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总的来讲，《都柏林人》(1914)的风格是:运用洗练而有特色的文体，融合现实主义的形象塑造(包括典型)、真实的细节描写、诗意盎然的象征性意象(symbolic imagery)，以及顿悟(epiphany)与对照等艺术手法。在十五篇故事中，精确的描绘、细致的心理刻画、生动的对话和抒情的气氛浑然一体。同时，在各篇中，按照不同的人物性格与规定情景，总的风格又灵活多变。
其代表作之一的《无独有偶》，主要表现小职员在办事处受气而在家里爆发。《土》则着重描述洗衣妇朴素而羞怯的温情。《一朵浮云》的主人公也是小职员，作者也写其苦闷和抑郁的家庭生活，但重点却在描摹他浅薄的文人气质、卑怯的行径，以及理想的幻灭。《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纪念日》)通过闲谈和似乎琐碎的细节，表达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主题。《圣恩》则以夸夸其谈和荒谬可笑的场景，反映重要的宗教与社会问题。第一篇《姐妹们》和最后一篇《死者》都笼罩着死神的阴影，但前一篇朦朦胧胧，后一篇则有鲜明的含意(broad hint)。
上述艺术效果是作者运用多种象征手段来实现的，包括寓意精微的意象(allegorical imagery)、隐喻、典故，以及表示顿悟的警句、微言大义(microcosm)、排偶(parallelism)，等等。此外，作者的艺术手腕还包括:重复或强调关键词语，篇末画龙点睛，某一篇的伏笔在另一篇点明，特别是意象或形象的强烈对照。
乔伊斯观察敏锐，故描述细致。各篇故事里并无离奇的情节或惊人的场面，只是普通人的琐事，以及仿佛渺小的悲欢离合，却自然而细腻，入情入理，相当感人。作者所用的语言似乎平淡，其实经过悉心推敲，形成独特的文体，并且有时非常含蓄。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尤其对话)都个性分明，不容混淆，反映了各种人物的社会层面与处境，以及文化水平和人生经历。在描绘景色时，乔伊斯并不精雕细琢，也无浓彩泼墨，而如我国传统的文人画或写意画，寥寥几笔便描绘出婉美、迷离或凄清的景致(参看《一朵浮云》、《两个浪子》与《死者》中有关片段)，犹如印象派大师特纳(J．M．W．Turner)和惠斯勒(J．A．M．Whistler)的画面。
在铸词炼句上，乔伊斯极其考究。他惯用微妙的双关语，一系列押头韵(alliteration)以至押脚韵的词，宛如诗句，节奏感与旋律性很强。但他的风格的特色，不仅在于抑扬顿挫的音乐性，主要是对词的构成和特点(包括形态与音色)，以及句子的结构和顺序有敏锐的语感。因此，他选词确切，造句有分量;从而能写出富有魅力的文字，写景状物栩栩如生，表达思想情感真切通透，含意隽永。
乔伊斯的语言又有变幻莫测的一面，故而很灵活，但有时模棱两可，增加了理解与翻译的难度。事实上，后期作品《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文字的“花样”更多，译得“神似”，就更不易了。
在风格上，乔伊斯试图寓平衡于变化之中。他自己曾说:力求体现语言“内涵的匀称”(innate symmetry)。这种变化多端而又保持均衡的风格，同海明威的文体形成鲜明对照。众所周知，海明威遣词造句力求简约，尽量删除枝节，有时简直就是电报，可谓锤炼得登峰造极。海明威曾在一封信中阐明:“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能用简单的陈述句，取得这份我们下不了定义的魅力。”[1]海明威本人正是这样实践的，从而取得了言简意赅的效果，好似白描而寓意深厚。但他过于注重简洁，流于片面，有时陷入单调;并且砍削时用力过猛，斧凿痕较明显，不够自然。
相形之下，乔伊斯的风格没有这种单一性，而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伸缩自如;恰如东坡书简论文体的名言:“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最后两句用来形容乔伊斯的文体是较为贴切的。这是上乘的风格，盖不论精练或畅达，总以“自然”为主，辅以灵活变化的修辞与文采等。
