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决战
只好在法庭上争个是非曲直。库斯一伙是这样想的：打这样的官司，耗资巨大。论经济实力，王勇这几年没拿薪水，要付房屋贷款，要负责两个上大学的女儿的开销，钱花得差不多了。他低估了我的意志。
但是，我的搭档退缩了。巴拉特和戴安娜哭丧着脸对我说：“这诉讼，法庭判决以后还上诉，没完没了，我们哪有这么多钱？”本来，我和他们两位说好，案子的全部费用，按股票的多寡三人分摊。我出65%，巴拉持出25%，戴安娜出10%。我毅然收回前议，对他们说：“我包下全部费用，你们站在我一边就行。你们外出的机票、食宿，连喝咖啡，凡是和诉讼有关的，都来我这里报销。”他们才安下心。
库斯威吓我不见效，转而找驻扎上海的张大庆，让这位称我为“哥哥”的高管传话：不要打官司。第一，渥特基金公司放话，我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不放过我。第二，库斯要把环球公司的老本全填进去，请最好的律师，和我周旋到底。到时，即使我赢了，还给我的只是负债累累的环球。
我对张大庆说：“你告诉库斯，我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钱比他多，他那点钱是抢来的，还剩多少，谁不心中有数？”我还吩咐这位“弟弟”：无论他还是王建军他们，绝对不要给总公司上交资金。“你们给他的每一块钱，都可能成为打向你哥的子弹。你们被逼急了，就拿中国管制外汇为理由拖下去。对公司运作一窍不通，是他们一伙的软肋，我们要抓住。看吧，我终归把他打败。”
中国的古人说：“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其气也。”我不惜代价，对簿公堂，为的就是这口气。
诉讼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杰弗逊地区法庭举行，法官是麦纳尔梯先生。控方是巴拉特、戴安娜，律师是韩利。辩方是库斯，律师是伍德。出于策略的考虑，韩利律师建议我回避，以免对手拿“刚被证监会处理过”来作文章。
庭审中，我方交出的，是当时在基金公司主持下签署的《融资协议书》。我方律师指出，协议书上的条款：如果业绩达不到所承诺的数目，股份充公。充公之数额，视实绩与预期额的差距而定。2008年和2009年已经远远超过承诺数。现在只谈2010年，比如说，2010年产值比承诺数少1000万即10%，抵押的股票数就要扣除20%。如果利润也比承诺数少10%，抵押股数就要再扣20%，两者相加总共扣除40%。
韩利律师针对这一条作出解释：事实上，这一年的业绩远远超过所承诺数，所以“充公”之说不能成立。
辩方律师出马，说这些数字没有申报，不曾成为公开信息，因此应视为无效。王勇所抵押的股票不予承认。
我方律师反驳：事实是这样的，审计公司已完成审核程序，正要公开发布之时，该公司陷于内部斗争，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故意不签字，不让公布财报，以达到整垮王勇的目的，这责任不能由王勇来负。而且，这一业绩业已被审计公司认定为准确无误。说着，韩利拿出审计公司给我们内控管理公司的电邮，指出当时一切就绪，按时公布财报没有问题。
我方律师进一步指出：股票被抵押期间，持股人王勇依然拥有两项法定权利，第一是分享利润的权利，第二是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
下一步，我方律师打出王牌。那是协议书上的明文：“如果产生纠纷，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在法院判决前，质押股票的持有者仍享有分红和选举权。”
法官对此予以支持，说：“你们现在不是有了纠纷吗？要先去民事法庭解决，官司不应在这里打。”
