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精力主要用来与人斗，他几乎从不与自然做争斗。如果必须与天斗，他也都以失败告终。一般说来，他只驱使人们为他征服山川和土地。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在“人”这种材料上殚精竭虑，消耗了全部的精力和想象力。他只能通过治理人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回自我。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能征服如此多的人。他不仅使军队和各民族俯首称臣，同时也征服卓尔不群的精英。

蔑视是他的方法，荣誉和金钱是他的手段。自信心和经验使他深信：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从利益出发的。享乐、占有欲或家族观念使人好利；虚荣、嫉妒和野心使人好名。他拒绝任何出世超俗的动机，所以他需要的也只是现实的手段。但事与愿违，有时他的自负的锋芒却会焕发出永恒荣耀的光芒。这位魔法师企图以名利引诱他人，殊不知这一切却被自己的独特魅力所掩盖。歌德说：“拿破仑生活在理想之中，自己却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矢口否认理想，却又不满任何现实，而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理念。”

总体而言，与歌德相同，拿破仑不赞成靡非斯特人性本恶的观点。但有时他的观点也会与魔鬼相吻合，他说，“大多数人心中既有善因也有恶缘；有英雄之气，也有懦夫之质。这就是人的本性。教育和环境不过是后天因素”，只能确保少数人不受诱惑。二十年来，他每天都要使用上百次这类对人心的认知。对于人性的敏锐把握，是他成功的首要条件。在他所擅长的各种领域中，最得心应手的便是人心。

“我最爱分析……‘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些问题非常有用，人们无论怎样使用它们都不嫌多。”犹如一名冷静而又理智的神经科医生，他能使用一切手段用以探知他人的所有心理特点，特别是相面术，他非常熟悉拉瓦特尔^[5]。他喜欢骂人，因为“通过他们的反应，我能摸清他们的灵魂。用手套敲打矿石，不会有任何回音，可是如果用锤子击打，就会有极大的回响”。初次见到他的人，总会为他磁石般的目光所吸引。

讲话和提问，拿破仑借此在心中对各种人分门别类，还不时进行补充。他的问题穷根究底，完全不顾对方是否尴尬、迷惘甚至胆怯。有时他竟会越问越幼稚。在他远离政治舞台之后，他还是不断地学习。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有一次与一名医生同桌而坐，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二十分钟的。

“您的船上有多少人患肝炎？多少人害痢疾？在英国挂号费多少？一名军医拿多少退休金？……什么是死亡，如何定义？灵魂何时离开躯体？躯体何时有灵魂？”

他的另外一个方法是讲话。他的一名亲信宣称，皇帝的身份带给拿破仑的唯一真正乐趣就是可以实现一言堂。我们见过不少实干家，但没有人能像他那般滔滔不绝！他总是一个人直面这个世界，因此他必须口若悬河，以给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他经常与人交谈五到八个钟头，有时甚至达到十或十一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人在说。此外，他语速极快，带有外地口音。这一切都显得意大利味更重，而罗马味更少。不过他很少用手势，只在激动时他的双手才会分开，而平时他都是背着手，就好像他要挺起宽阔的胸膛去迎击整个世界的挑战。

对属下，他就是个挥霍无度的东方君主，巨赏厚赐毫不皱眉。他本人却所需甚少。任执政时，他说：“打了这么多次仗，无论你是否情愿，必定会有一点财产。我的退休金约为八万至十万法郎。城里和乡间各有一所房子。别的我也不需要了。一旦我对法兰西不满或是法兰西对我不满，我便可毫无后顾之忧地退隐……但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小偷，大臣们意志薄弱。他们一定已聚敛了大批财富……可是怎么办呢？国家已经彻底腐败。历来都是如此：谁当了大臣，就会马上给自己建一座宫殿……你知道，他们为了在杜伊勒利宫给我添置家具而找我要多少钱吗？二百万……必须削减到八十万。我的身边全是些无赖。”

“连年征战，”罗德雷答道，“肯定比这些内贼耗钱。”

“正因如此，我更要严格控制个人的支出。”

