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华尔街式生存
王建军的三人团队，成立太阳能分公司的头一个月，赢得第一个客户的485万美元的订单后，此时，全球太阳能面板市场景气曲线达到高点，他们因势利导，以惊人的速度开拓，喜报频频传来，重量级客户的名单不断延长：Ene System，产值600多万美元；瑞士的Pramac，产值820多万美元；Provent Solarpark，产值550万美元；PVLINE,500多万美元，八个新增的欧洲太阳能企业，订单一共达5000多万美元。
有喜也有忧，潮水一般涌来的交易，都是“买进卖出”型，关键在我们有充裕的资金流，尽管这一年买家踊跃，货到手就被抢购，我们抓紧时间，以最快速度供货，拿到货款马上再度采购，算得上“货如轮转”，但手头的钱有限，眼巴巴地看着一部分订单流失。这一年，只完成产值3100万美元。
即使有遗憾，这飞跃也教我们精神振奋。通观2008年全年，环球的制造业板块，产值从上一年的1220万美元增加到1500万美元，和太阳能板块相加，总公司实现产值4600万美元，升幅为277%。如果剔除太阳能板块，公司的年增长率只有23%。分解这一年三位数的成长，制造业只贡献了8.3%。由此可见，进入太阳能面板市场，是我公司业绩实现火箭式跃升的转折点。
天有不测之风云。2008年年底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到2009年，形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危机从银行业、证券业迅速向实体经济渗透，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如日中天的光伏业遭到猝然而来的沉重打击，瞬间转为“买方市场”。生产太阳能面板的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苟延残喘。厂家的仓库产品堆积如山，无人问津。销售员跑断了腿，还是救不活。这个从原材料这一环起就以成本巨大为特征（一般占卖价的80%）的行业，资金链极易断裂。创造“首富施正荣传奇”的尚德也亏损10亿美元以上，其他如英利、天合、林洋、宁波太阳能企业，这些成熟的大型专业厂家，无一例外地陷在亏损的沼泽中。
环球的太阳能分公司却一枝独秀。手头有实力雄厚的欧美客户名单，不但营运正常，而且新订单源源而来。2009年，保住去年的全部客户之外，还增加了六个。这一年的产值升到4600万美元，远远超过王建军团队所保证的3500万美元，比2008年增加35%。别看这一年是成长率没有达到三位数的唯一一年，只要体察全球股市重挫，房贷崩盘，太阳能市场大饥荒的险恶环境，就该感到万分幸运。
正当光伏企业的销售员，像荒野中饿急的狼，扑向任何飘起食物味道的地方，急于开发客源时，我们成立不久的小小分公司的吸引力不言而喻。生意好做起来了，急于断尾求生的厂家出售面板，一改几个月前的傲慢，条件随我们开，价格宁愿一降再降。过去的成规是订购时付出高额押金，现在不付厂家也接受。过去，出货以后须在三十天内付清余款，否则下次被列入黑名单，现在可以拖到三个月以后。这样一来，资金周转的压力大大减轻，利润也有所改善，营销进入良性循环。
好在，在全球各国热捧绿色能源的大环境下，光伏发电行业的复苏远比其他行业为快。到2010年，供求双方又渐渐热络起来。良好的市场加上锐气十足的团队，分公司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这一年，太阳能面板的客户发展到四十多个，全年产值1.53亿美元。制造业板块的产值也上升到1800万美元，维持两位数的增长率。这样，2010年公司的总产值达1.73亿美元。
2009年，环球公司登上高峰。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每五年一次，收集美国和加拿大数以百万计科技企业的报税表，进行系统分析，从中遴选产值增长最快的500家，我们公司第一次登上“北美科技企业500快排行榜”（Deloitte Technology Fast500），排名第226位。
屡建奇功的王建军团队，2009年7月初，向总公司提出一个严峻的要求：提前将太阳能分公司股权的49%划归他们。按照我和这个团队过去多次讨论达成的共识，再经董事会批准的协议，股权转让须在三年之后。从日历看，2010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到2011年3月才公布，也就是说，转让程序最快也要在2011年夏季，到时全面检讨协议的执行情况，如果各项达标，才可以启动。今天为时尚早，在公司上下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这一消息引起的震撼可以想见。
