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巴黎在说什么？　“上帝在人间的化身”　节俭　背叛原来的基本思想　新的世袭制　忧郁　满足后的悲哀　惊人的计划　威胁罗马　马丁·路德的语言　对罗马的印象

巴黎在说什么？

“即使我远离我的国家，也不能让那些破坏分子鼓动首都人民闹事！”他已经离开法国十个月了，如此长时间的远离可谓空前绝后。但是他对国内政权的控制反而加强了，因为他吃惊地看到喜好责难的巴黎人正试图摆脱他的控制。街头巷尾传遍了笑话和歌谣，富有智慧的巴黎人对他的远征并不感到振奋，反而以怀疑的调子加以取笑。是的，他是对的，对付这些人需要用“戴着绒手套的铁拳”。现在，要让那些巴黎人尝尝这两者的滋味，只是绒手套似乎已经有点磨损了。这里呈现的是一种怎样松散的氛围啊！难道他们想回到人人都可以随意说话、随便发表意见的督政府时代？

新的更为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历史剧只能演数百年前的题材，即便是拿破仑所尊崇的高乃依的作品，也得删改无意中涉及现实的词句。每次上演歌剧时，都必须请示他，不只是在创作后送交审查，连选题也要进行审查。宗教题材作品一律禁止，神话故事备受推崇。虽然拿破仑厌恶耶稣会，但他仍按它的学校模式创办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规模宏大，耗资巨大，教师可免服兵役，不过仍要求一定程度的独身。夏多布里昂受到攻击，他的《法兰西信使》被禁止发行，因为他在反对派的沙龙里批评皇帝，并且把历史学家塔西陀看作向暴君尼禄复仇的人。

施泰尔夫人要求重返巴黎的申请再次被驳回了，“因为她能让人们思想，让那些从未学会思想或是已经忘记思想的人去思想”。拿破仑命令大宰相“召见R伯爵，并告诉他，他夫人的闺房已经成了巴黎的笑柄了”。他又跟富歇说：“巴黎的警察工作做得不够好，以致到处流传恶意的谣言。请您注意西第尼大饭店和富瓦咖啡店内的谈话。”为了让所有的年轻人知道谁是上帝的宠儿，法国的每个儿童都要念诵：“我们必须爱戴、尊敬和服从拿破仑一世，对他忠诚，为他参军……为他的福祉热诚祈祷……因为上帝不论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把各种才能汇集于他一身，使他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化身。”

他这一步走得太远。历代王朝的继承人自己可能相信这些，但别人或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不会相信的。三年前加冕的那天，他自己就说过，如果他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那么连卖鱼妇都会当面讥笑他。

他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吗？难道他不是与往常一样，在个人的事情上从不铺张吗？人们打算为他的书房花钱装修，被他拒绝了。这间书房里除了一张巨大的写字桌外，就只有一个木榻——在口授的时候，如果不是来回踱步，他就在这张木榻上靠着，两个高高的书柜，一对枝形烛台和一具腓特烈大帝的半身像。另一间书房里则只有恺撒的铜像。在审阅账单时，他说：“当我还是尉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便宜很多。我可不想比别人多掏钱。”当人们想修缮皇宫中的剧院大厅时，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加冕的时候，花很多钱买了软垫椅和枝形烛灯，它们肯定还在。”

负责主管皇帝御衣的雷米扎，因为超支了两万法郎而被他辞退了。他的继任者收到了皇帝亲自开列的一份长长的新清单。“我想，我们还可以更节约些。吩咐裁缝仔细缝制。衣服做好后，在交货当天让我试一下，然后马上放入衣柜。”在按季度交货的每一件制服旁，他都会写上：“这件上装必须能穿三年……另外，四十八套白短裤和马甲，每套八十法郎，总共三千八百四十法郎；每周必须交货一条长裤和一件马甲，也必须能穿三年……二十四双鞋，每两周交货一双，必须能穿两年，总共三百一十二法郎。”只有衬衫他是大量定做的，每周交货十二件，必须能穿六年。

