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变法与流血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下令拿办康有为，并把自己亲生的儿皇光绪帝幽囚进了南海瀛台。自此，从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算起的变法维新运动，统共才经历了一百零三天，便中道而折。不用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并不只是意味着新法的废除，还意味着变法者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仅在七天之后，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不就惨遭杀害了吗？据说搜捕之时，谭嗣同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他毅然放弃了。他不是不知道此番被捕将意味着什么，他是有意选择了献身之路，因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如此自觉地要用鲜血唤醒国人，这样的“因变法而流血者”，谭嗣同的确堪称是第一人。不过自古以来，因为变法而最终惨死者，或下场可悲者，却不止一人。

邓析（约公元前545～前501年），与子产同时，是先秦提倡私人讲学最早的人。邓析曾造刑法，书于竹简上，称为《竹刑》，并因此而被统治阶级所杀害。但是，统治阶级杀了邓析却又采用了他的《竹刑》，直到一百年后李悝的《法经》出现才停止使用。因此，邓析是法家中最早与奴隶主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并献出了生命的人物。

邓析认为人民之所以要盗窃与诈伪，原因是由于贫穷与不足。他指出，统治者对盗窃的处罚是“于民无厚”，对当时统治阶级代言人宣扬的所谓“视民如子”的欺骗宣传，是一种无情的揭露。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称得上最卓有成效的，他新立之法的功效不但治了太子之罪，“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而且治到了自己头上。当他所仰仗变法的秦孝公驾崩、他曾经治罪的太子登基之后，他就只有逃跑、躲避搜捕诛戮一条路可走了，而当他想在一户人家落落脚时，人家虽不认识他，却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因为他曾经颁布“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谁还敢收留他这个来路不明者？这使他叫苦不迭，长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其实，这恰恰说明商鞅的立法的确是上行下效了。这与他敢于从太子下手是很有关系的。太子犯法都要治罪，这法可就真不是只做做样子了，这比他立三丈之木悬五十金让人徙之，还要灵验得多。于是，不只是连坐法，还有分家法、禁私斗、赏斩首之功、重农抑末、宗室以军功论爵等等，无不立竿见影。据称商鞅执法一年便大见成效，“路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国势大振。自雍迁都咸阳后，又推行县制，废除井田，统一度量衡，使秦成了一个真正的强国。而这种种措施以及措施实施的保证，很大程度都在于要抑制权贵，所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难怪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要遭到灭顶之灾。结果是，当年身为太子曾被治罪的秦惠文王连商鞅的尸体都不放过，车裂以殉，并灭了商鞅全家。

说起来，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独占鳌头，成一统天下，与它的变法关系至大，而它的变法者却得了个被车裂的下场，岂不悲哉？

与商鞅比起来，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其矛头所向，更是直指宗法贵族，其结局也就更为可怕。当时的楚国，旧宗法贵族势力极强，尸位素餐者极多，这就难免兵弱国贫。吴起自魏奔楚后，楚悼王起用为令尹，吴起便为悼王出谋划策，明法申令，将传到三世的封王子孙削籍为民，把一部分贵族迁徙到边远荒僻之地，精减无用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将省下来的开支用于军备生产，楚国也因此而逐渐强大。但这却得罪了一大批曾因特权而获利的人们。结果不难想像，悼王一死，宗室大臣群起作乱，围攻吴起，吴起趴到悼王尸体上还被乱箭射死，虽说那些因射杀吴起而射中悼王尸体的人自己也落得个夷宗的下场，但这场面更让人看到变法中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格局。

在这种对立冲突的格局中，那不惜对变法者执刀相向的一方，似乎总是来自上层特权的既得利益者，起码在中国的古代是如此。也难怪，不管实质如何，立法在形式上总是要以公正、平等为原则，所谓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法才成其为法。这样的法固然规范了百姓，更让权贵感到不舒服。在不平等的社会中，讲平等无损于本就处于下层的庶民，只会减损特权者的利益，有碍于他们的尊贵。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赵鞅铸了刑鼎，公布范宣子所著的《刑书》，孔子对此事的评论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如果连庶民都知道观鼎以知刑了，公卿大夫们“何以尊贵”？贵贱没个等级秩序了，又“何以为国”？可见公开的立法更多的是让贵族们感到头疼。变法，变法，当然是改变成法，而成法总是适合固有统治层的利益的。所以，变法者与权贵们的冲突是必然的。而一旦变法者加大力度，非如此变法就只能是一纸空文，或寸步难行；一旦这种力度危及权贵者们的切身利益，非如此就收不到任何变法的成效；那么这种冲突就必然是要流血的了，权贵终究还是权贵，反扑起来，他们完全可以置你于死地。

对于这种格局，韩非身处贵族层，远比我们看得真切，看得透彻。所以，当他把建立法术之国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时，他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的。《问田》

韩非在《孤愤》篇中已经十分理智、清醒地推出了法术之士的必然处境，吴起、商鞅的支解车裂下场，又是他屡屡提到的，尽管如此，他却仍然坚定、果敢、矢志不渝地大力提倡法术，以法术之士自居，口口声声、字字句句，都不离一个“法”字，若没有一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拗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是难以想像的。所以，《问田》中的这段话，如果确是韩非所撰，便可视为他的宣言；如果是弟子所记，那也是韩非志向的一个写照。

韩非子为什么如此立志于法术，甚至不惜“危于身而殆于躯”？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在韩非看来，他所提出的一整套法术度数，都是“利民萌便众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这是为广大庶民谋福利的“仁智之行”，先不说他的一整套法术实质上是为人主还是为众庶，他自我感觉的这种境界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说到实质，说到一部《韩非子》的重心内容，我们当然更多看到的是他如何在为人主出谋划策，包括怎样驾驭群臣，包括怎样驱使众庶，也包括怎样让全民在人主的法术面前规规矩矩，无越雷池。其实这种局限是任何一位诸子都难免的。在那个时代，国君就代表着国家，众庶就是国家的子民，为人主似乎就是为国家，为国家也就是为众庶了。

韩非为他的理想而生出一种崇高的感觉，我们则为韩非的崇高而喟叹。原来总在毫不留情地揭示人们功利之心、自为之心的韩非，自己却有如此崇高的为他人的情感，岂不怪哉？韩非自己的立身行事，起码是部分地否定了他自己的理论。这只能说明，韩非理论的极端，像战国其他诸子的极端一样，都是因特定的针对性而生的，这使我们对他生出了几多敬意，不管他的理论给后代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他终究也属于甘愿为变法而流血的仁人志士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