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迎击“吸血鬼”
环球公司的历任财务长，和我的关系都很好，合作愉快。财务长掌握的是公司的命脉，时刻密切注意从总公司到旗下分公司的财务运转，不但要保障现金流，还要掌控全盘的盈亏。我身为执行长，必须依靠这“右手”。我至为信任的财务长德西西奥，对公司忠心耿耿，德才兼备，华生一伙把我打倒以后，马上把他撤掉。
华生聘请的财务长，叫库斯，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念书六年，获本科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好几家金融机构担任同样职务，记录良好。他所要的薪酬比华生自己还高，华生看了履历，忍痛接受了。
库斯进来，我们事先毫不知情。上市公司相关规章明文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执行长、总裁，财务长等，其聘用或解聘，必须经全体董事表决。我和杨铭虽被开除，但还是董事。不与我们打招呼就做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是明显的违规行为。这群自以为通晓法律条文，政治上炉火纯青的白人精英，并不懂证券法规。
我和杨铭虽然不在环球公司任职，但公司是“亲骨肉”，我无时不刻不牵挂着。我进公司，和库斯先生认识了，以为他是华生的亲信，与他保持距离。但库斯不避嫌疑，我回公司和他见面，办理退还信用卡、两辆汽车和医疗保险转账时，他热情地和我交谈，邀请我外出吃午餐。我开始时推掉了，但他不放弃，我拗不过，答应了。点菜时，他指着菜单说，华生告诉我你喜欢这几个菜。我以为是华生派他来，套我的话，探听我的动向的，说话很小心。
但是，我逐渐改变了看法。他在我面前，毫不遮掩地抨击华生的低能，短视，没有领导能力。他说他掌握着环球公司的最新财务状况，眼巴巴地看着，自以为是的第一把手华生如何愚蠢地做决策。单是付货款，就多次延误乃至拒付，使得供应商大光其火，最后取消供货，造成上千万美元的损失。华生对欠款的态度和我相反，我在位时，一听到哪家供应商的货款即将到期或已过期，还没付清，就寝食不安，宁可把日常开支压下也要履行合约，以确保出货畅通。华生却以发工资、费用报销、支付律师费为优先，有钱在手，先考虑自己够不够花，完全不把自毁信用的拖欠当回事。库斯说罢连连叹气。
从总公司到国内的分公司，从普通员工到国内外的高管，从日常来往邮件到报表，所有信息都指向一点：环球公司一天天坏下去。我们夫妇一手打造的企业，沦落到这个田地，心里怎能不滴血？我无法置身事外，向董事会提出，让我回去，每个月只要给5000元工资。董事会的回复是：你的案子还没了结，起用你，证监会不批准。
我很快看出，库斯并不是华生的同路人。华生每个月有4000元的补贴。我向董事会提出，这一补贴是我批准的，从开始就定下前提，是预付的一部分佣金。如果王勇拉到中国向美国采购设备的生意，则由华生和美国供应商接洽。生意做成后，我支付华生的佣金，每月4000元补贴从佣金扣除。既然我被开除了，这种中介作业没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华生在这方面毫无业绩可言，没有理由领下去。
会上表决时，独立董事们怕华生闹情绪，害得没人当执行长，主张维持现状。库斯以财务长的名义列席会议，当着华生的面没说什么。会开完，给我打电话，说：“这笔钱不该给他。”库斯还要我告诉独立董事们：华生不可能辞职，他要是不在环球干，只能去麦当劳快餐店做汉堡包。退一步说，即使华生辞职也没问题，库斯可以身兼两职，连华生那份工资也省下。
我被打倒后一个月，2011年5月26日，华生飞往上海，和各分公司的高管会面，寻求支持。这位新科执行长一露面，就遭遇连珠炮式质问：王勇被撤职，是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错？公司何去何从？华生支支吾吾，只回答一句：这是内部机密，无可奉告。把大家惹火了。
从2011年6月开始，律师要求我，不和王建军团队联系，因为我和王建军团队都是专案组调查的重点。王建军团队一直在找我，发电邮均得不到我的回复，他们不知道，我的电邮信箱已被公司封存，以供专案组调查。
