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斯特拉斯堡一带的盐价上涨了一分钱？”

如此质询过陆军大臣之后，拿破仑紧接着又给海军大臣写了封信，让他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两支强大的舰队，一支大西洋舰队，一支地中海舰队，后者用以对付西西里和埃及，前者则针对爱尔兰。西班牙战局一旦好转，1812年就要远征好望角，派六万至八万军队进攻苏里南以及马提尼克岛，“避开敌军的巡洋舰”，把兵力均衡地分布在东西两个半球。

直到此时，就在拿破仑的幻想行将转变成冒险之际，这位一国之君精确的观察力仍然与他征服世界的狂热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直是拿破仑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心中平生第一次升腾起强大的精神能量，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

“有人想知道我们的前方在哪里？我们将先把欧洲战事做一个了断，而后我们将对付那些不及我们勇猛的劫掠者，作为劫掠者的劫掠者，从俨然取得支配地位的英国人手中夺下印度……在进攻阿克要塞之后，我一直跟自己说，亚历山大大帝当年都未能打过恒河。今天，我却必须要从欧洲的一端开始，占领印度，从后方打击英国……暂且设想一下，莫斯科已被拿下，沙皇已经妥协，或许被他的臣民杀死，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依赖于法国的朝廷——请您告诉我，在第比利斯援军的协助下，法国军队难道不能直捣恒河，并从那里一举摧毁整座英国贸易大厦吗？只需一役，法国就可以建立起西方的独立和海上的自由！”当时在场的一个目击者这样描述道：“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彩，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冒险的理由，可能遇到的困难，解决问题的手段以及光明的前景。”

沙皇会妥协还是被杀？这个问题困扰了拿破仑整整一年，因为理性的计算和感性的预想都使他宁愿与亚历山大结友而不是树敌。俄罗斯战败，对拿破仑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他害怕被迫进行战争，一如既往地想要避免它；但前提条件是，沙皇会像先前承诺的那样与法结盟，并参与到最后的伟大战争中来。拿破仑一直都在关注着沙皇，却发现自己的种种暗示与启发越来越不起作用，于是便在给莱茵联盟一位君主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惊人之语：“不管沙皇的意志如何，不管我的意志如何，也不管两国的利益如何，这场战争必将爆发。”

无论是作为执政还是皇帝，他还从未用这样的口吻来宣称，战争不可避免。正因为这场战争缺乏内在的理性必要性，所以他才只能将法皇与沙皇之间的战争归结于命运的安排。其实，早在涅曼河上的议和帐幕里，早在两位皇帝的握手之初，便已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当他们把亲密交往发展为友谊的时候，这颗种子也在悄悄地萌发。而后，塔列朗的阴险外交又呵护了它的成长。当两位国君在埃富尔特相互拥抱的时候，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盘绕在他们之间的毒蛇。两国未能结为秦晋之好，既不是偶然，也并非故意，那只是沙皇心中的不信任感使然。这种不信任感在沙皇心中总是挥散不去，而且很遗憾，它也得到了充分证明。两个想要瓜分欧洲的男人，都不愿将另一半领土拱手相让。无论他们当初的意图是多么真诚，这种意图却根本无法实现。两军对垒的日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他是唯一一个还对我构成威胁的人。我的对手年纪正轻，他的精力会与日俱增，而我却日渐衰弱。”正是这一令人黯然神伤的认识，驱使拿破仑不断前进。

其实，这种宿命的观点不难用政治上的因果关系来解释。

此前不久，皇帝曾要求沙皇唯其马首是瞻，扣押中立国船只，以便给英国“一个致命的打击”。沙皇很难表示同意，因为这将严重影响俄国的海上航运。他照旧只是没收被查获的违禁商品，但是，他也需要从中立国进口殖民地商品。既然东方的这个漏洞无法弥补，那么法皇就不得不加倍地警戒德意志沿海地区，他占领了魏泽河和易北河的入海口，自由汉莎同盟的各个城市以及汉诺威的一部分。对此，他解释说：“这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为抗击英国人而采取的新的保障措施。”但与此同时，奥登堡公国也被吞并了，而那里的王储却是沙皇的近亲。

皇帝的强硬手段虽然是其新政策的必然结果，但它势必极大地激怒沙皇。沙皇认为，这是对欧洲的打击和对提尔西特条约的破坏，因为该条约规定将保证奥登堡的主权和领土。他给欧洲诸强发去通函，抗议法国对俄国皇室的侮辱，而这一抗议已经形同于宣战。在通函中，沙皇质问，如果他们签订的盟约得不到严格遵守的话，那么同盟的价值又何在？不过在通函的结尾部分，沙皇又强调，俄法同盟依然是牢固持久的。欧洲各国的宫廷为此窃笑不止。随后，他又颁布敕令，允许殖民地产品自由进入俄国，而对法国的产品，即葡萄酒和丝绸则课以重税。

圣彼得堡和巴黎的桌上都摊开着大幅地图。在哪里可以给对方制造麻烦呢？沙皇想要与土耳其议和，而皇帝则怂恿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继而挺进摩尔达维亚和瓦拉西亚，并保证不加干预：这样就可以拖住沙皇。梅特涅点头同意，但却按兵不动。还有波兰！拿破仑不是已经将加里西亚并入华沙公国了吗？谁又能保证，他不会重建波兰王国呢？法国驻俄大使科兰古非常钦佩沙皇的为人，并且醉心于和平，所以他愿意为此担保。不过，皇帝却只准备私下承诺，而不愿公开保证。因为倘若俄法的龃龉最终导致战争的话，他还需要波兰作为他攻打俄国的基地，所以他必须让波兰人满怀复国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沙皇才会要求公开缔约，意在彻底打消波兰人的希望。

