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进军太阳能
上市以后的环球公司，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路有两条：一条是往后退，从OTC（柜台交易）级降级到“粉单”（Pink Sheet），从而大幅削减开销。这样做，一年10多万的审计费可以省下。证监会所规定的一些义务不必履行。首席财务官和证券律师不必聘用全职的，我不用常外出做路演，公关公司的促销也免掉。这么一来，一年用5万多美元就够了，和以前比节省90%。
有一利必有一弊。“粉单”上的上市公司，许多家的规模比我们还小得多，无论业绩还是信誉都相当糟糕。进入“粉单”，并不需要符合资质的会计公司核数，巨额审计费用是省下来了，但难受公众信任。偶然有基金管理机构，对这些形如垃圾的股票感兴趣，也不会马上购入，而是先要它交出审计报表，再决定是否投入资金。
更教我不得不顾及的，是公众的信任程度。上市几年，交易量虽小，但也有了两百多位股民，他们买了我公司的股票，是出于对我们将来做大做强的期待。所谓“岁寒知松柏”，他们是艰难阶段的恩人。如果我们破罐破摔，自甘堕落，他们会感到受了骗，以当今资讯的发达，股民之间传递消息的广泛和迅速，“环球公司”的股票直线下跌的同时，它的法人代表也信誉扫地，从此上了黑名单。除非以后名字不复出现在华尔街，否则，信用上的翻身恐怕比业绩难得多。信用，是企业的生命。
这些年在华尔街闯荡，交足了学费，吃够了苦头，受了无数次打击，我逐渐变得理性。我更加彻底地明白，要成为真正的大企业家，靠自己的小本钱万万不能，必须向社会集资，用股民的钱扩大再生产。我不能离开华尔街，尽管它险象环生，冷酷无情。
另外一条，是尽快从OTC升级。当务之急是扩大经营范围，迅速提高产值和利润。在美国股市，不乏单凭“概念股”炒作就跻身主板的奇迹，如那些研制新药、开发最新医疗科技的小公司，虽然入市时业绩为零，但手头有一两种即将被联邦药监局通过的治癌新药，发展的潜力难以限量，就受到股民追捧，从而有实现“火箭式升值”的可能。至于制造业，都是实打实的，以产品说话，以经营规模立足，我们只能靠埋头苦干。
据我几年来在华尔街的体验，进入主板的“门票”是“两个五”——产值5000万美元，税后纯利润500万美元。各主板交易所对此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已是约定俗成。跨过这个门槛以后，有两条途径：一是进入纳斯达克“小型资本板块”，二是进入纽约交易所属下的“美国交易所”（AMEX).
我把实现“双五”定为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总产值超过1亿美元，税后净利润超过1000万美元。凭这两项，完全可以从纳斯达克的“小型资本板块”转到纳斯达克的“全球板块”，那时，就是一个教人拭目相看的真正上市企业。
为了实现“双五”目标，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并购一家与我们有多年合作关系的压铸厂，成立上海鹰泰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这厂家位于上海青浦，我公司以现金和合作的方式收购，从此，它的产值和利润纳入环球公司。
二是收购上海德创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的55%股份。这厂家和环球是长期的合作伙伴，二者互为客户和供应商，它的冲压件由环球加工，环球从美国得到的集成电路和电缆订单，由它承接。它有两个股东，分别占55%和45%股权。二者因意见不合，最大的股东萌生去意，要出让全部股份，条件是拿现金。我们出资购下这部分股权，成立由环球控股的中美合资企业。按照审计法规定，上市公司与他人合股，如前者占股份的51%及以上，该合资企业的全部产值可归上市公司，利润则按股份的百分比列入在我们的财报，环球拥有该厂利润的55%。当时的环球公司，产值不大而利润率很高，因此，拿到100%的产值是我们收购它的主要目的。可惜两个工厂的规模都小，每年的总产值加起来，才差不多1000万美元。
三是聘用高级销售人才。我忙于上市以后的事务，无法像过去那样专注于销售，便以高薪聘用美国本土的销售专才，绝大多数是白人，都是这一行的老手，人脉广，资历完备。面试时他们无不拍胸脯保证，要给我公司带来多少订单。可惜，他们之中的多数，只长于说大话，进来以后很久，一事无成，我只好频频换马。请神容易送神难，解雇一位，要赔偿数月工资。我常常慨叹：在商场，每一丁点儿长进，都是挫折所造就的。
