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法要因时而变

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在不同的时代，要采用不同的做事方法，才能无往不利。这就是因时而变。

赵武灵王想改穿胡人服饰，他叔父公子成对此很不高兴。赵王说：“良服穿戴，是为了生活方便，有利于国家；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圣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礼仪法规，所以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使国家富裕强大。剪发文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越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额头上涂梁花纹，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缝制帽子，这是吴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所以说，礼仪服饰虽然不同，为方便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使用的东西自然也两样。事情在变化，礼尚自然也要变化。因此圣人只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总体策略，而绝不会在贯彻使用时固定不变；只追求怎样使其礼仪法规执行起来更方便，绝不会食古不化。老师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学生可以来自生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地方。中原地区的国家尚且可以礼仪制度相同，而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民呢？所以舍弃还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异，圣贤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民情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学说大多不同凡响、雄辩奇异。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是想造成一种新的习俗。叔父讨厌改变服装的样式，可是却忘了有利于办事效果这一事实。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

赵武灵王的一席话说服了公子成，于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聪明的人做事，既不一味法古，也不会贪图一时的便宜，而是因时变法，追求实效，跟上时代。

秦孝公既用商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于是召集大臣商议，结果发生了一场精彩的辩论赛。商鞅开宗明义地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世俗所反对；有独特见解的计谋，必为人民所诋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

孝公说：“很好！”

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

商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愚笨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

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百倍就不换器。”

商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

孝公说：“你说得很好！”

于是决定变法。

商鞅所说的这些道理，不仅是对富国强兵的阐述，也是对个人建功立业很好的建议。

一切战略策略，必须以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准，一旦过时了就应该放弃。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办法，不一定适合彼时，反过来也一样。刻舟求剑者的最大错误在于不识时务，以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待不断变化的情况，以不变应万变。

领导者不必要墨守成规，而必须顺应时代，与时俱进。如果死抱住以往的经验和教条不放，长期独立于社会大潮之外，这样只能落伍，直至被淘汰，哪里还能与世沉浮，顺应时代变化，追求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