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摇摆于革命和正统之间，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自负。拿破仑的发迹依靠的完全是自身的才能，他也因此而看不起一切依靠出身门第的纨绔子弟，但如果旁人确有成就的话，他也会对他人的自负表示尊重。可实际上，他又不能做到平等地对待他人。出于自负，他必须坚持唯才是举，然而他又必须顾及大多数。他必须支持人人平等，同时又关怀个人利益。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对他而言，最革命的莫过于他用以进行生存斗争的两种武器：精神和军队。“为什么法国军队所向披靡？因为贵族军官逃亡了，而士官取而代之，升为将军。由士官统率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为士官们来自民间。”多年来拿破仑一直拒绝将荣誉军团的大十字勋章颁给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直到有一天施瓦岑贝格的宫殿起火，两人才通过个人在火灾中的行动力得到了这一殊荣。他的弟弟——荷兰国王肆意颁授勋章，拿破仑禁止受勋者在巴黎佩戴，他给弟弟的训诫足以垂范后世的国王：

“我们怎么能将这一不可磨灭的荣誉证明随意颁给不认识的人？此人也许不久就会被发现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花点时间来看清你左右的人！颁发勋章不同于外出狩猎，心血来潮的兴致根本要不得，发勋章的首要标准是有杰出的功勋……你还没有资格用你的肖像来授勋。”

他的自负也使他总是强调自己并非出身豪门世家。一次，几个溜须拍马之辈请他追封他的某个意大利先祖，他将此斥之为愚蠢。有一次，梅特涅在维也纳炮制了一张谱系表，证明波拿巴家族出身托斯卡纳，他将谱系表拿给拿破仑看，皇帝说：“把这破玩意给我拿走。”他下令在国家公报中做出如下声明：“波拿巴家族之缘起，一言以蔽之：雾月18日。世人时沐皇恩，奈何以探究其祖先缘起为报？”有人曾为此与他争论，他激动地嚷道：“我无法容忍把我视同国王，这是一种侮辱！”

后来，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冲突也愈演愈烈。“我要做帝王中的布鲁图斯，做共和国的恺撒。”说这段话时他的用意还是模糊不清的，“我不知何为贵族，只知道我放走了一批贱民；我也不知何为贱民，只知道我扶植了一批贵族。”其含意则是昭然若揭。“塔西陀受到赞扬是因为他使暴君畏惧人民，而这对人民来说却是糟糕透顶。”这句话的含意则是清晰无比。

面对一个这样的灵魂，谁也不应满足于最简单的判断，说信奉自由只是拿破仑夺权的假面具，一旦掌权就立即过河拆桥。这里实际上涉及拿破仑的内心斗争。这也许是这个近乎完美之人所面对的唯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却困扰了他一生。

“我来自人民，和民众血脉相连……贵族则始终冷酷无情，不知宽恕为何物。”这番话显示出他内心的基本立场，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他从未有意成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他能够压抑住自己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来进行统治，这使他成了真正的天才政治家。当然，他的行为有时也会很可笑，例如向来唯功是赏的他也会将荣誉军团绶带挂在儿子的摇篮上。而当西班牙废帝称他为皇兄时，他让塔列朗转告说：他得称我为陛下。这些弱点都很好笑，但毕竟只是表面上的。他能认识自己的弱点，有时还能克服它。有一次，他需要派一个人前往埃尔富特筹备帝王会议时，他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派欧仁还是老牌贵族塔列朗去。突然，他果断地说道：“我何必在意旁人如何指摘。我要告诉他们，我无所谓。”

真正成问题的是皇室皇位继承的来源和法律程序：“称我为篡位者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只是登上了路易无法保住的皇位。如果我是他，无论革命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多大的进步，也会全力阻止它的爆发……我的力量来自我的好运，我同我的帝国一样都是后来者。”在得出这一略显混乱的结论之后，他又进一步予以发挥。他在给弟弟路易的信中写道：“我不允许毁谤我的前任，从克罗维斯^[1]时代到公安委员会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均由我负责，任何对于历届政府的恶意诋毁都将被视作是对我个人的攻击。”