在个人生活上，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就跟他当年领兵出征的时候一样，完全没有享受。但是在排场和宫廷礼仪方面，在一个被他自己推翻的旧世界的陈规陋习方面，他不只浪费了金钱，还浪费了比金钱更宝贵的时间，甚至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他个人的自由和最高尊严。

当那些住在贵族区的人进宫觐见他时，他的笑容中包含的不再只有讥讽，还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少年时那些在军校嘲笑他贫穷的贵族同学，如今纷纷涌向这个科西嘉人的朝廷。锃亮的地板映射出他们鞠躬的身影。过去声称与拿破仑这个暴发户势不两立的蒙莫朗西家族、孟德斯鸠家族、拉齐维尔家族、诺瓦耶家族、纳尔博恩家族、蒂雷纳家族，又全部到杜伊勒利宫来了。莱茵联邦各州的君主王侯们身穿德意志式的制服出入宫廷；梅克伦堡的君主来向皇后献殷勤。巴登和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人被允许列席参政院会议：所有这一切对旧贵族来说只不过是消遣；对皇帝来说，则是政治手腕。他要确保这个阶层也效忠于他。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的觐见室

于是，过去从来不允许发生的事发生了。拿破仑是个清点衣服如同清点士兵一样精明的人，他只提拔那些有军功的人，而从未委任过任何无用之人，即便此人是高官的子侄辈；这位曾经当过尉官的统帅经常与军官们同住在谷仓里，与掷弹兵们围坐在篝火旁；他在自己制定的法典中明确废除了门第特权；他以新观念对抗世袭尊位的旧观念，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而就是这同一个波拿巴，竟然于这一年秋天册封了一批新贵族，“因为人们除了想把财产留给子孙以外，还想把荣誉传给子孙——这一愿望符合人的天性”。原先，拿破仑只册封最勇敢的元帅、最能干的参议员和大臣为亲王、伯爵、侯爵，作为最高荣誉。如今，这些新贵族的子孙，富有的胡作非为者和游手好闲者，竟可以享受一代法国人为之奋斗十年，流血流汗誓言废除的种种特权。

如今，甚至连荣誉军团也被其创立者亵渎了。最初，每个荣誉军团的成员必须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如今，他们的子孙可以继承这一称号和俸禄，高官显贵们也可以将他们的头衔传给子孙。这种继承并不带有特殊的公民权利，但这种新措施与《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相悖。在这部新法典颁布的时候，拿破仑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直言不讳：“自由只是少数天赋高的人才需要，限制它并无危险。大多数人都热爱平等。当我赐封头衔的时候，并没有提及门第出身这个老问题，因而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我赐予的是人人可以争取的平民王冠。聪明的人以其行动来鼓舞他所统治的人。我的行动是向上奋进的，所以我们的国家也要朝着这方向前进……我知道，我给那些王侯如此高的赏赐，使他们独立于我，想要摆脱我，并打着他们称为‘等级精神’的旗号。不过我比他们跑得快，很快就会重新抓住他们！”

很少有人如此冠冕堂皇地替一个巨大的错误辩护。就在几个月前，拿破仑还批评他弟弟在荷兰设立贵族制度。而现在，他本人也想如法炮制，理由是：荷兰人是以商贸为主的民族，法国则是军事帝国。实际上恰恰是他本人把法国变成了一个军事帝国，这个事实就是第一个危险。第二个危险是他的皇位，有了这个皇位，他不可避免地把这个古老的具有象征性的权力传布到整个国家。

担任执政的时候，他可以随意封爵赐恩，让人们加入荣誉军团。他可以把自身这个飞轮的巨大力量分摊到国家最强的那些小轮子上。而当他把封地分赐给最优秀的人时，就必须要有封号，而这些封号是可以承袭的。对那些二等或三等优秀的人，他只给封号而不给封地。这些人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们的称号可以传给子孙。这样不出一代人，就有数千名贵族；三代后，就有两万之众。这些所谓的贵族既没有功劳，也没有什么作为，有的只是优越感。他们即使没有政治特权，也可以享有社会特权，而当年正是这种社会特权激起了民众的反叛。

