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家里，十七年来，在那些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才智之士当中，从来没有人能够像塔列朗和施泰因那样让皇帝如此头痛：前者用他阴险狡诈的天才瓦解了拿破仑的创造意志，后者则用其内心强大的道德力量对抗拿破仑无道德的活力。施泰因体现着德意志人的良好品德，拿破仑则荟萃了意大利人的各种天赋。这二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两种天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理解。如果施泰因是法国人——就像卡尔诺——他也许会成为皇帝最得力的助手，荣誉感与务实精神会让他们很好地合作，相得益彰。

但是，这种惺惺相惜根本无法弥合他们之间强烈的疏远感。道不同难相与为谋。因为拿破仑是个没有祖国意识的人，他可以在任何国家建功立业。他之所以重视法国人，只是因为他碰巧当上了法国皇帝。与之相比，施泰因却是全身心地为祖国而活，故土乃是他的力量源泉，他沉重而丰富的灵魂与机敏灵活等品质格格不入，而那正是拿破仑性格的重要部分。施泰因是位心中只有德意志和德意志人民的政治家，他希望同文同种的德意志人能够统一起来，即使这会违背某些弱小君主的意愿；而拿破仑则是心怀欧洲和欧洲人的政治家，他和施泰因一样都必须和那些君主做斗争，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欧洲。

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国君，施泰因的背后有他无数的先辈。在这同一块日耳曼的热土上，他们七百年来辛苦劳作，勤于治理。他离开父辈的城堡，为的是报效民族。他不信任并且蔑视德意志其他的诸侯，这些人将国土和自由拱手让人，将臣民乃至自己出卖给异族的征服者。拿破仑则来自破落的贵族家庭，没有故乡，早年被迫离开父亲的葡萄园。他和施泰因一样鄙视那些臣服于己的诸侯，而对少数不肯妥协的君主则暗暗钦佩。

看到欧洲那些君主腐化堕落，拿破仑蔑视之余，还抱着取笑逗弄的心情。而施泰因则满心沉痛。君主们天生的无能，激发了那位暴发户对于自己天才的自信，但却动摇了身为骑士的施泰因的自尊。如果说科西嘉人通过自己的成功向世界大胆地证明，新时代已经来临，那么德意志人则通过自己在贵族阶层的遭遇悲哀地看到，旧时代已然崩溃。他打心眼儿里鄙视普鲁士国王，其程度并不亚于他对法国皇帝的憎恨。

因此，在皇帝宣布流放施泰因这件事上，实际上体现了两个民族、两个阶级和两个时代的差异与矛盾。假如施泰因男爵是国王的话，他会比哈布斯堡、霍亨索伦或其他失败的王室更有尊严，更能代表正统信念，更能与那位大革命之子相抗衡。德意志民族捍卫正统信念的热忱，丝毫不亚于他们抗击拿破仑的斗志。撇开不伦瑞克亲王和几个较年轻的王子不算，施泰因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时代挽救德意志诸侯的尊严与价值的人。

如今，他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当初皇帝在马德里宣布流放这个普鲁士大臣，现在他将首度因为这个举措而遭到对手的回击，不久之后，他的厄运也将因此铸成。正是由于当年的一纸敕令，施泰因才被迫投奔沙皇，并开始与他的敌人争夺沙皇的心。在沙皇犹豫不决时，最能使他坚定起来的，莫过于这个德意志流亡者的勇气和热忱，他能使沙皇倾听他的意见。远方的皇帝正因为察觉到了这种影响，所以才会在那个被俘的俄国将军面前恶意地诋毁他。他害怕施泰因。那是一个实干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无所畏惧的君主主义者：他必定能在关键时刻左右沙皇的意志。沙皇也是理想主义者，但缺乏决断，易受恫吓。施泰因深谙人情世故，知道沙皇隐约地渴望过上恪守道德法则的生活，所以就不时地谴责拿破仑无视道德，醉心独裁。他从不以扩张领土为由来引诱沙皇，而是劝导沙皇应当坚持原则，并希望以此在沙皇身上诱生出第一个现代君主，一个比德意志诸侯更懂得保护君权世袭的现代君主。

在沙皇的朝廷里，德意志人是唯一诚恳进言、不谋私利的人；他是被无家无国可言的拿破仑驱逐出家园的人，他巴不得早日离开这个好客的避难所。沙皇深知，施泰因并非谋求高官显位之辈，而是个地位超然的外国人，其建议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所以，在此次俄法战争期间，他对施泰因的信任超过许多亲法的大臣。或许他还听说了这个德意志人最近的妙语。莫斯科大火的消息传来时，施泰因在餐桌上举杯说道：“有生以来，我的行囊已经丢弃过三四次，我们必须习惯将这些抛在脑后。既然我们固有一死，我们何不勇敢过活。”

他在莫斯科的敌人拿破仑很快也将如此行事，将过去的种种抛在脑后：他决定撤退。因为圣彼得堡那边杳无音信。浪费了五个星期——冬天日益迫近！皇帝在沉闷中等待着消息，他的神经和精力已经无法忍受如此阴郁的气氛。他向巴黎要的小说尚未送到，于是他就翻看在克里姆林宫内找到的东西。但他读得很少，他一反常态，延长了用餐时间。他的部下有时发现他饭后会长时间躺着，手里拿着书，却呆呆地盯着书的上方。

