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制度大于人情世故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韩非子·主道》

韩非子谈到赏罚问题时说，下属如果真的有功劳，即使是关系疏远的，地位低贱的，也一定要奖赏。如果真的有过错，即使是关系亲近的，地位尊崇的，也一定要惩罚。

学历史，若说到战国时代的变法勇士，除了秦国的商鞅，就要数楚国的吴起了。吴起在楚国搞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法相当严厉，其中削掉疏远贵族的俸禄，并把他们赶去充边，就是一项惊人之举。没想到，在他由卫入楚之前，还有“休妻”一说：吴起要行法，行法就是了，干吗要先在家里做试验，拿自己的老婆开刀？

人情世故，这应该是行不行法最大的障碍、最要害的问题了。而人情，最大莫过于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只要看他连自己的老婆都得依法行事，那就不必怀疑，他肯定会执法如山了。

由此，人们自然会想到行法先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这一点，韩非在同一篇中讲的“晋文公斩颠颉之脊”的故事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当时，历经磨难终于返国的公子重耳做了晋文公后，励精图治，雄心勃勃，问他的大臣狐偃，如何才能“战民”，也就是使他的百姓英勇善战。

他假设了几种情况，诸如大酒大肉给战士吃，好布好衣给战士穿；诸如减税缓刑，方便百姓；诸如百姓有病，派郎中去瞧，有贫穷不足，发给救济等等，等等，狐偃都说不行。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把这一切做得再好，能抵得上人家的一条命吗？“战民”，弄不好就等于是“杀之”呀！于是，便引出了关于如何才能“战民”的说法和晋文公“立竿见影”的做法：有一天，晋国的国君文公问大臣狐偃说：“寡人把好吃的东西都赏给了满朝文武，自己只留下一点点；刚酿好的酒、刚杀好的肉，哪怕只是杀一头牛，都马上与国都的臣民共享；一年生产的布匹全都给了士兵们做衣服。这样，足以让民众心一甘情愿地为我去作战了吧？”

狐偃说：“还不行！”

文公又说：“寡人减少了税收，减轻了刑法。这样，足以让民众为我去作战了吧？”

狐偃说：“还不行！”

文公又说：“民众家里出了事情，寡人都派人去关心、处理；有罪的人，寡人赦免他；贫穷的人，寡人资助他。这样，足以让民众为我去作战了吧？”

狐偃回答：“还不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让民众顺顺当当活下去的办法；而带领他们去作战，却是要叫他们死。本来民众跟着您，是为了顺顺当当活下去，现在您却要带他们去死，他们当然不会轻易听从于您了。”

文公问：“那么，怎么样才足以带领民众去作战呢？”

狐偃回答说：“要使他们不得不去作战！”

文公问：“怎样才能使他们不得不去作战？”

狐偃说：“刑罚严明可信，就足以使他们去作战！”

文公又问：“刑法如何才算是严明可信？”

狐偃说：“运用刑法，不回避尊贵的人和亲爱的人。”

第二天，晋文公就下令叫群臣到圃庐这个地方打猎，约定正午时分到达，迟到者按军法论处。有一个名叫颠颉的大臣迟到了。颠颉是当年伴随晋文公在外流浪、深得晋文公宠爱的人。

军吏请示晋文公如何处置。晋文公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不忍下手。可是当军吏再一次请示如何处置时，晋文公终于狠了狠心，下令按军法将颠颉腰斩示众，以表明法令的威严。

事后，老百姓纷纷议论说：“国君与颠颉交情那么深，对他违律之举仍然施以极刑，更何况对我们呢？”

文公见民众认识到了法令的威严，可以带领他们去作战了，于是就率领军队出征诸侯，攻伐原、卫、虢、曹、郑、宋等国，还与楚国战于城濮，打了许多胜仗，建立了霸业。其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听取了狐偃的计谋，借助于对颠颉的腰斩之刑。

要彻底地施行制度管理，作为管理者就必须先将个人的情感问题撇开不谈，否则一旦心爱的人犯了规矩，那管理者该如何是好？难道就放过了吗？当然不行！一样要秉公处理啊！否则就不能称为“制度管理”了，这就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明明应该要依制度处理的事件，却变成了避重就轻的审理，那不是畸形是什么？

真正能按制度行事的人，一定要达到铁面无私的境界，制度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用。像吴起这类的人，是连情感都不顾的，实在是公正到了极致。看起来，还真觉着有些冷酷无情，然而，若不如此，又如何能担任管理者的角色、如何能矫治奸邪？本身若不够刚直，那就先该矫治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