这么一来，更教王建军团队怀疑董事会在出新招，他们要先发制人。7月1日，王建军给董事会发出一封电邮，宣布独立。太阳能分公司与环球公司脱离关系的日期，选在和美国独立节同一天——7月4日。他列举的理由是难以辩驳的——没有信用的董事会，没有领导能力的总公司，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
总公司的要员坐不住了，这常识谁不明白？太阳能分公司是公司的王牌，它离开的消息在华尔街一旦公开，投资者大哗，股票变为垃圾，环球公司面临绝境。他们不敢怠慢，迅速向证监会报告。证监会的回复是明确的：这属于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予干预。我们的义务，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鉴于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你们必须解决。当务之急是留住太阳能分公司。
接到证监会指示以后，既无经验又无决策能力的董事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要我回避。华生以“唯一熟悉内情者”的语气，指出：化解迫在眉睫的危机，合适人选是有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就是王勇。问题是，起用他，证监会批准吗？即使证监会同意了，我们敢不敢？上海是王勇的地盘，他回去搞小动作，我们如何对付？不要忘记，他是被审查的“问题人物”。
董事会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委派我为“救火队队长”。这一决定，参加董事会会议的财务长库斯提前向我透露了。我高兴地在家等候。
果然，上任不久的董事长史维兹找上我。他年纪轻轻，第一次当上“大官”，迫不及待地耍威风，在电话里打十足的官腔：“王勇先生，我和你谈话之前，先宣布相关政策，你听好。”
我打断他，说：“你别来这一套，我五十六岁了，什么事没见过，轮到你教训我？提醒你，和我这样的老家伙说话，放客气点，不然我随时撂电话！”
他的语气马上变软。说：“董事会决定，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我再次打断他：“少打官腔！”
他说：“好好，对不起，太阳能分公司闹独立，只有你才有威望和能力去处理。而且，你作为董事，这也是一种‘法定的义务’……”
我又打断他：“笑话！我不领你们的工资，有什么‘义务’？你不要啰唆，说，想干什么？”
他说，王建军他们拿了美国投资者的钱，现在要走，我们必须阻止。
我说，这哪里是王建军团队的本意？是总公司的失信，令他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我相信他们不会不顾及股民的利益。前董事会的主持人，对公司营运一窍不通，但决策掺和巨大的私利，引起他们反感。新董事会的成员和我及他们，虽然没有私人恩怨，但你们的致命伤是不懂业务，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遇到重大问题，一问三不知，他们看不起你们，所以搞砸了。
我提出自己可以前去，但有一个条件：华生必须靠边，由库斯行使执行长职权。他说，这一要求董事会可以考虑，应该没问题。
他说：“为了照顾你，公司会安排人为你买最好的机位，订最高级的旅馆。”
我说：“不要说废话了，这钱还不是我的？这一次能不能百分之百地达到目的，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我所取得的成果，保证比你们所有人出面斡旋要好得多。”
末了，算是和小心翼翼的董事长达成协议。他在挂电话前，很不好意思地补充：“实在是万不得已，因为你是受审查的，专案组要派人陪你去。”我冷笑，沉默了片刻，有一句没说出来：在这里，陪同和押送是同义词。
我提出让库斯担任这角色，因为他既是执行长又是财务长，有当场拍板的权力。董事长又说，代表渥特基金公司的奥坎纳也是陪同者，这位哈佛法学博士已到了上海，和太阳能分公司的高管见过面，但谈崩了。
我和库斯一同乘机往上海。他和我不在一起坐。他说公司的财政困难，他只能坐经济舱。我和他在上海机场会合，一起去旅馆，他要招出租车。
我说：“你是总公司的领导，来这里视事，受分公司接待是理所当然的，等等，我打电话通知他们。”
他说，不必麻烦人家，不知道他们愿意不愿意。
我说不行，中国人待客，讲究礼数。