另一方面，海明威在上述书信中论杰作一节，见解精辟。他先批评福克纳过于卖弄“那套花样或者修辞”等，然后申述:“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神秘之处……永远有生命力。你每重读一遍，都能看到或学到新的东西。”[3]在另一封信中谈到短篇小说时也强调含蓄:“如果你写了一篇又强烈又含蓄的短篇，人家读了就像读一部长篇似的，那个短篇就能经久。”[4]以上两段引语中的重点，即伟大的作品能让读者发掘不尽，故能久传等，都适用于海明威本人的佳作，也适用于乔伊斯作品，特别是“又强烈又含蓄”一点，正是短篇的一大特色。
举例来说，《无独有偶》的主人公傅林敦由于贪杯，在办公时间溜出事务所，去小酒店痛饮黑啤。喝完后，向掌柜的“要了一颗葛缕子”。就这么一句，并不进一步挑明，此乃傅林敦的惯技，以防同事或主任发现，等等。联系上下文，更觉微妙。这种写法意味隽永，并不平铺直叙，而是现代语言学中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也符合刘勰标举的“隐秀”(“隐之为体，义生文外”[5])，或司空图称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6]总之，这种蕴藉的手法是可以适当借鉴的，尤其对一些“倚马万言”的青年作家而言，值得注意。
然而，要根据特定的情景和细节，以及个性判然的人物性格，恰当地使用各种艺术手段，并非只有含蓄或婉约才妙。在某些场合就得大刀阔斧地写。就在同一篇，作者描述傅林敦受尽屈辱而满腔激愤的心情，以及他与伙伴们在酒肆畅饮的情态，尤其结尾，傅林敦为了发泄怨气而毒打孩子的场面，不仅逼真，而且淋漓尽致。篇末孩子的恸哭与哀求更是催人泪下，艺术感染力很强;总结全篇，力透纸背，余音缭绕。
另一篇力作《伊芙琳》，故事发展到高潮时，伊芙琳已经在码头上，即将和情人(水手)搭船私奔，但内心充满剧烈的冲突，既向往未来美满的生活，又舍不得老家和亲人，终于在极度痛苦中，铁了心，斩断情丝而留下:“不!不!不!决不!……在风涛中，她凄绝地尖叫一声。”这种描写可谓斩钉截铁，毫不含蓄。
诚然，总的说来，乔伊斯较多地运用蕴藉的技巧，往往一个单词、短语或警句在性格塑造、气氛烘托，或强调特征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方面，用具体的意象来象征抽象的概念、情绪或弦外之音，更是乔伊斯常用的艺术方法。
这种笔法在乔伊斯中期和后期作品中尤为突出。且看《青年艺术家肖像》第四章末尾，斯蒂芬·戴德勒斯独自在海滨徘徊，内心被沉重的宗教情感压抑着，因为天主教学校的教条一直束缚着他的心灵。在海边，他偶然瞥见一个少女穿着游泳衣，伫立在浅滩水中央，“仿佛一只奇异而魅人的海鸟”。他凝视不止，并无邪念，而感到“生命在奔腾，向他呼喊”。
她的形象永远渗入他心灵中……她的眼神在感召他;他的灵魂颤动,顿时恍然大悟:要生活,不管犯错误或摔倒,总会胜利。要从生活中重新创造生活!野性的仙女在他面前显身了,她洋溢着凡人的青春和美……向前,向前,向前![7]
这是整篇小说的关键一节。嬉水的女郎象征充沛的生命与蓬勃的生活，启示青年主人公下定决心，挣脱宗教桎梏，投入沸腾的生活，毕生用艺术来创造生命，再造生活。不过戴德勒斯(基本是作者的化身)此后以“艺术至上”的价值观来看待和反映人生与社会生活，主观意向很强，针砭峻激，成为“归隐山林”者。以后，在《尤利西斯》中，作者更加深入地刻画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性格和独特的形象。
以上译文中所云“恍然大悟”，即本文前面提到的“顿悟”。这是乔伊斯倡言的观点，实际上是描摹世态和刻画心理的一种技巧，后来被现代派作家奉为圭臬而群起仿效。乔伊斯本人曾阐明:他对艺术的观念便是顿悟，即“一种猝然的心领神会，或可以说神圣的启示;精微而确切地洞察芸芸众生;仅仅一个片段，但包含全部生活的意义”[8]。其实，这一定义同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所咏:“从一粒沙见一个世界／……在刹那间捕住永恒”是同样的意思。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同佛教禅宗宣扬的“顿悟”并不完全一致，但强调直觉(in-tuition)这一点却是共通的。
在《都柏林人》各篇里，用具体的意象来表示顿悟或象征的例子俯拾皆是。《土》中，玛丽亚到亲密的朋友家做客，同孩子们玩蒙眼取物的游戏。轮到她蒙上眼睛时，孩子们恶作剧地给她摸一包黏土。这是死亡的不祥之兆，但在故事中并不讲明，只由主妇斥责孩子来暗示。
