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在遗嘱中宣称自己信奉罗马天主教，他生于此环境，重建了它并一直守护它，可他的内心从来不曾接受它的教义。接着，他又想到英雄之墓的荣耀，像某个参加竞选的法国人一样写道：“我希望能把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畔，安葬在法国人民中间。我是如此地热爱他们。”

他接着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他希望儿子能够拥有自己所有的权利、财富和智慧，拥有一切在拿破仑死后仍然发挥作用的东西。所以他向他的“爱妻”保证，他对她的爱始终未变。他希望她能用心照料他们的儿子。虽然他的儿子现在是奥地利王子，但他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曾是法国的王子。他绝不能成为政治寡头们压迫欧洲人民的工具，首先要防范的人就是他的外公。

接着是对敌人的致命一击：“我过早地死去，凶手就是英国的独裁者和他们雇用的杀手。”他又用古罗马保民官的口吻煽动道：“英国人民会为我复仇的。”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他说他失败的原因是“马尔蒙、奥热罗、塔列朗和拉法耶特的背叛，当时法国内部其实不乏我的支持者”。他又补充道：“我原谅他们。”然而，在这句基督教套话之后，紧接着的话语却体现出军人的锋芒：“但愿未来的法国能像我一样宽恕他们。”

然后他用一种贵族式的文体来感谢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姊妹，感谢他们多年以来对他的关怀。路易最近刚公开发表文章抨击他，拿破仑在遗嘱中也原谅了他。接下来是他的财产处置。

遗产主要分成几大部分，首先，十四年来他所节省下来的皇室年俸。其次是他自行出资为皇宫购置的首饰、家具、银器。另外就是他在意大利的财产。他认为总价超过两亿法郎。他强调说，任何法律都不能没收这笔财产。那些参加了1792至1815年的各项战役并幸存下来的官兵，将得到这笔财产的一半，根据他们服役时的薪金进行分配。另一半则分给那些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破坏的省市和乡镇。他试图通过这一举动让新政府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当年他退位时，波旁王朝没收了他所有的金子和贵重物品。这也可以加强军队和人民对他的好感。他同时希望这能对他的王朝无形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像安东尼公布了恺撒遗嘱所产生的效果。

接着他列出了九十七名受赠人。他想了十天，敲定了这份名单。蒙托隆写道：“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思考，考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证明他的慷慨，每天他都会想起一些以前仆人的名字，他想嘉奖他们。”为这些受赠人他准备了大约两千万法郎的财产。他觉得这笔钱比前面巨大的帝王财产要保险。其中有六百万现金是他离开巴黎时存起来的。

谁是受赠人呢？

蒙托隆获得二百万法郎，贝特朗和宫廷内侍马尔尚各五十万法郎。马尔尚虽是仆人，却是唯一一个被拿破仑称为朋友的仆人。拿破仑补充说道，他希望马尔尚能与他的一个老近卫军军官联姻。他指定马尔尚、贝特朗和蒙托隆为遗嘱执行人，并命令他们在文件的每一页上都盖上章。拿破仑手写的最后文件上便有四个人的盖章：皇帝的鹰章，两个旧贵族伯爵的纹章，还有一名普通老百姓的缩略签名。马尔尚获得了皇帝的最大信任：他将负责执行皇帝最终的意愿。“他为我服务，但纯粹是出于友谊。”

凡是在圣赫勒拿岛上服侍过他的仆人，都将得到一部分财产。几个医生也有份儿，他们中有一人被皇帝称为自己见过的最有德行的人。然后他将遗产赠给关系亲密的将领、秘书，两名作家、厄尔巴岛卫队、阵亡将领的遗孤。他们分到的金额数目相同。另外还有马夫、宫廷侍从、传令官、猎人、一名埃及的领骑官、一个看门人、一个图书管理员、科西嘉世交的后代和他的奶妈的后裔。他虽然过去多次接济奶妈的后裔，但这些人还是生活得比较窘迫。还有他当年在奥松学习时一个老师的子孙，土伦战役中把指挥权交给他的将军的后人。有一个议员不顾整个委员会反对坚决贯彻了拿破仑的土伦计划，他的子孙也在受赠之列。另外还有阵亡副官米尔隆的后代。为了纪念他，皇帝曾用这个名字来给一艘船命名，后来用它作化名。还有一个下级军官，曾被指控计划谋杀威灵顿，后又被无罪释放。皇帝曾这样说道：“他完全有权杀了那个贵族寡头。因为威灵顿建议把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来并置我于死地。他如果真杀了威灵顿，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法国的利益。”

