“我在去国外旅行的途中在格洛斯登城堡住了几天。《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那里写的。我那时候接到出版商佛林齐先生的信，要求我为她的历书写一个故事，以配合其中的三幅画。我选了一个穷苦小女孩拿着一包火柴为画面的那张画。”（叶君健，1999：393）该篇作品通常解读为通过叙述卖火柴的女孩新年前夕冻死街头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安徒生对穷苦人民悲惨遭遇所寄予的深切同情，抨击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引导学生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体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幸福。故事的结尾，描写小女孩含笑而死，也被解读为安徒生采用了反衬的手法，以乐衬悲，悲上加悲，是对冷漠的人吃人的旧社会的一个无情的鞭挞[1]。
然而，众所周知，日历的营销对象，即潜在的买主是公众，也将是这篇童话的读者，那么当他们翻到日历的这一页——有插图这一页往往便是相关的节日，若如我们通常所解读的，那岂不是为此感到悲伤，给欢乐的节日气氛泼冷水而大煞风景吗！试问安徒生有这个必要吗？姑且不论安徒生是否具有如此之高的阶级觉悟，一个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出版商何以选择这样一幅“悲凄”的插图？进而配上一则如此“悲惨”的故事，难道出版商佛林齐先生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冒着日历卖不出去而亏本的风险来为安徒生创造这种机会？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上文所述，我们知道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现实缺陷的评判态度与方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基督的仁慈、博爱、平等。对现实的缺陷他不是横眉冷对，而是寄希望于上帝，他把对人们贫困生活的同情，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诉诸万能的上帝。
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罪恶文化以灵与肉的分裂、精神的紧张痛苦从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灵洗涤以及上帝同在的迷狂式喜悦为重要特征。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神（上帝），寄托于超越今生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必须通过今生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能赎罪，才能听到上帝的召唤，才能达到对上帝的归依和从属，痛苦成了入圣超凡的解救之道。基督教的死是使人从短暂的、有限的、肉体的、罪恶的、不自由的生活转变到“精神”“天国”中永恒幸福的转折点，它的意义也就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在基督教艺术所从属的“浪漫型”艺术中，“死却意味着否定的否定，这就使它转化为肯定，成为精神从单纯的自然性和不适合的有限性之中解放出来的复活。消逝的主体的痛苦和死亡转化到自己的反面，转化到欣慰和幸福，转化到经过和解的肯定性的存在，要达到这种存在，精神就必须脱离否定它自己真实生命的那种存在”（黑格尔，1979：281）。基督教意识形态把对“精神”的重视发展到了极端程度的一种意识形态。在那里，人的本质被规定为赤裸裸的“精神”，而人的肉体则被看作束缚“精神”的枷锁和罪恶的渊薮，从而达到了以“精神”否定和鄙弃肉体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肉体生命的丧失在它看来是使“精神”从不适于它居住的、受到束缚、禁锢、玷污的躯壳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它的本真状态的一个步骤。因此，怀着对“天国的”热烈憧憬去为宗教献身是一种无尚的荣耀和莫大的崇高。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有可能从原罪中得到拯救。中国人虽重视人的“精神”，但并未达到基督教意识形态那种极端的程度。
对上帝无限虔诚的安徒生的死亡意识已经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早已超越了俗世所理解的死亡的意旨。1843年，当安徒生最亲密的朋友沙米索在柏林去世时，安徒生在悼言诗中这样写道：“纵然在阴间，上帝也有安排筑起一座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安徒生，1983：254-255）后来，当他的好友柯林夫人死时，他竟觉得：“我从未想象过离开人世竟能这样不痛苦，这样幸运。”（安徒生，1983：433）
西方儿童文学中的故事结局多理想化，它可以说是主人公历经磨难所追求的终结，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最终有可能从原罪中得到拯救，从而在大量作品中出现虽死犹生的完美结局。在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海的女儿为了爱情，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召唤，升入永生的天国，这个结局是基督教的最高境界。同样，《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这位女孩在死神降临的时候，就是灵魂永生的时候，她的死已经不是痛苦悲哀，而是一种至高的幸福。这些都是基督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卖火柴的女孩身上体现出了基督教善良、忍耐的观点：“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快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所以她最后得到拯救和永生。在基督教里，不被拯救的死是对罪的惩罚，“为基督的道而死，在上帝面前是一件宝贵荣耀的事”，“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乃是永生”。因此，小女孩是快乐的，她是“和自己的奶奶一起走的，一起到新年的快乐中去”。她们“飞到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和上帝在一起”。由此可见，这篇童话带给丹麦人的并非悲伤，而是让当时处于困苦之中丹麦的芸芸众生获得一种宗教的寄托，期盼着救世主的援助，在宗教里寻觅出路、寄托未来，以解除贫困、苦恼和灾难。这也就是那种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之为“精神麻醉”的安慰。
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中西方读者对小女孩之死的解读大相径庭。之所以然，文化异也。
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文化限制并规定着我们感受世界和形成观念的过程，以致我们逐渐形成一些由文化决定的感知定势（Perceptual sets）。这些感知定势不但影响着我们对外来刺激的感受和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外来刺激的判断，即如何给感受到的刺激赋予意义。”（萨姆瓦等，1988：38）当信息的发出者是一种文化成员而信息的接受者为另一种文化成员时，必然发生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一种文化语言符号编码的信息必须用另一种文化语言符号解码所给的信息，这一信息发出之后，带着编码人所要表达的某种意义离开了它被编码的那种文化，当它抵达将被解码的文化时，至少其信息含义已受到解码文化的影响，即解码文化或多或少已输入编码文化的信息中。这一事实已使原始信息的内含意义发生变化，原来的信息已经不是原初之物，加之具有文化差异的编码者与解码者的个人思想因素，原来的信息将会发生进一步的意义改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受佛、道和儒学的影响。西方人对世俗生命的罪恶感意识，对彼岸的向往在中国文化并不存在，中国人更多地重视当下的感性生命，因此，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死，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得到一种拯救，是走向所向往的彼岸的欢乐，因为她终于“和上帝在一起”了。对中国读者而言，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死亡意识的迥异，因此为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死而悲伤，对她充满了同情。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历来都强调一个“信”字，也就是说，将“忠实”视为翻译的基本标准。翻译中的忠实，首先指的是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一般情况下，译者应该把原作的思想内容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不得无端加以篡改、歪曲、遗漏或增删。这里所说的思想内容，通常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叙述、说明、描写的过程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所流露的思想情感。在翻译时，译者面对的是原文文本，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原文所包含的“意思”。古往今来，大凡严肃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旬月踟蹰”（严复语），“委屈推究”（马建忠），目的就是为“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然后把这“意旨”确切地表达出来。这里所说的“意思”“意旨”，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指隐藏在原文文本背后的作者“本意”。因此，就其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殚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原文本意是译作的根本。（谢天振，2000：74）
