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却顾所来径
2017年春节过后，旧金山湾区雨水绵绵，终于放晴。我的回忆录写到结尾。这仅仅算是小结。写回忆录，就是反刍已消逝的大半生，我已年过六十，拼搏过来，成与败，升与沉，跌宕而曲折，一言难尽。人生的路还要走下去。
清楚地记得，十七岁那一年，是我确立“不奋斗，毋宁死”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年份。那是1972年，上海依然是“四人帮”的天下，物资供应短缺，连买一块肥皂也得凭证，同学的哥哥姐姐们大多数成了下放知青，少年无心上学，高中毕业的青年无大学可进，整整一代人彷徨歧路。
我的立志，和当时流行的口号无关，和“两报一刊”以及上海的“四人帮”喉舌所鼓吹的高调无关，只是站在自己和我家的角度，看到没有一样比得上人家。我的父亲是中层干部，“不上不下”的地位，半饥半饱的日子，使我格外感到尴尬。按理说，我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比多数的上海市民要好，可是天生不服气的性格，总是教我盯着比我家条件好，地位高的家庭，相比之下，我家的劣势尽显——人口多，挤在不起眼的房子，每月用度紧巴巴。而人家有大屋，父亲有小车，司机和警卫员。那些从前是资本家的，有海外关系的，有的是花不完的钱。我家周围的邻居也好，财贸外语学校和外贸学院的同学也好，偏偏有这种“命好”的家庭。家长当的官大一些，特权大一些，孩子就威风一些。我却成了“小瘪三”，没一样拿得出手。因此，咬牙立志，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小看，务必超越父辈，闯出一片天。
如果我的父亲，是上海市副市长或以上的高官，或者闸北弄堂里普通的工人，我都没有形成这种价值观的土壤，前者使我“得天独厚”，不必蝇营狗苟，就得到所要的财产与地位；后者“得天独薄”，没有奢求，我一位在工厂当技工的同学，最高理想是在拥有上千工人的工厂当“副厂长”。
由誓当“人上人”而来的，是异乎寻常地顽强的斗志，好多次，在人生的“岔路”，我偏偏选难走的一条。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待遇优厚，工作安稳的商检局，考大学的机会来了，如果考进去，就是四年没薪水的苦日子，毕业以后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但我应考去了。在上海财大当教师，岗位舒适，一个星期才上两天课，每天两节，还可能盼到公派出国，但我选择自费留学，那时年逾三十。在硅谷的MP公司打工，身为首席销售员，薪酬是一般同事的几倍，明明知道下海从商，从零起步，拼死拼活也未必成功，但我创业去了。创办环球公司数年，成为华尔街上市企业，所积累的财产，两家人、两代人花不完。但我不承认人生顶峰就在这里，为了给旗下太阳能分公司筹集资金，将全副身家——价值1400万美元的股票和数百万现金抵押，万一失手，就是万劫不复。及至董事长和执行长两职被撤销，公司控制权被夺，那时多少人劝我急流勇退，反正钱够了，不能把供两个女儿上大学的老本也赔进去，我却不惜耗费巨资，请最好的律师，和对手在美国两个法庭打官司。尽管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胜算多少。迎接最大的挑战，成为我的本能。不这样，人生不过瘾。
无休无止的野心驱赶下，我成了比前东家廖老板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工作狂，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些工作日，是教我兴奋，充实的，因为办事情能马上出结果；周末和假期却难以打发。忙啊忙啊，不是在公司里，就是满天飞，为了管理中国的分公司，为了拉生意，为了避免产品质检不合格，为了促销股票，为了争取融资，为了转升主板上市公司，为了打官司……多年来，家仅仅是我的投宿地，家里的一切，特别是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都是甩手掌柜。
幸亏，我有一个坚固无比的后方，我的亲人，是我人生高度的铺垫。如果我是“冰山一角”，亲人们就是水下庞大的山架。