很显然，《纪念日》的突出意象是常春藤。故事中两个正角，奥康纳与海因斯，当天都在外衣翻领上佩一枚常春藤叶，悼念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帕奈尔。这是因为按照基督教传统，常春藤象征永恒的生命。这一细节出现于故事的开端，即奥康纳在委员会办公室同工友老杰克闲聊，点燃香烟，映出翻领上的常春藤叶。但一笔带过，并不细表。海因斯出场后，再描述同一细节，透过对话略加提示。直至篇末，海因斯咏诗痛悼帕奈尔，才点明主题。这是结构与叙述中跌宕起伏、层层深入的方式，耐人寻味。
而《圣恩》一篇，主人公克南借用“狎虎”这一凶残形象，说道:“那帮狎虎窜到这儿来，他们以为能仗势欺人哪。”表面上，他在骂都柏林的警察，骨子里是指桑骂槐，指责英国殖民统治。再深一层，联系《纪念日》反映的作者的思想情愫，克南的话实在传达了乔伊斯本人的感想。
更其精妙的是《阿拉比》中的意象“圣餐杯”，象征少年主人公孤傲的性格。作者描写他于周末陪姑母上街采购，穿过闹市喧嚣的人群，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言外之意是，少年将孤芳自赏地走完苦难的人生历程。后半篇描述他渴望去逛“阿拉比”——富有阿拉伯风味的集市。当他终于走进那儿的大厅，却发现里面“黑沉沉的”，几乎所有的棚摊都打烊了，于是他有“一种阒寂之感，犹如置身于做完礼拜后的教堂中”。这一细节有双重象征:集市隐喻欢乐的生活，教堂讽喻神圣的宗教，而少年对两者的理想都幻灭了。归根结底，这是乔伊斯“夫子自道”。
运用象征手段时，乔伊斯惯用对照的方式，创造特殊气氛，或烘托人物心情。他好用明暗对比法。这倒并非独出机杼，以前的艺术大师伦勃朗在绘画中就强调此法，取得显效。莎士比亚于《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会”一场的末尾，以及《哈姆雷特》老王显灵的场景中，都用月色、曙光等对照黑夜与浓雾。乔伊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有独创性的发展。
进行明暗对照时，乔伊斯常用灯、路灯、煤气灯，以及火、炉火、壁炉等来对比夜、黑夜、黑暗、暮色等等。《无独有偶》开端便描写:
浓雾伴随着黑夜,渐渐吞没二月的暮色,尤思苔丝街上的灯亮了。
……阴湿的黑夜即将降临,他多想坐在酒吧里,在耀眼的煤气灯下……跟小兄弟们开怀畅饮……
至篇末，傅林敦憋着一肚子气回家，“眼光在黑暗中探索”;随后呵斥孩子:
“点灯!黑洞洞的,什么意思?!……”
“在那火上煮!你让火灭啦!老天爷啊,我教你再让火灭掉!”
以上所引几节，明暗对比同象征性水乳交融:灯光种种反映主人公憧憬的快乐生活，黑夜诸类则呈现使他抑郁的冷酷现实。
类似的手法在其他各篇中屡次运用，《两个浪子》一开头便描绘“八月里，温暖的、灰蒙蒙的暮色”，礼拜天熙熙攘攘的街头景象，仿佛印象派巨匠莫奈的《巴黎街头》:“大街小巷弥漫着一阵阵温馨的气息……五光十色的人群熙来攘往。路灯宛如一颗颗晶莹的珍珠……照亮下面芸芸众生……”
同《无独有偶》里灯光象征欢乐一般，这儿“珍珠”似的路灯也映照光明和喜悦，预示着故事将有比较美满的结局。到篇末，科利给伙伴莱内汉看那姑娘给他的金币，也是在路灯底下:
他摆出一副庄重的架势,向灯光伸出一只手,微笑着,徐徐地摊开手掌……一枚小小的金币在闪烁。
那些具体的意象(灯光、金币、笑容)烘托出欣悦的情绪，明朗的喜剧式的气氛。相反，《纪念日》一开端，作者便描写忽明忽灭的炉火，映出工友老杰克颓衰的身影，从而渲染黯淡的气氛，暗示悲剧性的内容:
老杰克用一块硬纸板把灰烬耙在一起……他把稀薄的灰撒在煤块上之后,便退后些,面孔隐没在暗处。当他再去扇旺炉中火的时候,对面的墙上映出他蹲伏的身影,渐渐伸长,那张脸也慢慢地重新呈现了……瘦骨嶙峋,毛茸茸的;一双湿腻膩的蓝眼睛对着火光眨巴……
这一幅以炉火为背景的阴森的肖像画，不仅本身运用明暗对比，而且同上述《两个浪子》开端的欢快的闹市景象形成了对照。
这种方式不只限于光和色彩，也适用于人物，即以性格或身份不同的人物造成鲜明的对比。《纪念日》的主要正面人物是已故爱尔兰民族党领袖帕奈尔，头号反角是“耍鬼花样”竞选市长的投机政客蒂尔尼。两人在故事中均不露面，但处处令人感到他们对所有人的影响与控制，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在委员会办公室进进出出，好似闲谈的那些人，都围绕这两个焦点人物，正反两股势力的核心与代表。在这篇小说里，乔伊斯十分精细地对比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来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传达自己的价值标准与情怀。然而，某些西方学者却认为，此篇的人物全都是作者的讽刺对象。法利斯教授就一股脑儿称这些形象为“一批在道德上格外卑劣的政治寄生虫”[9]。这是过于笼统的视点。
