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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有四艺：活火、真水、精茶、妙器。器就是茶具。茶具，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古人云，“器为茶之父。”茶具是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来说，是泛指完成泡饮全过程所需设备、器具、用品及茶室用品，亦统称为茶道具；狭义来说，仅指泡和饮的用具，即主茶具。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茶具

我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是西汉辞赋家王褒《僮约》里的“烹茶尽具，酺已盖藏”。这里的“具”即指茶具。在此之前，茶具多半与其它食具共用的，一器多用。文中“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的一句，可见当时茶叶已成商品。1990年4月在湖州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内，发现一只高33．5厘米的青瓷瓮，上书“荼”字，说明东汉时已有盛装茶叶的专用器具（见图8－1）。

（一）陶土茶具

陶土器具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明。最初是粗糙的土陶，然后逐步演变为比较坚实的硬陶，再发展为表面敷釉的釉陶。宜兴古代制陶颇为发达，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几何印纹硬陶。秦汉时期，已有釉陶的烧制。据《尔雅》晋郭璞注等处记载，起初煮茶与煮菜汤相近，所用茶具也多与食具相同。晋代卢琳《四王纪事》记述，晋惠王遇难逃亡（公元300年，八王之乱）后返洛阳时有侍从“持瓦盂承茶，夜暮上之，至尊饮以为佳”。文中所述的“瓦盂”即为食碗。晋朝杜育在《荈赋》中也有记载：“器择陶拣，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刘公”。其中的陶和舀水用的匏都是当时人们广泛使用的酒具和食具。（后世陶土类茶具从食具中分离出来，成了专用茶具，陶土类茶具的孔隙比瓷器大，通气，对于茶的神韵可以更好的催化。）

（二）漆器茶具

远古中的虞舜时期，在原先的陶器之外，已有了用作“食器”的漆器。至禹的时代，除“食器”之外，“祭器“中也有了漆器，“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秦代之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也曾讲到了漆器艺术。庄周曾任“漆园吏”，代表其学派的《庄子》一书也曾论及漆器艺术。

耳杯，是古代的一种饮器。可用来饮酒，也可盛羮、饮茶。成椭圆形，两侧各有一弧形的耳。多为木胎涂漆，也有两耳上鎏金铜饰或全体铜制者。其名“羽觞”之由，乃因其形状似爵（雀），两耳象雀之双翼。盛行于战国、汉代至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耳杯，制作精美，且书有“君幸食”、“君幸酒”字样。2007年荆州秦汉时期古墓出土了漆盒、漆卮、漆樽、漆盘等漆木器100余件，还有成捆的漆木器耳杯（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这种彩绘漆鱼纹耳杯，胎质较战国时的耳杯薄轻，口径14．5～8厘米，连耳宽10．5厘米，底径8．5～4．8厘米。杯口呈椭圆形，深腹弧壁，新月形耳，耳面上翘，杯内色彩绚丽，有鱼纹饰（见图8－2）。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人宫乐图》中，描画了後宫嫔妃十人，围坐于一张巨型的方桌四周品茗、行酒令、听曲的场景。每位女眷桌前所放的饮茶器皿便是这种西汉耳杯。由此可见用漆器耳杯饮茶的习俗一直被沿用至唐代（见图8－3）。

漆器耳杯中所用黑色与朱、黄两色的相配，隐含了中国人的天玄地黄”的基本观念，并取得了一种热烈而又幽深、沉静的效果，使人感到“凉彩绝艳，难与并能”。漆器耳杯中所用的鱼纹图案，蕴含着生命运动的力量，当茶水灌注其中之时，鱼仿佛随着水纹摇尾游动，似与人同乐。

（三）瓷器茶具

温州在春秋时代称“瓯”，在东汉晚期成为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迄今为止已发现瓯窑古窑址200余处，是我国古代一个规模很大的瓷窑体系，制品有瓷胎与陶胎之分。晋人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说文》云：“缥，帛青白色也”，说的是用青白色瓷器喝美酒。《陶说》：“瓯亦越地，‘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发矣”。陆羽《茶经》推崇青瓷，“青则益茶”，即青瓷茶具可使茶汤呈绿色（古时茶色偏红）。

晋代之后，随着人们对茶叶功能的逐步认识，茶具也越来越考究和精美。晋杜育的《荈赋》中有“沫沉华浮，焕如积雪”等句。表明当时不仅将茶碾末，而且已知“救沸”、“育华”，所用茶具之丰富程度可想而知，足以说明当时饮食器中已逐渐分化出了专用的茶具。