我怎能忘记父亲和母亲？我中学毕业那一年，按务实的上海人的普遍思路，有一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作，算得万幸，岂敢离开？但他们同意我去上学。我二十三岁抛弃铁饭碗，父母再次挑起重担，负担我上大学的费用。他们看准了，打倒了“四人帮”，搞四个现代化，没文化不行，以后，文凭对个人事业至关重要。
岂能忘记岳父和岳母？可以说，我有今天，他们居功至伟。是他们把大半生的积蓄拿出来，为我夫妇买了飞往美国的机票。我们在洛杉矶住下不久，凡是上海来的公派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只要是过去的同事或朋友，都给我们送来岳父母托带的美元，一次三四十元，最多八十元，有时居然带着零钱，都是老人家用刚刚到手的工资兑换的。那时，中美两国的收入差100倍（我大学毕业后拿的月薪是60块人民币，折成美元是16.7块，同期，美国大学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月薪1700美元稀松平常）。
我们的女儿出生后，岳父岳母来美同住，当全勤保姆。两个女儿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全靠岳父母管教，女儿的课外活动，学校活动有时包括家长会，都是由岳父母帮助并参与。为了陪伴我女儿学钢琴，岳母在我女儿上钢琴课时也旁听，回家自学五线谱和弹琴，祖孙的感情格外深厚。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不敢设想，宝贝女儿将成为怎样的人？那些年，我是野马，狂奔在事业的原野上，头也没回过，若没有人善后，根据地定是一片荒芜！
我一门心思扑在公司上，商海风高浪急，不顺心的事纷至沓来，有时钱花了不少，坐飞机许多趟，和客户谈得好好的，对方说“订单马上下达”，不料到时又扑空。我常常在家发火。岳母虽看不惯，但不指责我，待我气消了，才邀我坐下来，好言安慰。她爱回忆在上海当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的岁月，说：“国营单位，说是旱涝保收，可是管业务的头头不像党委书记，压力极大，别说全年指标完成不好要检讨，一个大客户跑了也有几天吃不下饭。联想到你，自己开公司，从一张白纸起步，有多难！做到这个程度，很了不起了！”我的心感到无限温暖。吃苦不要紧，只要有人理解你，欣赏你，在你受尽煎熬时说一句：“你是好样的，我们撑你的腰！”
我怎么能够忘记妻子杨铭。结婚至今，三十年过去，她跟随我，受苦受累多于快乐，担惊受怕多于安宁。她作为公司的副手，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宁愿清茶淡饭，只求一家子在一起。可是，我接连出事，她从来没有后悔，没有退缩。艰难岁月，绝望时刻，她总站在我的背后，以牺牲自己来成全我。
她和我都是凭F1签证进入美国的。按当时的条件，两人都自费上学，学费哪来？她毫不犹豫地放弃学业，先是当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的全职保姆，后又去日本餐馆当侍应生。且想想，这杨家的掌上明珠，从出生起就被父母宠着，很少承担家务，可是，去餐馆上班前一天，她拼着通宵不睡觉，练习端盘子，一手拿三个四个。
我被打倒的那段时间，尽管她自己的精神也濒于崩溃，却一路与我并肩作战。她听我说：“我不怕被审查，不怕只身与这群豺狼搏斗。可是这么多亲友因我而遭难，有的赔光了血汗钱。这种人情债欠着，我生不如死！”毫不犹豫地让我拿出109万美元，以原价将亲友们的股票买下。那时候，我们身负内忧外患——夫妻双双失业，我父亲和她母亲生命垂危，我们必须经常赶回上海探望，还要为被审查和打官司，支付巨额律师费。她的乐天，温柔，中和了我的火爆脾气；她的大度，冷静，使我在冒进时学会刹车。