为什么王建军团队要提前？他们的理由可算合情合理。2008年，是协议的第一年，他们承诺的产值为1500万美元，净利润是32万美元，实际上他们分别完成了3100万和112万，超出两倍之多。2009年全球跌风劲吹，萧条的市场教多少企业摇摇欲坠，唯独我们的太阳能分公司繁荣依旧，上半年已完成产值2000多万和利润76万。按这个势头，连最保守的人也不敢怀疑他们下一步所到达的辉煌。他们认为，三位数的高速成长，是因为他们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在全球奔走的结果，他们不但拼尽了体能和才智，也把人脉资源利用到极限。他们说，商场见惯了见利忘义，过河拆桥，创业的老板一旦翻身，就上演“飞鸟尽，良弓藏”的老戏码，他们不能再上当。三年才转股权，等太久了！他们无法预测其间的变数，如果总公司反悔怎么办？这样的“君子协定”，一旦公司上了主板，在老外把持的董事会，可能形如一张废纸，他们以前在林洋能源公司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从心底里信任这三位年轻人，他们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都值得称道，也认为他们完全有资格。问题是：公司一旦上市，就必须接受公共监督，我作为董事长，并没有“说了算”的权力，尽管我是协议的制订人。
我身受的压力，不但来自太阳能分公司的领导群，也来自总公司的其他董事和别的分公司头头。最大的阻力来自巴拉特财务长。他每月审查各分公司呈交的报表，看到王建军他们的利润分成这么高，收入比他多得多，怨气冲天。他也知道有约在先，不能说毁就毁，就提出：别的分公司为了支持太阳能分公司，出力不小，派车，派人，从来都以太阳能分公司为优先。对方哪怕出于感恩，也应拿出一部分利润，回报别的分公司。鹰泰分公司的一些领导也啧有烦言，说太阳能分公司的客户，他们帮忙接待，自家场地常常出借，那些年轻人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自恃对总公司贡献大，盛气凌人。这些下属暗里都埋怨我袒护他们。在这方面，我也该检讨，太阳能公司的草创期，我逼鹰泰公司的管理层太紧，“命令”他们无条件地提供支援，他们做到了，也留下了后遗症。
好在巴拉特还算通情达理，我费尽唇舌之后，他终于认同了我的观点。于是他与我和杨铭三人（也就是整个董事会），一起去南通，与王建军、宁兆伟和冯涛三人，进行了两天艰难的谈判，将原来的49%分公司股权转移的前提，从看2008、2009和2010年这三年的业绩，改为看2008和2009年这两年。
巴拉特辞去财务长之职后，由已进公司一年半的总裁华生暂代，他看了分公司的财务报表，知道王建军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他这位总公司的第二把手，气不打一处来，对我抱怨时，反用了英语成语——"The tail is wagging the dog“（尾巴摇狗），意思是：总公司围着分公司转，说：“放在别的公司，想也别想！”我不会去理会，到那个时候，我对他已不在乎。
为了摆平争端，我飞到上海，和鹰泰分公司的高管召开会议。我列举了成立太阳能分公司以后，环球公司的巨大飞跃。过去，我们在不应上市的时候上市，在华尔街成了受尽欺负的“小可怜”。如今，基金管理公司主动找上门，向我们提出的融资条件相当优厚，过去把市盈率定在5~8%，还说：“够大方了！”这一次，我们融资500万美元，市盈率提到10%。
我详细介绍了王建军团队对公司的贡献。他们都是干销售的，但没有销售员说大话的通病，有目共见的例证就是：他们给总公司作出的承诺，总是保守的，不但没有水分，而且实绩比之增加两三倍。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要包容，要看主流，顾全大局。
自从2008年获得500万美元融资以后，持有环球公司股票的股东们开始关心我们的财务报告，一些人看到报表上王、宁、冯三人拿到高薪酬，纷纷提出，总公司应成立薪酬委员会，加强监督，把他们的薪酬减下来，好让投资者分到较大块的饼子。我耐心解释，这是预先签订的协议，如果变卦，信用就崩溃，生意做不下去。
我和太阳能分公司有一个口头协议：一旦太阳能生意回暖，订单增加，总公司有义务拨款1000万美元，让它在上海郊外建造一座太阳能面板厂，以改变纯粹“一买一卖”的掮客模式，实现向制造业实体的转型。
2008年融资获得500万元后，全部用作太阳能电池板的现金流。2009年，市场大萧条，供应商不得不对我们卑躬屈膝，付款期长至三个月，不必预付。我们因祸得福，现金周转状况大大改善。于是，我从现有资金拨出250万美元，在宁波的鄞州区租下了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重新装修，购买了两条生产线及辅助设备，建立了一个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厂。