与传统翻译理论着眼于作者不同的是，等效原则理论（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则着眼于读者。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奈达就明确地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的一 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一书中，奈达又进一步定义动态对等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奈达的翻译观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
然而，如上所述，由于文化的差异，《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中文文本既不忠实于原文文本背后作者安徒生的本意，而且译语（汉语）的信息接受者（汉语读者）对译文信息（中文文本）的反应与源语（丹麦语）接受者（丹麦语读者）对原文（丹麦语文本，即安徒生的原作）的反应大相径庭。汉语文本的译者似乎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难不成这是译者的失误？
就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蜚声中外的叶君健为例[2]，他所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很难找到误译，从文字学的角度讲，他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中也要算最好的翻译”（楚冬，1981：87）。难道他理解有误，不知这种中西方死亡意识的差别？以叶老的学识，多年的旅欧生活，他是不可能不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的；再者，正如前文所述，《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发表于1846年的《丹麦大众历书》上，是安徒生应出版商佛林齐先生的要求为他的历书所写的一个故事，从常理上看，出版商是不可能冒这种风险，在自己出版的历书上登载这么一篇令人读了备感悲伤的故事，这种常识叶老肯定会有的。况且，叶老在1999年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的序言中提及《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时，有这么一句话：“……安徒生在绝望之余，还是把上帝抬了出来。”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安徒生是否真如叶老所言是在绝望之余把上帝抬了出来，但此话却明明白白地表明叶老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对基督教死亡意识与世俗的死亡意识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正如上所述，安徒生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并非是在绝望之余只好把上帝抬了出来的。基于叶老对西方基督教死亡意识的认知，以及他对安徒生创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来龙去脉的了解，他应是了解原文作者（安徒生）的本意的。因而，这一叛逆显然不是理解的失误造成的。
抑或是表达的不到位？非也！对于这种文化缺省翻译过程中往往可用补偿的方法，其中最为常用的就是文外补偿，也就是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之中，从而较好地体现原作者的艺术动机和原著的美学价值。这在叶老所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中就有两处：一是“烤鹅肉是丹麦圣诞节和除夕晚餐的一个主菜”（叶君健，1999：359）；二是“北欧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天上有一颗星。一颗星的陨落象征一个人的死亡”。（由此也可见叶老对北欧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基督教文化，对基督教的死亡意识也应不例外的。）那么叶老何故厚此而薄彼呢？
实际上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艰难的工作，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译文难以做到完全“忠实”，一方面固然是翻译客观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翻译的障碍（文化、语言、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障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偏离”。但若留意翻译史上发生的一些译事或出现一些译品我们还可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翻译研究，不应仅仅限于一种理想的追求中，给翻译实践硬性规定一些标准或原则，而应正视翻译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或现象，做出正确、客观的描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在更大的范畴内去加以考察，得出结论。（许钧，2002：34）
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学转向”以来，视点已从语言文本转向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的大语境下加以认识。对翻译的认识不再限于语言或者文学文本的范畴，而是将其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相联系。探讨的是“一个文本是如何被选择并翻译的，在这一选择中译者担当着什么角色，编者、出版社或赞助人又充当着什么角色……译作是如何被译入语体系接受的”等一系列问题。（Bassnett & Lefevere，2002：123）美国学者勒菲弗尔（Lefevere）采取文化研究的模式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翻译就是“文学评论、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篡文集”等众多改写形式中“一种最容易辨别出来的形式”（Lefevere，1999：9），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而文学（包括文学翻译等各种改写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系统。这个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因素，一个为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包括“评论家、教师、译者”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个则在系统外部起作用，便是“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的诗学更为感兴趣”的“赞助人”（patronage），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如“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等等。勒菲弗尔通过把翻译作为译入文化的译作加以研究，考察文本与文本外的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强调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强调系统的内在构建与控制机制”。