辩方律师的气焰低下来，说：“法官大人，民事诉讼，从入禀到开庭，裁决，耗时两年，打完之前，控方就把我的当事人赶走了。”
这时，法官发现另一漏洞，问辩方：“你们在法庭究竟代表哪一方？投资者还是环球公司？”
辩方律师说：“我的当事人代表的，是受害的中小投资者，他们出不起打官司的钱。”
法官说：“你代理的当事人，不明明是公司执行长库斯吗？这不成了自己控告自己？你没有资格代表股民控告你自己的公司，立场完全错误。”
法官当场敲下法槌，宣布：王勇夫妇用作融资抵押的股权为有效股权，两人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环球公司必须于11月6日举行全体股东大会。
辩方一败涂地。
官司赢了，我和杨铭的质押股权可用于选举了。我们的律师韩利按照10月4日（即库斯第一次耍赖那天）统计出来的支持我方的选票，引用了科罗拉多州公司法的一条：“如果拥有公司50%以上股票的股东，联合署名罢免董事会，罢免行动不需经过股东大会确认即可生效。”考虑到10月4日那天，支持我们的基金公司及社会上的股民都已在选票上签名，我们决定马上整理选票，从而立刻推翻董事会，用不着等到一个月以后的11月6日。
为此，我们聘用韩利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里头富有经验的律师助理阑施女士，请她准备专门的签名选举表格，将每一个支持我们的基金公司和个人的股数以及所占总股数的百分比开列出来。韩利律师还把有关法律条款印在表格上方。依法有据，选票充足。下一步，要求董事会人员立刻离开公司。
库斯接到选举表以后表示：“我不承认这个结果。”
韩利律师请他不要轻举妄动，先找自己的律师咨询。
第二天，库斯对原告巴拉特及戴安娜说：“你们的选票总数只占46.5%，不足以推翻董事会，无效。”
我们要他拿出证据来，库斯指着选票上几个举足轻重的基金股说：“这些不算数。”
巴拉特和戴安娜马上打电话，问那几个基金公司怎么回事？原来，库斯被他的律师告知，这样的书面选举有效，就在“有效选票”上打主意。他仔细计算之后，挑出一大堆拥有大宗股票的基金公司，给他们打电话，大肆造谣：“王勇那一次股权转让，把股民的钱送给谁？送给王建军，王建军也姓王，不是王勇的亲弟弟至少也是堂弟！”不明真相的基金公司果然中计，口径转了，把他们的选票投给库斯。
我们向韩利律师请教。他说，从法律上讲，任何股东只要以签字形式确定选谁，那就被视为有效选举，事后变卦没用，就像选总统一样。
渥特基金公司的两个董事史维兹和柯尔特曼斯知道情况，不再作声。
库斯放话说：“票数不到50%，选举就是无效。我不可能离开公司，除非你打死我！”这是他第二次耍赖。
我们和律师商讨，律师指出，有上中下三策：
如果认为员工是听你们的，你们冲进公司，掌权，运作，此举有法可依。库斯不服是他的事，让他用自己的钱和你们打官司。不过，这种无赖不会轻易放弃，面对面一定引起肢体冲突，连带的就是一连串法律纠纷，不但使事情复杂化，也给员工带来很不好的印象。这是下策，我并不主张，但如果你们坚持，我也不反对。
单就“选举是否有效”进行法律诉讼，你们肯定会赢，但要拖六个月左右，缓不济急，这是中策。
在11月6日的股东大会选举，反正离今天不到一个月，到时可见分晓，这是上策，律师称他喜欢这个选项。
我对这“上策”不太满意。库斯成了黑社会里的老大，流氓成性，他不懂法，也不怕法，不会让11月6日的股东大会开成，事前一定做手脚。他不像华生和斯坦格勒勃，这两位“政治正确”的大爷可恶是可恶，但胆小，2011年史维兹以董事长的名义通知华生和斯坦格勒勃，他们被开除出董事会时，他们只是提出，给华生最多为两小时的时间去找律师咨询，后来只花了四十分钟，两人就投降了。长于胡搞蛮缠的库斯却不会轻易退却。但律师的建议，我们必须听从。
果不出我所料，库斯和律师商讨如何出招，以取消11月6日的股东大会。首先，他们利用“每次收到法院传票，可有一次‘有理由延期’”的规矩，把股东大会从11月6日推至11月26日。他那老谋深算的律师进一步献计，科罗拉多州属边远之地，法官不谙股市风浪，不懂证券法规，判决难免偏颇，官司要到华尔街所在的纽约市去打，才有获另一种判决的可能。
