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防止任何一派坐大

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

——《韩非子·爱臣》

在韩非子看来，诸侯强盛壮大，是天子的祸害；群臣太富贵，是君主的失败。

在牵制中获得平衡的要义是，权力关系利益，大权力关系到大利益。所以上司绝不能把权力的砝码压向一头，让一派完全得势，必须在平衡中求得对自己权力的稳固控制。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招法：

第一，不能出现两个权力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丞相的权力逐步衰落，这种变化是君主实行权力平衡术的结果。秦汉时代，封建中央政权确立了丞相制度。在当时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的历史背景下，实行丞相制度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相权与君权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由于丞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很容易对君主造成威胁。既然上司都不会允许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君主们必然想方设法削减丞相的权力。自西汉后期开始，丞相的权力就开始逐渐被剥夺。到了东汉初期，处理政事的权力归到了尚书台，丞相不过备员论道而已。除了从制度上转移丞相的权力之外，后代的君主还采用了多设丞相职数、缩短任职时间等办法来分散和限制其权力。秦汉初期的丞相，只有一至二人。到了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俱为宰相，宰相同时在位者常有10人左右。据有的学者统计，唐代立国近三百年，共任用宰相368人，平均任职时间为四年左右。在武则天统治的21年中，任用宰相76人，其中在职时间不满一年者多达19人。睿宗在位仅有两年时间，任用的宰相却多至32人。同时设置如此众多的宰相，其权力根本谈不上集中，如此频繁的调动和短暂的任期，也使他们难以形成自己的势力。明代初年，随着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干脆废除了丞相制度，中央六部及地方官府直接对君主负责。丞相制度的历史演变，正反映了平衡牵制术的精髓：上司的权力应当是集中的、无限的、稳固的，而其他任何下属的权力则应当是分散的、有限的、不稳固的。换句话来说，就是上司不能容忍下属拥有与自己并驾齐驱或仅次于自己而凌驾于众人之上难于制约的特殊地位；上司总要千方百计地削弱或贬损仅次于自己下属的权势，尽可能地频繁更换，避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第二，防止任何一派势力坐大。

下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矛盾，利用这种矛盾就可以达到平衡牵制的目的。只要不至影响到上司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下属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其对立的状况。下属互斗只会造成上属居中操纵、分而治之的有利态势。因此，聪明的上司，总是游移于下属互斗之上，对任何一方既不过分倚重又不轻易贬斥。或者坐山观虎斗，使下属之间互相牵制，以便于上司操纵控制；或者借用一方的力量，消灭另一方中可能危害自己的势力；或者借此抑彼，防止其中一方的势力过度发展，以免对自己形成潜在的威胁。

例如，武则天在晚年推行李武并贵的策略，所谓并贵，就是李、武两势力并存相互牵制。

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集团和武承嗣联盟后，成为武派一支重要力量，在摧残李派方面下手狠毒。但武则天对他们始终不放手交权。当来俊臣把狄仁杰、魏元忠等李派朝臣的基干力量都罗织进“七大臣谋反案”时，武则天在最后关头保住了这批人的性命，令武派浑身不舒服。武派把太子李旦也诬为谋反后，李派面临标志性人物被除去的危险。在最后关头，终于还是武则天下决心保留了李旦，这对武派更是极大地牵制。

长寿元年（692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攻击，武则天又反过来保护武派。侍御史周矩提醒武则天说，现在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周矩的意思是说：作为当权者，你究竟依靠谁？是依靠酷吏，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把权力从酷吏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治理天下？于是，武则天决定逐步停止恐怖统治。但她还不想一下除去酷吏这支队伍，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也许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帮武派再次对李派残余势力加以打击。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一，强干有魄力。受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他是李派的骨干之一。在遭到武派的打击后，被罢了相位。可是，在来俊臣再起前不久，李昭德也被召回朝廷授予监察御史的职务。这样，他与来俊臣之间的斗争，在中断了一个时期后，又于公元697年上半年重新开始了。多少年来，武则天一贯将李昭德与来俊臣用为两个相互平衡的砝码。当来俊臣下贬时，李昭德也下贬；来俊臣起复时，李昭德也起复。两个势如水火的仇敌却有着相似的起伏遭遇。最后两人竟然同时下狱，来俊臣行将处决，则李昭德也是非死不可了。

武则天晚年更坚决地执行“李武并贵”的政策，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但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明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外贬。甚至当她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坚持既不让李显、李旦，也不让武三思之流，甚至也不让她惟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入宫侍疾，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中任何一方的偏向。