这段话就是一个三十岁的国家首脑对金钱的看法：他个人无欲无求，也抱怨周围人的贪污和奢侈。坦言自己发了战争财，又大骂供货商是骗子，因为后者为装修宫殿索要二百万，而他自己其实一分钱也不愿花。革命滋生了腐败。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他与军需商和发战争财的人做斗争。但当他通过严刑峻法扫清这些之后，他又开始给有功将领以巨额退休年金，有人甚至拿到一年一百万。任执政期间，他扫清了国家的蠹虫，可后来他又以厚赏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其效果与贪污无异。

但是还有些人则凭借与他的关系而不是直接通过他赚钱。他对塔列朗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一文不名，可就得来找您了。说实话，您从我这儿捞了多少？”

“我并不富有，陛下，但我的全部都由您支配。”

拿破仑的待人方式，与诸多因素有关。若欲探究其中的种种诀窍，需要分为几组进行讨论。

将军和元帅最易就范，他们有无穷的机会立功，而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的赏赐而不断增加。他用钱达到双重目的：为自己增光添彩，同时控制那些强力的军官。他乐于见到这些似乎没见过钱的军人大肆挥霍，以致债台高筑，然后又向他寻求帮助；他引导他们因挥霍走向贫穷，再从贫穷回到挥霍。同时，在军务上，他们只需依附于他。全部决断均来自他一人。他很少给他的将军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在战报中，他也会聪明地权衡进行公开奖赏的时间和形式，以免挑起将领间的虚荣心和嫉妒心。

这导致他们对拿破仑既爱又恨。而这种感情反而将他们牢牢拴住，比纯粹的热爱效果要好。真正死忠于拿破仑的也许唯有贝尔蒂埃和迪罗克。他曾把他们的爱比作孩子对父母和小狗对主人的爱。内伊将自己比作上膛的步枪，能在皇帝需要的时候射向需要的方向。而拿破仑只信赖同他一道白手起家的战友。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为他们专辟了一个荣誉榜。他赞许德赛的冷静沉着；莫罗是本能多于天赋；拉纳起初勇猛多于理智，但后来两者逐渐变得平衡；克莱贝尔追求荣誉是出于享受；马塞纳只有在火线上才能迸发力量；缪拉“毫无思想，却威猛无俦！他既是蠢蛋，也是英雄”！他们每个人都见识过拿破仑的怒火，然而拿破仑却不愿抛弃这些旧时的同伴。在瓦格兰姆战役中，马尔蒙的表现极为糟糕，事后被拿破仑在帐篷里骂得狗血喷头。然而仅一刻钟后，他却又被任命为元帅。

有时，他会流露出对人类的蔑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战友，这让我感到极其痛苦。因此我会使出浑身解数摆脱这种情绪。”事实上，他了解一切。拉纳之死令他极度伤感，但他却并未发表任何感人肺腑的悼文，他向梅特涅透露说：“拉纳恨我。当我听说，他在重伤之后呼唤我的名字时，我便知道，他已经迷失了。他呼唤我的名字，就像无神论者在临终前呼喊上帝。”

青少年时代的友谊根本不足以使这些元帅们免受最高统帅的责骂。只要他们做了蠢事或心存畏怯时，他便像教训孩子一般对他们破口大骂。他在给朱诺的信中写道：“你的荒唐前无古人……你对你的军事职责缺乏正确的认识，我真看不出这会是你！”他在给伦巴第的一名将军的信中写道：“在你的指挥下，人们缺乏诚信，有的只是贪婪。可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你原来还是个懦夫。给我从军队里滚出去，别再让我看见你！”在西班牙战场上，一名将军投降了敌军。半年后，他斗胆在阅兵时出现在拿破仑的面前。拿破仑一见到他就怒不可遏，当着所有士兵的面，据说连续臭骂了他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交出城堡。战争中的幸运之神难以捉摸，因此我们也可能失败。我们也可能被俘，也许这件事明天就会在我身上应验。但我们不能放弃荣誉！先生，军人的天职是在战场上作战，而不是投降。投降者应该拉出去枪毙……军人必须懂得献身。我们不都必将被死亡所折磨吗？……作为下属，你的投降就是犯罪。作为将军，这是愚蠢的举动；作为士兵，这是怯懦；而作为法国人，你玷污了这一荣誉！”