库斯在旁，听着我打电话，吩咐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派车，露出极为钦佩的神色，说：“你还是老板啊！”
让库斯明白我这“过气人物”的影响力的，还有一件小事。他和奥坎纳在上海待了六七天，吃腻了中国菜，要换口味，问我到哪里去找美国餐馆。我说波德曼大酒店里头有个美国餐厅，名气很大。他们上网查了菜单，说吃不起。我说这个好办，我包下。我让一个分公司的雇员负责去餐馆订下包间，让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牛排加上好葡萄酒的晚餐。
到这时，库斯终于和我推心置腹，对我说：“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不回来，公司迟早给华生这个笨蛋毁掉。”他列举与华生共事以来，耳闻目睹的种种浑事。分公司遇到问题，请求这位第一把手拿主意，他的口头禅是这样的：“唔，按道理说，你这个意见是不错的，可是，法律上行不通，我们不能为了赚钱，去冒犯法的险……”华生无计可施，就推给董事会，董事会的金融专家和法律专家一筹莫展，又把球踢回去，一来二去，空耗时间，客户不耐烦，生意完蛋。
我何尝不明白，华生欠缺的，是随机应变的决策能力。在我看来，只要是人家愿意出钱，生意哪有“不好做”之理？只要动动脑子，问题总能解决。一些公司事务，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对华生却是天大难题。比如，一个产品的正常交货期是三十天，如果客户问，由于自己的客户急要，能不能通融，提前一个星期出货？要是我，看看图纸或样品就知道是否可以。华生通常的做法是：回答客户说好，他努力一下看行不行。然后，问上海鹰泰行不行。鹰泰第二天来信说不行，因来不及。华生再去信问为什么。第三天，鹰泰告诉他：“工厂说订材料就要两周。”随后，华生以他引以为傲的“注重细节”的作风，亲自上网搜索上海附近的材料供应商，并发电邮逐个询问价格和交货期。两三天后，他汇总所有信息，得出结论：交货期只需两三天，便回过头去压鹰泰的工程师，非要对方在三周内交货，原因是厂方接受了。这么一来，被华生浪费的时间超过一个星期，客户早就向别人订了货。类似的订单，华生经手一次吓跑客户一次，差点把库斯急出心脏病来。
我总算把王建军团队请回到谈判桌，对董事会一群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双方的对立情绪太严重了。他们找我找得好苦，终于见面，都感到宽慰。我对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你们，走到今天，更加认为，你们不会是赖掉美国投资者的钱的失信者。症结在于理念不合，而他们又拒绝和你们平等地交换意见，你们受够委屈了！现在要一起面对现实，纠结的恩怨不提，唯一不能开罪的，就是把血汗钱投给我们的股民。没有他们的资金支持，怎么可能有南通的厂房，有你们的业绩？”王建军说：“我们不会忘恩负义，一定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华生不能参与，他进来只有坏事的份。”
至此，他们的态度完全改变，虽然我没奏全功，但危机总算告一段落。
我倒台以后，以华生为首的总公司高层阵脚大乱，好在国内的分公司没有受到严重波及，全靠忠于职守的总经理们、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使得业务正常开展。但也有头疼事，令国内头头们坐卧不宁的，是得昌电力电器公司的领导权之争。
得昌公司早已被环球公司并购，环球与原东主分别占股份的55%和45%，控制权在总公司手中。合资之初，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得昌的领导班子没有更换，要求他们按利润标准上交总公司。合同届满时，发现这公司的总经理手脚不干净，以家人和朋友的名义另开一家公司，让家里人经营，但在得昌吃空额，还秘密转移公司的资产。所以，总公司决定收回这个公司，改由张大庆兼任总经理。不料张大庆赴任时，遇到极为复杂的局面，接收无法进行，便写信向总公司求援。