2012年11月14日下午4时57分，我的手机里发出电邮进入的提示声。打开一看，是环球公司所聘用的纽约奈瑟事务所律师沃勒塔女士给我的信：
王先生：本所代理美国环球能源实业公司，明天向纽约州法院提出临时禁令的申请，禁止王勇、杨铭（即王氏家庭）在现阶段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利用质押于西辰泽雅律师所处账户之股票行使选举权——我们将于2012年11月15日上午10时，在纽约市中心街60号119A法庭，向法官提交此申请。如你有反对意见，你和你的律师可以在以上时间到法庭上申辩。
库斯这次耍赖更加出格。我看完信，已是下午五点多，即纽约时间晚间八点多，而他们规定的出庭时间是次日早上十点，也就是加州的早上七点。
本来，我看到明天无论如何来不及上诉，打算放弃。但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同事告诉我，库斯向他打听，“王勇对我这一狠招反应如何？”知道我被他“整惨”后，露出了狰狞面目，说：“哈哈！想赶我走，我非弄死他不可！”
我被激怒，改变了主意。当天晚上九点半，我打电话托人在纽约找律师出庭抗辩。我对住在东海岸的朋友说：“纽约已是午夜十二点半了，但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出。”
可惜，离出庭只剩七八个小时，应聘的律师即使不睡也赶不上趟，别说看文件，连听我们的科罗拉多州律师把案子简单解释的功夫也没有，就匆匆忙忙站上辩论台。
法庭上，法官指着上诉书，问代表我方的年轻律师杜确：“你们急于召开股东大会，意图是什么？”律师支支吾吾，陷于被动。
代表库斯的律师沃勒塔，在庭上举出王勇违规操作，被证监会处理过的“劣迹”，以这为理由，轻而易举地获得法官签署的“临时禁制令”，内容是：禁制令期内，王勇夫妇不得在股东大会行使选举权。
官司处于胶着状态，暂时地，我们输了。库斯第三次耍赖成功了。
这时，我从公司财务部的来往信函得悉，环球公司总部的财政状况极糟，工资和日常差旅费快开不出了。库斯委托律师去纽约兴讼，律师要他先付2万元。库斯逼财务部开支票，财务部拆东墙补西墙才付了。
这样的官司，打的是斗志，是韧性。每一次跑律师事务所，不但要烧钱，花时间，心理上还受折磨。鹿死谁手？看哪一方的内心强大。库斯凭借的是他盘踞的公司，他要把我拖到分文不剩，拖到精神崩溃，自动缴械。
我的律师向我分析说，这禁制令是暂时的，纽约法院不可能推翻科罗拉多法官的判决。我们上诉。
又一次去纽约的联邦法院，我们上诉的理由是：上一次的“时间差”有问题。
女法官说：“不要转移焦点，你们先说清楚，为什么要召开股东大会？”我方律师杜确难以说出让她信服的理由。裁决下来，我方上诉失败。
又是当头一棒，我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垂头丧气地飞到丹佛市，找律师韩利，向他表明：我绝不退缩，不惜一切代价，官司照打。
这位制订攻守策略的高手，科罗拉多州的大牌，和我细细分析案情。他指出，科罗拉多州的法官，以同情弱势群体著称，判决一般倾向于受害一方。“如果对方坚持说有冤屈，非要改在纽约上诉，让他去，不然这里的法官以为你理亏。不过，在那里开庭，你花钱更多。”
我说，为了打赢，我把全部家产搭上去。当时旧金山的中文电视台，正播放电视连续剧《红日》。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一役，解放军名将粟裕率军围剿国民党“王牌师”张灵甫部。双方杀红了眼。粟裕调集5个军，相当于20个师的兵力，包围张的一个美式装备加强师，以死伤极其惨重的代价，打败了对手。联想到眼前，我和库斯一仗，打到这个份上，也到生死关头。好在我的“兵力”比他的充足。