而那个时代的外交家则震惊于他的坦诚，因为当时没有人敢这么做。“与耍弄手腕相比，分寸感和打明牌能给外交带来更多的好处。旧时外交家的那些伎俩已经山穷水尽，而他们的那些手腕也早就尽人皆知……弄虚作假是软弱的最佳特征。”

在对英战争再次爆发之前，他向英国使节分析道，他需要多少年能使法国得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他又能在多短的时间内扩军至四十万。在美泉宫，他对奥地利谈判代表说：“这就是我的最后通牒。如果你们能赢，那么我提出的条件对你们也会更有利；可如果我赢了，条件无疑将会更苛刻。我所要的仅仅是和平。”

若想对外国使节施加影响，他就会仔细斟酌每个细节。在这一点上，他力图遵循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他专门挑选生日宴会那天，趁使节们站成半圆形的时候，他走到梅特涅身前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说道：“大使先生，贵国皇帝到底想要什么？他希望我到维也纳去吗？”他借此恫吓奥地利大使，并当着全欧洲的面表达他的威胁。可两天后，当梅特涅私人谒见时，皇帝却说：“我们不必再扮演法国皇帝和奥地利大使的角色了。我们就不使用漂亮的外交辞令了，毕竟今天我们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谈。”

在缔结第一次对奥和约之前，为了防止对方讨价还价，他没有在美泉宫会见战败的奥地利皇太子，而是把会面安排在狩猎场的一间小屋内。“我会在那里待上两小时，一个小时吃饭，另一小时则谈论战争并互致敬意。”任第一执政期间，他有一次接见科本佐伯爵。他亲自将杜伊勒利宫布置了一下：写字台放在角上，撤走椅子，这样主宾双方便只能坐到沙发上，只点一盏灯，没有吊灯，尽管会面将在晚上进行。这位奥地利伯爵在塔列朗带领下走进房间，此时，他的面前一片漆黑。门与执政之间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几乎无法看清执政的位置。而尴尬的是，他还必须坐到主人为他安排的座位上去。

他对付王公贵族的手腕更绝。他偏爱在自己的府邸接见他们。事实上，在他处于权力顶峰的那些年，他从未主动拜访过他们。在提尔西特，他只做了两天客人，就反客为主。在德累斯顿，虽为萨克森国王的客人，却时时以主人自居。他绝不和王后们往来。普鲁士王后路易丝义愤填膺地请求他主持公道，他却建议她先坐下，“因为这是转悲为喜最有效的办法。一旦坐下，悲剧就会变成喜剧”！

他最不精通的是与各国民众打交道。只有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还算凑合。任执政时，他曾在参议院会议中说：“我的政策就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来统治。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尊重人民主权。为了结束在旺代的战争，我成了坚定的天主教徒；在埃及，我成了土耳其人；为了争取意大利人的支持，我成了极端教权主义者。如果我来统治犹太人，会下令重建所罗门的庙宇。正因如此，我会在圣多明各的解放区谈论自由，而在奴隶制区维持奴隶制。”

他的政策在波兰比在圣多明各要成功。他试图用宴会和演说赢得波兰。他对付犹太人最拿手。犹太人通过革命取得了平等地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莱茵河地区放高利贷，盘剥人民。拿破仑清楚他们经商的天赋，并未下逐客令。他想起了他们的习俗，下令在巴黎召开了犹太人的最高评议会，并让他们自行决定。须知，这种会议已经中断了数个世纪。最后，这个犹太人的权威机构宣布放高利贷为有罪。在西班牙，他却铸成大错，他忽视了危险，建议约瑟夫“以暴易暴，以悦民众”。

最让拿破仑惊奇的是德意志人。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缺少的一切，而他所有的，又是德意志人所缺少的。因此，在他叱咤风云的那些岁月，他对德意志人始终敬畏参半。他们令他感到害怕。他到达埃尔富特后，试图通过戏剧对德意志的大公们施加影响。他命令剧院经理不要上演喜剧，“莱茵河的对岸没人看得懂喜剧”。但可以上演高乃依的《西拿》，那部戏趣味盎然，里面还有一个场景，用以展现王室的仁慈，一定会获得很好的效果。接着，他开始引用《西拿》的台词，但他记得不准确，雷穆纠正道：“天赐神座，授之于王。承天之福，惠赐下民。回溯过往，公正无私；眺启未来，自由不羁。履此王位，无愆无咎；王之所为，天之所佑。”