建厂不久，王建军在南通的如皋市找到了用地。因追求招商引资“政绩”的地方政府提出的条件极为优渥，成为一个不可错过的商机。于是，总公司原先对太阳能分公司的1000万美元拨款承诺，立刻提到了董事会的日程上。
1000万美元从哪里来？一个途径是融资，但我们刚刚拿到500万，又去申请，虽然到手的可能性很大，但本来已嫌小的环球公司，它所掌握的股权将再次遭到不小的稀释。那些基金公司，不必像我们这样拼命，却轻而易举享受我们的成果。我们把融资的日期尽量推迟，越到后来，两位数、三位数的业绩增长，我们融资时拿到的价格越高。如果今天一股拿到5块钱，以相同的融资金额，两年以后，一股至少拿到20块。
不向股市融资，只好自力更生，我夫妇承担了巨大压力。为了太阳能业务的高速增长，我们借给公司两百万美元作为流动资金。南通的工程已破土，工厂增添的设备也订了。我们承诺分期交付的款子，从哪里筹？
第一步，把我们夫妻的现金全部拿出来。第二步，把我们住的房子抵押出去。第三步，一些朋友在银行有信用额度，如果不用，就请他们借出。南通方面要我们筹措第四期款项时，太太受不住了，看着电脑上的公司和私人的银行账目，流着泪说：“实在受不了啦！为了你做大的野心，家产送得干干净净，有什么闪失，我们吃西北风啊？”我也十分难过，太太说得有理，万一投资失手，我们多年茹苦含辛所挣下来的，就尽付东流。可是，我还有退路吗？
我重新在华尔街现身时，感觉完全不同，从“求人帮忙”的小角色，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大腕。
此前不久，我为了争取投资者，推销环球公司的股票，走遍了全美十五个大城市，唯一的希望，是基金经理们稍稍低下高傲的头，以较为合理的价格投资我们公司。多少次我走进基金公司的大门，商人气十足的经理们所提问题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税后净利润多少，毛利多少，前三年你公司的走向——业绩是增长、倒退还是原地踏步？我把环球的产值等数据如实以告，他们语气总是轻蔑的，连正眼也不看我。较为客气的，还有耐心听我说道将来的发展，拳头产品，大多数提完简单的问题，皱皱眉头走人。一句话：你的公司太小了！小到不值得谈。一次又一次地碰一鼻子灰，使得我怀上严重的自卑感，是啊！规模、产值上不去，来华尔街瞎碰，结果是竹篮打水。
即使受尽窝囊气，也不能放弃，从华尔街拿不到资金，就断断摆脱不了要命的“小”。我托人介绍，上网查找基金公司，给经理人打电话。不敢占用他们的办公时间，只能邀请他们外出，用餐时见缝插针地介绍公司的情况。好心的基金经理这样劝说我：“你把公司做大再来好了，到那时我们一定支持你。金融界的政策规章多变，换一届总统，改选一位证监会的主席，就是另外一套运作。我现在答应下来，到时也兑不了现。”
曾几何时，角色调换了。如今，我不时接到基金经理和投资人的电话，他们无例外地套近乎，要请我吃饭，了解一下“贵公司什么时候需要注入资金”。原来，上一次融资500万美元，我们以低于合理市盈率的价格贱卖，使得购买环球股票的投资人都赚了，个别人狠捞一大笔，他们在等候第二次机会。
从前，我去华尔街的“纳斯达克小型资本板块”的办事机构也好，去纽交所属下的美交所也好，照例留下名片，接待我的人都不当回事，我给他们打电话、留言，从来得不到回复。现在，轮到我接了电话，听了口信，不理睬了。原来，这些代交易所寻找客户的销售经理，从我们每季度向公众公开的财务报告中看到，环球公司的产值和利润是怎样突飞猛进的，于是，要把我公司拉进去，好赚取高额管理费。为了表示郑重，还写来语气谦恭的信。
我不理会他们，不是报复，更不是放弃上市，而是有了更高级的目标——上纳斯达克“全球板块”。我明白，像“天要下雨，娘要出嫁”一般，谁也无法阻挡的未来事件就是：环球公司的产值，必然达到一亿、数亿、数十亿，在纳斯达克全球主板挂牌是迟早的事，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门槛，仅仅是一亿美元的产值，我们早已达到。既然这样，我如果进入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和美交所这两个只供小规模公司招股的低级板块，一年以后又要为转主板而耗财费力，何苦呢？
我谢绝了这些人的橄榄枝之后，和纳斯达克全球板块的经理人会餐，请教进入这个板块需要做什么，以便一一落实。他们告诉我，准入的第一个条件，是董事会必须有人数多于内部董事的独立董事。当时我们的董事会有三位成员——我们夫妻加上巴拉特。聘请独立董事的工作，我请巴拉特负责，因为他过去担任过一家上市公司同一职务，而且，他是白人，要靠他引入主流社会的人士。第二个条件，是要设立由独立董事兼任主席或委员的三个监管委员会。