我又找上代我上诉的杜确律师，说：“我不怪你输了官司，希望你振作起来。你对纽约法律界很熟，你帮我找纽约最好的辩护律师，不管什么价格。”
杜确说：“只要你出得起高价，我能为你找到常胜律师。”
太好了！
两天后，杜确替我找到纽约杜威事务所两位大牌律师——帕格诺和施登菲尔德。我请韩利律师替我对他们作电话“面试”，连串问答之后，韩利律师感觉不错。于是我和韩利、杜确两位律师商量，组织一个阵容空前强大，足以应对法庭上“最刁钻盘问”的律师团队。他们的成员是：
1.合同法律师，也是控制全局的主辩人帕格诺（每小时收费700美元）
任务：以融资合同为依据，要求法庭给予王勇、杨铭选举权。
2.证券法律师施登菲尔德（每小时收费600美元）
任务：回答法官和对方律师提出的所有证券监管方面的问题，并予以辩驳。
3.公司法律师韩利（每小时收费600美元）
任务：将案子前前后后的要点，写给前述两位律师，作为提示，并随时回答他们的问题。
4.白领高管利益保障律师亨利（每小时收费700美元）
任务：将证监会审查我的要点，写给前述第一和第二位律师，并随时回答他们的问题，以防库斯或他的律师在庭上借题攻击我，尽管我上次被证监会审查以及处分与本案无关。
5.公司法律师杜确（每小时收费350美元）
任务：收集2008年至2011年4月，2011年5月至2012年12月环球公司营运数据，揭示王勇管理期间和库斯一伙管理期间，业绩的巨大差别。
除了当地律师杜确外，以上每个律师都配备法务助理，费用每小时从150元到295元不等。
我们所走的第一步，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杰弗逊法庭再次提诉。法官依然是麦纳尔梯先生。
法官把库斯从加州招上法庭，对他说：“你上次在我们这里输了，不服气，却不向科罗拉多州的上级法院上诉，改去纽约。纽约的法官可能推翻我的裁决吗？当然，纽约法庭下的临时禁制令我也尊重。但是它并不是推翻我的判决，也不意味着王勇和杨铭不能用托管账户里的股票选举。现在王、杨不服，准备在纽约法院应诉，我认为他们的胜算很大。如果他们胜诉，你准备怎么办？你可以无限期地拖延吗？好，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给你第二次机会，你上纽约法庭，如果输了怎么办？”
库斯硬着头皮说，输了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这一次，库斯貌似居下风，但科州法庭原先所作“11月26日必须召开股东大会”的裁决，又让他赖掉了。
库斯离开法庭时，已知道麦纳尔梯法官对他的容忍到了极限，如果在纽约打输了官司，再拖延大会日期，法官肯定敲下法锤，以藐视法庭罪，把他送进监狱。
坏消息不只一桩，他为在纽约上庭而聘用的当地律师沃勒塔，从开始接案子就向他说清楚了：把握不大，能够做到的只是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须先收到两万元后，才进入程序。
库斯把这封律师函件放在公司内的办公桌上，被我的一位多年部下看到内容。部下来我家给我打气：“继续跟他斗，连他的律师也不看好他会胜诉。”
为了赖在公司，继续吸血，库斯拟定了“三部曲”。
第一步，去上海会见张大庆和王建军两支团队，把他们请到饭桌上，动之以情，说从前的兄弟现在打成这样，心里很难过，他愿意和王勇言归于好，也希望他们劝王勇放弃打官司。果然把张大庆和王建军说动，他们劝我最好和库斯谈判，免得两败俱伤。
我说，他要不是法庭上吃了败仗，会跟我谈判吗？以前为了回到公司，我差点向他下跪，他不是照样把我拦在门外？我在毫无入息的状况下，花上数十万美元律师费，才使他初步低头。我决不能放弃，相反，我要加大力度，直到把他打趴。“你们能够帮我的，就是无论他怎么央求，也不给他一块钱，把他困死！”
第一步不好使，就走第二步。库斯依仗执行长的特权，查阅持股人的选票，凡是支持我们，持有相当数量股票的股东，他就打电话，无中生有地中伤我，要他们改投他的票。他这一招确实有一定效果，抢走了一部分选票。