“棒极了！”皇帝喊了起来，“给那些冥顽不灵的德国佬看再合适没有了。至今他们还在谈论当甘公爵之死！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拓宽道德视野。这对于思想抑郁的人很有好处。在德国这种人数不胜数。”表面上，他似乎在谈论自己一窍不通的德国音乐，可实际上他指的是德国哲学。可不管是哪一种，都让他既敬且畏。他喜欢的其实是意大利的咏叹调和伏尔泰的智慧。而“康德过于晦涩”。因此，他从未担心过，如此迟钝的一个民族也能够迸发出激情。

这种误解也许源于民族隔阂。他在意大利北部非常成功，因为那时他年轻，思想单纯，同情被压迫者，因而成为革命的使者。成为独裁者后，他却不再向别的民族传递革命的火种。然而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民大众。“统治以民为本，而不是考虑是否会令某某先生满意……圣人高瞻远瞩，超越一切党派。因为加入党派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这是他的基本理念，可事实却是另一幅景象。

民众，包括法国人民，对他十分敬畏，这种情绪绵延达十年之久。然而，一旦当他受挫，怀疑也由此而生。“统治者面对民众应充满威严，”他说，“而不是曲意逢迎。否则的话，一旦承诺不能兑现，群众会觉得受到了愚弄。你问我为什么如此严厉？目的就是避免那些事情真的发生！”

但这种严厉逐渐背离他的天性，也违反群众的本能。他无法用金钱和荣誉去引诱他们，而只能向他们展示勋章、皇冠和加冕、宫殿、大排场和王孙子弟。但是人民感到与他日益疏远，他们不要再被他欺骗。

巴黎的人民知道，皇帝不许戏中的亨利国王说“我哆嗦”，而只能说“我颤抖”。因为国王虽然不过是一个人，虽然也会哆嗦，却不能承认。对此，他们有人愤怒，有人微笑。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皇帝曾告诉塔尔玛为何他不得不扮演恺撒：

“恺撒曾发表长篇演说反对帝制，其中说道：‘我对皇位不屑一顾。’可事实上他说的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罗马人正在背后看着他。他要他们相信，他厌恶当皇帝。可实际上这一直是他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却不可以信誓旦旦地说出来。”

宗教和戏剧同为他麻痹群众的工具。任执政期间，他在参议院精神饱满地说道：“宗教对我来说并不神秘，它只是一种社会秩序。它把平等和上天联系起来，以免穷人屠杀富人。宗教和接种疫苗有相似的功效：它能满足我们对神奇世界的好奇，保护我们不受欺骗，因为牧师们比卡里奥斯特罗伯爵那样的炼金术士、康德那样的哲学家以及所有德意志的梦想家们都有价值得多。没有财产分配的不均，就没有社会；而没有宗教，则不能维持这种不均。穷人忍饥挨饿以致冻死街头，他们只能梦想还存在更高一级的权力，只能希望在永恒的世界里，将会有另外一种秩序。”

尽管他懂得这些，也采取了多种救危扶困的措施，但他把他们始终视为暴民、群氓。从王公到民众，他对人类的蔑视虽未增加，但也没有实质性的降低。他只是利用民众，正如他利用其他的阶级。他说：“改变世界的道路不在于对领袖施加影响，而在于发动群众。前者只能造就阴谋家，也就只配拥有二流业绩，后者则能改造世界。”民主成了他必须直面的问题。他对于议会制度并无任何创造性的预言，有的只是批评：

“共和这种国家形式能够振奋精神，包含着伟大事物的萌芽。但正因其伟大，因此迟早会走向灭亡。因为为了统一权力，它必须使用暴力，而暴力则会导致独裁或贵族制。这是最糟糕的专制。罗马、威尼斯、英国，包括法国都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如果共和国想有所成就，那么中央权力就必须依赖议会中永久性的多数……唯有通过贿赂才能实现这一点，而这却是民族之癌，也是中央权力手中最可怕的武器。自由主义者创建了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一种折中的好办法，自有其优点，但必须由普选选出人民大会，才能有效地限制君权。”

拿破仑看到了19世纪的所有问题，但他却不能理解成就其历史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