这些做法埋下了反叛和忘恩负义的种子，拿破仑后来会意识到自己所铸下的大错。他对平等所做的毁灭性判决，其错误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当日处决当甘公爵。当时，他只是杀死了一个旧时代的后裔，而如今，他却制造了复活旧时代的一批先驱。

他心情沉重，这是拿破仑心灵上很灰暗的一年，虽然他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你并不了解自己的动机，”他那时曾对一个诚实的民主主义者说，“你不知道自己跟别人的区别所在。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请你看看马塞纳，他已经声名远播，却仍然想要亲王的头衔，就像缪拉和贝尔纳多特那样。总有一天，他会为了赢得这一殊荣而战死沙场。野心正是驱动法国人前进的动力！”

现在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漠。他的兄弟如果没有得到召见，不能随便找他谈话。工作的安排不再那么有规律了，开会常常没有必要地延长到夜间。即使在枫丹白露宫，在游猎欢宴之余，他也只让人演悲剧。他时常半夜起床，向秘书口授至清晨。他日益紧张的神经只能靠连续数小时洗热水澡来缓解。他胃痉挛的老毛病开始加重。

有时候他会有短暂的抑郁，就像他青年时代一样。他常常谈到大海的怒吼，狂风的悲鸣。听意大利歌手唱歌剧的时候，他让人把烛光遮挡起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人们很惊异于他的表现，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使他这样忧郁。他们不知道，现在他的梦想开始实现，却不是以他想象的那种方式，而且来得太慢，因此，恰恰是现在，他禁不住感到失望。“你与旁人一般见识，”他严词训斥一个前来祝贺他签订提尔西特和约的大臣，“只有签订了君士坦丁堡和约，我才成为主宰！”

世界霸权！亚洲！他的心里很快又会发出这样的呼喊。他不断地寻找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想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其实，要洞悉内心活动的真实情况，他应该去读读诗歌。当时，德意志的诗人歌德在诗歌里描述了浮士德内心不安的情绪。而皇帝正在更激烈地在欧洲各国制造不安。

内心灰暗的时期过去后不久，他的头脑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数字式的明晰。他给另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统治者沙皇写信，提起了他想象中的计划：

建立一支五万人的军队，由法军、俄军组成，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些奥地利人，就可以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然后再进攻亚洲。一旦军队抵达幼发拉底河，英国就得向欧洲大陆投降……在我们达成和解一个月后，我们的军队就可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影响可远达印度……当然，这一切计划只能在与陛下会晤后才可决定……所有这一切会在三月中旬以前书面确定。到5月1日，我们的军队就已踏足亚洲，您的军队则可抵达斯德哥尔摩。这样一来英国必定崩溃，形势也会随之改变。陛下和我当然更希望在我们这两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内共享和平……但是听从上天的安排永远是明智之举。这将使那些鼠目寸光的小人物低头。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时代的样板应该到遥远的历史上去寻找，而不能参考上个世纪报纸上的文章……我谨借这短短数语向陛下表达我的全部想法。

全部想法？不，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些宝石是他有意替沙皇这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打磨的，以便让后者从中看到自己梦想的闪耀。不过，在这封信里也有切实可行的一面。前不久，他接见过一位曾经去过印度的将军。这位将军认为这个计划可行，皇帝没有必要忧虑。皇帝听后用双手不停地摸将军的脸，而且“高兴得像个孩子”。

拿破仑就是如此富于想象。

现实再次把他带入查理曼大帝的世界。前一年，他打算前往罗马，使自己加冕为“西方的皇帝”；同时，教皇将失去一切世俗权力，只保留其宗教权力和数百万的年俸。但红衣主教们不同意他的计划。拿破仑愤然宣称：“整个意大利将服从我的统治。如果圣父在世俗事务上给予我同样的待遇，那我也不会危及教廷的独立。毫无疑问，圣父在罗马是独立自由的，但我是罗马的皇帝！”他的这个恫吓行为，这个加洛林皇帝式的反抗，与他整个权力所依据的国家法律相抵触。无论在罗马还是印度，拿破仑都试图用武力来实现他幻想中伟大先驱所憧憬的事业。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拿破仑的历史幻想超越了现实可能性，这最终将导致可怕的结果。