作为我国最早烧制青瓷的少数地区之一，瓯窑的瓷器烧制从东汉到元代，前后延续有1300多年。瓯窑古窑址出土物中，有一些瓷器的碎片，为瓷盏配套的托盘，其内底底心下凹，周围有凸起的托圈，形制与唐代鎏金银茶托基本一致（见图8－4、8－5、8－6）。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玉是“石之美有五德者”，认为玉有五个特性。《辞海》载：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在民间常用玉来比喻洁白美好、纯洁无瑕的品德。在古代，玉器主要作为礼仪、殉葬、装饰之用。玉作生活用具，大约始于东汉。河南洛阳出土的三国魏（公元220—265年）玉杯，是1700多年前用玉雕琢而成的高档饮茶器具（见图8－7）。

这件玉杯，通高13．0厘米，口径5．0厘米。为筒体直腹，有圆饼形高足，通体光素，曲线流畅，富有光泽感，玉杯是由温润洁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是一件难得的玉器珍品。

时至唐代，随着饮茶文化的蓬勃发展，蒸焙、煎煮等技术更是成熟起来（见图8－8）。据《画谩录》记载：“贞元（公元785）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故谓之一串。”茶饼、茶串必须要用茶具煎煮后才能饮用。这样无疑促进了茶具的改革，让茶具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茶具”一词在唐诗里随处可见，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歌》里的“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陆龟蒙《零陵总记》里的“客至不限匝数，竟日执持茶器”。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褚家林亭诗》有“萧疏桂影移茶具”之语。

茶圣陆羽亲自设计制作了一套从煎煮、点试到饮用、清洁、收藏一应俱全，内容丰富的茶具。他在《茶经》中归纳为24件，一套古朴实用而又妙趣横生的茶道文化得以形成，从此，中国茶具文化的里程碑树立了。

24种茶具按器具名称、规格、造型和用途排列如下：

风炉　形如古鼎，有三足两耳。“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炉内有床放置炭火。炉身下腹有三孔窗孔，用于通风。上有三个支架，用来承接煎茶的。炉底有一个洞口，用以通风出灰。

炭挝　是六角形的铁棒，长一尺，上头尖，中间粗，握处细的一头拴一个小。也可制成锤状或斧状，供敲炭用。

火筴　又名筋，是用铁或铜制的火箸，圆而直，长一尺三寸，顶端扁平，供取炭用。

交床　十字形交叉作架，上置剜去中部的木板，供置用。

夹　用小青竹制成，长一尺二寸，供炙烤茶时翻茶用。

纸囊　用剡藤纸（产于剡溪，在今浙江嵊州市境内）双层缝制，用来贮茶，可以“不泄其香”。

碾　用桔木制作，也可用梨、桑、桐、柘木制作。内圆外方，既便于运转，又可稳固不倒。内有一车轮状带轴的堕，能在圆槽内来回转动，用它将炙烤过的饼茶碾成碎末，便于煮茶。

拂末　用鸟羽毛做成，碾茶后，用来清掸茶末。

罗合　罗为筛，合即盒，经罗筛下的茶末盛在盒子内。

则　用海贝、蛎蛤的壳，或铜、铁、竹制作的匙、小箕之类充当，供量茶用。

漉水囊　骨架可用不会生苔秽和腥涩味的生铜制作。此外，也可用竹、木制作，但不耐久，不便携带。惟用铁制作是不适宜的。囊可用青竹丝编织，或缀上绿色的绢。囊径五寸，并有柄，柄长一寸五分，便于握手。此外，还需做一个绿油布袋，平时用来贮放漉水囊。漉水囊实是一个滤水器，供清洁净水用。

竹夹　用桃、柳、蒲葵木或柿心木制成，长一尺，两头包银，用来煎茶激汤。

水方　用稠木，或槐、楸、梓木锯板制成，板缝用漆涂封，可盛水一斗，用来煎茶。

瓢　又名牺杓。用葫芦剖开制成，或用木头雕凿而成，作舀水用。

熟盂　用陶或瓷制成，可用水二升。供盛放茶汤，“育汤花”用。

鹾簋　用瓷制成，圆心，呈盆形、瓶形或壶形。鹾就是盐，唐代煎茶加盐，鹾簋就是盛盐用的器具。

揭　用竹制成，用来取盐。

碗　用瓷制成，供盛茶饮用。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更多的称茶碗为“瓯”。此前，也有称其为“盏”的。