又是一个烫手山芋，总公司没人敢去，只好找上我。已正式行使执行长职权和兼任财务长的库斯，建议我回上海出任得昌的总经理。我说这样不合适，不是我不胜任，而是张大庆比我强。他从2001年起就是总公司派驻上海，负责管理所有分公司的全权代表，情况比我熟悉，脑筋比我活泛。这个时刻，总公司必须支持张大庆。我向库斯提出，公司支付机票与酒店费之外，给我一万美元酬劳，我去帮助张大庆。
库斯和董事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我赶回上海，与张大庆以及张大庆聘用的律师，深入得昌公司，在内部组成一个夺权班子，经过周密的安排，使张大庆顺利上任。其间所花的心力，难以尽述，好在终于把问题彻底解决。
我又一次把库斯拉出泥淖，他十分感激，一次次对我说：“服了你了，就你行！”他鼓励我：逆境没什么，乔布斯不也是被董事会踢出自己创办的“苹果”吗？时机到了，我一定能翻身！到那时，置身低谷的人生体验全部变为财富。可是他闭口不谈答应付的那一万美元劳务费。后来，以董事会不同意为由，干脆赖掉了。
我和库斯的私交一天比一天亲密，他不时邀请我夫妇去他那位于圣利安卓市的大宅，从酒窖拿出珍藏的加州葡萄酒款待，也不时来我家做客。有一次，我和杨铭，张大庆在他家喝酒聊天，他的爱犬在旁边，表演各种动作，可爱极了。我说：“这狗狗算得天才！”他爱抚着狗狗的颈毛，说：“不敢说是天才，但是智商远远超过华生，那是肯定的。”大家大笑一场。
联邦证监会驻旧金山的巡视组，为调查“股权转让事件”而传讯的环球公司高管，不仅有我，还有华生等，他应讯的日期在我之前。他知道我上庭的日期越来越近，多次打电话，迫切要求和我见面。开头我严词拒绝，他紧追不舍。一个劲地说，有绝顶要紧的、对我有利的事，必须与我面对面谈清楚；同时，要澄清一些久远的误会。
尽管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也很想知道他要说什么。给逼迫得紧了，就去请教律师。律师说，你们两个都要去巡视组回答问话，为了避嫌，你不能和他谈案情。另外，华生不懂管理，但精于权术，在这方面，你不如他。你和他见面，只能听不能说。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董事会明天开会。华生当天来电话，说见面不能再拖，今天谈的话，对你明天参加出席会议，有的是好处。我问律师，律师说可以见面。
我和华生在星巴克碰头。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观察他的神情。我先开头：“你到底没坐稳执行长的位子。”他尴尬地笑笑：“是啊，你赢了。”接下来，他一个劲地回忆和我合作的历史，费尽心思拉交情。弯子绕了又绕，话题总要回到应讯上。我刻意避开，他挖不到一点信息。一个小时过去，他失去耐心，站起来，要离开，但不甘心，说：“你还没过关，你的案情没那么简单。我和你不同，两大问题。第一个，股权转让，我可是一点错误没犯。第二个，我们两人一起去华尔街基金公司争取融资那一次，我一点也不知道股权转让这回事……”
我听出来了，他担心的就是这一条，他要和我串供，证实“他事先一无所知”。我差点忘记了，他一说，马上回忆起，他预先是知道的。早在去纽约融资的几个月前，我已原原本本地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要看具体文件。我说文件全有，但是是中文。他说没关系，他要我发文件给他时，抄送一份给财务经理陈女士。华生说，陈女士来自中国台湾，懂中文，阅后会给他翻译（当时华生和陈女士组成反对我和杨铭的统一战线）。我让杨铭把相关电子邮件发给他们两个。我的律师已经找出，这些来往信件都存在双方的信箱，发出日期是2009年10月17日，他抵赖不掉。我说：“应讯时，只会让证据说话。”
他一计不成，又施恐吓，说：“自我感觉不要太良好，你的英文再好，也是第二语言，怎么也比不上我，可是，证监会的律师多厉害！同样的问题，几个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反复盘问，看你是不是说实话，问话速度之快，连我也没法全部听懂。回答慢了，错了，他们拍桌子吼叫：‘你撒谎！’说着就把来往电子邮件打印本甩到你面前，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看一遍再回答！’你肯定受不了。我建议，你应讯时，最好裹上纸尿片，以防尿在裤裆里。”
我冷笑着，回答他：“放心，没那么可怕！我在商场这么多年，受的压力比这大得多的，都挺过来了，又没犯错，我怎么会趴下？”
