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重罚之下，谁敢以身试法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掇。

——《韩非子·五蠹》

一块布头，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会轻易放手给人；而即使一大块金子，如果是烧得灼热，就是江洋大盗也不会去拾。

在韩非子看来，人都是为自己谋划，趋利禄避刑罚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尽管严厉的刑罚会使百姓感到恐怖，总觉得头顶上高悬着一把利剑，但他们不触犯它也就安然无恙。因此，韩非子在“赏”与“罚”之间，更倾向于后者，他的法家理论是以“严刑峻罚”著称于世的。他历来强调，法律制度要严厉无情，执行刑罚要严格冷酷，违法必究，绝不通融。具体来说，就是一要“必罚”，二要“重罚”。如果只强调“重罚”而不讲“必罚”，“重罚”只是空喊口号而已；“必罚”而不“重罚”，虽罚却无以儆众，也无法树立法律和君主的威严。所以说，既“必罚”又“重罚”才构成了“严刑峻罚”，才真正体现了法家思想的特色。

第一，必罚。

韩非子说：“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由此可见，“必罚”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楚国南部有一条叫“丽水”的河盛产金子。当时，法律规定金子是只能由国家开采的。可是，很多人为利所驱，都偷偷地违法开采。于是，又重申采金禁令：私自采金者，一旦被抓住，就立即在闹市中分尸示众。可是，被分尸示众的人很多，甚至尸体使得河水都壅塞住了，可是，偷采黄金的人却依旧纷至沓来。

韩非子认为，对于罪犯的处罚，没有比“闹市分尸”更严酷的了，但是，为什么如此严酷的刑罚仍旧阻止不了人们的犯罪行为呢？在韩非子看来，人们明知偷采黄金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特别小心，行动非常诡秘；而管理人员则以为有了如此严酷的刑罚便可高枕无忧了，因此只是象征性地抓几个人便了事。这样，虽然从总数看起来被“闹市分尸”的人很多，但比起偷采了黄金却又逍遥法外的人来说，却又很少很少。因此，韩非子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如果现在有人说：“给你天下，再杀掉你。”恐怕最平庸的人也是不会干的。反之，因为不一定被抓住，即使有被“闹市分尸”之险，偷采黄金的事仍旧不能禁止。

韩非子由此得出结论，有无法律是一回事，能否严格执法又是一回事。

第二，重罚。

韩非子说：“执行刑罚，从重处罚罪行轻微的犯人。因为害怕遭到重罚，人们就连轻微的刑律也不敢触犯，重罪自然更是避之惟恐不及。这样，轻罪不犯，重罪不出，就叫做以刑去刑。”

“重罚”是法家学说区别于其他诸子学说的最鲜明特点之一，也是运用刑罚的一个基本原则。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重罚”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残暴”或“冷酷”，因为它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对付已经犯了罪的人，而是“杀一儆百”，为了使更多的人吸取教训，使其因怕重蹈“重罚”之覆辙而不敢犯罪。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鞅，正是“重罚”实践者。他为秦国制定法律，特别强调加重处罚犯轻罪的人。他认为：重大罪行，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触犯。所以，如果只有重罪才处以重罚，那就等于很少有人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法律便似乎与一般人毫无关系，其醒目程度无形中被降低了，其惩戒作用也就被大大地削弱了。人们一般“大错不犯”，但“小错不断”。

所以，如果对轻微的犯罪果断地处以重刑，那么人们就很容易改掉这些小错误，法律的惩戒性也就得以确立。公孙鞅的重刑思想在秦国得到充分地实施，因此秦国法律以严酷著称，但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直接原因之一。

管仲是另一个颇具法家思想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因辅佐齐桓公成就了赫赫霸业而著名。当时，齐国盛行隆重葬礼，因而布帛多半用来做死人的衣被，木料多半用于做棺材。对此，齐桓公忧心忡忡地说：“布帛用完了，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遮蔽身体的了；木料耗尽了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构筑防御工事的了。但人们看重葬礼的风气久盛不衰，怎样才能加以禁止？”管仲回答说：“这很容易！请大王交给我办吧。”于是下令：“棺材板超过某某厚度的，就斩断死者的尸体！对主持隆重丧事的人判以重刑！”

棺材板厚一点是小错，却会招致亲人“断尸”之罚；主持丧事本无罪，却要被判以重刑，管仲的法令可谓“严刑峻罚”的一个典型！但在这样轻罪重判的规定之下，齐国重葬之风也就一扫而空了。

主张对轻罪采取“重罚”的远不止法家人物。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有一套与韩非子极为相似的“重刑”理论。例如，殷商时期的法律中曾有这样的规定：

“谁在公共交通大道上倾倒灰土，谁就要被施以断手的处罚。”

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看到这一法律规定后大吃一惊：老夫子百般推崇的仁爱国度之一的商朝，怎么会有如此严酷的法律？于是向孔子请教。

“这说明古人深明治国之法！”孔子回答说，“在大路上倒灰，灰尘会随风飘起遮蔽别人的眼睛；眼睛被遮蔽了，人们一定会发怒；人们发怒了就会争斗；争斗一起就会使很多家族互相残杀。倒灰事小，引起家族残杀的后果却很大……”见子贡还有疑惑，孔子接着说：“惨遭砍手处罚，你愿意吗？当然不愿意，这是人人厌恶的事；但是，不在大路上倾倒灰土，你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这对谁都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那么，让人们去做很容易做到的事，而远远离开人人都害怕、厌恶的事，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治国之法吗？”

作为法家“冤家对头”的孔子，居然同样讲“严刑峻罚”，这足以说明“重罚”这种运用刑罚原则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