库斯还从一家公司编制的《全球股民名录》，找到所有环球公司股票持有人的电子邮件信箱，发出一封《告全球WEMU股民书》（WEMU是环球公司的股票代码），开列我违规转让股权等“罪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打倒祸害股民的资本家！”可惜响应者寥寥，毕竟，大多数人认购环球公司的股票，最多的才几万元，一般只有几千元，几百元，哪有能力参与律师费数以十万计的诉讼？对这类内部冲突，他们宁愿隔岸观火。
在此同时，库斯不断地敲山震虎，要张大庆给我传话：王勇以前当过顾问的上市公司遭证监会调查了，要王勇作好再次被审查的准备。
一天晚上，库斯给我家打来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我很担心张大庆在上海的安危。”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上次你去上海和张大庆联手，把郑某（原得昌公司总经理）拉下马。听说郑某发疯了，他会不会对张大庆下毒手啊？”
“你有什么证据？”我问道。
“没有。”库斯答。“真的没有吗？”我再问。“真的没有。”他回答。
“那你为什么这样想？”我追问他。
库斯说：“我将心比心而已，如果有人把我整得这么惨，我可能走绝路。”
我说：“放心！我们对郑某够仁慈的了。偷了这么多钱，没有送他进监狱。”
他居心叵测地补了一句：“在中国，老百姓没有枪，这要好一点。”
我要正告他：我心里没有“怕”字，如果到这个关口依然无所作为，我宁愿去死！他早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步还是不好使，库斯必须为输掉纽约官司做准备。这一次，不再是能不能死赖下去的问题，而是一旦失手，他就得尝尝铁窗风味。但他非要孤注一掷。他写电邮给其他董事说：“王勇杨铭夫妇以及支持他们的股票，不到50%，我可以打败他们。”“打败”我的手段是作假。
在库斯频频打电话争取选票的同时，我们的团队也没停下来。不少基金公司得悉环球公司有严重的内斗，早就把股票抛售。好几个基金公司把卖空环球股票的收据发给我们，同时告诉我们：他们已通知库斯，他们的基金不能参与选举。库斯还是把那些公司的股票计算在他的选票里面。更加荒唐的是，连支持我们的本公司高管的股票也剔除掉，理由是：“高管的股票不是从市场上买的，而是公司发的，他们不支持公司，公司就把他们的股票充公。”
他利令智昏到这个地步，竟没想到，即使赢了，我也不会轻易屈服，要一张张地核对选票，抓到他瞒天过海的证据，进而控告，他唯一的下场是进监狱。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战场胜败主要看兵力，具体到我们这一类诉讼，胜算往往取决于钱。我下定决心，以多于对手五到十倍的财力，摧毁其防线。
我把律师团队布置停当时，离开庭只有34天。我对纽约的两位律师说：“你们参与得晚，希望你们在我的案子上多花时间，庭审中的问题，只要想得到，就尽量与韩利律师及亨利律师交流，我不在乎费用，只要打赢官司。”
一个月中，律师团每一位成员为应战做了极认真、周详的准备。纽约的律师以电话询问不少证人，本来打算让戴安娜和刘女士两位证人前来作证，但在交谈中发现她们是外部人员，对公司事务的细节不了解，恐怕回答不上来，决定放弃。
2013年1月26日，我和约翰接到纽约杜威事务所的秘书来电，要我、巴拉特和杜确律师三人，必须在2月1日晚上以前到达纽约。纽约的律师要用2月2日和2月3日两天，与我们一起，作模拟辩护演习。
这时环球公司的美国总部，财务上已经摇摇欲坠。库斯即使用的是公款，也只请得起一位律师。
2013年2月4日上午9时，位于纽约市中心街60号的纽约州最高法院设立的法庭，在女法官卡帕尼克主持下，开始审理“王勇夫妇股权案”。
双方的阵容如下：
控方：库斯代表的美国环球能源实业公司
