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赏罚是上司最锐利的武器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韩非子·二柄》

韩非子认为，赏和罚，是国家的统治手段，如果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就可以制服臣下；现在君主放弃这两种权柄让臣下来用，那么君主反而被臣下制服了。

赏罚是上司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上司把这个利器握在手中，就可以制服下属，而一旦利器落入下属手中，上司的权势也就名存实亡了。也就是说，奖励或惩罚是调动、控制人们言行举止的好办法，按照赏罚之“道”来治人，是上司夺取人心最最重要的策略。韩非子把控制下属的手段归结为刑德“二柄而已”，并说：“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可见，他是非常重视赏罚，非常重视由谁掌握赏罚大权，并认为这是上司巩固权势的关键的问题。

韩非子举例说，鳝鱼看起来像蛇，春蚕看起来像毛虫。人们看见蛇就惊恐骇惧，看到毛虫就毛骨悚然。但是，胆小的女人可以和颜悦色地亲手捡着春蚕，渔人们能为多抓到鳝鱼而高兴万分。什么道理呢？只要有“利”的存在，人们就会忘记了自己所厌恶的事，一个个都会成为孟贲、专诸一样的勇士！在这里韩非子就是要说明，赏罚对于控制人们行为具有巨大的作用，它可以使懦夫变为勇士，去干自己原本最不愿意从事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韩非子列举了很多例子。

古时有一个叫曾从子的人，非常善于鉴别宝剑。卫出公怨恨吴王夫差，曾从子就对他说：“吴王夫差喜欢宝剑，而我是一个鉴别宝剑的专家。请让我去给吴王鉴别宝剑。我把剑拔出来给他看的时候，就乘机为您刺杀他。”卫出公说：“您去做这件事倒是可行的，但不是为了义，而是为了利。现在吴国强大而富裕，卫国弱小而贫穷。您如果一定要去，我怕您会被吴王利用来对付我哩。”于是就把他赶走了。

韩非子评价说，赏罚之道实为通过控制利益来控制对方的行为，自己手头所拥有的利益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控制力的强弱。可见，国与国的较量有时竟然直接就是赏罚之能力的较量！

宋国都城崇门小巷的一个平民，在为父母服丧时，因为过于哀痛和辛劳而损害了身体，变得十分瘦弱。宋君认为这个平民对父母亲很尽孝道，便提升他做了统管一方的官员。结果，在第二年，不惜损坏身体甚至不惜致死尽孝道的人共有十余人。

一个儿子为父母服丧，在当时，纯粹是出于对父母的爱心，服丧至死，可谓爱之深切。而这种“爱心”居然也可以用利益的赏赐来“制造”。可见，赏罚对于控制社会的风尚的巨大功能。

魏国的李悝当郡守时，为了让人们都能学会射箭，他下令说：“对于那些难于决断谁输谁赢的诉讼案件，就叫双方进行射箭比赛。射箭中靶的即为赢，否则就是输。”结果整个地区很快就掀起了练习射箭的热潮。等到与秦国人打仗时，由于当地民众都惯于射箭，结果把秦国的士兵打得大败。

历史上，对“刑德”二柄在实践中运用最纯熟的人，应该算是对法家理论推崇备至的曹操了，他把韩非子的这一思想又向前一步，概括起来讲，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正是利用这一手段成就一代霸业的。

曹操之所以倡法家、行“二柄”，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造成了礼乐的崩废，志士能人都望找到“明主”，今天事袁绍、明天事曹操、后天也可能事刘备或孙权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单靠儒家正统的所谓仁德是不可能完全笼络住人才的。况且整个国家处在纲纪被破坏、豪强四起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在权力运用上，除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策略，是根本无法形成合力的。

曹操为巩固自己的专制，不仅对懦弱的献帝严加控制，而且对敢于忤逆自己的官宦、外戚实行残酷的镇压。如建安五年（200年），董承等人准备谋杀曹操，败露后，曹操不仅杀死董承等人，夷灭三族，连董承的女儿、献帝的贵人身怀有孕也没有放过。曹操说：“欲留此种，为母报仇乎？”其后伏皇后也遭到不测。正如《曹瞒传》中所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由此可见，曹操专权已经到了极点了。但是，曹操不如此杀戮，又怎能实现专权？又怎能实现霸业？

同时，凡对曹操忠心不二，惟曹命是听者，他又能及时用赏。据史书载，曹操每次行军作战，凡经过阵亡将士的坟地或阵亡地无不亲自祭奠哀悼。建安二年（197年）典韦战死，曹亲设祭台哭祭典韦。郭嘉远征乌桓途中病逝，曹也痛惜“散失奇佐”，顿足大叹，哭着对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竞，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

但无论怎样，在曹操的阵营中叛逃者较少，而投奔者多，这与其恰当地运用“赏罚”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领导者善于正确有效地实施赏罚，则能惩恶扬善，在组织中树立一股正气，出色者受到奖励，不肖者受到惩罚，整个组织中建立了这种机制，组织就能够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领导者的威信也就能够很容易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