过了一段日子，华生来电话，邀我共进午餐，说在我喜欢去的“福恩园”餐馆订了位，连菜也点了。我只好前去。见上面，我眼睛一亮，说：“你状态好多了！”他说：“是啊，减了二十多磅。”初识时，他体魄很好，这些年热衷于权争，饮食没有节制，啤酒肚越来越挺。近一段时间，他应讯时说谎，被证监会律师整得够呛，胆子又小，掉肉是因为不经吓。我跟他开玩笑说，很好，应该再给你点压力，再少十磅，形象更好。他忙说：“我真佩服你，按理说你受的折磨远大于我，可你还是谈笑风生，一点看不出挨整的样子。”寒暄后，他切入主题：“最近一段时间，我系统地清理了自己的思想，作了深刻的反省。越是回忆过去越感到难过，我对不起你，请你转告你太太，我也向她道歉。我们闹到这个地步，是我的不好，彼此斗得死去活来……”
他话锋一转，说：“我总算明白，我不如你的地方很多，单说意志力好了，那一次，我代表董事会通知你参加电话会议，找来找去不见人，昨天你还出席董事会，说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失踪了？我有你的上海电话，打过去，你接了。你说，你正在医院，你父亲已陷入弥留，性命只剩两三个小时，不能离开。我佩服得不得了，换上我，早就崩溃了。”
他这一说，勾起我的心事。父亲是我此生至为敬爱的亲人，他患肝癌，前后进行手术十多次，是他的顽强激励我的斗志。
他回到正题，说：“为了股权转让斗，我和你都是输家，得到好处的，只是王建军他们三个小子，其次是律师。”
我打断他，说：“王建军他们被你害惨了，不是你作梗，他们的公司早已在香港上市，每个人的身价至少几千万美元，你葬送了环球公司，同时把他们毁掉。得利的只有律师。”
他差不多要哭了，说：“那时看不清楚，怪我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这和我的出身有关，我从小就受正统教育，要守法，不敢在政治上摔跤。”
我驳斥他：“你既然怕这怕那，要洁身自好，为什么不早点离开环球？你哪里是害怕犯错误？你是被我发现了劣迹，才急于抢一把，捞够了才走。”
他词穷，说：“好好，不说了，我道歉就是，你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这么多年，从山班到环球，我们的关系曾经是客户与供应商，后来是上司和副手……”
说到这里，他决心离开，走了几步，还是回过头，一板一眼地说：“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我给你一个忠告：库斯坏透了，你千万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我哈哈大笑，抱住双臂，盯着他，说：“好啊！你终于尝到被人捅一刀的滋味。当初，我重用你，让你进环球来，你捅我一刀。你重用库斯，付他比你高得多的薪酬，可是，他也来你那一套，天道好还哟！”
华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说：“你把我当敌人，但我还是把你看作朋友。你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库斯不过是利用你，他许愿帮助你拿回环球公司，这是烟幕弹。他利用你来除掉我，然后把你也打倒，他好在环球当老大。他摸了公司的底，知道有多少资产，多少现款，将来如何营运。只消看一桩事实：你的工资这么高，公司怎么付得起？上次你提出5000元一个月，按现在的财务状况，连这个也出不起，还用说你官复原职以后？别做梦！”
我淡然说：我没问题，和库斯合作，把你打倒，我已够痛快了。还有什么，比我上你这个当大？
我被打倒后一个星期，待在家里，觉得浑身无力，出去走走，很快感到累，又回到家来。电话铃响，来电的是朋友的太太。我被撤职，股价下泻一类消息，他们已知道，朋友不好意思逼我，就让太太来找。她诉苦，他们都是打工的，当时筹钱做买房子的头款，看中了环球的股票，把老本投进去了，买时是高价位，如今跌得那么厉害，亏大了！“知道你们也赔得惨，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好歹有豪宅，有房子出租，能不能行个好，把我们的股票买回去？我们稍赔一点也没关系。”我答应想办法。
由于一些常见面的朋友也买了环球股票，这样的难堪事常常发生。事因第二次融资时，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给南通政府支付建设太阳能工厂的到期投资款，融资代理人给和我一道去纽约的华生出了点子——多找亲友捧场，好让投资者提高信心。华生无能为力，只能靠我。我满怀信心地向亲友宣传环球公司的前途，好些人动了心，购买了股票。如今，我如何面对他们？