我怎么能够忘记两个女儿。她们在美国出生，接受纯西方教育，并不完全认同我的价值观，常常不客气地批评我为了赚钱，把企业做大，“搅得一点乐趣也没有”。然而她们身上毕竟流着中国人的血液，有浓浓的人情味。我被审查期间，杨铭把我的境遇告诉了她们。刚去纽约找工作的大女儿雪丽，不声不响地把我们给她的钱退还，留言说：“我已长大成人，不需要你们的资助。你们已经完成哺育我的任务，从现在起，你们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挫折是暂时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多多保重！”上大学二年级的小女儿安妮，知道我们被董事会开除后，马上在学校附近的银行，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对我说：“我的收入够付房租和生活费，你们只要为我交学费就可以了。”心理上经受千钧压力的日子，两个女儿怕我们撑不下去，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来安慰。上大学一年级时，安妮每个月才回家一次。我们出事后，改为每个星期五都回家，陪我们外出散心，给我开玩笑：“如果你坐牢，我每次去看你，都会带上你喜欢的酒菜。”
她们岂止是亲骨肉，也是我在中西文化交汇处的参照，我的教师，是她们影响了我，启发了我，让我逐渐学会，从另一种视角观察，以主流社会的立场作出决策。
爱护我，提携我的贵人太多太多，只能举出部分。
小阿姨张杰锋
我出生那一年，她是学医的学生。我才4个月大，就患上危及性命的“重度休克性肺炎”，医院束手，多次对家长说没有希望了。姥姥和她比我父母还坚定，就是不放弃我。我在病床上因呼吸障碍，一天24个小时须有人在旁拿着器材辅助，否则就断气，她没日没夜地陪我。是她利用关系，找她学校留美回国的教授帮忙，试用新药，把我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回来。她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柳州铁路局中心医院当医生，可以免费乘火车。她常常到上海来，进我的家门，总是大篮小包，都是她买的副食品，临走还给妈妈塞钱。妈妈知道她薪水很低，不肯要，她就生气。我上大学以后，她时常给我汇钱，每次10块钱。她工资那么低，在柳州那样的小地方，10块钱足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开销。她在汇款单上留言：“你念书辛苦，千万要注意身体，这点钱拿来买营养品吧！”
小姥姥和小姥爷
小姥爷是母亲的亲叔叔，辈分不同，但他和我父亲出生的年份和月份相同，夫妇俩把我看作亲儿子。在迷惘的青春时代，他们是我的人生向导。选择路向的关键时刻，他们“一言九鼎”。我在商检局工作时，为考不考大学踌躇，他们说：“必须考，没什么比文凭重要。”我在财大任教，是他们鼓励我走出去，在海外考研。那一年，小姥爷从华东师大调到我所就读的大学任教，他在礼堂碰到教我英语的黄国安教授，对方告诉他我的英文写作成绩进步挺快。他立刻找上我，说：“我早说了嘛，你行！”得意之状，仿佛自己中了大奖。我的婚姻，也是小姥姥全力促成的。
前东家廖传泽夫妇
我来美国，唯一的打工经历，是在MP公司。1990年，以我的资质，进惠普（HP）和IBM公司不难，也可能在多年后升到中级乃至顶级管理层。但那一类大型企业，专业分工极为精细，谁都只能具备一方面的技能，而难以练就统率全局的本领。MP公司小，反而使我获得综合性强的锻炼。这家微波通讯电子厂的创办人，董事长廖传泽先生和廖太太，当年和我虽然闹过不少矛盾，但如今想及，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廖老板是上海人，与我年纪相仿，背景近似。我进MP不久，他就破格重用，给予高薪。尤其难得的是，廖老板的知遇，多了一层包容。那一次和他出差，我丢了机票，迷路一整夜，出尽洋相，最后他抱怨，他成了我的跟班。他借此知道，我生活上的自理能力远远不如常人，却毫不嫌弃，给我配备了一个工作及生活助理——二十六岁的白人姑娘Maria.她按老板的指示，在我出差前负责订机票和旅馆，送机接机；我的客户来这里考察，要设晚宴接待，她订餐馆，拟菜单。
草拟文件，我口述，由她记录整理。每个星期五下班后，她会把我的书桌整理得有条不紊。但在个人生活上富有品味的廖老板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助理。他说他会照料自己，不需要。
我离开MP公司不久，一天，任MP公司总经理——我称为“大哥”的张晓敏，来我家吃晚饭，他告诉我，廖老板对他说过：“王勇离开公司，是他这么多年来心里最难过的一件事。”我听了差点流泪。我何尝不是如此？将近五年了，我作为他的左膀右臂，跟他一起闯南走北，使公司不断壮大，两人同时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创办环球公司这么多年，我在事业上曾跟无数竞争者较量过，但从未有过与他打对台的想法，更没挖过他的墙角。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上司，用国内的语言，是我的“老领导”。