2007年春天，一个傍晚，我在美国希尔斯堡的家。太太叫我下楼去吃饭，我手头的事放不下。过了一会，太太又叫：“不来菜就凉了！”我只好走出房门。对面的是岳母的卧室，门打开，电视机没关。岳母人在美国，看电视和我恰相反，从来是独沽一味——中文频道。她房内传来电视机声：本台今晚十一点节目，采访被誉为“中国比尔·盖茨”的中国首富、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施正荣先生……我顿住脚，这访谈正合口味，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新科富豪怎样发家。
十一点，我在电视机前端坐，把访谈节目看完，对施正荣先生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和我一样，是留学生出身。他祖籍江苏镇江扬中市，在国内上大学，本科是物理，在吉林大学修研究生课程。然后赴澳洲，进新南威尔士大学，师从国际太阳能电池权威、2002年诺贝尔环境奖得主马丁·格林教授。1991年以“多晶硅薄膜太阳电池技术”论文获博士学位。2000年，他回国创业，两手空空，却创办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领军人物。2005年，无锡尚德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迎合环保的新潮流，股票大热，多天猛涨，算最高市值，他的身家高达22.5亿美元，取代身家16亿美元的荣智健，当上中国新首富，尚德成为中国最大的光伏企业。也是在2007年，施正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
我作了一番比较，环球创办于1993年，从正式营运的1995年起算，至今已十二年，如今只算粗具规模，总产值才1000来万。我们的路子是不是有偏差？看来，突破口在太阳能领域。
随后，我在美国参加了施正荣博士举办的讲座，参观了几处太阳能展览会，初步研究了相关信息。原来，光伏产业大有可为，这一半导体技术与新能源需求相结合产生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从零件生产到太阳能发电设置的组装，都是劳动密集型，高成本的西方不可能成为生产基地，只能向低成本国家采购。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占全球的46%，而中国所消耗的只占2%，其余均销往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以及美国、日本。
在光伏产业成为龙头老大的施正荣博士，通过自办工厂和经销并举的途径高速达致成功。他是技术专才，但已转型为长袖善舞的商人。再看太阳能电池板，技术难度远远低于航空业产品。我们为波音飞机承制的零件，公差是0.01英寸乃至0.005英寸，太阳能电池板的尺寸公差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一般都有几个毫米。我们有这样的生产能力。至于我自己，多年来的第一身份是销售员，在低成本国家采购价格低廉的产品，再施以严密的质量控制，使之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是我的强项。
我从展销会的相关网页找到施正荣先生的电子邮件信箱，给他写了一封自我推荐信，内容包括我本人的资历，环球公司的历史和产品。为了增加说服力，列入一些环球公司客户名单，向他说明我既有极大的诚意，本公司也有足够资质参与他的行业。
电子邮件发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去，杳无音信。也难怪，他是全球飞的大忙人，也许连开信箱的时间也没有，何况他与我素昧平生。失望之余，我从展销会赠送的资料袋里看到专页，登的都是招聘光伏行业人才的广告。我找到广告服务部的电话，从会场打去，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广告专页还接单两个小时，时限一到就停止。”我说我口述，你记下来好不好。她说可以。
我刊登了这样的小广告：“美国上市公司寻找光伏领域销售人才，作为合作伙伴，高薪、高佣金加股票。”
我在广告上没有用“招聘”的字眼，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和光伏产业毫无渊源，对这一领域所知极少，贸然招入这一行的专业人才，要支付我难以负担的高薪，风险太大。