辩护律师：纽约奈瑟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沃勒塔
第一辩方：王勇与杨铭夫妇
辩护律师：纽约杜威事务所的帕格诺
纽约杜威事务所的斯登菲尔德
波士顿杜确律师事务所的杜确
证人：巴拉特
第二辩方：思辰泽雅律师事务所
律师：拉斯托基
由于是民事案件，庭上没有陪审团。旁听席上稀稀拉拉地坐着的，是纽约一带的股民，他们都在市场上购买过环球公司的少量股票，多半为了看热闹。
三方各自的诉求是：
控方：以库斯为代表的环球公司，要求王勇、杨铭放弃质押于“代管账户”之股票的选举权，以及要求王勇、杨铭股票的保管机构将二人的股票交还给环球公司。理由是：2010年环球公司的财务报告没有公布，其业绩为零，所有质押股票应予没收，以分给参与环球融资的投资者。因此，质押股票没有选举权。
主要辩方：股票所有者是王勇和杨铭，按融资合同有关条款，环球在2010年的产值和利润远远超过王勇对融资股民承诺的最低业绩，质押股票早应归还持有者。另外，这些股票在质押期间，即使产生纠纷，在法院就此作出判决前，其所有者享有选举权，所以王勇杨铭的选举权不能被剥夺。
第二辩方：控方认为环球2010年的业绩为零，而第一辩方认为，业绩不但不是零，反而成为远远超过王勇在融资时所承诺业绩的“里程碑”。在这样的纠纷解决以前，代管机构不宜将质押股票转给任何一方。
在2月2日和3日审讯前的模拟辩护时，我的主辩律师帕格诺向我仔细询问了纽约融资期间谈判的细节，和我被证监会审查的原因、内容、结果，还向巴拉特了解，在科罗拉多州的几次审讯的情节，具体到法官如何问话，库斯及其律师如何回应。又与丹佛市的韩利律师、旧金山的亨利律师开了长时间的电话会议，此后，信心十足地说：“这个案子，我看对方非常之弱。”
可是，到了法庭上，我们并没有像帕格诺律师说得那么轻松。审讯从上午九点，一直进行到下午五点四十分。卡帕尼克法官围绕公司内斗，违规操作，被证监会摘牌等老账耗费大量时间，聚焦于对股民，特别是对参与2010年融资的投资者的伤害。她认为，那些股民应该得到公司，或王、杨本人的补偿。如果她让王勇、杨铭回公司掌权，这两位肯定会全力保住自己的股票，而阻挠对股民付出赔偿。
法官把关注点放在这方面，反复盘问，是我们的主辩律师始料不及的。形势对我方明显不利。对方律师沃勒塔向法官提供大量对库斯有利的证据，例如，指出《融资合同》内“所参照业绩以2010年全年审计报告为准”，和“如达不到业绩指标，质押股票如何扣除”之类。沃勒塔律师的辩护策略，是死死咬住这一条：上市公司业绩的依据，只能是业已公布的审计报告。她进一步把审计报告没能公布，归咎于王勇在股权转移上的违规操作。
我方律师陆续摆出于我们夫妇有利的证据，作为反击。
两个多小时过去，攻防陷入胶着。我方主辩律师帕格诺开始出重拳，他严肃地说：“法官大人，请您允许我陈述我的观点。第一，如果说我的当事人在股权转移方面有错，造成伤害，那么，受害人是参与融资的投资者，而不是库斯先生所代表的环球公司。环球公司不具备向我的当事人索取赔偿的资格。第二，在认定2010年环球公司产值和利润的依据方面，我的当事人与原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我现在再强调一下，原告没有向我的当事人索取股票的权利。如果今天的在场者之中，有不但参与环球融资，而且观点与原告一致的投资者的话，那么，请看《融资合同》第十五款：参与融资的投资者与公司（环球）在对业绩的认定上，如果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法院的裁决为依据。第三，《融资合同》第八款写道：股票在质押期间，或者在因纠纷而引起诉讼期间，持有者享有红利和选举权。第四，我想提醒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诉求是选举权，而不是经营权。事实上，他几个月前已辞去环球董事的职位。现在，有意参选新董事会的人有两组，分别是：库斯、史维兹、柯尔特曼斯和巴拉特、戴安娜和刘提芬娜。与我的当事人王勇并没有关系。”