王建军团队
没有王建军、宁兆伟、冯滔团队，就没有环球公司的崛起；没有太阳能分公司，就没有后来的内斗，股权转让所引起的纠纷和劳民伤财的官司，我“当亿万富翁”的美国梦夭折于此。正应了一句古话：“君以此始，亦以此终”。我的一些下属至今还愤愤不平，说我被“三个小赤佬”害惨了。我一位多年好友指出：你一生最大的失策就是在股权转让书上签名。
我思前想后，下了这样的结论：签名不是错，相反，是我人生高峰中弥足珍贵的大手笔。它说明我重承诺，有担当。我透彻地了解王建军团队的价值。我一直认为，和这三个年轻人的遇合，携手创业，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飞跃。这是双向的事业“奇缘”。他们“死磕”式的拼搏精神，他们的气魄、手腕和韧性，只有我这个殚精竭虑地寻觅合作者的人，方明白其极端宝贵，才百般爱惜，给予无保留的信任。先是为了启动太阳能电池板第一笔交易，冒险将441万美元现金打入一个从未与环球公司打过交道的国内公司，后又以价值1400万美元的股票和数百万现金抵押，以确保太阳能分公司的资金流畅通，万一失手，我作为唯一出资者就陷于万劫不复。我这样的“贵人”，他们遇上，难道不也是极大的幸运？
可惜，他们太年轻了，无法领会这种无保留的付出，何等稀罕。他们做过教我痛心的事，在股权转让上，明明知道我已冒着天大风险保护他们的利益，依然苦苦相逼，不顾我的口头和书面告诫，提前向商务部申报股权转让。最后一场官司胜诉后，股东大会投票罢免董事会，他们手握30万股，并没有投票支持我。我明白他们的用心——怕被库斯报复，成为他的砧上肉。
不管怎么样，我依然把他们看做贵人，没有和他们的合作，我的人生失去至为瑰丽的高潮。但愿他们随着年龄，一步步增加同理心，明白我无怨无悔的提携，也是他们生命之中一段神奇的际遇。如今他们有自己的企业，有众多雇员，手下的高管为争取自己利益，也要和他们讨价还价，那时候，他们会知道我的难处，一如中国的老话：“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的最大失策，首先在于起用华生。开始，他以“主流社会精英”的形象迷惑了我。成为我的副手以后，他出于卑鄙的个人目的，做了许多损害公司的事。2004年公司上市，我已四十九岁，由于对美国股市知之不多，而华生则总以专家自居，动不动拿“政治正确”一套吓唬人，我感到他们在法律上较为内行，一直容忍，靠他为环球公司在华尔街打造良好形象。
其次是没有及时驱逐华生。如果我当年有今天的警觉，就该于2011年1月果断出手，联合有实力的股东（十位股东如果持股总数达50%，就可联名罢免董事会），以法定的权力，果断开除以华生为首的害群之马，控告他们，从而挽救环球公司，保住全体员工的饭碗和股民的利益。他们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闹事，凭的是手中权力。他们为打倒我所进行的全部操作，花的都是公司的钱。一旦他们被驱逐，哪里有钱打官司？后来的事实就是这样，他们败诉以后，全作鸟兽散，连地址也换了，更不敢露面，生怕我再次把他们拉上法庭，他们根本请不起辩护律师。
我此生立志，荦荦大端者三——少年时期，“当官最低要成为外交部长”；青年时期，“走上诺贝尔领奖台”；迈入中年，“成为亿万富翁”。回头看看，都没有实现。最后一个，按巅峰期的势头，已是步步逼近，如果环球公司不被贪婪者毁掉，10亿美元资产这个门槛也许迟早跨进。立志高远本身没有错，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攀登高峰，从未停止，到最后，虽没有抵达峰顶，立足之处早已不是原点的平地。
李白诗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思及前尘，个人沉浮不论，公司所雇用的员工，最高峰时达一千多人，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人生至此，没有遗憾，只有感恩。
2017年3月1日完成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