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权势不可让人

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苦可以同受，福可以同享，但权势不可共有。所以，韩非子说，君主又哪能与臣子共同拥有权势而获得成功的呢？

“君主不能与臣下共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不允许臣下像君主一样以私人的名义向民众施恩显爱。这样才能巩固君主的权力，也就是说，“好人”必须要由上司来做。

韩非子曾讲过一个寓言：王子於期是古代著名的驭手。他驾驭马拉的副车，不利用马缰绳和马鞭而挑选马所喜欢的东西来驯马，专靠草料和水的利诱。然而马经过园林的水池时，那套好的副车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了，这并不是因为草料和水的好处不够，而是因为这种好处被园林中的水池所分散了。君主就如同王子於期，民众就如同马。君主施行好处给民众，不允许被臣子所分散。在这里，韩非子用这个寓言来说明君臣不能共势的道理，而历史事实更清楚地说明了上司容忍下属收买民心所造成的极大危害。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个以臣代君历史事件的发生，其根源都在于“做臣下的善于收买人心”所致。一是鲁国的“三分公室”，一是齐国的田氏代齐。

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蓄谋已久。他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正赶上庄公病危，也就暂缓行动。

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庄公也知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说：“我已病入膏肓，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你弟弟，才德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你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篡权阴谋，立即召见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是公然的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可是，由于顾及亲情，对庆父没有追查。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逃到了陈国。公子开即位一年多，庆父急于做国君，竟又派人杀死了公子开。

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个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就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为了平息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他交出庆父，庆父被逼自杀。

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后，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自己的子孙长享爵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他们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针对这种情况，鲁国的公室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国家的收入急剧减少，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仍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两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而行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鲁国的以臣代君使鲁君名存实亡，而齐国的田氏代齐，则是由姜氏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不动声色地窃有了君权。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齐桓公很赏识他，赐姓为田，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做管理工匠的工正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栾氏、高氏的斗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乱，内政也很腐败。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往里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茶，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到消息，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公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由于田乞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

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然后，派兵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就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

田常死后，其子襄子代立。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八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由于得到百姓的拥戴，周安王只好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

韩非子指出，君主不能让臣掌握施恩权，也就是君主不能让臣下向民众施恩，这个观点由上述两个以臣代君的事例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三桓”也好，“田氏”也罢，他们正是通过施行仁义，取得民心，从而顺利地篡夺了王权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孟尝君的故事。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门下有食客数千名。有一次，他想找一个会算账的门客到封邑薛地讨债，冯谖自告奋勇。临行前他问孟尝君：“收完债，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呢？”孟尝君回答说：“看家里缺什么随便买吧！”冯谖赶到薛地，让地方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集起来，对证债券后，冯谖起身假借孟尝君之命宣布把所有的债款全部赐给百姓并且当场把债券烧掉。尔后，驾车返回齐国。孟尝君对冯谖回来得这么快感到惊异，就问道：“债收完了吗？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冯谖说：“收完了。”“买什么东西回来了？”冯谖说：“您说让我挑选家里所缺的买，我想，您家里不乏金银财宝，马厩里不缺奇犬良马，美女丽姬环绕堂下，所缺的也就是仁爱之举。所以，我就私下里为您买下了一个‘义’字。”孟尝君问：“怎样个买义法呢？”冯谖解释说：“现在您只有这么一个封地薛，尚且不能视民如子，抚爱百姓，而用商人的手段，在百姓身上榨取钱财。我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赐给了百姓，烧毁了债券契约，百姓欢呼万岁。这是我为您买的义。”孟尝君一听，心中不悦。一年以后，齐王要撤掉孟尝君，就婉转地对他说：“我不敢把先王的大臣作为自己的大臣。”孟尝君只得前往自己的封邑薛地。薛地百姓听说孟尝君要来，就扶老携幼，去百里以外的路上迎接。这时，孟尝君才高兴地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终于见到了。”

韩非子认为对民众施行仁义的权力只能归于君主，臣子使用此权即超越职权。而对于臣下来说，像国君一样向民众施行仁义，无疑是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正是由于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为他争取民心的支持，才使得尽管齐湣王限制孟尝君，让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封地，然而孟尝君仍然和齐湣王“共势”，他的势力仍在。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那么孟尝君就必然早晚会重新控制整个国家。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韩非子正是因为对这种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才告诫上司们不能让下属拥有此类权力。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一把手如果能力不济或者甘于和二把手平起平坐，那么形成共势乃至二把手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对于那些明智的一把手来说，适当限制二把手的权力，以维护自己的权势，确实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