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打击朋党不遗余力

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韩非子·孤愤》

在韩非子看来，君主的利益在于重用有才能的豪杰，臣子的利益在于勾结党羽、图谋私利。

韩非子告诫掌权者说，“臣下背着君主在朝廷内外私交人缘，罗织党羽，那么这些私党就不会为君主效力了”，这样的君主虽有人主之名，而实际上只能受重臣的挟制了。如果自己手下“山头”林立、“朋党”纵横，不论下属篡不篡权，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己领导的是一帮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因此，任何精明的上司都会不遗余力地打击朋党。

下属结党营私的行为，会对上司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旦“朋党”做大，就只能由上司独自吞下这颗“恶果”了。

韩非子认为：“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也就是说，臣下结党营私的行为，对君主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结党营私实乃“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争斗，对上司的统治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派别争斗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党营私的行为，会使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大大小小的相互对峙的宗派“山头”，从而难以形成统一协调的力量，大大削弱自己阵营的实力。韩非子认为，“朋党比周”，必然导致“废公趋私”。各个小集团为了各自的私利，勾心斗角，热衷内耗，置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就会上演这样的悲剧：某一政权在大敌当前、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时刻，内部的派别争斗依然热火朝天，“亲痛仇快”的局面只能使有识之士扼腕叹息。

例如，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后，清兵大举入关，明福王又在江南建立了偏安政权，史称“南明”。江北的清兵时刻威胁着南明政权的安危存亡，而南明小朝廷内部却依然党争不息。权臣马士英、阮大铖勾结在一起，专与东林党人相倾轧，并极力排斥名臣史可法。内部纷争严重削弱了南明的实力，使其不仅未能光复北方，苟且偷安的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

第二，结党营私必然党同伐异，造成“任人惟亲”的后果，从而影响自己阵营的整体素质。山头宗派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本能地排斥小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员。贤能正直而洁身自好的人们，仕途难以顺达。那些阿附结党之徒，“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好人在朝，而贤者隐处”。这帮无耻的家伙不仅由于同党相推而易于进达，而且因为“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过失错误常被同党所遮掩从而躲过应受的惩罚。可见，朋党比周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吏治的改善和统治基础的巩固。

第三，结党营私常常导致政局的极度动荡不安，使统治秩序难以稳定。朋党之间相互倾轧，胜者同党皆能“沾光”，败者同党俱受株连。因此，派系争斗的结果必然是大规模的罢免诛杀事件。例如，东汉第一次“党郃之祸”时，二百多名“党人”被逮捕禁郃。第二次“党郃之祸”时，先有百余人被处死，后又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明代阉党打击东林党人，魏忠贤大兴冤狱，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东林党人榜》，开列了三百零九人的东林党人名单。列名其上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郃”。这些“党祸”之所以波及甚广，其真实的用意是要彻底铲除政敌，是否株连无辜根本不会上心的。由此可见，朋党之间的倾轧，会使最高统治者谋求政局稳定的努力化为泡影。

第四，结党营私加剧了政治道德的进一步沦丧。帮派小集团争权夺利，论人议事一切均以派划线，根本不顾什么是非标准和原则界限。例如，西汉末年王莽专权，每当他“欲有所为”时，其党羽“微见风采”，一呼百应，皆“承其旨意而显奏之”。朋党相互攻讦时，往往无端寻衅，信口雌黄，造谣污蔑，无所不用其极；朋党内部拉帮结伙时，又常常吹捧拉拢。凡此种种不讲道德的行为，都是结党营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在整个封建时代，大规模的朋党争斗始终没有禁绝。东汉后期，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反复争斗。争斗以“党人”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党人”集团的首领被处死或流徙，“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也都受到牵连，一律被免官禁郃，终身不得仕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郃之祸”。唐代后期，外廷官僚集团与内廷宦官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政权爆发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这场争斗一直伴随着唐王朝走向了灭亡。在唐代后期官僚集团内部，又有所谓“牛李党争”。以牛僧孺为首的朋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间，明争暗斗，前后延续将近四十年。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企图整顿政事，结果引起一场党争。“庆历党争”的烽火刚刚止息，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又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形成了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革新派一方遭受严重挫折之后，保守派一方又分裂成了互相争权的三党——洛党、蜀党、朔党。明代结党之风依然很盛，著名者有以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东林党”和“复社”，又有依附宦官的官僚“阉党”。

总之，韩非子反复告诫君主们，“阿附结党之术”是无孔不入的，为了拉帮结派，他们总能千方百计地寻求出那些凝聚小集团的共同之处，甚至拐弯抹角地拉关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形成小集团，威胁君主的统治。

“朋党”、“山头”对于上司的领导工作来讲是一颗“毒瘤”，一旦等其发作起来就不好根治了。因此，作为上司一定要有一双“慧眼”，以便及早发现、及早铲除，“朋党”、“山头”是一个“毒瘤”，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统治。所以，韩非子才说，结党无非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权力的来源是君主。因此，下属结党，受害最大的当然是上司。例如，东汉的衰亡正是由于“党郃之祸”；唐朝的削弱也正因为“牛李党争”；宋代积贫积弱也是与从未停止的党争分不开的；明朝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也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可见，这颗“毒瘤”一旦成熟，就不好根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提早预防，一有苗头就“打”。在这一点上，清朝的康熙帝就比较清醒。他最初经常提醒汉官，要他们防止明末陋习重新滋长，但很快发现满族大臣也都各自结党。

于成龙是康熙亲自扶植起来的，因为受到皇帝的信任，他所荐举的官员往往获得批准，于是逐渐肆无忌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直隶井陉道员缺，时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保举湖广武昌知府武廷适、汉阳知府戴梦熊、黄州知府王辅，请加选用。吏部见是皇帝宠信的人推荐的就顺利放行。康熙警觉地发现了结党的倾向，当即降旨斥责道：“用人的权力，关系最为重大。于成龙收罗别省官员的心，破坏定例，你部不加以批驳，只是说不用再议，非常不当。”后来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想带上自己的心腹二百多人，康熙同样没有批准。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于成龙奉命督运粮草，还是援引朋类，甚至扬言，“宁杀于成龙，但效力人等不可不用”。康熙再次批评说：“人臣应当以国事为重，不可援引朋类。我是天下之主，用人尚且不肯任意，作为大臣，怎么能妄意自擅呢？”

由此可见，在朋党问题上，康熙时刻都怀着警惕之心，不敢大意。他本着防微杜渐的原则，宁肯把势态估计得更严重些。在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间，出现了鳌拜、明珠、索额图，以及太子、皇子党等几起大的朋党，由于他发现较早，处理果断，所以危害较轻。其中，鳌拜结党营私，抗旨妄行，控制了康熙初年的朝政，擅权十分严重，但从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的圈换土地事件，康熙就对他有所觉察，前后仅用三年时间，经过亲自部署，就将其擒拿，一举除掉了鳌拜集团。

上司对下属结党营私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及时发现，果断解决。此外，还应像康熙一样，在坚决了打击朋党的同时，对结党营私的行为还要严厉批评和揭发，以教育其他人。对于已形成气候的“朋党”“山头”，可以利用其派系矛盾，让他们“狗咬狗”，以便步步紧逼，逐渐控制，直至一并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