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面对联邦证监会
联邦证监会指定，由驻旧金山的第五巡视组，会同“王氏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历时十八个月。正式讯问一共三次，为了应讯，我所雇请的两位律师以及他们的助理，忙了无数个小时，其中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和梳理我公司上下级之间（尤其是我与太阳能管理团队之间），董事会成员之间，高管与基金公司之间的全部电子邮件。证监会划定，三年零五个月（即2008,2009,2010这三年和2011年的1月至5月）期间，我个人在公司账户和私人账户的16500多封电子邮件，均为证据。浩如烟海的文字信息，对律师事务所来说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们按每小时650美元收费，毫不手软。
律师赚钱有的是手段，首先是夸大案情，动不动就说“可能涉及刑事，搞不好得坐牢”。让你不惜血本。其次是让你应讯“万无一失”。我去位于旧金山下城滨海的律师办公地点多次。前半年，主要是回答电邮里面的各种问题，经常一问就是五六个小时；后一段，主要是为应讯进行模拟练习，律师扮演巡视组人员，向我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再教我作供时如何做到无懈可击。
每一次会见律师都要花一整天，驾车早上进旧金山，傍晚回家，都是交通拥塞时段。归途上，从下城的大街进入南行101或280高速公路，不到两英里的路，耗去一个多小时。后来我改坐火车和地铁，情况才好了一点。比浪费时间更糟的，是心理上的磨难，每一次“演习”都勾起难堪的回忆，教我复习一次人性的黑暗，商场的狡诈。
第一次应讯时，我按照律师所教的辩护策略，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报上姓名、年龄、职务之后，对一切问题都保持缄默。本来，我对“一问三不知”的做法并不同意，光明磊落，何妨和盘托出？但花大钱请的律师是权威，不听不行。一场应讯下来，巡视组一无所获，最后提出警告：“我们还会传讯你，你是不是永远不回答问题？如你作出这样的决定，传讯就没有必要，我们只好直接向法院对你提起民事诉讼，你上法庭说好了。”我想想，对啊，不“自证其罪”，难道不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吗？不过，遵从律师的吩咐，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太太杨铭的应讯，我不能不慎重考虑。前董事会和太阳能分公司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次期限为三年，第二次期限为两年，她作为董事也签上名字。但是她的行动全由我来指导，她对公司事务介入不深，事情过去，许多细节忘记了。就在这段时间，杨铭患了焦虑症，发病的原因除身体因素之外，外部因素是公司内部的倾轧，我们夫妇的际遇。她怎么也想不通，十多年来的拼搏，竟换来这样的结局。律师有意无意的吓唬，更使她一听到应讯，就脸色发青，茶饭不思。她还有糖尿病。我看到太太活活受折磨，痛心极了。向医生求援，医生给她开出患病证明，让她在三个月内不必面见巡视组。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我提出要改变策略，两位辩护律师把我叫到隔壁房间，三个人商量了十分钟。其中一位是身经百战的年长女律师，她定下新的基调：以“不大明了证券法规的中国移民”的身份应讯。回到审讯室。我的主辩律师对审讯律师说：“如果你们承诺，不对我的当事人提起刑事诉讼，并且免去对他妻子杨铭的传讯，我的当事人可以做全面作证，回答所有问题。”
三个负责审讯的律师没经商量就作出答复：第一，从他们掌握的材料看，这是民事案件，他们从来没想过以刑事罪起诉王勇，除非以后有了新的证据。第二，王勇作为公司的执行长和董事长，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如果已获得的证据充足，就不必传讯杨铭。但是在传讯王勇以前，我们不能作出这个承诺。
我顿时醒悟，主辩律师一直在告诫我：一定要多花时间去事务所作准备，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保证你不会受刑事起诉，原来是着眼于按小时算的费用！怪不得我把巡视组的意见告诉从前担任公司证券律师的汉特时，他惊讶地说：“你的案子本来就与刑事案差十万八千里嘛！敌人华生和斯坦格勒勃这么吓唬你，情有可原，想不到竟是你的律师！”