人物对照的手法也用于《都柏林人》其他各篇。显而易见，在《圣恩》中，乔伊斯对比了天主教内部几个作风截然不同的神甫，实际上是宗教界正反两面的范例。
第二篇《偶遇》，主要刻画了一个心理变态的老头儿，来反衬三个天真无邪的学童。作者叙述三个男孩兴高采烈地逃学而郊游，这一情节象征少儿对自由生活的憧憬;但他们偶遇那怪老头后，初次窥见了现实中的阴影，美好的梦想破灭了。最后几段似乎描写老头渴望鞭打孩子的狠毒心肠，但深一层看，联系上文，他先教唆孩子要“谈情说爱”，尔后却恫吓他们不准有“小情人”，胡言乱语，可以联想到:作者借此暗示，这个畸形的老人曾在爱情中有过波折，吃过苦头，因而怀着憎恨女性的变态心理。莫怪孩子觉得诧异:老头讲起“男孩与情人”时，“力什么要抖一两下，仿佛他怕什么东西，或突然发冷似的”。在这一篇的人物对照中，作者运用了反衬、暗示与联想诸多技巧。这些技法在乔伊斯的后期作品中，更挥洒自如了。
过着放荡不羁生活的赛古安与吉米一伙纨绔子弟是《车赛以后》毫无疑问的主角。正面人物是贫穷的匈牙利钢琴手维朗纳。尽管他和那批人一块儿玩，却起着反衬的作用。尤其当哥儿们在游艇上通宵狂赌后，黎明时，“一缕曙光映着”维朗纳，他在舱门口出现，喊一声:“天亮了，先生们!”这是对虫渣一族的当头棒喝，又是作者在故事结尾的点睛之笔。
而《一朵浮云》内，主人公是一个耽于幻想、有诗人气质而意志薄弱的小职员。同他对照的是一个老于世故、俗不可耐的记者。乔伊斯用极其生动、个性分明的对话，描绘这两个性格迥异的朋友，委实口吻逼肖，跃然纸上。作者自己曾在书信中说:“《一朵浮云》中任何一页都给我莫大的乐趣，比我所写的一切诗文加起来还要多。”[10]
除了人物对比，乔伊斯还擅长文体对照。在《都柏林人》中，这一方式的表现是在大段描写现实生活的叙述和对话中，插入一小节或几句写景抒情，尤其是描摹沉思或感伤的散文诗一般的片段，相映成趣。在刻画纨绔子弟的市侩本性和浪荡生涯的几段中，紧接闹市景象，《车赛以后》有这么一小节:
他们向北彳亍,心头仿佛袭来一缕不可名状的落寞之感,而在他们头上,在夏夜迷蒙的暮色中,一盏盏圆形路灯闪烁着淡白的光影。
这种文体交错或反衬的修辞法，在《一朵浮云》、《两个浪子》以及《死者》等各篇都用上了。其晚期作品，这一技巧用得更圆熟;甚至带有嘲讽或诙谐色彩地模仿(parody)英国文学史上诸多名家文体，以配合形形色色的情状或背景。
乔伊斯继承传统而发扬的、以特殊文体形成对照的方法，对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巨大;菲兹杰拉德在作品中，特别在其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惯用这种技巧。
同样，在结尾点明主题(如上文所引“一枚金币”、“天亮了”、《纪念日》篇末悼诗等)，以及重复关键字眼暗示含意(如“教堂”、“教士”、“灯”、“炉”、“雪”、“土”、“黑夜”)之类技巧，也对现当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考证:海明威曾从乔伊斯的创作中，学习如何重复关键词语，以使读者领会特殊的情绪。[11]无论如何，乔伊斯继承和创造的文学技巧，是可以认真借鉴的。
上述种种象征手段、顿悟与对比，再加上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融合或颠倒(time-travelling)等创作方法，在乔伊斯后期作品里得到充分发挥。他在那些长篇小说中，力求摄取一刹那的感觉和印象，深入挖掘潜意识，刻意描绘灵魂深处的本能与直觉，调动所有这些技巧来传达意识的流程。这在当时堪称独创，具有划时代意义。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12]也是意识流手法的高手，但其成就似不及乔伊斯深而广。
从《都柏林人》各篇确实能看出，乔伊斯善于渗透人物的心灵深处，概括地塑造典型，生动地描绘三教九流;对中下层市民的生活与心理本能，他具有锐利而精细的观察力，而对善良纯朴的普通人，他又寄予真挚的同情。十五篇有机组合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幅再现世态的画卷，描摹人间众生而绘声绘色，刻画心理而精微入神。
