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任何时候都不触逆鳞

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子·说难》

老百姓有句话，道是“顺毛摩挲好骑驴”。向上司进谏游说也是同理。正如韩非子所说的那样，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如果能不触动逆鳞，就称得上是善于进说的了。

韩非子说：“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骑着玩。可是它的喉下有尺把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动，就会遭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如果能不触动逆鳞，就称得上是善于进说的了。”可见，进说者光有“一心为公”之心是不够的，“好心未必得好报”，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触动上司的“逆鳞”。因此，韩非子攻心说上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提出一系列必要的禁忌和应注意的事项。

韩非子认为，君主的权威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们是永远正确的。所以，下属的进言不被上司采纳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游说的态度上有问题。以为自己代表着真理，就可以不给上司留情面。孰不知，上司“面子”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真理的正确性。即使下属把上司驳得哑口无言，自己也决不是胜利。因为，上司就算不马上发作，也会对下属产生怨恨。

对于崇尚法术的韩非子来讲，“谏臣”不好当，如果遇到一个开明的君主还好说，如果遇到一个昏君，要想坚持真理，就只有“死谏”了！从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是“君王”，无论“明君”还是“昏君”，身上都存在着“逆鳞”。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谏议大夫，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百姓是否可以教化。”

在对待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由于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像李世民这样一位有道明君，对魏征这样的良臣自然是信任有加。可是，面对魏征一次次地触动“逆鳞”，一次次地不留情面，李世民也是心存怨恨的，甚至也曾动过杀心。只是他最后为了自己的江山，忍下了这口气罢了。这也就是“明君”和“昏君”的区别！

一般来说，虽然进谏同样的一件事，可是由于被进说者的爱憎不同，进说者就会有善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从前，卫君宠爱弥子瑕，按照卫国的法令，偷驾君王车子的人，是要受到断足的惩罚的。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连夜告诉了他，他便假托卫君的命令而驾着卫君的车子去看母亲，事后卫君听到这件事反而称赞他说：“弥子瑕多孝顺啊，为了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居然不怕被砍了手脚！”又有一次，弥子瑕与卫君在果园里游玩，弥子瑕吃着一个桃子，发觉它很甜蜜，没吃完便把它献给卫君，卫君夸奖他道：“弥子瑕多么爱寡人啊！一个桃子竟舍不得一个人独吃，而要与寡人一同享用。”

等到后来弥子瑕年龄大了、姿色衰退时，卫君对他的宠爱也开始减退了，后来有件事得罪了卫君受到惩处，卫君气愤地说：“弥子瑕曾经假托寡人的命令偷驾寡人的马车，还曾经心怀不轨地把他吃剩的桃子给寡人吃。”

其实，弥子瑕的行为与当初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其所以被治罪的原因，就在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态度有了改变。因此，如果得到了君王的信任，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会受到君王的亲近。如果被君王所憎恨，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恰当，而且会受到君王的疏远。所以，进说者不能不仔细考察君王对自己的爱憎态度，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谏。

最后，韩非子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不可触动逆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