讯问开始，对方一提出问题，我就忘记了辩护律师的叮嘱，马上以流利的英语作出回答。在我身边的女律师生气地瞪着我。休息时，一把把我拉到偏僻处，狠狠教训：“你逞什么能？”我连忙道歉，说：“忘记了。”其实这一招行不通，讯问的律师早就看过我推销股票的路演视频。
第二次应讯，2011年9月15日举行，我请求巡视组多给一点时间，让我敞开来，把股权转让的来龙去脉谈清楚。原因是，不但证监会，也别说我的敌人，就连亲人、朋友、下属的多数，也不了解我何以这么慷慨，这么不顾一切。巡视组三位咄咄逼人的律师，虽然把华生吓得“裹上纸尿片”，却不为难我，说：“我们正想听，越详细越好，一天不够，再安排一天。”
我面对他们，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晚间十一点，并没有按照律师和我商定的“脚本”，而是从头到尾地“脱稿”，动情处泪花闪烁，激动处声嘶力竭。他们不发一言，静静地倾听，主审女律师不停地给我杯子加水。
我从在上海度过的童年说起。兄弟姐妹众多，经济困窘的家，官职“不上不下”的父亲，“处处不如人”的环境，如何使我一步步建立了靠顽强奋斗改变命运的志向。从携带四十块美金来留学，进明大得学位，到进入硅谷的MP公司，成为头牌销售员。从创办环球的1993年，如何殚精竭虑，思谋把公司做大，却一年年陷在瓶颈。2004年将环球变为上市公司，马上知道这一步走得太急，受尽牵累，可是无法退出。
“这些年来，我独自驾驶一艘小船，在茫茫商海里航行，苦苦寻觅，何时才找到理想的绿洲？遇到了王建军他们三个年轻人，环球公司才抓到快速发展的机遇。创办企业，最难的什么？找到第一流的人才。我在这方面吃了无数苦头，多位自称在惠普、山米纳和索乐卡特隆等大型制造业公司当了多年销售经理的白人先生来应聘，都声称他们过去一年拉到的订单，价值以千万甚至亿元计，结果呢，被聘用后一事无成。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在大型企业的能人不一定能够在小公司里施展手脚。环球公司前独立董事伯恩女士，在人力资源公司当了二十多年经理，她说企业雇请到真正适用的优秀员工，让这样的人才为公司长期效力，可能性为万分之一。原因是：能人具有自己创业的自信与执行力。至于在企业发挥关键性作用，创造巨大价值、并与企业共存的资深员工，就更加稀罕，概率降到十万分之一。在我看来，王建军团队，就是十万分之一里头的佼佼者。我为了留住他们，施行了许多破例之举。待遇是其一，他们的实际收入，相当于我这个第一把手的五倍。从太阳能分公司开始筹办，他们起步艰难，我让鹰泰的员工全力以赴，做出重大牺牲，把他们扶上马。其他分公司的人也看不过眼，责问我，为什么对‘三个小赤佬’这么好？一些高管给我写信，撕破情面，表示反感。我没有动摇，因为我明白他们的价值。
“为太阳能分公司融资两次，每一次都要拿我的私人财产作为保证金，我孤注一掷，用1400万美元的个人资产作担保获得的1400万元，全给了他们，拿去开拓商机。他们年轻，才华和毅力固然了不起，但不是没有缺点。由于他们不像我一般，在社会受过诸多欺骗和伤害，不知道知遇的难得，事业步步迈向辉煌时，骄傲情绪也滋长了。我为他们所做的冒险、牺牲，他们压力太大时也忘记了，把‘得到好处’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次，他们团队中的一位为了买房子，要求上海鹰泰公司立刻给他开出收入说明书。分管会计部门的主管据章程向他解释，开这一类证明有一定风险，她要请示执行长。王建军得知后不耐烦，打电话对那位主管吼叫‘什么玩意，还要请示？这么小的公司，摆臭架子！’会计向我汇报，我生气极了，我好歹是拉扯你们成长的恩人，这么快翻脸了？我把助理叫到办公室，我口述一封信，她打字，要狠狠教训他们一顿：‘对我放尊重点！’就在这时，一封电传文件发到，太阳能公司又接到一张订货单，价值为800多万美元。我顿时冷静下来，请助理把信稿取消。我另行给王建军发出一封心平气和的电子邮件，请他们在极紧张的工作中，控制情绪，说话不要伤害别人。王建军回信，接受我的劝告。他们在股权转让上的作为，有时也教我极为难堪，虽然主要责任在董事会，但他们明明知道我已全力以赴，也毫不通融。所有的委屈，我都忍受了。我当时的财富已超过2000万美元，我、孩子，我的家族的生活都有足够的保障。但是，我还是要冲破不计其数的障碍，不实现股权转让的初衷绝不罢手。为什么？是为了把环球公司做大。我从懂事那一天起立下的志向就是：吃得苦中苦，誓当人上人。