他的自负纠缠于正统王权的问题，因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虽然平时君权神授只是他的政治口号，但现在他几乎是郑重其事地提及此事，竟要对旧君王的行为负责。而正是旧王的退位为他扫清了道路。

地位和身份问题困扰了他一生。奥斯特里茨战役获胜的那天晚上，在考尼茨宫里，奥俄军旗、俘获的敌将和敌军文件源源不断地被送来，但一看到巴黎的信使进来，他便抛开一切。而他又把所有来自巴黎的信函都放到一边，只捡出一封充满流言蜚语的私信。写信的妇人说，最近巴黎郊区的投石党人发誓，再不入朝觐见了。他恼怒地咆哮道：“这些人自以为比我还强大吗？好吧，纯种的贵族先生们，让我们走着瞧，走着瞧！”这发生在奥斯特里茨胜利之夜！

一厢情愿地追求一个女子却屡遭拒绝，最终由爱生恨。拿破仑的心理与此相仿。为了赢得传统的支持，他不惜一切代价！此事发生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他把罗德雷从客厅带到台球室，击球开始之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参议院没有贵族情结，对帝制也缺乏忠诚。”

“陛下，它只忠于您个人。”

“这不是我想要的。它应当服从我的衣钵，而不是我个人。这件皇袍必须足以保障穿衣人的安全。这就是你们所缺乏的贵族精神，你们这些理论家！”

这番话谈论的正是皇位世袭的问题。继承权问题的直接后果是拿破仑的第二次婚姻以及随后的悲剧。拿破仑有两件事情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子嗣与出身。因此，他要求正统王室和他联姻，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系，同时也并未全然拒绝与正统王室建立面向历史的联系。他其实并非平民，而是一名贵族。谁又能反对他给自己这样的定位呢：

“我的处境特殊，谱系研究者试图将我的家谱回溯到大洪水时代。而有些人则认为我出身小市民家庭。真相其实位于两者之间。波拿巴家族虽不显赫，但确系科西嘉岛上的名门望族。即便是在最低限度上，也比妄图羞辱我的纨绔子弟高贵。”

从这段话中，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那个十六岁的乡村小贵族的口吻。在军校和巴黎的住宿学校，一些贵族子弟经常讥讽与嘲笑拿破仑。而饱受奚落的少年拿破仑在自己的信件与文章中写下了同样的词句。这些恶少当年给予他的羞辱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政权的合法性、宫廷、婚姻、他本人以及欧洲的命运也许都会展示出完全不一样的图景。

他的自负，既表现在他与贵族的斗争中，也表现在他与法国的斗争中。他对于两者均只有部分的认同。他虽是贵族，却并非真正的上层贵族，这因而导致他终生都对贵族这一阶层抱着批判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他虽然也是法国人，但没有法国血统，所以正如他对贵族的态度，他对法国人也是批评中始终夹杂着恼怒。他虽然征服了两者，却对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放心。

但是，在法国问题上，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远胜于他在贵族问题上的成就。由于拿破仑不是真正的法国人，所以法国也并非他的合法妻子，而永远只是一个情人。他深知这一点：他追求她并献身于她，最后却又抛弃了她。“我只有一种爱情，一个情人，她就是法兰西。我和她同床共枕。她从未对我不忠。她为我抛洒热血，奉献财产。如果我需要五十万人，她会立刻毫无保留地呈上！”当他责备这个情人时，那正好证明了他们之间充满嫉妒的关系。对法国而言，他像是驯兽师，“天鹅绒手套里包裹着铁拳”，他顺着她的性情，满足她的一切愿望。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更知道如何用荣誉和幻想来引诱她。因此，她对他嫣然而笑，迎接他凯旋，并把她的孩子托付给他。

