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黑云压城
不必等到2012年5月16日，股票代码为“WEMU”的“美国环球能源实业公司”从华尔街消失，这一年，才跨进第一季度，公司的颓势就已教人难以乐观。我的律师对我说，摘牌恐怕在所难免。我说，再好不过，作为上市公司的好处已没有半点，高管要应付的只有传讯。
接下来，是如何走下去？从前我多少有点顾忌，头上有顶“坏分子”帽子，而董事会除了我以外，所有董事属于以挖掘我的“罪行”为使命的“王氏专案组”，看着这群对公司经营束手无策的掌权者，肆无忌惮地虐待我的“亲骨肉”，我能够做的，只能是哀求他们让我回去，一个月5000元工资也干，可是他们关紧大门。
现在，上市公司的“紧箍咒”解除，我尽可以放开手脚了。首先，我要让他们知道，摘牌以后的环球仍是股份制公司，而我是最大的股东，话语权在手，他们必须考虑我的意见。以前，他们老拿“审查没有结束，证监会不同意”为理由，阻挠我复出。现在不行了，只好一个劲对我哭穷，说公司坐吃山空，早晚完蛋。
我毫不客气地向实际掌权者库斯提出：“你们那一帮在公司拿高薪，除了权力斗争，什么也不会，难道还不该‘动手术’吗？”
库斯说他正在考虑，他要赶走的，首先是尸位素餐的执行长华生。华生的工资此前已减了两次，第一次，月薪从14000元减到1万元，最近又减到5000元。华生还是粘在里头。我对库斯说，再减到2000元，他也不走，不信试试。这种人，当惯高高在上的高管，谋生能力严重退化，连在麦当劳包汉堡包，拿5块钱的时薪也未必能胜任，怎么舍得离开？库斯又说，这回轮不到他舍不得了。
一方面，库斯在董事会尽说华生的坏话，另一方面，董事会其他成员指望华生对上海的各分公司发挥影响力，让他们上调资金救急，看到华生一事无成，早就失望之极。库斯又揭发出华生的最新“罪行”——存心盗取公司信息，有意另起炉灶。这一下，把另外两位董事激怒了，决定马上开除，不予补偿。华生灰溜溜地走了。
这时的董事会，名义上的董事长还是年轻的基金经理史维兹，但凡事说了算的是奥坎纳。奥坎纳是渥特基金公司老板的亲信，史维兹不敢惹他，因为持环球公司股票的基金公司中，这家公司占的份额最多，是仅次于我们夫妇的第二大股东。我受审查期间，这一家知道我的手脚被捆，就以“最大股东”自居，横行霸道。
环球公司摘牌不久，奥坎纳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去董事职务，并声言，离任前必须完成一桩使命——确保设于美国的环球公司“由美国人控制”，他所属的基金公司不愿看到大权旁落。言下之意，掌舵人应是美国人库斯。而我这黄皮肤黑头发，早已加入美国籍的创办人，须被排除。他在董事会提名，多数通过，库斯任执行长，兼任财务长。
眼看环球公司命悬一线，我不能不出手。我找库斯谈话，指出：我们夫妇，加上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手头的股票占超过总数的39%，接近40%，是无可争议的最大股东，我父母和岳父母的股票，是我和杨铭赠送的。“除此之外，我被逐出公司后，股价惨跌，为了对得起亲友，我拿自己的钱，以原价买回他们手中的股票，万一我起而造反，许多美国籍投资者也站在我一边，你如何站得稳？请听我的肺腑之言，马上结束权力斗争，把心思转到营运上，让公司恢复元气，即使无法回到昔日的辉煌，好歹也要实现收支平衡。”
我还说，当务之急是让我回到公司。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求两位重要股东的支持，他们是公司前董事和财务长巴拉特，以及他的朋友戴安娜。后者在巴拉特影响下，上次融资时，除了自己，还动员亲友买下大量股票，在股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号召力，通过他们可挽回股民的信任。如果我们无法使业绩上升，给股民一个过得去的交代，那么，就干脆了断，即使公司已失去以原价买回股票的实力，也给一点补偿。让升斗小民血本无归，于心何忍？
库斯沉思片刻，冷冷地摇头，说：“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再说，投资者都是成年人，股票买卖是他们自行决定的，亏了赚了，后果都得自行承担。”
我反驳他，股民是我们的老板、主人，不能轻易开罪！我陡然对面前这位白人精英生出厌恶：只想着拿股民的血汗钱乱花，不打算偿还，不是无赖是什么？
