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把握公平的尺度

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

——《韩非子·难二》

作为领导者要分清是非，把握公平的尺度，或爱或憎，泾渭分明。正如韩非子所言，爱惜茅草就会损害庄稼，慈爱盗贼就会伤害良民。

韩非子认为，治国不可能不用赏罚，用它约束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但是赏罚不是随意的，赏与罚有既定原则和规范目标，总体来讲就是“利国、利民、利君”。失去了这些，赏罚只会起副作用。所以，作为一名上司，一定要把握好赏罚的尺度。

第一，恰当适度。

韩非子说：“用刑恰当，无所谓多；用刑不当，无所谓少……爱惜茅草就会损害庄稼，慈爱盗贼就会伤害良民。现在放松刑罚，施行宽厚仁爱，这是便利坏人而伤害好人，这不是治国的办法……奖赏没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得到意外的赏赐；不惩处有罪过的人，那么民众就不会从惩罚中吸取教训，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啊！”

在这里，韩非子提出了赏罚“恰当适度”的原则。也就是说赏罚不能乱用，必须“恰当”。有功才赏，而且必赏；有罪方罚，而且必罚。只有这样，赏罚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否则，无功而赏，无罪而罚；或者有功不赏，有罪不罚，民众便会不劳而图赏，败坏法纪却总希望逍遥法外。

刘邦夺得天下后，开始评功封官。由于群臣争功不止，使得这项工作拖了一年多还了无结局。刘邦只好自己决定了，他说：众爱卿之中，萧何应功居榜首，其封地自然也应最多，朕封之为……

刘邦是马上得天下，又历来对读书人非常看不起，可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到，这白面书生萧某人，竟会高居众将之上。所以未等刘邦把话说完，便开始纷纷议论起来了。他们说：“臣等身披铁甲，手执兵器，驰骋疆场，攻城略地，九死一生。多则百余大战，少则几十回合，都立有或大或小的战功。而陛下的江山正是用我们的胆略、勇气和鲜血换来的。可萧何是何等人也！他手无缚鸡之力，身离沙场之险。难道舞文弄墨、空发议论，却硬要比杀敌保驾、冒死攻城的功劳还管用？”

刘邦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话，而是笑着问大家：“诸位将军可知狩猎之事？”

大家都觉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刘邦接着说：“以狩猎而论，追赶飞禽走兽的是猎狗，而指挥驾驭猎狗的，则是猎人。显然，猎狗的功劳再大，也不可能与猎人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论。如今，诸位的功劳只相当于猎狗而已，而萧何的功劳则相当于猎人。并且，诸位所率自家家族中来追随我南征北战的人，多者不过二三人，萧何则动员了他全家族几十人都来追随我，这种功劳也是在场诸位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按照韩氏理论，刘邦能正确区分功劳的大小，并能完全按照功劳的大小来行赏，说明他理解了赏罚“恰当适度”这一原则的内涵。与之相反，如果赏罚不当，那就会使国家失去应有的法度。

例如，齐桓公因喝醉了酒把王冠给丢了，他觉得非常丢脸，羞得三天不好意思上朝。管仲于是对他说：“执政者丢了帽子，不应该说是羞耻。而且，执政者即使真要是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也只要能实施良好的政治便行了，良好的政绩足以雪洗执政者的一切羞耻。”于是，齐桓公立刻开放米仓，救济贫穷；查阅犯人的罪行，释放了所有犯罪轻微的囚犯。齐桓公自以为实行了如此“仁政”，不仅能够即刻消除自己的羞耻，而且也一定会因此而得一个“仁君”的好名声。不料未出三天，老百姓竟唱起了这样的歌：“公胡不复遗冠乎？”大家都希望齐桓公再丢一次帽子。

韩非子对此评价说，齐桓公为了洗刷失冠小耻，却不懂得赏罚必须“恰当适度”的大道理，结果丢失了作为国君应有的大面子。因为，在韩非子看来，开仓济贫是“赏无功”，释放轻犯是“不诛过”。奖赏无功之人，百姓自然要把自己的好处寄托在桓公的再次“失冠”上；不诛其过，必然会使某些人毫无顾忌地去违法乱纪。

惩恶扬善、奖优罚劣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中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却是最难的。超过或者不足，造成不公。奖赏或惩罚的效果，既要能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又不至于让下属心怀不满甚至怨恨以至造成某些负面影响。领导者宜深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