马塞纳在西班牙战败，皇帝再次变得疑虑重重。而此时归国的科兰古无疑又加深了这种疑虑。他详细描述了沙皇的和平愿望，甚至还极力为其辩护。拿破仑先是耐心地听他讲下去，而后详细地询问科兰古所知道的一切，他问了上千个问题，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沙皇、俄国宫廷、宗教以及俄国的贵族和平民的情况。随后，他很亲热地拉了拉科兰古的耳朵，问道：

“你似乎是爱上他了？”

“我热爱和平。”

“我也是。但我绝不愿听从任何摆布。从但泽撤兵？哼！接下去，也许我在美因茨阅兵还要征得沙皇的许可呢！……你真是个傻瓜。而我则是条老狐狸，我很清楚我的对手……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以防止那个俄罗斯大个子和他的游牧部落再次向南扩张……我将向北挺进，并在那里重建欧洲昔日的疆界。”

这些都是完全没有依据的理由、幌子和借口。科兰古向他转述了沙皇自己的话，希望能够警告拿破仑：“我将从他的教诲中获益，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我们将凭借我们这里的气候御敌，法国人并不像我们这样耐寒。只有皇帝亲临的地方，才会出现奇迹，但他是无法做到无处不在的。”听了这番话，拿破仑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动。这次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无法驳倒科兰古，给出的都是含混暧昧的答复。在这一切背后，掩藏着的却是他种种宏大的幻想：

“一场胜仗将足以毁掉你的朋友亚历山大的所有美梦……他虚伪、野心勃勃，却又软弱无能，性格活像个希腊人。相信我，要挑起这场战争的人是他，不是我，他发动这场战争还有一个隐藏的目的……我们的分歧只是因为与奥地利的联姻，我没娶他的妹妹，他便恼羞成怒了。”而当科兰古提出反证时，他却说：“有关细节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这对拿破仑来说可是个新字眼。他感觉自己处于劣势，于是，这个一贯实事求是的人不得不竭力抹去对他不利的证据。

他改派了一名更强硬的大使前往俄国。当圣彼得堡提议，要将华沙与奥登堡交换时，皇帝提高了嗓音，整个大厅的人都可以听到，他威胁俄国大使说：“一个波兰的村庄都不要！”

但这种种的政治问题都只是命运采取的形式而已。他的头脑中闪现着怎样奇伟的计划，内心的愿望又是如何吞噬着他的灵魂，这些他宁愿透露给像富歇这样危险的敌人，却不愿讲给聪明的臣仆科兰古听。他一直摆脱不掉这个神父出身的雅各宾党人。此前一年，由于富歇明显与英国勾结，所以拿破仑撤销了他警务大臣的职务。但拿破仑仍像上次平息政变时一样，对他十分宽宏大量，又任命他为参议员，只是在给他的信中暴露了皇帝和奸细之间斗争的可怕：“虽然我并不怀疑你的忠诚，我却不得不派人时刻监视你。对此，我深感疲惫，而且我也根本没有义务这样做。”

虽然他罢免了富歇的职务，并下令监视这个曾经监视别人的人，但是拿破仑却离不开他，甚至还向他道出了内心最隐秘的事情：

“我结婚之后，有人以为，狮子睡着了。但他们会亲眼看到，我到底睡没睡。我需要八十万大军，现在我得到了：整个欧洲都将被我踏在脚下。欧洲就像是个老太婆，有了八十万大军，我就可以任意摆布她……你自己不是也曾说过，你会听任天才任意驰骋，因为在天才那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推到了世界独裁者的位置上，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本人，以及其他批评我、想要让我变成一个温和君主的人，你们当初不都曾助了我一臂之力吗？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要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而我希望把它做完。我们需要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上诉法庭、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我们需要在整个欧洲推行统一的法律。我想将所有民族合而为一……这，公爵先生，就是唯一令我满意的解决办法。”

说完之后，他突然命令富歇退下。

在这里，拿破仑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欧罗巴合众国的构想。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计划产生于拿破仑超凡的想象力，而在回忆录里记录下它的却是一个宁愿破坏皇帝声誉的人。欧洲已不再是米兰和利沃里时代狭小的鼹鼠丘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将军，在这个年轻的天才眼里，所有敌人都微不足道。而现在，十五年过去了，他成了皇帝、立法者、伟大的统帅，同时也是那个把他孕育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劲敌，而欧洲已然成了任其塑造的材料，他将借此塑造出美妙的形体。十五年间，他的精神所走过的路程是必要的：他所确立的目标向我们揭示的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建设性结局，而通向这结局的道路却是血腥的，需要很多人不断做出牺牲。在他身后，那是查理曼大帝统一欧洲的伟大设想；在他面前，正有许多新的形式不断涌现。而身处中间的这位“恺撒大帝”清楚地知道，精神终将战胜武力。他自己也曾说过，他企图利用八十万大军所建立的东西，有朝一日将会基于理性和内在必然性而自愿联合为一体：所有的民族合而为一。

“公爵大人，这就是唯一令我满意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