他用这样一句革命的呐喊结束了受赠者的名单。在给执行人的指令中，他列举了其财产的主要范围：俄罗斯的孔雀石家具，巴黎市赠送的金质餐具，用波丽娜的钱在厄尔巴岛上置办的一处小产业（前提是波丽娜在他去世时也已离世），存在威尼斯的价值五百万的水银，威尼斯大主教遗赠给皇帝的财产（前提是真的如他所说那样，让皇帝继承他的遗产），藏在马尔梅松的黄金与珠宝，这笔钱没有赠给约瑟芬，也许还能被找到。这是一个国王也是一个冒险家幻想出来的财产清单。

他将一盏小银灯赠给母亲。这盏灯伴随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了六年的不眠之夜。他的兄弟姐妹都得到了一些小小的留念。他提到了约瑟夫和吕西安，好像彼此之间从未有过龃龉。每人可以得到“一件绣花的大衣、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而在生前，拿破仑送给他哥哥的是一顶王冠，并也曾给吕西安提供过这样的机会。

拿破仑真正的继承人还是他的儿子。首先，他的儿子将继承所有的武器、马鞍、马刺、盒子、勋章、书籍、衣物、行军床。在详细清单的最后，他补上了一句庄严的话：“我希望他能珍视这笔小小的遗赠，以此纪念他众口传颂的父亲。”这份清单非常琐碎，甚至还包括两条睡裤和两个枕头套，但其中也有不少闪光点：“我在奥斯特里茨的佩剑。在乌尔姆、艾劳、弗里德兰、吕堡、莫斯科、蒙米来尔用过的金质旅行箱。1815年3月20日在杜伊勒利宫路易十八的桌子上找到的四个盒子。我的闹钟是腓特烈大帝曾经用过的，我从波茨坦把它带到了这里，放在第三个匣子里。一件蓝色大衣，那是我在马伦哥战役时穿过的。还有我任第一执政时的佩剑和荣誉军团的绶带。”每一项物品之后他都会指定一名亲信亲自保管。他儿子年满十六岁便可以接受这些东西。

然后，他要求马尔尚保存他的头发，请人做成手链，加上金质锁扣，送给他母亲、兄弟姐妹和皇后。接下来的一句话尤为感人：“稍大一点的手链由我儿保存。”他提到了很多不同的地点和人物，希望与这些事物相联系的回忆能够让他的儿子感兴趣：“回忆我将成为他生命的荣耀。人们将为他提供一切条件，以方便他实现这一目标。如蒙幸运恩赐，他可望重登皇位，那么遗嘱执行人有义务向他解释，对于我那些年长的军官、士兵和忠实的侍从，他究竟欠他们些什么。”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其所能设法与他谋面，并竭尽全力让他明白“事情真相和其中的关联”。待他稍大点以后，希望母亲和兄弟姐妹能写信告诉他，希望自己的军官和仆人的孩子们愿意为他服务。希望母亲也能“留下一些珍贵的遗物给孩子做个纪念，例如她的画像、我父亲的画像，或是一些珠宝，来帮助他儿子重塑对祖父母的记忆”。

他便以如此朴素的情感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还用煽情的语言提到了祖父母。然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后却隐藏着深渊：“一旦我的儿子成年，且没有什么不便，他就必须恢复拿破仑这个名字。”

他为他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做了如此细致周到的安排，然后在第三十七款中他又附上几段文字：他希望小莱昂从事文职，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成为军官。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他的合法继承人不幸夭折几十年后，不务正业的小莱昂娶了一个厨娘，在美国结束了他的一生。而瓦莱夫斯基伯爵后来却做了部长，主导着法国的命运。他面庞清秀，表现出天生的聪慧，也向人们展示他来自何人的爱情结晶。

他还写了另外一份遗嘱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在他弃世前两周的一天夜里，他把蒙托隆叫来。在最后几周中，后者尽心竭力地照料着他。蒙托隆回忆道：“我走进去，他端坐在床上，目光中的熊熊火焰让人担心，我真怕他烧坏了。而他说道：‘情况并没有变得更糟。我和贝特朗谈过，遗嘱执行人该对我儿子说些什么，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还想再给他些建议！你记一下。’”