在罗马，目前他与教皇相比还是有优势的。可是，由于他习惯颐指气使，对自己不可征服的武力日益迷信，他忘记了十年前他用以反对专横跋扈的督政官们时的道德准则。之后他甚至还冒着丧失威望的危险，把这些准则写入《教务专约》^[14]。此刻，他竟写信给欧仁，说有一个红衣主教遗留下一本历届教皇史，“要是这部遗著试图证明教皇如何对教会、对基督教造成伤害的话，请你立即让其出版”。

因为教皇拒绝把英国船只驱逐出港口，皇帝占领了安可纳，并在给教皇的信中说：“蒙上帝保佑，我的事业荣耀无比……如果圣父想驱逐我的使臣出境，那是您的自由。如果您因为我的缘故而宁愿接纳英国人，或是君士坦丁堡的君主，我也毫不介意……因此，我祈求上帝保佑您能多主持几年圣母教会。您虔诚的儿子，法兰西皇帝，意大利国王拿破仑。”

前一年，在做出这些滑稽的威胁的同时，拿破仑还通过他的舅舅费什发出警告说，他自己的角色与当年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相似，并且还提到了中古时代罗马教廷与世俗君主之间围绕教会官员的任命权展开的叙任权斗争：“对于教皇而言，我就是查理曼大帝，因为我像他一样已经是法国和伦巴第的国王，而且我的帝国与东方接壤……如果表现良好，我可以一切如旧，否则，我会将教皇贬为罗马主教……并将《教务专约》在意大利推广，因为所有一切使法国幸福的事物，在意大利也会如此。而在一个国家对幸福没有益处的事物，在另一个国家也行不通。”

这确实是马丁·路德的语言！当此人的世俗事务迷失在历史神秘主义中时，他会常常富于幻想。而当宗教神秘主义被用来作为世俗事务的借口时，他又出奇地清醒。拿破仑的理智使他一生都倾向于路德的新教，只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他才没有在法国推行路德新教。现在，他决定不再与教皇纠缠不休，因为后者不愿完全背离英国。这个错误地自称意大利国王的人打算清除分割南北意大利王国间的障碍，以便最终能拥有整个意大利。

现在，他以下达军令的风格写信给意大利总督欧仁道：“现任教皇权力过大。神职人员不是用来执政的。为什么教皇不愿把本属于皇帝的东西还给皇帝，还不停地骚扰我的属国呢？可能要不了多久，我将……撇开教皇，召集德意志、意大利和波兰的教会举行会议。”为了用多数票胜过教皇，他想增加法国红衣主教的人数，但教皇不同意。为表和解，教皇表示愿意替他加冕成西方的皇帝。然而，拿破仑一年前提出的这一愿望，此刻对他自己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件事一旦具有可能性，在他眼里便算是实现了。当教皇愿意在金钱问题上做出让步时，皇帝趁机索要更多，并且威胁“要把所有这些领地马上合并到法兰西帝国，并收回查理曼允诺的礼物”。

简而言之，他胃口大得还想吞下教皇的领地。教皇一怒之下中断了谈判，拿破仑占领了罗马。四月，教皇的领地沦为一个行省。

拿破仑曾从开罗到维也纳，又从马德里进军到莫斯科，还经常待在意大利。但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从未去过罗马，他从孩童时代起，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便无从证实。如今，他的将军们再度占领了他视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他身边没有一人对这一冒险行为表示反对，只有他的母亲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她为这些事感到烦恼。过去她对儿子的一切只是充满怀疑地说：“但愿这一切能够长久！”而如今，她却预见到毁灭。她向自己的密友倾吐心中的不安：

“我已经看到，他会给自己和整个家族带来灾祸。他应该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他想索取的太多，最后必然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