教我惊异的是，这并不起眼的广告，在光伏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引起不小的回响。和施正荣博士领风气之先的尚德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一样，中国一批光伏行业杀进华尔街，中国排名第二的光伏企业英利，还有天合（Trina），林洋（Solar Fan）等十多家太阳能产品生产商，也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主板叱咤风云，广受股民欢迎，股价飙升，成就了新能源的创业神话。这些企业，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创办人迅速套现，成为亿万富翁；同时，它们有一个共通的弱点——没有给和创办人一起拼搏的高层管理人应得的回报。不一定是创始人过河拆桥，而是一旦上市，公司就成为“公共”的，员工的薪酬不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要由新成立的薪酬委员会议决。而从外面聘来的独立董事，并不晓得开荒群体从前的汗马功劳，只会照章办事，以价值不高的股票把功臣打发掉，导致这些高管心里有气，思量跳槽。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快收到很多应聘的函件（其中有一封，来自后来在我公司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王建军），我从中挑选了一部分，先打电话作初步交流。
我趁回国之机，从应征者中筛选出五位，打算分别在北京，上海，江阴，宁波四个地方面试。头一站是北京。我这样安排，是因为较看重即将和我见面的工程师。第一次，他在电话对我说，他可以介绍一家年产值为8000万美元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企业，让我并购。我问他可否以股权收购，他说可以是可以，但现款总得给一些。我问要多少。他说至少100万美元。我说没问题。他说，这个数字，老板即使不完全满意，也差不了很多。老板更加关注的，是后续资金，因为要维持营运，要发展，必须消除后顾之忧。我心里想，环球公司加上这一产值，上主板不就十拿九稳了吗？顿时来了劲。我盘算好了，拿出200万美元也值得。因刚刚认识，这位求职者有所保留，没有明说工厂位于何处，背景如何。据我推测，该不设在上海北京一类大都市，而是在偏远之地，那里，100万美元够用一辈子。工程师还告诉我，他已作了具体规划，并购完成以后，由他担任环球公司的代表，管理这家企业。由于谈得具体深入，我对他寄以较大希望，打算走一圈以后，从北京飞回旧金山之前，再和他在北京见面，把并购和合作这两件事都敲定。然而，我到上海以后，改变了主意。
在上海陆家嘴的一家咖啡店，我和王建军见面。这些年，为公司招聘管理人才，我主持的面试数不胜数，从“看错”，“看不准”，一步步走来，看人渐渐靠谱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稳重，实在。这位年轻人，英文名字乔治，1972年出生，时年三十五岁。当时，他在国内大型光伏企业江苏林洋（Solar Fan）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就我所见，无论国外国内，干销售这一行的，口才都了得，爱说过头话，但王建军没有这样的毛病，话一句是一句。从他口里知道，林洋公司在创业之初，只有八个人，一块空地。他们建厂房，生产光伏面板，几年以后，就以市值10亿多美元的形象出现在华尔街。创始人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企业家陆先生，上市第一天，他手中的股票总值3.6亿美元，他一次过套现50%，即1.8亿元。
王建军在林洋公司，头衔有两个，一是销售总监，一是董事长特别助理。公司上市的一系列运作，基本上是由精通英语的王建军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操办的。事先，老板也曾许愿要重赏有功的部属，说“公司上了市以后如何如何”。可是，梦想变成现实以后，老板的酬劳决定权被按章成立的薪酬委员会取代，承诺不予兑现，高管们失望之极。王建军气愤地说，打工仔，再高级也出不了头。