畚　用白蒲编织而成，也可用衬以双幅剡纸，能放碗十只。

札　用茱萸木夹住栟榈皮，作成刷状，或用一段竹子，装上一束榈皮，形成笔状，供饮茶后清洗茶器用。

涤方　由楸木板制成。制法与水方相同，可容水八升。用来盛放洗涤后的水。

滓方　制法似涤方，容量五升，用来盛茶滓。巾用粗绸制成，长二尺，做两块可交替拭用。用于擦干各种茶具。

具列　用木或竹制成，呈床状或架状，能关闭，漆成黄黑色。长三尺，宽二尺，高六寸。用来收藏和陈列茶具。

都篮　用竹篾制成。里用竹篾编成三角方眼；外用双篾作经编成方眼。用来盛放烹茶后的全部器物。

（一）金属茶具

金属用具是指由金、银、铜、铁、锡等金属材料制作而成的器具。它是我国最古老的日用器具之一，自秦汉至六朝，茶叶作为饮料已渐成风尚，茶具也逐渐从与其他饮具共享中分离出来。大约到南北朝时，我国出现了包括饮茶器皿在内的金属器具。到隋唐时，金属器具的制作达到高峰。

法门寺是中国历代王朝顶礼膜拜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唐朝时法门寺升格为皇家寺院，佛指舍利被尊奉为护国之物。皇室屡以尊贵物品供奉佛指舍利，祈求国泰民安。唐懿宗于咸通十五年（874年）将宫廷茶具送入陕西法门寺供奉佛祖，封存于地宫密曼荼罗坛场。1987年4月，沉睡了1113年的陕西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华丽的唐代宫廷鎏金银茶具再度面世（见图8－9）。

据《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载，地宫安奉唐懿宗、僖宗供奉茶具为：“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副，重十三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托子一副”等。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唐宫廷茶器包括烹煮器、点茶器、碾罗器、贮茶器、贮盐器，炙烤器及饮茶器等，种类繁多，品种丰富，让人叹为观止（见图8－10）。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配套最全、等级最高的茶具，是世界茶文化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展现了唐朝宫廷茶道文化的独特风貌和辉煌成就。

（二）瓷器茶具

唐代的瓷器制品已达到圆滑轻薄的地步，唐皮日休说道：“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当时的“越人”多指浙江东部地区，越人造的瓷器形如圆月，轻如浮云。因此还有“金陵碗，越瓷器”的美誉。唐代诗人刘言史咏茶诗云：“湘瓷泛轻花”。湘瓷出自长沙窑，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千米的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又名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水经注》载：“铜官山土性宜陶”，杜甫途经铜官写下《铜官渚守风》等赞诗。长沙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最重要的成就，是最先把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王蜀写诗说：“金陵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宋代的钧窑，元明清时期的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等铜红釉产品的问世，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见图8－11、8－12）。

（三）琉璃茶具

琉璃，又称为玻璃，古人将它与珠玉、玛瑙、宝石之类同视为珍宝。在我国陕西扶风的西周墓葬、宝鸡的西周虢国墓葬、周原墓葬，都曾出土过琉璃装饰佩件。《魏略》中记载古罗马出产十色琉璃。盛唐时随着丝绸之路的流通传入中国。唐代诗人元稹写诗赞誉琉璃：“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由于唐人视琉璃制品为珍贵之物，唐僖宗将素面淡黄绿色琉璃茶盏、茶托等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见图8－13）。

唐代素面淡黄绿色琉璃茶盏、茶托为陕西法门寺塔基出土的饮茶器皿，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通体为淡黄绿色，有光亮透明感。茶盏侈口，腹壁斜收，圈足低矮。茶托口径稍大于茶盏，足圆盘状，中部下陷，正好与茶盏圈足相配，造型原始质朴。它的出土表明了在我国唐代琉璃茶具制作已经起步。

宋代的饮茶方法与唐代相比，已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唐人用煎茶法饮茶逐渐为宋人摒弃，点茶法成了当时的主流。21世纪以来，河北宣化先后发掘出一批辽代墓葬，其中七号墓壁画中有一幅点茶图，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用点茶法饮茶的生动情景。

到了南宋，用点茶法饮茶更是大行其道。但宋人饮茶之法，无论是前期的煎茶法与点茶法并存，还是后期的以点茶法为主，其法都来自唐代，因此，饮茶器具与唐代相比大致一样，只是煎茶的，已逐渐为点茶的瓶所替代。北宋蔡襄在他的《茶录》中，专门写了“论茶器”，说到当时茶器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列出的茶器有碾、罗、盏、筅、钵、瓶、杓等，这些茶具的内容，与蔡襄《茶录》中提及的大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详，他于宋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集宋代点茶用具之大成，以传统的白描画法画了十二件茶具图形，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衔职，赐以名、字、号，足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钟爱之情。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具图谱（见图8－14）。

