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式的管理是基于人治而非法治。实行法治还是人治，是现代社会中区分管理是否先进的一个标志，在这方面，法家思想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

在法家看来，人的天性本来就是趋利避害，为了达到一己之私，可以不择手段。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诸多事实仿佛也在印证着这一点，在韩非子的著作中，也有大量这方面的事例。正因为如此，法家才认为希望借助于人们一个人道德（尤其是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是极其靠不住的。在这方面，西方人或许颇有同感，他们对于领导者比对普通人有着更多的期望与要求。但领导者也是人，也会犯错误，管理的好坏不能寄希望于领导者的个人品德，只能借助于法律制度。

很遗憾地说，“中国式的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非常欠缺这方面的内容。虽然秦王朝借助于法家（主要是韩非子学说）一举称霸，继而统一全国，但随着秦王朝的覆灭，法家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已不复存在，也许在儒家理论中能够看到一些影子，这也是被儒家改造过的，不占主流，只是辅助管理手段。

我们今天大力提倡“依法办事”，这是管理进步、社会进步的标志。可在现实中，“人治大于法治”、滥用权力等现象还是在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不能清除，就会影响管理进步、社会进步。

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今天我们重新提倡法家的管理思想，就是要在我们的管理中，注入“法治”的基因，从而提升我们的领导艺术和管理艺术。比方说，在一个组织中，“授权”以后，执法不可能由高层管理者“事必躬亲”，而必须由各层次的管理者去实施，因此“执法权”必须相应地授予各个层次的管理者，但如果在“执法”问题上只进行授权，而没有必要的监督、控制，那么就难以保证“执法权”的正常行使，因此执法者一定程度的集权，在管理中是十分必要的。

要推进管理现代化，就有必要对法家的管理理念做一番科学的吸收与消化，把我们民族的诸多美德、苦干精神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当然，法家思想也要批判地吸收，它一味强调“法治”，忽视人权，不讲民主，只讲绝对的集权，只讲效果，不问动机，这无疑是片面的。

限于著者学识，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以期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7年4月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