皇帝接下来的这份政治遗嘱长达十二页。其中没有一个字涉及战争，有的只是和平。他提到了欧洲，从中可以看出由他肇始的19世纪几乎所有的主要思潮。这份政治遗嘱就好像是他获得了再次统治的机会而提出的对未来的展望。是对自己事业充满自豪的批判。是对新型政体的前瞻。是对20世纪的警示。是他从岛上向欧洲发起的呼吁，呼吁各民族联合起来。是强调民族间相互理解，推崇自由、平等、文化、才智和贸易的声明和宣言。而这一切都是生命垂危的拿破仑在一夜之间完成的，那时他一直发着高烧。

我的儿子不可以想着为我的死报仇。他应该从中得到教益。和平统治应该成为他努力的目标。如无必要，不得模仿我而重启战端，否则便是愚蠢。重复我的道路就意味着否定我之前的一切……同一个世纪，不要将同样的事做上两次。过去我出于不得已诉诸武力，以期征服欧洲，而今，却必须说服它……我的新思想已经在法国和欧洲生根。这些新思想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但愿我的儿子能够将我播下的种子培育成熟……

英国人为了粉饰迫害我的罪过有可能帮助我的儿子返回法国。但为了与英国和睦相处，无论如何都必须照顾到它的商业利益。这种必要性会有两种结果，对英作战或与英国一起共同参与世界贸易。目前只有后者可行。在法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交要比内政重要。我留给我的儿子足够的力量与别人的好感，他只需要利用一种武器来继续我的事业，那就是宽容且互谅的外交。

……希望我的儿子永远不用借助外国势力登上皇位。他不能为了统治而统治，而应该争取后世的颂扬。希望他尽可能多接近我的家族。我的母亲具有古典美德……若治理有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容易统治的民族。他们的理解力无与伦比，敏捷且透彻。他们能马上分辨出，谁是为他们工作的，而谁又不是。但一定要顺着他们的脾性说话。否则，他们不安分的思想会变得异常活跃，会引起骚乱，诱发暴动……

他要蔑视一切政党，只接近民众。除了叛国者，他必须尽弃前嫌。他应唯才是举，唯功是赏。

在法国，贵族的影响最为微小。依赖于他们无异于沙上建塔。在法国，唯有依靠民众才能有伟大成就。

……我从来都是依靠民众。我建立了第一个照顾各个阶层利益的政府……民族利益的分裂会导致内战。天然不可分的东西便绝不能分，否则便将毁灭它。我并不重视宪法……但基本原则应是普选。

我所提拔的贵族对我的儿子没有任何用处。

……我的独裁是不得已。证据就是，我想要的权力并不多，但人们总是提供给我更多的权力……对我的儿子来说情形会有所改变。他的权力将引发争论，他事先就应当估计到人们要求自由的愿望……君主不应为了统治而统治，而是要启蒙民智、传播道德和实现富足。所有虚假的东西不仅起不到帮助的作用，反而有可能让事情更糟。

……两种同样强有力的热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它们看来似乎相互矛盾，但确系同源，即爱自由和爱荣誉。政府只有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为政之道并不在于遵循某个好的理论，而是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必须要认识到，服从于必要性，然后利用这种必要性。

在政府的手中，出版自由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政府可以借此将健康的观点和正确的原则传播到帝国最偏远的角落。忽视出版自由，无异于临渊酣睡……在生死攸关之时，要么疏导，要么压制。

是我让新思想与新事物在欧洲各处胜利进军，我的儿子应继承这一事业：将欧洲统一为不可分的联邦。

欧洲的巨变无可避免。要制止这一转变，无异于螳臂挡车。唯有积极参与，方能成就众人共同的心愿和希望。

我儿子的地位将是困难的症结。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诉诸武力来解决某些问题，希望我的儿子能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后才解决它们。要是我1812年击败俄国，将可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来一百年的和平问题，同时我也可以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将民族矛盾的“百年绳结”一剑斩开。现在，人们必须自己去解决了。今后对于重要问题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北方，而是地中海沿岸。那里有足够的东西，能够满足所有强国的野心。在那里，只需付出几小块贫瘠的土地就可以换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君主们应该明白，欧洲不应当是国际仇恨的策源地。

消除偏见，扩大利益，拓展贸易，没有哪个国家能垄断贸易。

如果我儿子的心中没有燃起神圣的火焰，没有任何向善之心，那么你们告诉他的一切，他所学到的一切都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要他有向善之心，就足以成就伟业。我希望，他能够配得上他的使命。

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去维也纳……

这时他的力量突然消失了：遗嘱至此戛然而止，仿佛是通灵者的呓语。这个垂死之人用来教育他那可怜的儿子的训示，在一百年后依然可以教育欧洲。无论我们打算怎么解决今天的国家问题，其实这个天才都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