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失败是咎由自取。我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命运的始作俑者。”

这是拿破仑被放逐以来最深刻的反省。这表明，他已彻底克服了中年时期的恺撒式幻想。如果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可望在岩岛上通过这个忏悔而赎罪。可他天生就不信自己对上帝负有使命，他只相信对自己的责任。所以，这段话只表明一名伟人在和自己的命运算总账。同时，这也是这个自负灵魂的最后的执拗的呼喊。因为他始终不承认这世上还有什么能比他更强的力量。只有拿破仑才能击败拿破仑。

这话并非只是一时的郁愤之情。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末期，他就已多次跟亲信谈起犯下的错误。现在，来到了这个岛上，反省便越来越多。有些激情澎湃，有些冷静客观，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幻想和现实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他的反省仿佛是某个懊悔者的痛苦呼号：“闭上眼睛，过往的所有错误就会浮现在我身前：真是一场噩梦！”或者：“我的欲望太多……我把弓弦绷得太紧，我过于相信自己的好运。”

与此相反，他能很冷静地分析自己在认识人性方面的失误。人们注意到，他最终得出了与他统治期间那些最具洞察力的观察家类似的观点。在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他：

“我曾认为弗朗西斯皇帝是个好人，但他实在笨得可以。他成了梅特涅摧毁我的工具……我应该留住塔列朗。他收受外国人的贿赂，这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其实只要派个人监视他就可以了！只要示之以利，他便会尽忠于我。留住了他，我现在也许还稳坐皇位呢……如果富尔顿和他的蒸汽船真的为我所用，我也许已成了世界之王！可是那些笨蛋学究却瞧不起这项发明，正如他们看不起电力。而这两者之中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他后悔在提尔西特时保留了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他后悔在1812年过早渡过了涅曼河，那时西班牙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后悔没能听从卡尔诺的劝告，过早进行最终决战，同时在滑铁卢战役时，没有及时派近卫军去增援。而他尤为后悔的是：他最后投靠了英国，而不是沙皇或是逃亡到美洲。每当听到法国爆发危机时，他就后悔自己没去美洲：

“在美洲，我可使法国免受外侮与内乱。他们都担心我回国，而这就足够威慑一切了。在美洲，我可以建立新法兰西帝国的中心。一年之内我就可召集六万人马……那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心情抑郁之时，我可以骑上骏马，纵横驰骋数百里，像个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一样尽享旅行的乐趣。在欧洲，我实在太有名了，与每个国家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羁绊……我可以化装逃亡来到美洲。但化装和逃亡会让我威信扫地……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一次危机，能让法国视我为救星。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马尔梅松和罗什福尔逗留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被囚于此，就是由上面这些想法造成的。”

这就是他晚年最成熟的反省。但他一生中犯下的错误太多，所以后果也极其复杂。所以根本无法对每个错误追根溯源。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在罗什福尔的最后决定导致了无法改变的流放生涯。针对这个决定，他的脑子里还不停推想着其他可能。幻想力让他一会儿在美洲建国，一会儿纵马驰骋。拿破仑以爱国来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看到这些，人们便不难理解人心难测了。

建立王朝的思想是他自我批判最犀利的一部分。在帝国晚期，他曾向亲信抱怨过的事情，如今在其脑海中已经变成了清醒的认识，可惜已为时太晚：

“在面对家人的时候，我就是个胆小鬼。在发生争执之后，只要他们坚持，他们总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就铸成了大错！如果我的兄弟们能够治理好我交给他们的人民，我们早就统治世界了！……我不像成吉思汗那么幸运，他有四个儿子竞相帮他的忙。而如果我封哪个兄弟为王，他们却以为是上帝的恩赐：这个字眼让他们中了邪！他不再是我的代表，而成了我的一个新敌人。他不想帮我，只想独立。我成了将带给他羞辱的人。他们很快都成了货真价实的国王，在我的保护下，他们尝到了统治的滋味。可担子却只让我一个人挑。这群可怜虫！一旦我垮台，敌人对他们一点敬意都欠奉，连宣布废黜他们王位的过场都省了。”

他的懊悔到此为止。不管他的自我批判如何尖锐，他从未后悔过称帝。他更愿意回到他曾无数次提及的基本社会理念：“在革命与复古的斗争中，我是天然的斡旋者。我的帝国既有利于统治者又有利于大众。我的目标是实现欧洲的社会复兴，可惜命运让我功亏一篑。”他以一个国王的立场认为缪拉不该杀。他认为，国王们应向民众表明，他们不受自己法律的约束。虽然路易十六的死为拿破仑称帝扫清了道路，但他依然谴责篡弑行为。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认为波旁王朝称职，而是因为他认为延续性是必要的。