我问了王建军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如果我们实现合作，第一年你能够创造多少产值？”他的回答不疾不徐，信心十足：“太阳能电池板都是大笔交易，占用流动资金特别多。我不知道你的财政实力，只能从我在林洋公司的营销经验出发，提出一个轮廓：如果你保证给我500万美元的现金流，那么，第一年实现的产值是1500万。”
我以为是1500万人民币，心想鉴于利润微薄，500万美元换1500万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为美元，1500万为200万）这个产值偏低，很难接受。王建军知道我误会了，作出纠正：“1500万是美元”。我有点惊讶地问：“你能做到吗？”王建军回答：“如您做得到，这个业绩是最起码的，凭500万现款买卖三次，就有这个数了，我应可以做得比这数大一点，甚至大很多，但不想说大话，答应您的，一定做到。”我又惊又喜。
第二个问题：“我怎样付报酬给你？”他的回答是：“我们彼此还不熟，干我们这一行，到这个位置，薪酬都高，在我的能力获得证明之前，不能让你破费。这样好了：你承担较小的风险，只付少量启动资金。我的第一件事是以环球公司的名义去欧洲参加一个展销会，各项开支包括旅差费，接待费，都用这笔钱。但我不拿服务费。以后，生意做成了，利润五五分成。这一段时间，我还在原公司上班，待到以后业务稳定，到手的利润足以维持生活，我就辞职，专心在环球公司干。”这是稳扎稳打的双赢，我岂能不满意？
走到这一步，我总结在长春两次收购工厂的教训，想及北京那位工程师，他口口声声说能够介绍我收购一个大厂，但他只是掮客，并无决定权，所提方案受许多客观条件掣肘，并不可靠。而王建军的务实作风，完全折服了我。
我和王建军谈得十分投机，双方都说回去沿这一思路继续思考，我离开上海前再见一面。三四天后，我和他又在咖啡馆碰头。这次，他拿出了切实可行的策划书。他告诉我，他和两位好友兼同事已商量妥当，组成三人团队。要求我拨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经费，办展览之外，还用来租办公室，聘请几名销售助理，负责打单，送货，接听电话。他着重谈到网页的设计，认为环球公司的网页，和太阳能的业务并不对口，这一摊不能简单地归入母公司，要在环球公司旗下设立一个分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叫“Amerisolar”。他思虑周详，件件落到实处，可见对创办新公司富有经验，我完全赞同。
和王建军握别以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王建军所带来的生意，加上制造业一摊，最多两年，环球的总产值就达到5000万美元，转上华尔街主板，不再遥不可及。
2007年底，王建军带来两位年轻人，在上海陆家嘴的经贸大厦和我见面。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三十一岁的宁兆伟（英文名Kirk）和二十八岁的冯涛（英文名Bacon），都拥有对外经贸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在林洋公司的销售部门任经理，是王建军的下属。三人也是亲密无间的哥们。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不但因为他们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因为他们有抱负，有斗志，下决心以奋斗来改变命运，和我是同一路人。四人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以后的合作，从蓝图到具体步骤谈好了。
接下来，我把其他工作都交给别人，专心投入太阳能分公司的组建。十多年的商场历练，使得我无论通过直觉还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都明白，环球公司的腾飞，以这一次的把握最大，条件最成熟。生意场的伙伴关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换个说法，就是彼此都有可供利用的优势，反之，靠一方忍让，牺牲，那就断难持久。
王建军他们为什么看上环球公司？他本人说得好——环球好就好在：一，是美国上市公司，有融资渠道；二，规模小。大的上市企业，财力诚然雄厚，但一切已趋于定型，他们难以改变它的命运，因而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刚刚起步的小公司，反而有发展的空间，有扭转乾坤的动力。他们需要这样的平台和资金。