“归根到底，我把王建军团队留住，合作到底，秘诀就是‘股权共享’，让他们成为老板，直接分享公司成长的利益。没有利益共同体为黏合剂，散伙是早晚的事。这一承诺，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三个“七〇后”，初来时是娃娃脸，三年过去，都老多了，进入沧桑中年，可见这些岁月，他们打拼何等艰苦。王建军许多次和我说心里话：‘我们不是铁做的，要是光为自己，犯不着拼命。就是因为您把我们捧得这么高，我们不能自毁声名。您立下目标，到2015年，产值实现15亿美元，我们非要拼到超过这个数，不能辜负您的期待！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买一家麦道公司出的喷气机，和华尔街的大亨一样作商务旅行。’他们在中国经商，不是官二代，富二代，谈何容易？别说处处要打通关节，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争取在纽约、香港、北京的股票交易所挂牌，光是产值直线上升，突增上亿元，这业绩本身就带来极多问题，他们都摆平了。激励他们的，就是49%股权。此外，还有其他吗？我创办太阳能分公司，最初是受了中国首富施正荣的启发。后来的实践证明，王建军他们有可能超越施正荣，环球将成为华尔街科技板块一颗熠熠闪亮的新星。可惜，华生和斯坦格勒勃之流把它扼杀了！
“创建太阳能分公司，无疑是我的创业生涯里最值得骄傲的成就。4月25日我被解职那天，公司产值已达1亿美元，按这个进度，如果我不被打倒，全年产值超过3亿是毫无疑问的。短短不到四年，营运规模扩大几十倍。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趋势，让我和王建军团队都看到光明的前途。我庆幸找到王建军、宁兆伟、冯涛这一支万里挑一的团队，更庆幸这支团队留下来，为公司拼命。发展环球，保护环球，就是我此生的唯一使命。当我看到有人要毁掉太阳能分公司，进而毁掉环球，我就激发出全部生命能量，予以抵抗。创建太阳能分公司也给我带来一生中最大的挫折。我一家人为了它承受空前惨烈的精神折磨。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是值得的，是它，使我逼近最高人生目标。”
在应讯场所外头的走廊上，我的两位辩护律师和他们的一位助理，趁休息的间隙，走来祝贺我：“陈述太精彩了！我们来前还怪你没用心准备呢！”我说，我问心无愧，豁出去了！
也是在一次作证会的休息时间，我遇到调查组的三位成员之一——约翰逊女士，她是第二代华裔，原籍福建，柏克莱加州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目前在证监会任律师，打算数年后自行执业。我和她攀谈，对她说：“听你的口音，该是移民的第二代？”她说是，父母是第一代移民。我说：“你回家问问爸爸，他在中国生活那么久，不可能不知道《三国演义》，你请他说三顾茅庐的故事。”她要我说。我把三国时代的刘备，去卧龙岗三次，终于把才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出来，辅助他，和曹操及孙权争天下的故事告诉她，最后说，刘备请到诸葛亮，称从此“如鱼得水”。如果说我是“刘备”，那么，王建军团队就是“诸葛亮”。
第二次听证会结束，调查组又安排了第三次，由我作证，也是从上午九点说到晚间十点，我和双方律师都累得说胡话了，我们的律师撑不下去，不得不叫停。
证监会通过传讯，完全清楚了我的动机，“利益输送”一类罪名不成立，但认为我作为公司的执行长和董事长，在股权转移方面处置失当，导致公司的内斗，给股民造成重大损失，犯下严重错误。
几个月后，证监会宣布处理结果：对环球公司所有内部董事和主要高管都作出处分。王勇不能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管（指总裁，执行长，财务长一级）和董事会董事，永远离开华尔街。华生所受的处分和我的一模一样，但多了罚款10万元。经他的律师和证监会讨价还价，减为5万元。
因斯坦格勒勃向证监会举报而起的专案调查，2011年4月启动，2012年10月结案（王氏专案组同时撤销）。我本人和保险公司双方，一共为此支付了230万美元律师费。
到这个田地，环球公司的信誉已毁，股票无人问购，无法取得融资，此时缴纳高额管理费，业绩由审计公司审查，均是徒劳，挂牌已失去意义。因此，我们申请退出，经批准，从2012年5月16日起摘牌，成为普通的股份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