庭上冷场一分钟。法官高声提问：“在座各位之中，有没有购买环球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我明白，她最关注的，依然是广大股民有没有受到伤害。
一位年老的白人从旁听席举手，法官请他坐上证人席。问：“这股票，你是从社会购买的，还是参加融资时购入的？”
老先生回答：“是在社会上购买的。”
法官说，你可以离开。法官要了解的，是争议最大的“融资”。
“法官大人，我是参与融资的。”一位白人男士从旁听席站起来。法官说，太好了，请上证人席。
作证者是巴拉特，他慷慨陈词：“初期认购，是因为看好代码为WEMU的环球公司股票，这家公司的业绩突飞猛进，我对领导层有信心，不但自己买，还动员许许多多亲戚朋友加入。那一次融资，我们更是踊跃，把平生的积储都投进去了。结果是，我和我的亲友亏了100多万。我们知道症结在哪里，是因为现在的领导层不称职，不懂也不关心公司的经营，只热衷于争夺个人和他们代表的基金公司的利益，决策错误百出，辜负了我这样的投资者。这些日子，在他们把持的董事会领导下，亏损已达上千万元，库斯之流知道这个公司早晚会倒闭，所以，即使跌到几毛钱一股，他也不会掏钱购进，这样的人会关心公司的利益吗？他只会领六位数的高薪，全家人的医疗保险由公司支付，经常用公款旅游，还带上家属，他要把公司的血液吸干才罢休！我和我的亲友，现在仍握有大量的公司股票，我们要推翻现有董事会，重新振兴环球公司，为全体股东讨回公道。”
按照我方律师预先规定的辩护策略，巴拉特没有强调我掌权时的成就，连我的名字也不提，以免控方律师借题发挥，翻我的老底，将辩论引入歧途。巴拉特只强调现任领导层的无能，“我们把他们撤换以后，一定能够物色到可靠的新领导层，扭转亏损。”
庭上过招，高潮迭起，辩论进行了五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休息结束以后，将宣布判决。
我问众律师：“你们看结果如何？”他们沉吟一会，说：“从辩论看，案情比我们所设想的复杂一些。”“不过”，帕格诺律师补充说：“纽约的法官，硬要推翻科罗拉多州同行的判决，那是不合常理的。我还是有信心。”
要等待两个半小时。我还处于高度亢奋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给在纽约工作的大女儿打电话，让她找出上次我和中国来访者吃饭的“五粮液”餐厅的地址，一起去那里消磨时间。
我和女儿在餐馆，找一个角落落座，叫了一瓶五粮液，还有下酒菜。平时，这种酒，一杯下肚我就醺醺然。可是今天，一杯下去没有感觉，连灌三杯。女儿困惑地看着我，问：“要我陪你，你说话呀！”我光顾喝酒。女儿问：庭审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都没回答。女儿生气了，说：“你要我来，就是看你失态吗？”
和女儿分手，开庭的时间快到，我给巴拉特打电话，告诉他我不去，因为不会传召我，法官作判决以后，请他通知我。
我昏昏沉沉地晃回旅馆，倒在床上，虚脱似的，无法动弹。回想生平经过的风浪，创业至今，摔跤，受伤，成了家常便饭，但最艰难，最耗费精神，付出代价最高的，是这一次。我的对手，如此死硬，耍赖的本领如此高超，脸皮如此之厚，死也不投降。
我在等待电话，时间这么缓慢，一天等于二十年。酒意上来，我睡着了。电话铃叮叮响起，我从梦中跳起来，抓住话筒，对方却是想和我聊天的朋友。我说一句“没空”，放下电话。直到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杜确律师才打来电话：“我们赢了！法官的判决和科罗拉多一样：王勇夫妇有权在股东会议投票。”
顿时，我扑在床上，用力拍着床垫，傻笑，又流了泪。我要杜确律师在纽约最好的饭店订座，晚上请所有出庭律师及他们的太太以及助理们，开庆功宴会。在餐桌上，我问帕格诺律师，法官是如何宣判的。