我赶回旧金山，综合王建军团队提供的资料，和环球的实际情况，拟下三年发展大计：
2008年，太阳能分公司创造的产值不低于1500万美元，净利润不少于32万美元。
2009年，太阳能分公司实现产值3500万美元，净利润120万美元。
2010年，太阳能分公司产值达到5000万美元，净利润350万美元。
对于这样的愿景，王建军他们表示很有把握。顾及到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产值大，利润低（工厂的毛利率仅12~14%，而我公司的制造业，在国内成本节节上升的劣势下，毛利润依然维持25%）的特点，加上我们没有自己的工厂，第一年，只要求利润比率为2.13%。第二年，假定去年全部达标，而我们也拥有了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小厂，盈利率可望从2.13%调整到3.43%。第三年，以2009年全部达标为前提，凭借投资1000万来创造5000万的产值，由于相当部分是自己制造的，所以利润可升到7%。
我不但为环球公司跨越式发展设计了路线图，还围绕太阳能分公司的收益与分配，作了筹划，并获得王建军三人团队的拥护。具体做法是：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公司所获利润，扣除所有费用（员工薪酬与福利、房租、办公费、差旅费、接待费等）之后，三人团队与总公司作五五分成。第三年，如果前两年实现全部指标，则由总公司批准三人团队拥有分公司股份的49%。
对上述主张，作为董事和财务长的巴拉特持异议。首先，他压根儿不相信，三个年轻人有通天本领，带来如此庞大的产值；其次，他认为上市公司一下子让出近半的股权，不合常规，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我只好和他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说服这位只有学院派的教条、对中美两国的商业环境知之甚少的财务长。我告诉他，创业之难在于罗致可用之材，特别是经销行业，有本领拿到大订单的，有几个愿意为老板长期卖命？钱为什么不自己赚？越是优秀越难以留住。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也成为股东，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巴拉特最后表示同意，以董事会的名义在协议书上签下名字。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自己心里也七上八下，不敢全信王建军他们的“豪言壮语”，毕竟，他们没有在险恶的商海喝过水，路太平顺的人，难免失诸过分乐观。但看他们走出校门以后的履历，又不能不佩服，这个年纪，就具备从零起步，缔造一个大规模上市公司的实战经验的，确实是凤毛麟角。退一步说，对他们的预期打一半折扣，这个分公司的产值，加上制造业一摊的快速发展，转上主板也不是没有把握的。
经过缜密考虑，我为落实前述的规划，给王建军三人团队立下三项承诺：
首先，2008年元旦一过，5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到位。我委派鹰泰公司的雇员，为太阳能分公司提供全方位服务，从申请公司注册到寻找办公地点，一应后勤工作，只要他们有求，鹰泰主管必应。
其次，到2008年三月底，500万美元到账，给太阳能分公司作为专用购货款。
最后，如果太阳能分公司在第一年实现产值和利润，我从华尔街融资1000万美元，作为该分公司的流动资金，在上海郊外（宁波或南通）建设一家大规模的工厂。
三位年轻人不负所望，一边在原公司上班，一边利用周末和休假，投入分公司的筹建。拿到第一笔生意之前，他们都没有报酬。他们的热情，经验和对事业的专注，教我们欣喜有加。经过董事会讨论，我公司委任王建军为太阳能分公司执行长，宁、冯二位任副总裁，三人分别掌管销售，采购和营运。本来，环球属下的各分公司，都没有设置执行长和副总裁的职位，只有总经理。但我们对太阳能分公司另有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它在光伏行业可以做得很大，到条件成熟时，让它单独在香港股市，以IPO方式（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的简称）上市，和在华尔街挂牌的总公司遥相呼应。
