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这一躯体的灵魂有三种动力：

自信、精力、想象力。

“我不同于常人，道德和习俗的规范对我没有约束力。”他用这些冰冷的词句肯定了一个大写的“自我”，而他青少年时期的第一封政论书信也是用这个“我”开始的。这是一个丝毫不慕虚荣的三十岁男子的宣言。“只有我，并经由我的地位，才能确知什么是统治，”他任执政时说道，“我深信，当今之世，除我而外，无人能治理法国。如果我死了，那将是这个民族的巨大不幸。”他平时极少说这些话，即便说，也只对亲信。这表明他是用一种自然科学家的冷静关注着拿破仑现象。侵俄战争失败后，有人问他，在法国还有谁会庇佑他，他回答说：“我的名字。”

同时代的人和后人误将这种自信称为野心。事实上，常人的野心与拿破仑自信心的差别就好像躁动不安的鹦鹉和自由飞翔的雄鹰的差别。雄鹰总是不断地盘旋地上升，纯是天性使然。而拿破仑的追求既非躁动也非嫉妒，亦是天性使然。他任执政时曾生动地向挚友罗德雷这样解释道：

“我没有任何野心，即便有，那也是与生俱来的，与我的存在息息相关，一如我血管中涌动的血液一般。这种野心从未驱使我去超越我周围的人。我既不必想着如何去满足它，也不必思索如何去压制它。它从不催促我，只是总与环境以及我的想法相得益彰。”

当他还是将军时，心中的想法和环境就已迫使他萌生这一念头：他是重建法国之人。也正是出于这一使命感，他对罗德雷说道：“环境已经变了。我属于国家的开创者，而不是任国家灭亡的人。”另有一次，他谈到诗人高乃依，其实指的就是他自己：“他于何处赢得了古典的伟大？从他自己，从他的心灵。很好。红衣主教阁下，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天才。您看，天才是来自上苍的火焰，却很少能找到一个准备接受它的脑袋……高乃依是洞悉世界的一个人。”当红衣主教指出，高乃依对这个世界见识很少，又如何洞悉它呢？皇帝轻蔑地回答道：“正因如此，我才认为他是一个伟人！”

他就这样通过评判世事来间接地解释自己的天才，正如歌德对自己天才的解释一样。

权力意志深深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而这种意志既非一种追求，也非一种思索，而只是一种本能。他将兴趣视作普通事业的钥匙，而治人的意志则是一种最最强烈的激情。他这样描述天才的迸发：“我热爱权力，没错，但是以艺术家的身份爱它，正如音乐家热爱他的小提琴，是为了用它奏出和谐的音乐。”

这就是他天生爱发号施令的原因。“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要么发号施令，要么一言不发。”他还可以加上一句，“要么谈判。”因为他一生中四分之一的时间都用于谈判。当他二十七岁时，所有人在这位年轻将军面前都自然而然地心生敬佩，这表明他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从那时才开始的。他从不知顺从为何物，但发号施令却像天性一样，是他与生俱来的，犹如牛犊一出娘胎就会站立和行走一样。因为天性如此，所以他完全不知求情为何物；因为比任何人都会发号施令，他也就从不指望他人的恩赐。

他的自信力带给他一种天然的威严。而正统的贵族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拥有高贵血统且有教养的人才配得上这种威严。他少时的同学将他视为战场之王，同时也能感受到他那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所有的战友在谈论起他时，发自肺腑的敬意便油然而生。他的一个好友这样写道：“只要他讲话，人们都会侧耳聆听，因为他说得头头是道；一旦他缄默，也会令人充满敬畏之情。没有人会试图打破这片沉寂。这并非是因为害怕他发脾气，而是由于大家都能觉察到我们和他之间横亘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这思想占据了他的心灵，令人不敢与他狎昵。”这在拿破仑最初几年的军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军营中的气氛一般是很轻松随便的，因此人们对他的这种态度就更令人惊讶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及女伴在马尔梅松边休闲边闲聊。其间，他很认真地说道：“我从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可笑。权力从不可笑。”

拿破仑善于分析人性，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他了解自己的一切禀性，并逐步将这些本能扩展成原则。“帝王之道，”他有一次教导弟弟荷兰国王路易说，“必须始终是帝王式的，而不是修士式的……帝王享有的爱戴，必须是一种男子汉的爱，伴随着民众的敬重、畏惧和仰慕。一个帝王如果被民众称为好人，他的统治就是失败的。”他自己所赢得的爱戴与敬畏，收到了最强烈的实效。

尽管如此，这种带有距离的威严并非矫揉造作，而是显得极其自然。这种自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成就的堆积而逐渐增长。拿破仑那种自然的嘲讽，即他天性中的单纯，显现在他数以百计的手势和话语中，显现在他一再调侃自己激情的劲头里。他曾对此做出深刻总结：“一个真正的伟人首先要对自己引发的事件抱着超然的态度。”他把自己最大成就的前因后果完全看作命运的安排，在亲友面前，他常用一种学生式的笑声对待这些成就，许多人都提到过这一点。从粗犷的军人之笑到最细微的抿嘴微笑，各种层次的笑他都会。