他说，法官进入法庭，对库斯及他的律师说：“休庭时，我仔细看了科罗拉多州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意见，从巴拉特和戴安娜去年六月向法院提诉算起，案子先后进出科州法院5次，法官对此案早有结论。你在科州输了官司后，先是在纽约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然后在我这里提诉，希望我推翻科州法院的判决。我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再说，我支持科州法院的判决，接受控方律师的两个观点：一、你不具备向被告诉求的资格，理由我不重复了。二、《融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股票在质押或纠纷未了期间，持有者有选举权。因此，我的裁决是：王勇、杨铭的质押股票具有选举权。”大家乐成一团。
我打电话给女儿，让她第二天和我在“五粮液”饭店再见面。我对她解释：“你昨天生我的气，埋怨我老是答非所问，神经兮兮的。我现在给你挑明吧！昨天你爸爸在作这辈子最大的赌博，赌注多少？算人民币，是两三亿元，输得起吗？昨天灌这么多五粮液，为的是转移注意力，可惜一点用也没有。”女儿看着我，甜甜地笑了。
2013年2月4日，法官发布命令：库斯必须召开股东大会。库斯知道，这一次科罗拉多州的法官不会轻饶，再拖下去，就以藐视法庭罪，派法警拘捕他。他发布通知，准于2月8日召开股东大会。地点就是环球公司的办公楼。
大会上，股东们就罢免现任董事会投票。尽管库斯出尽阴招，改选票，编造支持他的股民名单，剔除我方的选票，到最后，我方还是多出200多万股。
下一步，董事会整体被罢免，库斯出局。
我的对手库斯，2012年6月接到科罗拉多法官召开股东大会的命令，本该不迟于同年8月执行，但他耍尽手段，拖了八个月。这段时间，他硬要财政状况极为糟糕的环球公司，为他的“留下来”，付出几十万美元的律师费。不仅他，这八个月中，渥特基金控制的董事会，为了保护渥特，也用掉环球公司几十万的律师费。
同样，我为了战胜以赖皮著称的对手，动用所有资源，将支持我的股东赴科罗拉多与纽约两地法庭应讯的律师费，作证、旁听的机票，旅馆费，餐费，全部包下，所耗资财，比对手多几倍。
旷日持久的苦战期间，连我的亲人也撑不下去了。妈妈看我焦虑的模样，说了多少次：“何苦呢！你又不愁钱，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太太怕我有个三长两短，说，便宜他们好了，反正我们和孩子衣食无忧。
我对她说，我留下的生活费，足够你养老。剩下的钱，我拿来和他拼了，输赢在所不计，争的是一口气，是中国人的尊严！不错，即使官司赢了，拿回来的公司也没有多少价值。但是，不把这帮窃据环球公司的家伙赶走，我活得乏味，人生没有兴趣。
太太说：“亏得有你在，否则，我是赢不了他们的，好样的！”
旧董事会被端以后，成立了以巴拉特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我对巴拉特说：“我不再插手公司事务，太累了，要给自己放长假。你从前是环球的财务长，这次还是你牵头，我推荐一些人帮助你。自然，我会替公司当参谋。”
巴拉特说：“你不在位，环球公司哪里有存在价值？”
我坚持不参与，他终于答应。在我的建议下，他飞往上海，和太阳能分公司及制造业板块的高管商量，如何走出低谷。
遗憾的是，巴拉特处理与太阳能分公司的关系，重蹈覆辙。他和那些骨子里不脱“白人优越主义”，又迷信“政治正确”，欠缺中国人的“通达权变”的美国人一样，很快又陷入耗时甚多的冲突。我依据以前的经验，诚恳地劝他，千万不能像前董事会那样蛮干，否则贻害无穷。我也赶去上海，帮巴拉特与王建军团队协调，双方终于获得谅解，妥善处理了分家的善后工作，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