在一座被大火焚毁的城市里，没有事情需要安排，人们还能做什么呢？有一两个晚上，他让一个没有撤离的剧团为他表演法国戏剧。随后，统治者利用这段少有的假期，仔细推敲法兰西剧院的章程，并向巴黎下达了修改命令。另一半时间则花在发布军令上。这些命令看来绝不平庸，也断非出自一个疲惫的大脑，而是准确凝练，一如往日。但是，形势依然没有改观，储备耗尽，寒冬将至。十月中旬，他召开军事会议，虽然他明知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

达律建议，就地过冬，等候被解放的立陶宛运来补给，等到春天就进军圣彼得堡。皇帝沉思良久，然后说道：

“这是一个狮子的建议。但巴黎会怎么说？谁能估计离开巴黎六个月的影响？法国人不习惯我在国外，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则会趁机而动。”唯一能下的命令就是全军撤退！带什么战利品回巴黎呢？他命人把圣伊万教堂巨大的黄金十字架从城堡的拱顶上取下，准备把它安放在巴黎残废军人教堂^[8]的顶上。但是对付沙皇这个虚伪的朋友，就没有更好的报复方式吗？他下令把克里姆林宫炸掉。他是如此的震怒，以至于三次在众人面前失态。

他在莫斯科城外驻足三个小时，等候爆炸的消息。大军从他面前拖拖拉拉地走过，军队的速度因为伤病人员和战利品的关系而大打折扣，士兵休息充分，但纪律松弛。最后，消息传来：爆炸失败。他沉默不语，但当拉普表达自己对严寒的忧虑时，他训斥道：“今天是10月19号，你难道没看到天气有多好吗？你没看到我的幸运星吗？”

他以前从未说过类似的话，今天他却忧心忡忡。他知道，辎重会影响行军速度，但他不忍心禁止士兵带些东西回家。俄军已经包围了法军，他们最近甚至迫使缪拉的骑兵连退回城里。当初东进时，皇帝一心只想着打仗，而如今西退时，他不怕别的，只怕打仗：“千万不要有事！”他只想尽快回到斯摩棱斯克，他想在那里过冬。

难道他事业的终点要和起点相呼应吗？像在埃及一样，大军行进，把辎重放在中间，还要时刻提防敌人的骚扰。有一次，幸亏部下沉着机警，皇帝才免于被俘。“哥萨克人！赶紧掉头！”拉普手指着灌木丛喊道。皇帝不听劝阻，于是这名副官抓住缰绳，把皇帝的坐骑转了回来：“您必须掉头！”拿破仑生平从未听过有人这样跟他说话。他该怎么办？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逃走。

但是皇帝岿然不动，他拔剑出鞘，拉普、贝尔蒂埃和科兰古也拔出剑来，他们站在路的左边，等着四十步外的哥萨克骑兵进攻。随从军官们掩护着皇帝，直到近卫军骑兵队赶到，驱走了哥萨克人。

此次遇险之后，新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亚历山大会把他绑在凯旋的战车上吗？他让医生给他一剂毒药，放在脖子上挂着的黑色丝袋中：以便被俘时服用。这次袭击之后，所有俄国骑兵的目标都直指这个邪恶的异教徒的首级。俄军司令部颁发通缉令，上有皇帝的画像，命令所有军团司令密切注意俘虏中“每个身材矮小的人”，也许法国皇帝就在其中。

埃及的酷热曾夺去他上千士兵的生命，而俄罗斯的严寒则吞噬了近万名士兵。冰雪令战马倒毙，大炮被牢牢地冻在地上，弹药车被炸，骑兵被迫步行，路上到处可见冻死的官兵。

最后到达斯摩棱斯克的士兵不超过五万，相当于原兵力的十分之一，物资储备已经耗尽，无法在此过冬。这支挨饿受冻的部队急忙继续撤退。成千上万的士兵扔掉了武器，连近卫军也意志涣散。这时，皇帝走到步兵中间，说道：

“你们看见了，我的部队无组织无纪律。这些丧失理智的家伙连自己的武器都不要了。如果你们以这种可耻行为为榜样，我们就毫无希望了。军队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说完，他就走到队伍的最前面，领着他们一起徒步前进。某个在路上巧遇他们的人这样描述道，那是一支毫无生气的队伍，由将军们领头，只有少数几个人骑马。就像是衣衫褴褛的鬼魂，大衣被烧得破破烂烂，瘦削，脸如土色，胡须板结，不言不语，弓腰驼背，他们是命运的囚徒。其后是神圣军团，由军官组成，多数人拄着拐杖，脚上缠着破羊皮。跟着他们的是骑兵卫队的幸存者。

法军撤离俄国时的情景

现在来了三个步行的男人：右边是那不勒斯国王，他已顾不上那漂亮的孔雀羽毛装饰了；左边是意大利总督欧仁；中间的人最为矮小，拄着一根桦木杖，身穿波兰皮衣，头戴火狐皮帽，无言地穿行在俄罗斯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