这十二件茶具分别是：韦鸿胪（茶笼）、木待制（木椎）、金法曹（茶碾）、石转运（茶磨）、胡员外（茶杓）、罗枢密（茶罗）、宗从事（茶帚）、漆雕秘阁（茶托）、陶宝文（茶盏）、汤提点（汤瓶）、竺副帅（茶筅）和司职方（茶巾）。

（一）瓷器茶具

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宋瓷有民窑、官窑之分。所谓官窑，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办的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的用瓷；所谓民窑，就是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瓷器，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而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要考虑成本，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但也不乏精美的艺术产品。

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后人称之为“宋代五大名窑”。汝窑被视为宋代瓷窑之魁，史料说当时的茶盏、茶罂（茶瓶）价格昂贵到了“鬻（卖）诸富室，价与金玉等（同）”的地步，世人争为收藏。

宋代以茶盏最为出名，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这段史料指出，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见图8－15）。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宋代已经注意到茶具与茶叶的搭配关系，建安绀黑茶盏表面的细纹已经精制到了“纹路兔毫”的地步，足见陶艺水平之高（见图8－16）。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一书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这里所说的“玉毫”指的就是“兔毫”，他认为这种茶盏为上品。苏轼多首词中都提到了兔毫盏：“来试点茶三昧乎，勿惊午盏兔毛斑”，“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还有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等，都是咏此茶盏的名句。

宋代的斗茶，是先把半发酵的茶膏碾成细末，然后放入茶盏里，冲入沸水，这时水面会浮起一层白沫，沫多且持久者为胜。用黑盏来盛茶，便于观察白沫的状况。

作为当时五大名窑之一的浙江龙泉哥窑生产的青瓷茶具，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远销各地。青瓷茶碗是南宋时杭州官窑生产的青瓷器。南宋官窑是两宋相交之际，在北宋官窑基础上吸收古代浙江地区青瓷烧造技术发展起来的，其青瓷工艺水平很高，在中国古代青瓷史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茶碗壁薄胎细，胎色呈紫黑色，釉面开裂，裂片纹冰裂疏密不一，重叠交错，深浅不同，成为器物的装饰。口沿细薄，口部釉面流落露胎色，釉色文静雅致。胎釉呈色与文献中所记“金丝铁线”、“紫口铁足”的特征基本符合。虽然宋代的窑口最多，但是宋瓷的存世量却很少。因此，南宋青瓷茶碗是十分珍贵的茶具（见图8－17）。

宋代的景德镇主要烧制青白瓷。青白瓷的釉是一种白中泛青、青中带白的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的釉色，如同浅浅的湖水，晶莹如玉，所以人称假玉器。因其瓷质薄而细腻、青色隐约、内外可见，晚清以后人们又称为“影青”，影青位于宋代六大瓷系之首位（见图8－18）。

此宋代定窑白釉银边瓷托盏的托盘中部及其与之相接的圈足都是中空的，以便盏足纳入，而碗盏足径又是和托盘中部的圆孔一般大小。托盘的周沿还镶出一圈银边，最早的说法是因为定窑是覆烧的，所以口沿部分不能上釉，因此在烧成以后，沿边就出现一条窄窄的糙面，亦即是陶瓷学者说的“芒口”（见图8－19）。

（二）金属茶具

从中世纪后期来看，宋、元、明三代，煮茶器具是使用一种铜制的“茶罏”。据《长物志》记载：宋元以来，煮茶器具叫“茶罏”，亦称“风罏”。陆游《过憎庵诗》日：“茶罏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依此说，宋陆游年间就有“茶罏”一名，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遵生八笺》说：“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这二家铸法主要精干罏面的拔蜡，使之光滑美观，又在茶罏上有细巧如锦的花纹。“制法仿古，式样可观，”还说“炼铜亦净……或作。”实指镀金。由此可见，宋、元的茶罏非常精致。

我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茶用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见图8－20）。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淮南子·说山训》载：“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从史料记载来看，到宋元年间，用鼎、镬煮水的古老方法逐渐被“汤瓶”取代。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记载说：“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指南宋）沦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煎茶歌》中谈到煮水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银瓶泻汤誇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轼的这段诗词可以作为宋代以来用“汤瓶”煮水的很好例证。