新的董事会成立了，一共七人，原来的三人之外，增加了以下四位：
玛利亚女士，由她兼任审计委员会主席；
斯坦格勒勃先生，兼任审计委员；
伯恩女士，兼任薪酬分配委员会主席；
汉特先生，兼任证劵法规监管委员会主席。
这样配置，符合这些董事的专业背景。玛利亚是麦金斯基审计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是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认证过的），本人又是资深会计师。斯坦格勒勃曾经是一家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伯恩在一家俗称“猎头公司”的人力资源中心当了二十多年经理。汉特的正职是证券律师。
董事会成员，白人和中国人呈5:2.作为董事长和执行长，我对这样的构成十分满意。我多年来接触主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无论是股市交易所当销售，审批还是监管的人士，为我们推销股票的公关公司，还是基金经理，个体投资人，他们都愿意看到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由“美国人”（即白种高加索裔）领导，这样他们才放心。
我把董事会名单上报纳斯达克全球板块以后，得到通知，说他们查出汉特律师过去留下的记录有品行瑕疵，最好及早更换，以免将来审核资格时多生枝节。于是，我们聘请董朵拉女士代替他，任独立董事兼证券法规监管委员会主席。董朵拉是我的朋友，中国人。
2009年底，巴拉特董事以健康不佳为公开的理由，申请辞职。因一时间难以物色财务长，便由公司总裁，第二把手华生兼任临时财务长并替代巴拉特的董事职位。董事会内，白人和中国人的比例变为4:3.
2010年，环球公司的总产值，从前一年的6220万美元飙升到1.71亿美元，增长接近三倍。高速发展要求更多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南通市建造厂房，总公司分期拨款不能耽误。为此，我和副手华生去了一趟华尔街，进行第二次融资。
在华尔街融资，上一次拿到500万美元。我本人和董事会对再次融资采取保留态度，因为争取到的资金越多，股权被稀释越严重，压力越大。按公司业绩增长的势头，融资越往后推，市盈率就越高，我们获益越大。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我本打算再融500万。投入南通建厂项目的总额为1000万，其中的500万已由我和杨铭解决了。
这一次，在纽约待了一个星期，环球公司受到意想不到的热捧，投资者蜂拥而来，很快就达到900万元，如果不刹车，转眼就会超过1000万，为了保护股权，不得不叫停。
2010年七月初，环球公司自有的太阳能电池板工厂第一期工程完工。南通市副市长和工厂所在地江苏如皋市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和政协大多数领导莅临庆典，市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为我们在新能源领域所取得成就喝彩，感谢环球公司为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也为当地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上市公司”而自豪。庆功宴上，如皋市市长鼓励环球公司再接再厉，扩大经营规模，争取早日让这个新建能源公司在香港独立上市。南通市领导还明确表态：政府乐意参与推动南通太阳能电力公司上市，并在上市费用上给予补助。我们在如皋的征地计划，是200亩工业用地，首期占地100亩，厂房和办公楼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就地雇请两百名工人。同时，12500平方米的第二期工程已动工。
总公司和王建军团队因势利导，拟定5年发展规划：
2011年，实现产值3亿美元；
2012年，实现产值5亿美元；
2013年，实现产值8亿美元；
2014年，实现产值11亿美元；
2015年，实现产值15亿美元。
环球公司决定，将太阳能分公司分为两块：美国太阳能和环球南通电力。后者就是一个工厂，它将在2012年申报上市，这一年它的产值为1亿美元，税后纯利润为700万美元。经与香港股市IPO，投资者和承办商初步沟通，计算出该公司上市以后，市值为10亿港币。就这样，环球公司将实现对投资者的承诺：总公司在美国，子公司在香港，双双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