太阳能分公司所租赁的办公室，和另一分公司鹰泰在同一座大厦，前者在第26层，后者在11层。由于装修不能自作主张，要由大厦管理处安排施工日期和时间。另外，注册商标牵涉到专利权，多了一重审核手续，因此，原定2008年1月2日的开张日期延后。
2月6日，太阳能分公司正式开张。王建军团队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原单位的假期，到德国参加展销会，以美国环球公司属下分公司的名义，与客户及供应商接触。他们所掌握的5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很快便用光。
从此，我的工作重点，从科技产品制造转移到光伏行业，为替分公司争取融资，以购销大数量太阳能电池板，奔走于华尔街。
太阳能分公司成立不足一个月，到3月4日，王建军团队发来信息：他们经一个月的斡旋，已和河北的英利太阳能企业谈妥，购买总值441万美元，总容量为1.1兆瓦的太阳能电池板。他们向我强调，当前货源紧缺，市场上供不应求，谈成这样价格廉宜、质量上乘的大宗生意，极不容易。按照他们和英利公司所签的协议，货款在三月底前付清，务必加快速度，筹足现金——货款加上运费及其他费用，合计450万美元。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太急了。我对王建军说，你们只买到货，关键是卖给谁，卖多少？万一买下来没人要，哪里找仓库存放？王建军解释说，太阳能电池板市场，向来有大起大落的特点，热起来抢破头，冷起来厂家求爷爷告奶奶。2008年第一季度，全球是地地道道的卖方市场，只愁没货。
我依然站在制造业“老行尊”的立场，按“看菜下饭”的规矩办，说千道万，拿到订单才好说话。王建军说，现在随便卖给哪一家都不成问题，像德国的Schueco Solar，葡萄牙的Edimental这样的大买家，有多少它买多少。
我说，先让我看订单。本来说好三月底为你们筹足500万美元，现在还早着呢！
王建军急了，对我痛陈利害，说压到这样的低价如何艰难，是可遇不可求的绝好机会，错过它你要后悔一辈子。
我被王建军说服了，着手筹钱。一下子弄到450万美元，谈何容易？向华尔街争取融资吗？他们只愿最多按市盈率8%的比率投钱，只好自求多福。我拿希尔斯堡的自住屋做抵押，向银行借到“净值贷款“200万美元，加上私人积蓄，以及公司从客户收到的货款，合起来还是不够，只好向下属公司求援。我找到鹰泰公司管财务的副总经理，问公司里有多少现金。她说1000万上下。我说我要以总公司的名义借100万美元，一个月内偿还，一个星期以内务必划给我。她说，人民币转美元，以后又要拿美元转人民币，要多花几万元换汇费。我说损失没关系，我急着用。几天以后，总算凑齐500万美元。
我告诉王建军，还是那句老话——不见兔子不撒鹰，要看订单。王建军说，订单有了，总数为1兆瓦。他把影印件发来，客户是德国的Schueco Solar公司。我上网查看，是德国最大的太阳能安装公司，因该国政府给所有安装太阳能面板的摩天大楼支付补贴，它的生意极好。我喜出望外。这宗交易以毛利10%算，有41万美元进账，了不起的突破！可是，我的头脑并没有发热，按以往的经验，一连串的变数还在订单后头。
随后，收到冯涛从河北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要我从速给英利公司打款441万美元。我对三人团队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可是，这么大数目的款子，拨给完全陌生的英利，我放心吗？我请他把英利企业的资料发给我。他照办了，我还查了网上的信息库，知道英利集团成立于1987年，1998年进入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1999年承接国家第一个年产3兆瓦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应用系统示范项目，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企业，还是美国纽交所的上市公司。心里踏实了一些。
我还不敢大意，向这些锐意进取的年轻人提出一系列“如果”：如果产品通不过客户的质检，整批被退回怎么办？如果交货延误，客户取消订单怎么办？我告诉他们，退货方面我有的是无比痛苦的体验，一旦客户发难，我们要马上拿出因应方案，不惜一切代价地返工，直到各项指标达标，让客户接受。补救的费用往往比卖价还要高，但是，如果放弃，后果更加严重。何况，在遍地骗子的环境，我自己上当无数次。吃小亏不算，大的，有冒充央视副部级高官的黄某，以及长春以电子代替煤炭取暖的张某某，光为了追回被骗款项，就焦头烂额。