（三）漆器茶具

1972年江苏宜兴县和桥一座南宋墓葬出土了一批素色漆器，有盘、碗、钵、托盏、盒、盆、唾壶、盂、瓶、匙、镜匣等三十二件。其中除了两件厚木胎明器之外，全是生活用具，极富地域文化特征。尤为特别的是，这批在地下沉埋了六七百年之久的木漆器皿，出土时竟然完整如新，光洁夺目，是考古发现史上之首见。这件盏托属正圆形漆器，通体上近于紫漆的红、黑两色调配漆，盏口、托口和圈足落地处还漆上黑边作为装饰。通体朴素光洁，没有任何繁琐的纹样（见图8－21）。

据《宋史·礼志》记载：“皇帝御紫哀殿，六参官起居北使……是日赐茶器名果”，茶器被皇帝当作赐品赏给王公大臣，可见宋代“茶具”十分名贵。南宋诗人翁卷《次徐灵渊韵赠赵灵艇》中有“一轴黄庭看不厌，诗囊茶器每随身”的句子，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的诗句，说明宋代的饮茶之风已盛行到茶具随身携带的程度。

总而言之，宋人的饮茶器具，尽管在种类和数量上，与唐代相比，少不了多少。但宋代茶具更加讲究法度，形制愈来愈精。如饮茶用的盏，注水用的执壶（瓶），炙茶用的钤，生火用的铫等，不但质地更为讲究，而且制作更加精细。

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倡导散茶，这种返璞归真的茶风，为茶具走向辉煌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茶具的发展终于步入正轨，并达到顶峰，明代茶具，对唐、宋而言，是一次大的变革，因为唐、宋时人们以饮饼茶为主，采用的是煎茶法或点茶法和与此相应的茶具。元代时，条形散茶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饮茶改为直接用沸水冲泡，这样，唐、宋时的炙茶、碾茶、罗茶、煮茶器具成了多余之物，而一些新的茶具品种脱颖而出。明代对这些新的茶具品种是一次定型，因为从明代至今，人们使用的茶具品种基本上无多大变化，仅仅在茶具式样或质地上有所变化。

另外，由于明人饮的是条形散茶，贮茶焙茶器具比唐、宋时显得更为重要。而饮茶之前，用水淋洗茶，又是明人饮茶所特有的，因此就饮茶全过程而言，当时所需的茶具，明·高濂《遵生八笺》中列了16件，另加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件。但其中很多与烧水、泡茶、饮茶无关，似有牵强凑数之感，这在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已说得很明白：“吾朝”茶的“烹试之法”，“简便异常”，“宁特侈言乌府、云屯、苦节君、建城等目而已哉”。明代张谦德的《茶经》中专门写有一篇“论器”，提到当时的茶具也只有茶焙、茶笼、汤瓶、茶壶、茶盏、纸囊、茶洗、茶瓶、茶炉8件。

不过，明代茶具虽然简便，但也有特定要求，同样讲究制法、规格，注重质地，特别是新茶具的问世，以及茶具制作工艺的改进，比唐、宋时又有大的进展。特别表现在饮茶器具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是出现了小茶壶，二是茶盏的形和色有了大的变化。

总的说来，与前代相比，明代有创新的茶具当推小茶壶，有改进的是茶盏，它们都由陶或瓷烧制而成。在这一时期，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和青花瓷茶具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色泽和造型、品种和式样，都进入了穷极精巧的新时期。

紫砂茶具，由陶器发展而成，是一种新质陶器。它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流传至今。北宋梅尧臣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中说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说的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刚开始兴起的情景。至于紫砂茶具由何人所创，已无从考证。但从确切有文字记载而言，紫砂茶具则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张谦德《茶经》说：“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容一、两升足矣”。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而宜兴砂壶正是明朝始有名声。据史料记载说，明朝宜兴有一位名叫供春的陶工是使宜兴砂壶享誉的第一人。

明代万历后期，宜兴紫砂茶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的学生时大彬。时大彬做壶要求很高，稍不合意，即打碎重做，不留于世。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僧帽壶，就是时大彬的杰作之一（见图8－22）。

这件僧帽壶，通高9．3厘米，横宽9．4厘米。壶身的上部口沿长有五瓣莲花，壶盖呈正五边形，边缘隐现在花瓣之中。盖钮为佛球状，犹如僧帽之顶。壶颈不长，紧接花瓣，好比是帽沿，如此造型，活像一顶僧帽，僧帽壶之名由此而得。

（二）金玉茶具

盌，古时为碗的异体字。碗，古称“椀”或“盌”。在唐宋时期，用于盛茶的碗，叫“茶榶”（碗），多为陶土制品。先秦时期，又有“榶盂”一名。《苟子》说：“鲁人以榶，卫人用柯”（原注：盌谓之榶，盂谓之柯）。《方言》又说：“楚、魏、宋之间，谓之盂”。可见椀、盌、榶、柯都是一种形如凹盆状的生活用品，古人称“盂”。古人喝茶多半用碗，诸如唐白居易《闲眼诗》云：“昼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再如卢仝的《走笔谢孟谦议寄新茶》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陆羽《茶经·五之煮》里也说“凡酌至诸碗”。

