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认为，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还应该融入学生的课余生活中。他在北京大学期间，从改革学生的观念入手，以学术为导向，建立起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这对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提高学术研究的兴趣，形成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第二课堂”。这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蔡元培实际上是“第二课堂”教育的开拓者，他在这方面提供的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提倡研究　启迪新知

蔡元培曾明确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那时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预科毕业的学生，多数以入法科作为选择方向，就因为法科被认为是将来步入政界求得升官的一条捷径。

他初到北大，即召集法科学生讲话，勉励他们去掉科举时代的习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为了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无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再三强调人生之目的是为尽义务而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问为自己求学的宗旨。

为了上述目的，蔡元培除了积极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以引起学生研究的兴趣，创办研究所，为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高深研究的机会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第一，重视办好图书，并整顿扩充实验室，为学术和科学研究提供物质条件。

第二，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

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要重在启发学生有研究的兴趣，求得新知，“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918年校内曾发行《理科大学月刊》，1919年1月正式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

第三，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讲演，开拓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校内经常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讲演活动。各种学术讲演多由教授会以及各种学会、研究会和读书会发起组织。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杜里舒、法国的维勃吕尔、苏联的耶尔朔夫等。此外，北大还有各种学科的讲演会，如国际研究演讲会，就是专门就国际问题作演讲的，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

第四，鼓励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顾颉刚（余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从此，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不但有正当而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时人曾对此评论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少年学子，既富于自动之本能，而校长职员，又复多方提倡，以故事业勃兴，不可竭抑。”

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这种学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学会的建立极为关心并给予很大支持，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等成立时他都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

此外，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

这一时期北大有的学术性社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如1919年l月25日，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以及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又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国提倡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一个创举。

由于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同时在教员以及师生之间的学术研究中，也有着良好的民主风气。

在学术观点上，蔡元培和梁漱溟、胡适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民主作风培育了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这时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说，成了“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经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北大学生中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一些同学还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从事著述，发表见解。

二、扶植社团　百家争鸣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当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除了上述为数众多的学术性团体外，在师生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反映时代和社会呼声的社团组织。

蔡元培积极提倡大学生应当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要革除科举时代的观念，要“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演讲，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蔡元培正是从提高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出发，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则，对这些社团都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五四前夕，校内的和以北大师生为主的革新社团和进步刊物已相继出现。当时校内和社会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国名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社团组织。

1918年5月北京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的爱国政治斗争，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结果，但这次斗争促使学生们组织了起来。北大等校学生首先组织了学生爱国会，随后又联络天津、上海、湖南等地学生，联合组成了学生救国会。

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国民社成立和《国民》杂志创办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他曾出席国民社的成立大会，并为《国民》杂志创刊号写了序言。他在序文中对杂志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曰正确”“二曰纯洁”“三曰博大”。《国民》杂志积极关心政治，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色彩。对五四运动兴起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他的许多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国民社成立后不久，1918年12月3日，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新潮社。第二年一月出版了《新潮》杂志。新潮社同样得到蔡元培的热情支持。

1919年3月，由邓康（即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朱自清也是这个团的成员，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多利用假日，到闹市或郊区去讲演。蔡元培是积极提倡普及社会教育的，因而他对平民教育讲演团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养成学生服务社团精神的重要途径。

其他如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等，和北大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蔡元培还积极提倡学生应具有自治的能力，建立各种自治性的学生组织。这时除有学生会等组织外，还成立了北大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后春笋，各种学说竞相争长，鸢飞鱼跃，生动活泼。

特别应该指出，这种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三、倡导道德　文章并重

道德与文章并重，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也是评价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他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他认为任何挽救时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

在他看来，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将来在工作上称职的人，而且应负有培养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提倡大学生应有健康活泼的课外生活，并常以砥砺德行的话勉励学生，指出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谐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合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亲侮，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不仅注重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同时也注意对学生的纪律要求。