因为，他绝不会对欧洲的历史条件形成错误的判断。他也绝不愿意把备受称赞的美国或是乌托邦式的圣多明各作为榜样，在欧洲尝试新的国家形式。他的精神时刻关注着现实的变化发展，同时将其与过去连接起来。他总是强调改造，从不主张摧毁，绝不另起炉灶，因此他绝不会放弃旧有形式，而是尽可能地利用它，使之为新思想创造活动空间。这是一个善于规划与安排的人，总是希望创造，不想毁灭。他能切实地感受到，在稳固的土地上会开出怎样的鲜花。“我当权时，人们希望我成为华盛顿，这样的话一文不值！在美洲，我或许可以。在那里，这样做根本算不上功绩。而在法国，我只能当国王，当国王中的华盛顿。”

这是他真正的想法。虽然他身着代表帝王的紫色，但他从根本上讨厌这颜色，他也一定不会把它带到美国去，正如华盛顿当年拒绝自己部下称帝的建议。既不是无产者，也不是王公豪族，他只不过来自一个破落的小贵族家庭，处于阶级的夹缝中，毫不掩饰自己天真的阶级感情和对出人头地的渴求。有一次，他与英国人谈论英国，最后他用一段令人吃惊的转折结束了对英国贵族的攻击：

“一个国家不是指一小撮贵族或富人，而是指人民大众。当然，暴徒一旦掌权，便会为自己正名，称自己为人民；可他们一旦战败，人们就会绞死几个可怜的替罪羊，并称他们是强盗和暴徒。这就是世界的现实：暴徒、强盗、反叛者还是英雄——一切由斗争的结果说了算。”

读了伏尔泰的《恺撒之死》后，他说年轻时自己也曾想写一本《恺撒传》。这时，有人说了句恭维的双关语，说皇帝已经写过了。皇帝冲着他笑道：“谁？我？可怜的孩子！是的，若是我完全成功的话！只有一点不错：恺撒的运气和我一样差，因为他最后被人刺杀了。”

除了反省，他还经常评价自己的所作所为。历史感是他本质中的一支基本力量，帮助他客观而又清晰地认识自己。这一点恐怕是前无古人的。拉斯卡斯说，皇帝评论自己这一生，就如评论三百年前发生的事。蒙托隆伯爵夫人也深有感触地说：“我感觉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在听逝去的人说话。”

他坚决否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在雅法投毒，处死当甘公爵。有一天他突然给一个英国船医讲述了当甘事件：因为作为执政，他随时可能被暗杀。所以他必须反击。有一次他想了解奥马拉医生对他持何种见解。这个医生对他很忠诚，但始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坐在一起，喝着啤酒，他突然问道：

“认识我以前，你以为我是个怎样的人？尽管说！”

奥马拉说，那时他以为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棍。

拿破仑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很多法国人也这么想。他们会想：他的确是凭自己的能力爬上了名利的顶峰，但却也因此犯下了很多罪行。”接下来他会极力为自己辩解。

一天晚上，他又失眠了。脑中思绪纷繁。他派人把蒙托隆叫来，帮他把这些思绪记录下来。他说自己一心向往和平，无论战前还是捷后，他都首选和谈。他对比英法两国的革命：“克伦威尔盛年之时已遂平生之志。可他靠的是狡诈和伪善。而拿破仑少年得志，靠的是自己的实干，他的荣誉是一步一个脚印得来的……我的手上可曾沾上别人的鲜血？谁敢说在我这个位置能做得比我更好？面临相同的困难，有哪个时代能够展现出如此积极的局面……我相信，一个普通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却不犯下一桩罪行，史上绝无仅有。这就是我的辩白，虽死不改。”

如今的确发生了些出乎意料的事。他用了六年的清闲时间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他没有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他人身上，也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让对人类的痛恨之情充斥天地。流放期间，他的公正感日渐增长。他一生都喜欢从人性的欲望角度解释人类的行为，并借此决定对待他们的方式，而他最终却成了一名谨慎的分析家。他由当政者变为了哲学家。拿破仑变得容忍了。

现在他甚至声称，人性之中，知恩图报比忘恩负义更多一些。只是人们施恩帮助别人之时，总是期求更多的回报。拉斯卡斯说：他现在最严厉的责备无过于沉默。他甚至会替叛徒开脱。他说奥热罗、贝尔蒂埃只是配不上他们的职位。他也原谅了他的兄弟们。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他心胸开阔。读读下面这段话，会让人以为身陷囹圄的苏格拉底正发表演说：

公正评价一个人是困难的……他们能认清自己吗？那些背弃我的人，当初得意之际可从未想过会离我而去……最后的考验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智。实际上他们只是袖手旁观，却并未落井下石，就像圣彼得不认耶稣一样。也许他们已为此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世上有谁的朋友和支持者比我的还多？谁能比我更受人爱戴？……我的命运本来可能比这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