在加冕的前夜，他说：“能和帝王们称兄道弟，这个结果不是很有趣吗？”另有一次，当他派遣大使去圣彼得堡时，嘱咐说：“我们的俄国皇兄喜爱奢华和游宴。那你就尽管为他的钱找些发泄的地方吧。”有时他的自然和率直违反了礼节，令权贵们尴尬不已。他在德累斯顿和众王聚会的宴席上开口说道：“当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尉时，”举座惊愕，所有人都低头看自己面前的盘子，他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道，“当我有幸成为瓦朗斯第二炮兵团的中尉时……”还有一回在提尔西特，他与沙皇同桌而坐，勤奋好学的他隔着桌子直截了当地问道：“您每年的糖税收入有多少？”据宫廷书信记载，这问题使得所有在座的人狼狈不堪。为什么呢？因为他像一个大商人一样直接使用“钱”这个字眼，而帝王们收取钱财时从不提“钱”字。

他不慕虚荣，自信让他在任何时刻都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他都说过明天可能吃败仗的话；在各种形势下，他都会向好友或专家征询意见。他做事大多是即兴而为，因此不会有非做不可的感觉。马尔蒙可以证明他是多么喜欢听到实话。在被皇帝拿破仑公开谴责为叛徒之后很久，马尔蒙才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因此他在其中对后者的赞扬是极为可信的。他这样描述道：“拿破仑具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对于有正当理由前来申诉的人，只要没有第三者在场，即便他们说错了话，或者表现出不恰当的情绪，他都不介意，他甚至不等对方开口就考虑他们的请求。他对人类的弱点充满同情，不愿面对悲哀的目光。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人们可以对他畅所欲言。他从不拒绝听真话。对他说真话虽然可能无用，但永远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他洞察献媚者的动机，把他们晾在一边。毫无政治价值的谄媚姿态只会激起他的愤怒：“我现在连一条渔船都不能保证安全出海，你怎能设计出法国鹰撕碎英国豹的图案！马上让人毁了这勋章，以后永远别再给我看这样的东西！”

与之相反，他对直陈真相之人怀有好感。夏多布里昂曾攻击过他，却受到他的赞扬。在他任执政期间，每次参议院会议之后，应邀与他共同进餐的大多是会上最激烈地反对他的人。一名被俘的俄国将军告诉他莫斯科大火的真实情况，他先是大怒，把将军赶走，然后又命人把他唤回，并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梅于尔捉弄过他，用自己的近作冒充意大利的歌剧奏给他听，从而赢得赞誉；帕西罗也耍过同样的花招，他悄悄把拿破仑讨厌的奇玛罗萨的一段咏叹调借入自己的作品，使拿破仑击节称赞。后来拿破仑得悉内幕，也仅是一笑置之。

施泰尔夫人大力宣扬欧洲自由，因而折磨了他长达十五年之久。他禁毁了她的书，将她驱逐出巴黎，就连在对俄作战时也不放过她，还称她为挑动巴黎沙龙反叛的主力。但在私人信件中，他却给予了她很高的荣誉，多次承认惧怕这位对手。

在巴伐利亚军官名册中，他发现了一个以前军团战友的名字，那是一个铁杆的保皇派。他任命此人为自己的侍从武官。他们已经十四年未曾谋面，如今却在战场上相见。当这位故交前来报到之时，拿破仑同他并肩离开人群，下马后坐到路边的一块侧石上。那人要为他牵马，拿破仑说道：“不必，这不是你的事。”一名狙击手过来牵走了马。皇帝开门见山地说道：“您有一次在贝桑松的尉官宴会上，将餐巾扔在桌上，大声嚷道：‘我绝不和一个雅各宾党军官同桌进餐！’今天就让我们将这笔旧账一笔勾销吧。”随后，他招手唤来随从道：“看，这可是旧日军校中的杰出人物！我们曾经一起解过方程。”紧接着，他就不再客套：“你的弹药充足吗？装备如何？什么时候能准备就绪？”

拿破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经历，也许要归功于1813年的魏玛首相缪勒。那是在埃尔富特，两名枢密官用密码通信，被法军前哨截获，通信者也遭逮捕，于是缪勒被召来。在缪勒的面前，拿破仑怒火冲天，扬言要火烧耶拿城，并枪毙那两名枢密官。这时，缪勒突然大声地抗辩道：“不，陛下，您不能犯下这样的暴行！您不能给自己的声誉涂上洗抹不去的污点。不能让无辜者流血！”万分激动的德国人不由自主地逼近了皇帝。皇帝心中一凛，手掌不由得紧握剑柄，而缪勒也被同僚拉回。沉默片刻之后，拿破仑说道：“你很大胆。但我认为你是一位不错的朋友。贝尔蒂埃将再次调查此事。”后来，那两名枢密官被赦免了。