这件明代玉盌1956年出土，系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73—1620年）墓中3000多件随葬品之一，距今已有370余年的历史，为皇帝用的饮茶器具，现珍藏于北京定陵博物馆。这件器物，通高15．0厘米，金玉合制，由碗、盖和托盘组成。碗用玉琢成，青白色，与普通碗相仿，圆形，有圈足。胎薄明润，光素无纹。盖为金制，高8．5厘米，錾刻而成。盖身镂空錾镂有三排波涛中神游的蛟龙，活灵活现，深蕴动态美。盖口与碗口正好相吻，使之连成一体。盖顶巧饰一莲花形纽，托盘中央凸起一圆圈，用来承托玉碗。这样，这件器物两头金，中间玉，黄白相配，相映生辉，既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又色泽调和、典雅精美，再加上工匠们的精雕细琢，使这件玉碗的艺术价值非同一般，成为国宝（见图8－23）。

（三）瓷器茶具

明代的白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史称“甜白”。白瓷茶盏造型美观，比例匀称，在洁白的瓷胎上，施以纯净的透明釉，便能烧制出白度很高的白瓷。胎越薄，色越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瓷器能够见影。甜白瓷创烧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景德镇，文献称其“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以后各朝均烧制相同白瓷来作为高档艺术品，但都无法与永乐朝相比。甜白瓷多为明代宫廷祭品，永乐年间制品最上。

这件白瓷僧帽壶，通高19．0厘米，是明永乐时期景德镇窑的制品。壶身通体施白釉，白中泛青，釉面晶莹肥美，以单色釉突出器物造型的美感。壶口制作僧帽形状，故名僧帽壶。帽沿就是口流，手柄边置一绳，以便倒水时系壶盖。壶身没有任何彩绘装饰，壶体制作精致。明永乐白瓷僧帽壶，造型奇特，釉色白莹，为人珍视，后人多有仿制（见图8－24）。

清代，茶类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绿茶外，又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形成了六大茶类。但是无论哪种茶类，饮用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因此，清代的茶盏、茶壶，通常多以陶或瓷制作，清代的茶盏，以康熙、雍正、乾隆时盛行的盖碗最负盛名。清代瓷茶具多由江西景德镇生产，景德镇是我国青花瓷茶具的主要生产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在瓷器上，是元代绘画的一大成就。而明代的景德镇青花瓷茶具，无论是器形、造型、纹饰等都冠绝全国，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青花瓷茶具在古陶瓷发展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历史高峰，史称“清代之最”。

（一）彩瓷茶具

清代彩色茶具的品种花色很多，除了青花瓷茶具、五彩瓷茶具之外，还创制了粉彩、珐琅彩茶具。清代彩绘瓷器的纹样，包罗万象。“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式被广泛运用，吉祥图案，寓意深刻。

这件由清乾隆年间制作的珐琅彩瓷茶壶，开光处画了三个仕女在闺房中戏墨的情景。茶壶的珐琅彩绘，边饰繁复，色彩鲜丽。运用开光，打破了历代纹样装饰中的陈规旧俗，人们看闺房中的仕女如犹隔窗看美人，三仕女各具情态，栩栩如生（见图8－25）。仕女图历朝均有绘制。在清代瓷器绘画装饰纹样中更为常见。壶盖上蓝彩中的红色蝙蝠纹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蝠与“福”的奇异对应，是常俗人生的价值祈愿（见图8－26）。

（二）金属茶具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用金、银、铜、铁、锡等金属制作茶具的，特别是在唐、宋时期，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皇室贵族，用金、银制作茶具，以显示拥有者的尊贵地位。只是从明代开始，随着散茶的兴起，饮茶直接用沸水冲泡，金属作为泡茶的用具，一些行家开始提出异议。明·张谦德指出：“泡茶用壶，“官哥、宣定（指瓷器）为上，黄金、白银次，铜、锡者斗试家自不用”。但用锡罐作贮茶器具，却为时人所崇尚。明·冯可宾《岕茶》云：“近有以夹口锡器贮茶者，更燥更密。盖磁罈犹有微隙透风，不如锡者坚固也。”