最后我决定，先付总额的10%，即44.1万美元。余款以“信用证”支付，以策安全。其实，我明明知道这一方式不可行，我公司的户口设在美国的富国银行，要它开信用证，须征求英利企业的同意。英利方面自然不愿意多一重不必要的手续，要我方从中国的银行开出。两国的银行为了保障客户和自身的利益，必然进行繁琐的验证，即使同意，信用证也要好几个月才办好。我何尝不知道，这个市场变化奇快，不知哪个时候，一转就成“买方市场”，10%货款已在人家手中，拖下去我们会满盘皆输。
其实，我已做好付款的准备，办信用证只是缓兵之计，为的是争取多一点时间和英利再作沟通，摸清底细。好几次，我忍不住，要拨打英利公司销售员的电话，亲口问问订单的细节。转念一想，我好歹是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人家是普通雇员，职位上不对称，问话只会让人生疑。另外，我在太阳能方面还是外行，万一人家问及技术细节，岂不出洋相？更要紧的是，我是销售员出身，深知这一行，第一印象何等重要，第一次和重要供应商说话，如何措辞，谈什么问题，往往为以后的关系“一锤定音”。如今，在卖方市场居高临下的英利，虽然是供应商，但我们要当作“惹不起”的客户看待，出言必须谨慎且有礼，冒犯它，可能毁掉王建军团队苦心经营的合作关系。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建军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4月20日打出第一批款子以后，他们要我马上办信用证，证上的日期必须符合发货期，否则他们的信用完蛋。4月27日到了，离期限只剩三天，他们在电话上越来越不客气，最后，他们声色俱厉地宣称：“我们已做足功夫，兑现了诺言。别以为你出钱，就扛下全部风险；搞砸了，我们所付的代价一点不比你少，我们还年轻，要在这一行一直混下去，这一次悔约，会使我们的信用赔光。你们作为上市公司，什么信息都是公开的，我们一定臭名远播，以后在行内怎么立足？”
我收到王建军十万火急的电子邮件以后，在房间转来转去。焦虑与希望交错，无数个“万一”之后，否定，再否定的纠结。想起两个女儿，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半，她们对父母的“教训”：“我们绝不要过你们这样的日子，一年到头，只知道工作，赚钱，连一家人外出度假，一路上还为了公司的事吵架。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这就是有钱的样子吗？这是狗过的日子！爸爸妈妈，我们可不走你们的路，别指望我们接手你们的生意。”她们“骂”得好，可是，我能够罢手吗？成功抑或失败，一生的节骨眼并不很多，此刻就是一个。
我的心里，两个“王勇”在吵架。一个说，我快五十三岁了，这样的机遇能有几回？搏一搏！另外一个说，且慢！这笔巨款一旦被骗走，审计公司会立刻作为坏账，公布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上，我夫妇持有的股票，总值2000万美元，也许一夜间就跌掉一半甚至更多，怎么向随你担惊受怕的太太交代？两个宝贝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呢？我家和太太家的老人，兄弟姐妹谁来照顾？
举棋不定之际，想起六七个月前一桩事：一位来自国内的企业家朋友，他自己的公司规模很大，早已在纽交所上市，他来美国找上我，要我带他去寻求融资。我陪他到华尔街找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经理们对他说：“你在这里，要有一个像王勇这样，既精通双语，又和华尔街打了多年交道的人才行，你当董事长，他当执行长最好。”这位朋友觉这主意很好，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要我干，至少100万美元年薪。他说，没问题，更多也出得起，但要以少量现金加股票支付。当时我没作正面答复，只说考虑考虑。这一次又想起，便给已回到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说愿意。朋友十分高兴，让我随时过去，担任在美国方面的执行长，代表他的企业和华尔街的基金公司联系，争取融资。有了这个后盾，我的胆气壮了。