平日，我上健身房的时间固定，后来怕遇到他们，改为中午去，但还是遇上了。他们叫上一直在找我的投资者。毕竟是中国人，讲情面，他们没有甩下重话，只婉转地说，当初看我为人忠厚，才买我们的股票，想不到……我无地自容，这可是良心的酷刑！我本来向他们表白：环球公司的股票，我只有买进，没有卖出。为了融资，在市盈率低的时候我卖了股票，那不是套现，而是投进公司，专门用来并购、发展。我从来没有存心欺骗他们。可是，我满心羞愧，说不出口。
我回到家和太太商量，我自己不怕被打倒，因为问心无愧，可是欠了天大的人情。大家买股票，完全是出于信任，我宁愿死也不能在信用上破产。太太表示支持我，自掏腰包，把亲友们的股票统统买回来。尽管那一段时间，我和她身心交瘁，处于人生的最低谷，不但工资、公司的车子，连医疗保险也没有了。我的父亲和太太的母亲，两个都在医院，挣扎于死亡线上。我们夫妇经常飞回上海探望，每一趟单是机票就是一万多美元。
股票事件还在发酵，三四个月后，又接到一位白人老先生的电话，劈头一句：“我找你找得好苦！”他和我通话时，太太也在旁边，他们是退休教师，他七十岁，她六十八岁。有一次，他们在纽约的投资促销会听了我的演讲，看好环球，买下股票，前几次都赚了，接下来，把全部积蓄15万多元投进去，指望为晚年添一重保险，想不到被套牢。他一直在找环球的高管“讨个说法”，但打电话，华生和库斯从来不接，他从公开信息中找到我的住址，进而从《电话黄页》查到电话。我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承诺把这个问题提交董事会讨论，再给他们夫妇，也给全体股民一个交代。
我向董事会提出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们的内部斗争再激烈，也不能嫁祸给支持我们的股民。董事们对这事提不起兴趣，一个劲地谈律师费，谈工资支出，讨论凭现在的家底，公司能够撑多久。我指出，我们再困难，咬紧牙关，清还上次融资的900万元还是有能力的。库斯听了，精神一振，说：“喔，还有这么多钱可花？”
我说让投资者受伤害，我们于心不忍！库斯耸耸肩，说：“总公司哪里有钱？”
我自掏腰包，买了机票，回上海和分公司的头头们商量，对王建军他们痛陈利害：“当初我的错是我为保护你们才犯下的。做人要问良心，从股市筹到的钱都给了你们，如果吞掉，股民不会轻易饶过你们。你们还年轻，经商的路子长着，将来还要和华尔街打交道，如果留下背信的坏名声，就永远上黑名单，翻不了身。”
王建军团队认为，可以考虑偿还900万美元，但要归入他们的股权。我认为没有问题，答应提交董事会讨论。
料不到这一作出牺牲，保住信誉的建议，在董事会触礁，多次议而不决。代表渥特基金公司的董事，只关心老板交代的本公司利益，花环球公司的钱却一点也不手软。库斯被我逼急了，说：“如果有900万在手，要办的事多着，工资快开不出了，律师费也没着落。”
两个月过去，那一对白人老夫妇又来电话，我抱歉地说公司没钱了。他们恳求：“公司多少给股民赔一点，好歹让我们活下去！”我无言以对。
到这个节点，连王建军团队也徒唤奈何。两个外行把持的董事会和行政团队，使公司的亏损每月达几百万美元。好在王建军团队在我的敦促下，在极其困难的时刻，同意以一半的价格，即450万美元，买下第二次融资时增发的所有股票，总算给投资者一个交代。
我再次在董事会提议，如今股票跌到一股才几毛钱，我们还一半，即450万元，股民不会反对。其他董事还是不肯，理由还是：我们要付工资、房租、律师费……
前任财务长巴拉特对董事会作为的评论一针见血：他们要把公司的血吸得一点不剩，才愿意离开。我明白，这个董事会，不整个端掉，环球只有死路一条。
通过这件事，我对“为什么有人会成功而有的人永远不可能成功”有了进一步的感悟。丧失良知，不懂感恩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王建军团队虽然对背信弃义的董事会深恶痛绝，在处理和我这个“恩人”的关系上，有时也犯下教我难以释怀的错，但是一旦触及股民的利益，他们总是以“必须报答”为出发点，尽最大的努力减少股民的损失。他们明白，太阳能分公司的成功光环，蕴含着美国投资者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