我不再看他的脸色，严肃地提出，公司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不在公司，我必须马上进来，过去我们夫妇的工资，每月合计3万元，现在减为1万元（每人拿5千元）。上班以后，着手整顿。库斯一想，王勇自动减薪，他还好意思拿高薪吗？他留在这里，何曾做过长远打算，把公司吸干就溜之大吉。他又行缓兵之计，向我许愿：一旦华生卷铺盖（那时华生还在任上），就让我出任执行长，“你和我合伙”。我知道他又在骗人，一笑了之。
我岂会不清楚，公司的资产被前后两届外行兼自私的董事会糟蹋了一年半，差不多掏空了。库斯的底线是只要里面还有钱，就不让我进去。到没钱可捞了，一定会来求我去救急，但以“不能动他的工资待遇”为前提。
决不能坐以待毙。我开始与一些我熟悉的股东联系，让他们和别的股东串连，联名写信，逼迫董事会就“每股给多少补偿”和“何时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表态。
热心者中有两位华裔女士——律师高萍，和曾任富国银行密尔卜赖地区副总裁的刘女士，她们阅历丰富，英语很好。高萍代表其他九位股民，给董事会写了信。
法律有明文，两名以上的股东写信，董事会必须答复。库斯不敢怠慢，让史维兹董事长召开董事会。在会上，我先表态：“我认为这些股东的要求是合理的，股价跌得这么惨，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董事会既不开股东大会向股民说明原因，也没有提出任何安抚、补偿方案。别忘了，投资者就是雇主，他们有权利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他们应获得的利益。”
库斯反驳：“我不知道这些人凭哪条法规，要求公司赔偿？科技泡沫破碎那一年，多少上市公司的股价掉了80~90%，有的被清盘，买这些公司股票的人得过补偿吗？”
我对库斯，也对其他三位——史维兹、柯尔特曼斯和董事会聘用的律师卡洛格严肃地宣告：“我先作个说明，以免引起误会。如果公司决定赔偿受损失的股民，我和太太杨铭不在这个名单之内，因为我们持股太多，公司没这个能力。我的要求仅仅是让我回去工作，通过整顿，保住公司，造福所有投资者。”
我说着说着，情绪激动：“先生们，法律之上还有良心，和道义！不管法律条款如何规定，人家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注入了血汗钱。我们获利了，就钻法律的空子逃债，行得通吗？只要公司存在一天，就有义务回报股东！”
库斯气急败坏：“你要不要看公司的财务报告？这么多债主上门，我这个当家人怎么办？退一步，公司即使有能力，从法律的角度看，还债也是先给供应商，然后才轮到投资者。”
卡拉格律师急忙打圆场，说：“我会先向本事务所专攻公司法的律师请教，再给他们一个书面答复。”
两周后，卡拉格给高萍等十位投资者提出两条意见：
1.公司会在适当的时候向股东公布财报，以证明本公司没有买断股权的能力与计划；
2.按《公司法》相关条款，“特别股东大会”参与者，须由具10%以上股权的投资者提名，公司才予以考虑。你们的总股权，远远低于10%，因此不合资格。
第一招，逼他们召开股东大会，不奏效。只好用上第二招。
我和住科罗拉多州丹佛地区的巴拉特及戴安娜说好，去找律师咨询。我飞到丹佛市，和他们俩一起走进一所著名事务所，会见精通公司法的名律师韩利先生。韩利律师说，按照法律，股东大会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推翻董事会。于是我们三人决定，加大力度逼他们就范。
很快，库斯收到代表巴拉特和戴安娜的韩利律师签署的警告信，内容是：鉴于环球公司高层一直拒绝召开股东大会，违反相关法律。如果抗拒到底，只好向法庭控告。
库斯找卡拉格律师商量。卡拉格一看，控方找的是科罗拉多州赫赫有名的公司法律师韩利，心中发憷，赶回自家的事务所，和资深公司法律师伍德商量对策。
库斯拿着这封信来找我，问我知道不知道巴拉特他们控告公司。我说不知道。他晓得，凭我的股票实力，我倒向谁，谁必操胜券。又行釜底抽薪之计，开出这样的条件——只要我们夫妇置身事外，就都不用上班，每月白拿工资，每人5千元，如果嫌少，还可以加。
我如果漫天要价，我要1万，太太要5千，他也不敢不给。问题是，钱哪里来，谁来赚？如今，分公司停止上调资金，总公司靠抢来的那一点钱苟延残喘。