第三，以“微臣”制衡“贵臣”。

以小制大、以贱抑尊，这是实行“以臣制臣”时常用的手法。在上司看来，那些地位尊贵又手握重权的下属是难以控制的，容易造成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权”“位”分离，让职高位尊的贵臣受制于职卑位贱的微臣。南朝的宋、齐二代，君主利用典签作为监视和控制王侯方镇的工具。典签本系五品小吏，官位不高，但却被授予了超越其官职的实权。“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发挥了一种制抑贵臣的重要作用。南齐的一位诸侯王为典签所制，无奈对母亲哭诉：“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

第四，以“近臣”制衡“权臣”。

这在古代主要表现为君主对宦官的倚重。孤独的君主深居在宫中，总是以怀疑猜忌的目光扫向那些掌握实权的文武大臣，只有整日厮守在身边的宦官似乎还可信赖。因此，君主常常派遣宦官去监视权臣的行动，并分割和牵制他们的权力。例如，秦二世任用宦官赵高为“中丞相”，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唐代中后期，君主常在出征讨叛之军中委派宦官为监军，与统帅分庭抗礼。明代的宦官，多有充任税使、矿监者，分赴各地课敛诛求。这都反映出宦官监视和牵制活动的范围是极广的，朝政、军政、财政，无所不包。宦官主持朝政，朝臣的正常职权便被侵夺；宦官充任监军，率军主将便会多方受到掣肘；宦官直接敛财，地方官府便不能有所隐匿。虽然历史上这些大权在握的宦官也会专权弄权，给君主的权力带来极大的威胁，但这种“以近臣制衡权臣”的手法，还是颇得后来君主青睐的。

第五，以“酷吏”制衡“重臣”。

君主在“整肃朝纲”、“严明法纪”的幌子下，假手“酷吏”，大肆杀戮重臣，借以改变君臣之间的力量对比。前文已经提到，运用这种手段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武则天。武则天统治初期，李唐宗室和朝廷大臣中反对者甚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先后重用了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著名的“酷吏”，运用种种残酷的手段迫害政敌，大量杀戮不易控制的元勋重臣和皇室子孙。当对手被消灭殆尽，自己的统治已安然稳固之后，武则天又反手一掌，将陷害杀戮大臣的罪名全部推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头上，并将他们一一治罪。这正是韩非子所说的，“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不管这些人的人品有多坏，也不管他们行事手段有多坏，只要能为我所用，对自己有利就可图，而且要大胆地用，放开手脚用，只是在使用时一定要严加防范。

第六，利用下属之间的猜忌。

韩非子提出，“君主可以屡次召见一些人，让他们长时间地待在自己身边而又不委派他们做什么事，但其他的人却认为他们一定受到了君主的秘密指令，那么，奸邪之人就会害怕得像鹿受惊那样四散逃奔。派人去做事的时候，先用其他自己已经知道了的事情去责问，那么被派去做事的人就不敢再兜售自己的小聪明来弄虚作假了。”韩非子这里提出了一种“以臣制臣”的具体招法，就是利用下属之间的猜忌。它是利用心理“惯性”来设计。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君主或上司召见下属，总是要下批示、提要求或者给予某种权力的。韩非子利用这种思维惯性，只把某些人召来，并长时间地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但并不给予什么指示或权力。这样，与之相关的那些人则必然会惴惴不安，总觉得自己已在君主所召见的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了。

例如，有个叫庞敬的县令，他派遣市场管理员去巡视，而招呼管理市场的公大夫回来。站了一会儿，也没有命令他们什么，就派遣他们也去巡视了。市场管理员以为县令对公大夫另有什么嘱咐，也就对公大夫另眼相看，觉得是县令特意安排来监视自己的，因此就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又比如，韩非子还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戴欢是宋国的太宰，他在夜里派遣一个人，对他说：“我听说这几天夜里有人坐着卧车来到李史的家门口，你要为我严密地监视他。”派出去的人当然信以为真，眼睛瞪得大大的，巡视了一夜后回报说：“没有看见卧车，只看见有个捧着方形竹器的人与李史讲话，过了一会儿，李史接过了这竹器。”原来戴欢早就知道，如果他不这样说的话，那被派之人恐怕会以睡大觉来度过那一夜，然后汇报说：“平安无事，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上司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平衡牵制、“以臣制臣”是驾驭属下的一种有效手段。运用这种手段，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从而形成便于为自己所操纵的权力结构，或者利用下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以便使自己处在超然的位置，坐收渔人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