当时学校章程规定“各科得选平行敦笃学问优长之学生为优待生”，受免缴一年学费的优待。“班长或舍长在一学年内能恪守校规堪为同学之表率者，学年终酌给以奖品。”而“学生品行不修学业荒废者，大学校长及各科学长谴责之，或命其停学或退学。”如“对于职员无礼者”“屡次请假者”“与同学交恶者”“辱骂夫役人等不顾行检者”，都要受学长谴责命其悔改。而上述之一情节较重或经谴责而不改者，以及“在校内或斋宿滋生事端破坏秩序者”“一学期内旷课在十小时以上者”，则要受记过处分。对“所习各科功科有敷衍塞责屡戒不浚者”，任课教员认为必要时可命其对所授功课暂时停学。

蔡元培经常教育学生要珍视集体荣誉，反对因个人放荡而损害集体。他认为群体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关系，“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休戚随之。”

在他看来，维护团体荣誉是每一个人应有的高尚情感，也是一个团体的向心力的重要保证，而这不但要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培育，同时还要靠纪律来维系。

蔡元培主张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反对匿名揭帖，彼此攻讦。原先，北大学生生活自由散漫，互不相关，偶尔发生问题就写揭帖贴在墙上。这种揭帖往往无中生有，匿名攻击。蔡元培很反对这种风气，他出任校长不久，即发布告指出：“匿名攻击，为不负责任之举动。连日校中发见匿名揭帖多种，甚是混淆听闻。以后各机关之布告，清一律用机关名义发表，其有个人意见须发表者，请一律签名，以负责任。”他曾说：“种种揭帖，教人看了难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面的人几乎不能做人了。设身处地，又当如何？”

蔡元培作风民主，学生可随时向学校或他本人去函，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要求；但对不具名的或笼统具某系某年级全体学生的，则一般不予受理。

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和引导，原先盛行的匿名揭帖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以师生和同学之间的开诚相见，互相切磋，形成了民主、融洽的气氛。

蔡元培还注意引导学生尊重教师，养成尊师重道的良好道德风尚。有一次，他了解到有少数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动辄悻悻然形于辞色，“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他认为，“以大学学生而有此等外乎情理之举动，诚吾人所大惑不解话也。”为此，他专门写了《劝北大学生尊重教师布告》，对学生剀切剖析，循循善诱。他恳切地说：“行道之人，偶迷方向，执途人而询之，必致谢词。欧美各国，入肆购物，彼以物来，此以钱往，必互道谢。为教员者，牺牲其研究学术之时间与心力，而教授诸君，指导诸君，所以裨益诸君者，较诸指途、售物，奚啻百倍？诸君宁无感谢之本意，而忍伤其感情耶？诸君学成以后，难保无躬任教员之一日，设身处地，能不爽然？”

四、提倡运动　健全体魄

蔡元培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他主张通过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的和谐发展，使生理、身体与心理、精神两方面相协调，来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他特别强调：“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

北京大学学生对体育一向是很不重视的。蔡元培主持校务后，开始大力提倡体育。学生组织的各种体育团体，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体育锻炼的风气逐渐形成。

1919年秋，开始实行新生入学体格检查，提高新生的身体素质。蔡元培重视学生的体育，是和他致力于振兴国家的爱国思想相联系的。他认为我国所以落后，备受外强欺凌，重要原因之一是军事不发达，国民体质不发达。他痛感中国学生多习于文弱，年龄稍长者，更不愿受严格之军事训练，因而极力主张中国教育应重尚习武，这是为强身计，也是为保卫国家计，所以他说：“余之主张，各学校应一律提倡体育，国民身体既强，临时授以‘军事知识’，亦可执干戈以卫国家。”他勉励同学们应努力学业，充实自己，注重体育，健全体魄，以准备为国家效力。

思考与拓展

领会“第二课堂”教育思想的实质，谈谈学生教育中“只重分数，不及其余”观念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