我坦诚地对库斯说，我们还是回过头去，把精力放在营运上，到上海去和王建军团队，张大庆他们商量如何振兴公司，这才是正道。为了公司的利益，我愿意出力。我强调，这样做纯然出于公心，并不针对哪一个。
他最怕的，就是我卷土重来。因为我要整顿，他必然遭到清算。首先，是他每月的高薪和老婆儿子都在公司免费享用的医疗保险被削减，还有，他假公济私的漏洞会被我补上。他掌权以来，经常以“公务”为理由，带上老婆孩子游山玩水，足迹所到，多数不是环球公司的分公司和业务所住地，如香港、北京、烟台、威海、青岛。有一次，公司召开董事会电话会议，打他的电话没人接。我给他发电邮，他回复了，给了我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接线人说山东话，原来他在威海游览。我岂能不知道，我这等创办公司起家的，最在乎的就是开支，绝不允许他揩油。
他吓唬我，说：“你最好不要忤逆渥特基金，他们早就盯紧你，你和他们对着干，哼，凭他们20多亿资产，请得起最贵的律师，把你一撸到底。”
我笑了笑说，我是光脚的，还怕穿皮鞋的吗？
库斯拉拢我依然不遗余力。一天中午，他请我吃饭，我对他摊牌：“你看奥坎纳这大傻瓜，控制公司一年半，做出的决策没一次是正确的，把我们多年的血汗钱耗得差不了，就鞋底抹油——溜之大吉了，临走还扬言‘确保公司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还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呢，什么狗屁律师！在董事会上说出这种明显违法的话来！要不是看他三天前晕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抢救，我那一次要当场骂他‘蠢猪一头（我用的字是Moran）！’过去我以为只有华生才是低能儿，现在看看，史维兹比华生还不如，不过就是渥特基金的小小经理，当上没实权的董事长，尾巴翘上天！”
我顾念库斯从前常常和我一起品酒的交情，再一次好言相劝：“你脑子转得快，比起公司那几个，绝对算得天才！可是，我必须客观地直说，财务上的知识和经验，你远远超过我，但是，你不具备我在制造行业的销售和营运管控能力，而这种能力才是环球目前最最需要的。”
库斯一脸尴尬，不发一言。到了这个阶段，我已不存丝毫幻想，对这群寄生虫，只有厌恶和藐视。
库斯即使遭到我的奚落，也不敢和我翻脸，因为我手上有枪（选票），随时可以毙了（开除）他。他尽量地讨好，对我说：“知道你不喜欢渥特基金派的两个董事，如果你能答应我，不和巴拉特、戴安娜一伙一起闹事，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董事会就由你我两人组成。”
为了快点结束言不由衷的对话，我敷衍他，说：“好吧，我考虑一下，过几天给你答复。”
巴拉特和戴安娜所聘请的韩利律师告诉董事会：必须在8月23日以前给韩利律师作出明确答复。董事会回复：环球公司将在10月4日举行全体股东大会。
整整一个九月，库斯不放过我，利诱、哀求、恐吓、无所不用其极，要我放弃与巴拉特的合作，什么条件都好谈。
我行使麻痹对手的缓兵之计，对库斯说：“我和巴拉特是好朋友，我不能背叛他，我的选票不能拿来支持你，弃权就是了，你们听天由命吧！”我心里在说，你把我骗惨了，我骗你一次又如何？库斯吃了定心丸，好几天没来找我。
那段时间，我心力交瘁，一向正常的血压也来捣乱，常常头晕。9月21日，我正在凯撒医院就诊，库斯打我的手机，一次又一次。我只好接听，他气急败坏地说有急事一定要与我面谈。我立刻打断，说医生正在给我看病，待会打给他，随即关机。
库斯心急如焚，等不及通电话，改给我发来一封颇长的短信：
我明白了，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我想知道你到底想不想回公司。我相信，只要你复出，我们就能把公司扳回到正确的轨道。我可以让渥特基金的人退出董事会。但是，我在与他们交涉之前，要知道你是否想回公司，我认为让他们退出肯定没有问题。我知道，过去一年里，董事会给我们设置了不少障碍。可是，环球依然具相当价值。你回来，无论以什么方式帮助公司都可以，你可以保有自己目前的生意。我想，这对环球，对你个人，都是双赢的安排。
这一被我抓到把柄的文件，我保留下来，后来作为呈堂证据。