这一幕充分展现了两个男人的个性，同时也又一次显示出拿破仑天生的尊严，这种尊严能够承受一切，因为它不可战胜。但倘若被一支毒箭击中，它也会颤抖抽搐：荣誉感是自信心最薄弱的软肋。

任执政时他说：“如果法国人民期待从我这里能获得某些好处的话，他们就必须容忍我的缺点。而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忍受屈辱。”他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可杀，不可辱。”布里昂说过，拿破仑早年从不相信法律和道德，但却笃信荣誉。这足以弥补他那缺乏道德的基本情感。这种荣誉感对他的本性所施加的力量使他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雇佣兵首领，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绝不能将他和那些人等量齐观。布里昂曾是他多年的挚友并长期担任他的枢密官，可由于卷入受贿丑闻，被他决然从身边赶走。多年之后他依然不批准布里昂进入荣誉军团：“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可以拥有金钱，却不配拥有荣誉。”当国王热罗姆的汇票遭拒付时，拿破仑训斥他说：“卖掉你的钻石、银器、家具、马匹，务必偿清债务！荣誉至高无上！”

在这一点上，他非常地敏感。多年前，一名公证人曾劝约瑟芬不要嫁给这个声誉欠佳的人。在他加冕之后，便将这名公证人召来，以恢复自己在他心中的名誉。而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想起当年在布里埃纳上学时一位瞧不起他的德国老师：“我只想知道，鲍尔先生有没有看到我的出息。”

他崇尚荣誉，也同样推崇良好的社会风气：“执政者最糟糕的品质，莫过于不道德，一旦他让这种不道德流行起来，就会毒害社会。”他之所以重视道德，并不仅仅因为波旁王朝和执政们的前车之鉴，更是由于他天生的气质，是他尊严的要求。人们从未见过，军人拿破仑说过或开心地听过一个猥亵不堪的笑话。在他任执政之后，便立即禁止约瑟芬邀请她昔日那些风流女友来到官邸。多年之后，他闻悉约瑟芬再次接见了塔丽昂夫人，便写信责备她道：“我不想听任何的开脱。她带着八个私生子嫁给了一个可怜虫，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瞧不起她。过去她还不失为一个可爱的轻佻女人，现在就是一个庸俗的粗鄙妇人。”

塔列朗与女友同居多年，拿破仑命令他要么娶其为妻，要么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他封贝尔蒂埃为侯爵，但提出相似的附加条件：“你的风流史拖得太久了，已经成了别人的笑柄。你现在五十岁，可望活到八十岁，这三十年留给你过合法的婚姻生活。”革命掀起了铸造裸体神像的时尚，拿破仑将它重新取消。人们要在公开场合竖起一个女水神像，并让水从她的乳房中喷出。他命令将这些有伤风化的“奶妈”移走，命令中说：“女水神应是处女之身。”他从不让自己的女友到处招摇，他给她们很多钱，却不会去提升她们的地位。恰恰相反，他像中产阶级一样提倡夫妇共卧一床：“这对于共同生活至关重要，能加强对丈夫的影响，保证他的忠诚，促进亲密和道德感。夫妇终夜共眠便绝不会形同陌路。只要我保持这一习惯，约瑟芬就会熟悉我的每一个心思。”

他自负的某个终极形式是报恩。这绝非普通的仁慈，而是自觉不凡的骄傲。凡是有恩于他的人，他必回以厚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愿欠下人情。由此也形成了他那政治上颇有争议的原则：绝不利用任何党派，也就不会因此受到任何约束。我们无须以浪漫的眼光看待这些。事实上，他掌权之后，任用的不仅仅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和军校的同学，他还请在布里埃纳军校做过校长的一位神父退休后担任马尔梅松的图书管理员，实际上那里一本书也没有。当年学校的门卫成了他乡间别墅的看门人。他做炮兵中尉时曾在某个晚上追求过一名贵族小姐，该小姐在十六年后求助于皇帝，拿破仑帮助了她，给了她的兄弟一份差事，还附上一封彬彬有礼的回信。他在遗嘱中提到了很多类似的人物。

在他与乔治娜分手多年后，当他得知她经济拮据时，不等她开口相求，便给了她一大笔钱。

以上都是金钱或物质上的回馈。而涉及爱情时，比如对于约瑟芬，他的报恩方式又有所不同。他的宿敌马尔蒙在此处说得极为明确，拿破仑“有一颗感恩、仁慈，甚至可说重感情的心”。在举行加冕典礼时，他对罗德雷说：“我怎么能为了青云直上就抛弃如此贤妻！我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久后，他在给约瑟芬的信中说：“对我来说，忘恩负义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