这件清代嵌玻璃彩绘锡罐，就是一种锡制的贮茶器。锡罐造型独特，犹如三个柜子相接而成，柜与柜之间连成“品”字形，如此使正、背两面各有三个错落有致的立面，每个面上中间镂成长方形框，框底为白色，上有花鸟彩绘，其上再嵌以玻璃，显得十分雅致。至于锡罐做成长颈圆形小口，以及与之吻合的长筒形罐盖，其目的在于增强它的密封性能。这件锡罐造型别致，小巧玲珑，集书画于一体，使之成为一件很好的茶器具之外，成为了一件艺术珍品，在明、清时期，这种锡罐往往是品茶世家的传世之物，置于书房或客厅一侧，平添了几分文化氛围（见图8－27）。

（三）紫砂茶具

清代的江苏宜兴紫砂陶茶具，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溧阳县令、“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传说他设计了新颖别致的“八壶式”，由杨彭年、杨风年兄妹制作，待泥坯半干时，再由陈曼生用竹刀在壶上镌刻文或书画，这种工匠制作，文人设计的“曼生壶”，为宜兴紫砂茶壶开创了新风，增添了文化氛围。乾隆、嘉庆年间，宜兴紫砂还推出了以红、绿、白等不同石质粉末施釉烧制的粉彩茶壶，使传统砂壶制作工艺有了新的突破。

这件包袱壶通高9．7厘米。整个壶身呈一个方中显圆的包袱状，包袱布两边扭束成一条带，连接壶的嘴和把柄，而带子中间的结又正好落在壶盖的中间，变成了茶盖上的纽。现该壶为美国佛立尔博物馆收藏（见图8－28）。

清康（乾）乾（隆）年间的紫砂茶具，总的说来，造型较简单，惟注重装饰。清陈次传葡萄杯就具有这一时代特征。

这件葡萄杯的造型以连着枝叶的半个葡萄作杯，杯的口沿和壁的内外磨得平整光润，显示出杯的细腻和洁净，又将捏得粗老苍劲的葡萄主干，与枝、叶、果、须及杯的外壁相贴，增强了杯的装饰感，再利用稍稍伸出杯底的枝干和叶端，形成三足鼎立，成为杯底的支撑点。在葡萄的枝干上，有一只跃跃欲试的小松鼠，似在偷吃葡萄，使整只葡萄杯显得生机盎然、趣味横生（见图8－29）。

我国陶瓷业历史悠久，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即是最初瓷器传入西方，“瓷”字的谐音。古代名窑颇多，不能一一介绍，只选与茶具关系密切的名窑，简介于此。

该名称最早见于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一诗，系对杭州湾南岸古越地青瓷窑厂的总称。其形成于汉代，经三国、西晋，至晚唐五代达到全盛期，至北宋中叶衰落。中心产地位于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始终以生产青瓷为主，质量上乘。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评述茶碗的质量时写道：“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也；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煮饮绿茶，故极推崇越瓷。

在今河北内丘、临城一带，唐代属邢州，故名。该窑始于隋代，盛于唐代，主产白瓷，质地细腻，釉色洁白，曾被纳为御用瓷器，一时与越窑青瓷齐名，世称“南青北白”。陆羽在《茶经》中认为邢不如越，主要因为他饮用蒸青饼茶，若改用红花比较，或要反映真实的茶汤色泽，则结果正好相反，所以两者各有所长，关键在于与茶性是否相配。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南宝丰清凉寺一带，因北宋属汝州而得名。北宋晚期为宫廷烧制青瓷，是古代第一个官窑，又称北宋官窑。釉色以天青为主，用石灰一碱釉烧制技术，釉面多开片，胎呈灰黑色，胎骨较薄。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南禹县，此地唐宋时为钧州所辖而得名。始于唐代，盛于北宋，至元代衰落。以烧制铜红釉为主，还大量生产天蓝、月白等乳浊釉瓷器，至今仍生产各种艺术瓷器。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北曲阳润磁村和燕山村，因唐宋时属定州而得名。唐代已烧制白瓷，五代有较大的发展，白瓷釉层略显绿色，流釉如泪痕。北宋后期创覆烧法，碗盘器物口沿无釉，称为“芒口”。五代、北宋时期承烧部分宫廷用瓷，器物底部有“官”、“新官”铭文。宋代除烧白瓷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等品种。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宋室南迁后设立的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前期设在龙泉（今浙江龙泉大窑、金村、溪口一带），后期设在临安郊坛下（今浙江杭州南郊乌龟山麓）。两窑烧制的器物胎、釉特征非常一致，难分彼此，均为薄胎，呈黑、灰等色；釉层丰厚，有粉青、米黄、青灰等色；釉面开片，器物口沿和底足露胎，有“紫口铁足”之称。16世纪末，龙泉青瓷在法国市场上出现，轰动整个法兰西，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称呼它，只得用欧洲名剧《牧羊女》中的女主角雪拉同所披的青色长袍来比喻，于是“雪拉同”成为青瓷的代名词。现在的龙泉窑又有新的发展。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建立了南宋官窑博物馆。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至今遗址尚未找到。有的文献上将浙江龙泉官窑称为哥窑，实为讹传，传世的哥窑瓷器，胎有黑、深灰、浅灰、土黄等色，釉以灰青色为主，也有米黄、乳白等色，由于釉中存在大量气泡、未熔石英颗粒与钙长石结晶，所以乳浊感较强。釉面有大小纹开片，细纹色黄，粗纹黑褐色，俗称“金丝铁线”。从瓷器的釉色、纹片、造型来看，均不同于宋代龙泉官窑。