好不容易等来了召开股东大会的10月4日，下午一点，我走到公司大楼前，不少股东已在等候。库斯看到，与我们夫妇并肩站立的，是巴拉特、戴安娜和韩利律师，知道上当，脸色变了，故意走到我面前，拿出手机，给他的“保镖”卡拉格律师打电话，吓唬小孩似的大声叫嚷：“王勇骗了我，是他说他们夫妇俩弃权，我才召开这个会的，赶快告诉史维兹，让他向马修（渥特基金的老板）请示如何处置王勇。”二十分钟以后，史维兹打给库斯的手机，说要与在旁的巴拉特通话。其实，史维兹要找的是我，但知道我看不起他，对着电话一定骂他个狗血淋头。我要求巴拉特把电话设置在“扩音器”上，让全体在场者听到通话。
史维兹在电话上说，公司发生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事，今天这会开不成了。什么时候开，库斯执行长会通知大家。我刚刚请示了我们的总裁马修，他指示，当务之急是起诉王勇。这个家伙违规操作，使渥特基金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他不仅没有悔意，反而与我们作对，渥特发誓要把他“告死”（Willsue him to death）。一旦我们起诉，王勇杨铭的股票就会被搁置，不能用来做选票。
我以为他们一伙不止于吓唬，也许动真格的，于是为应诉做了充分准备。
本来，据我们的律师韩利统计，支持我方的基金公司以及个人，选票加起来已超过50%。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说，他们输了，应该立刻下台。何况，科罗拉多州《股份制公司法》规定：“对已发通知的股东大会的日期，如要改变，公司必须在原定召开日四十八小时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每个股东。”库斯随意取消会议，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可惜在场的股东们对他的流氓个性估计不足，没有备下预案，只好骂咧咧地回家去。库斯第一次“赖”，得逞了。
股东大会流产的次日，即10月5日，库斯一伙通过他们以环球名义聘用的公司法律师伍德，找到我在证监会应讯期间所聘请的辩护律师亨利女士，要求亨利律师在11月6日（那时库斯已把原来在10月4日就应举行的选举会议，改为11月6日）之前，制止王勇把他们夫妇的选票投给巴拉特及戴安娜阵线，进而推翻董事会，否则对王勇“不客气”。
亨利律师立刻召见我，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好不容易帮你把证监会的麻烦摆平了，你又去自投罗网。知道你现在正在干着什么？一场三线迎敌的法律战！第一，如果你不听劝，渥特基金就起诉你，索赔金额少说也要500万！第二，只要渥特起诉你，库斯就会跟进，以环球公司的名义起诉你，说你的违规造成公司多少多少损失，要你赔偿。第三，库斯和渥特为了往死里整你，再次收集对你不利的新证据，交给证监会，证监会可能再次启动调查，你又得面对证监会，顾得过来吗？”
这后果，听上去不叫人不寒而栗吗？可是，这两年中，恐吓话听得太多，早已安之若素。我平静地反问亨利律师：“我不这么做，还会有活路吗？”
她生气地骂我说：“我看你疯了，不疯哪会这样不顾一切，你那公司被人搞得一团糟，还有多少价值？不回去会死啊？”
“说对了！”我脱口而出。她确是一语中的，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般，被打倒以后，我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眼看着这群白痴天天烧掉我们夫妻俩的钱，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愤怒积压了，就真的变成“疯狗”了。
我一板一眼地对亨利律师说：“假定，对不起，只是假定，你曾有一位惹众人喜欢的美丽动人的女儿，因车祸或者其他劫难，成了残疾人，还毁了容，你会抛弃她吗？我想你不会，反而比从前更疼她，更用心呵护她。环球公司就是我的‘宝贝女儿’啊！我眼看她被强盗蹂躏，却无法施以援手，我曾苦苦向强盗哀求，让我回去亲自照顾她，一次次遭到拒绝。我不止一次地警告他们，再不让我与女儿‘团聚’，我就不客气了。我用选票夺回我的‘女儿’，是最后的手段。”