至于在创作态度上，乔伊斯极其认真，可谓呕心沥血，千锤百炼。有位友人(据说是其信徒贝克特[13])曾目睹他在斗室内创作的情景:兴会淋漓，汗流如注，几乎精疲力竭;恰似贝多芬作曲时同音符搏斗。真正的艺术家莫不如此，这种献身的精神不由人肃然起敬。
总而言之，乔伊斯的影响是跨越时空而深远的。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关于他的生活、思想与创作，已列为欧美各著名大学和官方研究院的专题课;评论和诠释乔伊斯作品的专著浩如烟海，有关的学术机构定期举行国际性的乔伊斯专题讨论会;宛如“莎学”，形成了一门“乔学”。此外，高等院校和文艺团体还设立乔氏纪念馆、图书馆、乔伊斯思想研究中心等等。
具体剖析乔伊斯作品，绍介他的重要著作、思想源流与创作技巧，如他擅长的以小见大，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以及讲究含蓄，灵活运用象征、意象、对照和反衬等艺术表现法，乃是他山之石，是可以积极借鉴，力我所用的。
谨以此书献给现代文学的先驱、文学新思想奠基人詹姆斯·乔伊斯一百廿周年诞辰!
孙 梁 宗 博[14]
二○○一年圣诞雠订
【注释】
[1]参见海明威1925年6月27日致布雷特函,董衡巽译,《世界文学》,1983年第1期第230页。
[2]见苏轼著《答谢民师书》。
[3]参见海明威1925年6月27日致布雷特函,董衡巽译,《世界文学》,1983年第1期第230页。
[4]参见海明威1935年8月19日致卡什金函,董衡巽译,《世界文学》,1983年第1期第213页。
[5]见刘勰著《文心雕龙·隐秀篇》。
[6]见司空图著《诗品》。
[7]节译自《英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三部第2083—2084页,M.H.亚伯拉姆斯主编,纽约、伦敦,W.W.诺顿出版公司,第4版。
[8]转引自哈利·列文编《乔伊斯作品精选·序》,第13—14页,伦敦,琼纳逊-凯布出版公司,1948年。
[9]见理查特·法利斯著《爱尔兰文艺复兴》,第142页,纽约,西拉古斯大学出版社,1977年。
[10]引自《乔伊斯书信集》,第二卷第182页,理查特·艾尔曼编,纽约,伐金出版公司,1966年。
[11]参见《短篇小说选·白象似的群山》引言,第358页,威尔弗雷特·史通等编,纽约,麦克格劳-希尔书局,1976年。
[12]这位女作家与乔伊斯的生卒年份(1882—1941)相同,真是巧合。
[13]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
[14]孙梁(1925—1990),字楚良,上海人。著名外国文艺评论家、翻译家。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9—1952年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外文史。1956—1990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作品及译作有《孙梁文集》、《英美名诗一百首》、《罗曼·罗兰文钞》、《罗曼·罗兰与梅森葆通信录》、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西蒙诺夫诗集《友人与敌人》、福斯特论集《作家——人民的良心》、伍尔夫长篇小说《达洛卫夫人》等三十余部,曾任《新英汉词典》常务编委。宗博(1959— ),又名宗白,上海人。上海翻译家协会成员。1976—1978年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学习。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1983年开始执教于华东理工大学。主要作品及译作有《剧坛拾零》,《乔伊斯与劳伦斯》(英文),毛姆文论《明晰·简洁·悦耳》,海明威短篇小说《在异乡》、《桥边的老人》,奥尼尔戏剧《东航卡迪夫》,萧伯纳剧评《杜丝与贝尔娜》,柯辛斯基中篇小说《在那方》,福克纳中篇小说《花斑马》,玛·德拉布尔长篇小说《冰雪时代》和《布达拉宫》(中译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