可是两人之间的相互指摘和妒忌从未有过片刻停息。谁都想操控对方。听听这位专制的情人所说的：“我发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假如我没有给她更多的自由，那完全是因为她已经不需要了！”他站在沙龙中央，高声向在座的客人说话，并用锐利的目光扫视每个人。对于亲信，他的言语更加刻薄：“本性难移的高卢人！仍是那么轻浮、那么爱慕虚荣！什么时候他们能用真正的自豪感取而代之？”

而法国人对他也同样心存疑虑。拿破仑在给他弟弟路易的信中写道：“登基以来，你已经忘了你曾是法国人。你绞尽脑汁，试图说服自己其实是荷兰人。异国的环境很合你的口味，但它终究是陌生的。”而法国人同样也可以将这段话回敬给拿破仑自己。罗德雷谈到拿破仑时说：“他弄错了，他们对他并没有像对拉法耶特那样热情，尽管后者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政策。从根本上说，他们赞赏他，敬佩他，仅仅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

这样的关系注定只能拥有悲剧性的结局。当他对她不再有用时，这个情人抛弃了他。

他自负的另一个形式，也是其最高贵的形式，同样以悲剧收场。“我希望来生能成为自己的子嗣，读一读一个高乃依般的诗人对我的感受和评价。”从少年时代到流放岁月，从出生之岛到弃世之岛，他的自负依托于攀比青史留名之人。如果没有这种历史情结，没有这种他视为唯一正确的哲学观，他的事业将会有很大不同，甚至有可能成为泡影。历史与想象力为他政治上卓尔不凡的统筹观提供了大量的营养，前者给予他知识，而后者赋予他情感。历史给了他肆意飞翔的支点，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是无与伦比的。而只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他才能找到一些堪与自己比肩的人物或借鉴，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前进。以恺撒为榜样，这位中尉开始了他的腾飞之路。在罗什福尔的港口，他曾经过于相信能够得到提米斯托克里斯一般的礼遇，然而皇帝的梦想最终破灭。

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关于古代和现代的评论。其中实际上表明了他自己对现实的态度。为什么他反对塔西陀和夏多布里昂？因为他们警告民众当心暴君。他为什么要谴责刺杀恺撒？因为他要为对当甘的判决而辩护。任执政期间，他曾计划撰写一些有关罗马史的章节，而目的是为了证明“恺撒从未有过当国王的念头。他之所以会被刺杀，只是因为他想统一各党派以重建秩序”。他还提到，恺撒是在元老院被刺杀的，当时的元老院中，有四十名庞培党人，都是他的私敌。拿破仑借此暗示，他必须清理自己的参议院，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按照罗马风格，他为凯旋门设计了八块刻有自己显赫成就的精美石碑。上面只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并无任何自我吹嘘之处。然而，石碑的设计依然展现出他对历史的自负。他邀请世界各国的修史者和诗人，与他们促膝长谈，以期通过他们流芳百世。若他觉得自己的画像过分逼真，便说道，阿佩利斯从不给亚历山大画坐像，因此，大卫也应该给自己画一幅“身骑骏马，神态自若”的戎装像。在腓特烈大帝的书斋中签发军令，在无忧宫宴请腓特烈大帝的传记作家，在伦巴第参观奥古斯都门，在埃及参观庞培柱并在其上刻下阵亡将士的姓名，在马德里和莫斯科研究腓力二世和叶卡捷琳娜的房间与习惯。以上种种一切，并非纯粹是兴趣使然。他是在体会英雄的时刻，对他而言，这些才是真正的奖赏：早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不断地谱写自己的历史。在日复一日的军令流转中，这位年轻的将军让最初的胜利逐渐成为历史，他也随即以艺术家的气质将每一个新的远征和战役记录在那条长长的名单上，以期流芳百世。当人们献上意大利王冠之时，他回顾起自己五年来的成就，感觉就像是对着一个古老的传奇：“那几年后，在尼罗河畔，当我们得知我们的全部事业都毁于一旦时，我们感受到极度的痛苦。但感谢军队不屈的斗志，我们回到了米兰，而意大利却以为我们依旧驻扎在红海海岸。”而事实上，在此期间，他已当着世人的面践踏了法国的宪法，亚平宁山中的每一个牧人都知道他已从埃及返回。