（Hermans，1999：125）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因而被“看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郭建中，1996：160）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状态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一种大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语境中，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换言之，其翻译目的乃是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氛围。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则是在“以我为主”这一立场基础上的对待异国文化的原则。“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互为映照，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前提。在这一原则下，对外文化的选择与翻译，都体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心态。选择的标准、翻译的方法，都以我为主，具体表现为在翻译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左右着翻译的取与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文化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拒绝或改造心理。因此，俄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活动中独占鳌头，与此同时，基本排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虽然在这段时期里，我国确实也翻译了一些欧美文学，但主要是以“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为主，“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方长安，2002：78）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老选择了安徒生，但同时也“背叛”了安徒生。这是因为在选择了文本之后，译者面对原文文本所展现的文本意识世界时，势必还会遭遇到与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氛围不同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如何对待这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就不能无所顾忌，而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说的具体些，就是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做出“策略性”叛逆。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基督教被视为迷信，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不相符，与我们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教育背道而驰，因此外国文学译本中的与之相关的情节须删除，例如，《牛虻》在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待译本的严格选择标验基本通过后，于195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但其中有关基督教文化的情节便遭到删节。同样，叶老在翻译安徒生童话《笔和墨水壶》时，回避了最后一句带有浓郁的基督教韵味的“一切荣耀属于万能的造物主！”而代之以不知所指的“光荣应该属于他”。可见叶老当时对基督教文化是避之唯恐不及。
对《卖火柴的小女孩》，叶老选择了“策略性”的叛逆，那就是对此文化缺省不加注释，使得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大相径庭，从而背叛了原文作者安徒生的本意[3]，但这既不是叶老理解上的疏漏，更不是叶老在翻译过程中表达上难以到位，这显然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的。此时译者所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作，而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文化趋势，这正是“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的真实写照。（罗新璋，1984：508）由于意识形态的制控，叶老采用系统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安徒生及其童话进行了与社会主义时代中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相协调的系统阐释，以“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为标尺对安徒生童话进行了实用的、教育的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倾向性阐释，将安徒生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主题，一是对上层统治阶级丑恶本质的深刻揭露与批判，如《皇帝的新装》；一是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均被十分有序地安排进阶级模式之中。“正当有钱人在欢乐地庆祝新年的时候，静悄悄地冻死在街头”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受迫害的下层人民的代表。安徒生由此成了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的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一个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英雄。于是安徒生不再是丹麦的安徒生，而是接受者按本社会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中国式的安徒生。
四、结语
由于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作品译介的制控，对其进行了“改写”，使得安徒生童话作品在中国的阐释大大偏离了安徒生童话的原貌，这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但正是因了这一中国化的过程，安徒生童话才得以在那一特定的年代里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人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安徒生童话也因此在异己的文化土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政治氛围变了，文化更加多元化了，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对异质文化更加宽容与尊重，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期待也在不断变化。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在方法上也起了变化，要求原汁原味的多了。这也就给译者和相关的学者、文化界人士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还安徒生作品以“真义”，还安徒生以“真我”。
【注释】
[1]目前国内对《卖火些的女孩》一文的解读，无论是收入该文的教材教参，还是文学赏析读物，均做如此解读。
[2]在中国，叶君健先生是最早有系统地将安徒生引入的文艺先锋，以翻译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而享誉世界文坛，与美国译本同被评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1988年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赠“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国外汉学家品论叶君健所译的童话“很难找到误译，从文字学的角度讲，他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中也要算最好的翻译”。（参见参考文献[12]）
[3]国外汉学家品论叶君健所译的童话“很难找到误译，从文字学的角度讲，他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中也要算最好的翻译”。然而，这仅仅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而言，况这些西方的汉学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图式结构便是基督教文化，他们对《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死的感受也因此如文中所述与中国的读者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