亨利律师问我：“你准备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吗？这么久了，你和杨铭都没有收入，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应付日常开销的，更别谈庞大的律师费了。”
我说：“绝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做生意这么多年了，就算现在退休，什么入息也没有，别说我们这代，就是我女儿那一代，生活都也不会有问题。我是气不过。实在荒唐！这群白痴霸占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创办的企业。”
亨利律师和我都平静下来，她问：“不能谈判吗？何必兵戎相见呢？”
我说该谈的都谈过了。他们让我回去的前提，是“美国人”（指他们一帮）继续控制公司，他们现有的高薪，用公司的钱付律师费，以保护渥特基金公司的利益，这些规矩不能破。要我卖命，来养活这帮阴谋家，笑话！还有，我曾提出，我回去，他们离开，他们说绝不可能。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我的选票夺回公司。
“亨利律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很感激，我想拜托你转达我给伍德律师的答复。”
我的回复是这样的：
在长达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被渥特基金控制的董事会，不顾环球公司的生死存亡，耗费环球公司80万美元律师费，以确保渥特基金公司不受环球公司所涉法律纠纷的牵连，此举完全滥用股东赋予的受托权利。更有甚者，为了使其基金在证监会面前显得“清白”，竟然背信弃义，在利用我的股权夺权成功后，撕毁双方事先所达成的恢复我执行长一职的协议，仍然留用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白痴”的执行长华生。在渥特控制的这段时间，环球公司遭受重创，年产值掉了90%以上，一年赔掉上千万美元，资产流失数千万美元，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年产值几百亿元的华尔街明星企业，变成惨不忍睹的烂摊子。
我和我妻子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是相当于你们这个“第二大股东”的四倍半，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要渥特基金公司，要渥特控制的董事会赔偿损失。如果你们控告我，索赔几百万；我反控你们，索赔数亿元。
不过，到目前为止，是我与库斯之间的战争，与你们公司无关。请你们躲得远一点。如果你敢碰我一下，我这条“疯狗”立刻咬住你的脖子，把你拖进一场永无止境的法律战之中！
我不知道亨利律师如何代我传话，也不晓得他们接到我的警告信以后反应如何。但是从迹象分析，渥特怕了，退缩了。他们不仅没有控告我，打那以后，连我的坏话也不说了。
库斯阻止召开股东大会，阴谋层出不穷。第一件法宝，是通知我和巴拉特及戴安娜的律师韩利：“王勇夫妇所持股票多数无效。”他举出理由，根据记录，环球公司上华尔街融资两次，王勇均以作价为1400万元的自持股票作为质押，尤其是第二次，为迅速拿到900万元，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如果2010年产值少于1亿元，或者税后净利润低于400万元，用于抵押的1400万元充公。
对这一理由，我予以驳斥：“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为1.71亿元，净利为970万元，远远超过。”
库斯说，对这一结果，公司内的审计委员会主席没有签字，审计公司没有对外公布。公开的信息显示：全年业绩为零。
我们的律师韩利要我将融资合同发给他看。我请当时为融资办理合同的律师，在协议的关键条款下划线，再传给韩利律师。韩利审阅过，给我打电话说，库斯的说法站不住脚，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建议，必须向科罗拉多州法院起诉环球公司，要求它认可抵押股票持有人王勇夫妇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