在与教皇的较量中，他给欧仁写了一封长信，让其抄送教皇。他自己写道：“只有居鲁士和查理曼大帝堪与拿破仑比肩。”在他事业的巅峰，他对奥地利公使说：

“你别搞错了，我可是一位罗马皇帝，恺撒的苗裔。夏多布里昂拿我与提比留斯^[2]相提并论，而他的辖区只不过是从罗马到卡布里而已。他想得可真好啊！图拉真、奥勒留^[3]，他们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他们自强不息，通过个人努力改变了旧有的世界。你没觉得我的统治与戴克里先^[4]的政权何其相似吗？我所编织的巨网紧凑严密，涵盖极广，皇帝的耳目遍及天下。在一个崇尚武功的国家中，文官的权力却是无与伦比的……恺撒是天生的，而不是变成的。”

这既非公开宣言，也非政治信件，更无诱惑人心之意。这是沙龙里的悄悄话，没有目的，没有伪装，有的只是一个纯洁自负的灵魂。

在功成名就之际，他对自己的历史感越发客观，就如同一个仅仅出于兴趣要赢棋的棋手一般。他会和被击败的对手共同探讨，找出彼此的失误，分析彼此的谋略。面对被俘或求和的敌方将领，他会说：“你其实应该如此这般，这将使你处于有利地位，那会是绝妙的一步。”在瓦格兰姆大捷之后，他对巴布纳伯爵说：

“我相信，您的坚强超乎想象。您的打击非常猛烈。您估计我的实力如何？……您显然情报灵通。您愿意参观一下我的部队吗？……不想？那您最好看一下我在这幅地图上的布阵……埃斯林大捷就在眼前时，我犯下了错误。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有在一件事上，拿破仑的这种客观的历史感会戛然而止——滑铁卢。在圣赫勒拿岛，一个英国军医斗胆问他，英国人民想听听他如何评价威灵顿，得到的是可怕的沉默。

荣誉是他自负的最高目标，基本上也是唯一目标。他的所有精力都指向这一目标：他的自我意识，历史感，荣誉感，尊严，少年的梦想，青年的筹划，壮年的事业和被囚的不安。后世变成一个巨大的模糊景象，塞满了他的想象。他希冀得到的是拉丁语中的“光荣”（Glo⁃ria），而不是法语中的“荣誉”（Gloire）。前者旨在流芳百世，而后者仅福泽当世。虽明知尘世中人难逃一死，但却拥有着恶魔般的渴望，能够永生不死，“如果无法在世间留下一丝存在的痕迹，那不如永不出生。”

首先，他修改了加冕誓言，宣誓不仅要保护法国的疆土和福祉，还要为了人民的荣耀而进行统治。在诺曼底亨利四世的一处古战场上，他让人竖起一根石柱，上面镌刻道：“英雄惜英雄。”腓特烈大帝的剑对他而言“比普鲁士国王的全部家当都要宝贵”。他的长远目光并不仅仅局限在战场上。一次，他打算为失业者建造住所。在给主管大臣命令的结尾处他突然饱含深情地写道：“人从世间走过，必须留下一些可以让后世瞻仰的痕迹。”他退位之前，拒不接受在放弃部分领土的条件下签署和约，正是占领了这些土地才成就了他的部分荣誉。在他弃世之前，他说了一个很感伤的比喻，仿佛暗流涌动，尽显孤寂，正如他的命运：

“对荣誉的热爱犹如一座桥梁，魔鬼曾试图通过这座桥梁越过混沌，到达天堂。荣誉联系着过去与未来，而一条深渊则横亘在荣誉和时间之间。我留给我儿子的，除了我的名字，别无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