在今福建建阳，始于唐代，早期烧制部分青瓷，至北宋以生产兔毫纹黑釉茶盏而闻名。兔毫纹为釉面条状结晶，有黄、白两色，称金、银兔毫；有的釉面结晶呈油滴状，称鹤鸽斑；也有少数窑变花釉，在油滴结晶周围出现蓝色光泽。这种茶盏传到日本，都以“天目碗”称之，如“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等，现都成为日本的国宝，非常珍贵。该窑生产的黑瓷，釉不及底，胎较厚，含铁量高达10%左右，故呈黑色，有“铁胎”之称。宋代著名书法家也是茶学家的蔡襄在《茶录》中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糒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可见，宋代盛斗茶之风，又视建窑所产茶碗为最佳之器。

在今江西景德镇。始烧于唐武德年间，产品有青瓷与白瓷两种，青瓷色发灰，白瓷色纯正，素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之美誉。它在宋代主要烧制青白瓷。元代为宫廷烧制青白瓷，上有“枢府”字样，还烧制青花、釉里红等品种，至明代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设立了专为宫廷茶礼烧制茶具的工场。这是青花瓷有很大发展，茶具传到日本，日本茶道之祖村田珠光十分喜爱，称之“珠光青瓷”。此时，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还烧造了多种名贵蓝、红釉、甜白釉瓷器。清代时又创制珐琅彩、粉彩等多种新品种。自宋代开始，景德镇瓷器就远销日本，明清时大量输入欧洲，同时也奠定了“景瓷宜陶”的瓷都地位。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早在汉晋时期，就始烧青瓷，产品造型的纹饰均受越窑影响，胎质较疏松，釉色青中泛黄，常见剥釉现象。于宋代开始改烧陶器，及明代它则以生产紫砂而闻名于世。据名模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中记载，紫砂壶的创始者是金沙寺僧，正始于供（龚）春，供春是学使吴颐山的家僮。明正德年间，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供春暇时仿老僧制壶，做了一把银杏树瘿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但原盖已失，曾由清黄玉麟配制一瓜蒂盖，后被著名画家黄宾虹看出“张冠李戴”，遂又由制壶名家裴石民重做一个树瘿壶盖。供春之后，出现了制壶的“四名家”，即董翰、赵梁（一名赵良）、袁锡（一名元锡）、时朋（一作鹏）。和“四名家”同时的另一位名家李茂林发明了壶放在匣钵（瓦囊）汇总烧制法，一直沿用至今。明万历年间至清初，被供人为第一制壶大家的是时大彬（石朋之子），他与自己的高足李仲芳（李茂林之子）、徐友泉三人因排行都是老大，故称“壶家三大”。时大彬另有四大弟子，即邵文金（又名享祥）、邵文银（又名享裕）、蒋时英、欧正春。同时，还有紫砂壶艺史上重要人物陈用卿、陈仲美、惠孟臣。现品饮乌龙茶用的“烹茶四宝”中的容量仅50～100毫升的茶壶，人称“孟臣罐”，即其所擅长制作而得名。到了清初、中期，第一大家为陈鸣远，名家还有邵茂林、邵旭茂等。乾隆中后期至道光年间，紫砂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陈鸿寿。陈鸿寿，号曼生，曾设计了众多壶式，由杨彭年、杨凤年兄妹制作，壶身上留有大块空白，自己刻铭，后人称“曼生壶式”。之后又出现黄玉麟、裴石民、朱可心等制壶名人。现健在的顾景舟有将制壶艺术推向顶峰，被誉为“一代宗师”，与时大彬齐名。此外，还有蒋蓉等一批陶艺家，从而使宜陶始终居于最高水平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