思前想后，我向太太摊出底牌。从最坏的结果看，不说太阳能这一摊，我们公司在制造业方面也越干越好，丹拿荷集团的订单最近大量涌入。即使这次损失441万，也不是赚不回来。问题是，如果财务报表上显示赔掉这笔巨款，认购我公司股票的两百多位投资者不恨死我们？充其量，我去当别家公司的执行长，环球由她和张大庆掌管，这么多年苦干打下的基础，他们只要能维持住，不仅她和两个女儿，就连王家杨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能过上好日子。它被摘牌，降级到“粉单”都无所谓，这一次，不冒险对不起太多人！
中国时间3月30日早上，时限到来之前的三十六个小时，我命令财务把余款396.9万美元打给我毫不熟悉、从来不曾和它的任何雇员接触过的公司。在银行，按下“发送”键时，我充满壮士断臂的悲壮。在英利公司坐镇的王建军团队人员，确认该公司收到全部货款以后，监督它立刻出货。
价值441万美元的光伏电池板，从河北石家庄发运。从财务报表看，四月份加入这笔业绩，亮丽非常。
1兆瓦的太阳能电子板，德国客户收货，通过“快船运”，也要半个月。在码头卸货后，按王建军团队的说法，他们会紧迫盯人，催客户马上开箱检验，拿出结果。但通过海关最快也得一个星期，算起来，要在22天以后才见分晓。
我忧心如焚，货款如果收不回来，就成审计公司向社会公布的坏账。我隔几天就给王建军打电话。王建军没奈何地说：“我比你还急呢！”
一天天度日如年，到了4月13日，我公司的账面多了485万美元——客户付款了，天大亮了！我恨不得把三个年轻人招到身边，和他们热烈拥抱。心中的感激难以言状！
从他们的表现，我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创业这么多年，我所雇请的员工，在销售第一线的，并不缺少有才华有激情的精英，但他们一有好门路，就来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把王建军团队当作主人，老板，而不是雇员，让他们当家做主，让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打拼。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保证了成功。我和我们，都做对了！
首战告捷之后，王建军他们又签了两个订货量大的合同。我和财务长巴拉特商量：看太阳能分公司的发展势头，订单会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一定更大，必须走出去筹钱。我和他一起再次造访华尔街。上一次已和一个基金管理机构打过交道，因它把市盈率压得太低，对我们公司的实力估计不足，没有谈拢。这一次，财报上将会多了足以教人耳目一新的业绩，我们的腰杆直了。我要让势利而短视的基金经理明白，环球公司是立足于美国本土的，是可靠的。某些从中国来美国上市的公司，目的就是为了在华尔街圈钱，他们以3~4倍的市盈率向各个基金招募资金，钱拿回国内花掉，并不严格按照融资时向投资者的承诺办。我们却是极为珍惜自己的信誉的，股票是我们公司的生命。从来没存心揩油，上市至今我个人没套现一分钱就是证明。
忠实于投资者，是我的一贯理念。过去，我发现融资的股票价格，与市场的股价相比低30%以上，便与董事会及审计公司商量，以董事会名义作一个公开承诺，并经审计公司在审计报告中公布：王勇和杨铭夫妇在市场上出售的公司股票，最多不超过250万美元，所获收益全部作为贷款，给公司用于收购中国的工厂。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以低价融资而贱卖公司的股票；既拿到融资，又不至稀释公司的股权；不会因创始人在市场上抛售股票，而造成股民的恐慌。那是我和杨铭唯一一次出卖我们个人的股份。以环球的业绩和潜力，市盈率本该远高于同在OTC的小公司，应定为20%左右，而不是5~8%。这一次，基金经理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以市盈率10%的价位，提供500万美元的融资。说老实话，要不是太阳能分公司扩展业务迫切需要资金，我绝不会作这样大的牺牲，仅以10倍的市盈率出卖公司股份。
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从华尔街的基金公司拿到资金。500万美元，经基金公司分发给下游的投资者，使得我公司的股民大幅增加。环球公司和纳斯达克主板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它要求须有至少三百名股票持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