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对文化差异与管理差异分析可知，文化差异对管理差异的影响是全方位、全系统和全过程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决定了东西方的管理差异，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亦使各国的管理模式不一。着眼到一个具体企业，除了地域、民族文化对其管理造成的烙印，企业自身的文化差异也会使其有别其他企业的管理。正因如此，同为国有企业，由于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文化差异的影响，中西方的管理发展是有很大不同的。

3.2.2.1　中、西方国有企业的形成方式

（1）以变革形成的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主要靠没收官僚资本，以公私合营形式改造民营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变革的产物。实际上即是国家政权建立后，政府基本不付出受让资金将大批私有工商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的温和性革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有企业，即便后续实行的每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均投巨资兴办国有企业，使其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强大的主力，但由此形成的中国式国有企业，其历史和文化形成的企业管理带有了浓重的统管和僵硬。

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成的企业架构使新中国建立的国有企业有了如下鲜明的标记：

第一，国有企业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它决定了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从而在管理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计划经济和经济统制的模式。

第二，我国的国有企业从一开始走的是“以俄为师”的与市场脱节的发展路子，以国有企业来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资源配比无序失调，在企业管理上就更谈不上市场和效率管理，从而造成重政治轻经济的低效微益的管理。

第三，将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和最高形式，力求在计划经济下把所有经济建设力量和所有经营单位都改造成国有企业，这种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严重背离的管理模式，大大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更使国有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偏离正常轨道。

第四，国有企业—高度集权的经济计划—庞大的经济管理体系，三位一体，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核心构成，也为日后政府、企业留下了巨大的多方位、责权利不分不明的隐患，这也是今天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和滑坡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或去向不明的根本所在。

（2）以国家干预经济形成的西方国有企业管理。西方国有企业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市场经济走向全面危机，私人垄断日益排斥自由竞争，国家必须对经济直接实施干预的背景下建立的。确定这种国家干预是理性的，并以立法方式制定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有关措施，是西方国有企业得以建立的理论和法律前提，并使其带有如下特点：

第一，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约束，西方国有企业的形成不可能大量剥夺私人资本，而需国家出资赎买或直接投资，不可能强行收归国有。这从形成背景下就使得西方国有企业受市场机制的制约。

第二，西方国有企业不是遍布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而是主要分布在需国家发挥干预职能的有关行业、产业和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国防、金融、流通和交通等领域。由此，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资源合理布局上就制造了量力而行和重中之重的管理格局。

第三，依照西方国家关于国有企业的有关法律规定和限制、反对私人资本垄断的有关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已由直接对少数垄断组织、大公司负责变为对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整体发展负责，以维护西方社会统治阶层的中、长期利益。

3.2.2.2　中西方国有企业的管理发展特点

（1）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发展特点。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实施以行政管理最为核心和普遍的领域，也是这种行政管理层级体系下的最底层。其完全服从式的单一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决定了其没有独立法人财产权、法律地位、自主权和自我经营行为方式。在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组织、管理、运营等均出现巨大变化，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①目标取向的变化。由传统体系下的无自主经营发展目标向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必须为实现既定目标奋斗，并且宏观上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制约相适。

②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由传统层级制管理下的行政定位转向了竞争机制下的市场定位，并在国民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引导作用，但由于行政管理模式的深度影响，传统体制和政治依附关系在现行管理体制和经济、政治生活中十分顽固，人际和特权干预等普遍存在，也成为体制改革深化步伐滞后的原因。

③企业形式的变化。由传统形式的工厂制演变成多种形式的公司制，包括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独资公司、控股、集团、跨国企业等。管理结构由过去单一制发展为较复杂的多元化管理。

④行为方式的变化。由过去的简单工作方式向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科学管理发展。如注重成本和收益的管理，增强经营行为的科学性，加强资金流，开拓创新，投资发展，激励机制等。

（2）西方国有企业的管理发展特点。由于西方国有企业是在商品社会下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加之文化背景、法治社会的个性，其管理发展与中国国有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具体表现为如下特点：

①国有企业的形成有如产品周期般正常发展的历程，如20世纪初前半期是西方国有企业的生长期，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形成雏形，在50年代后，西方国有企业走向成熟期，成为西方社会总资本和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当代西欧国有企业比美国的要发达。由此，西方国有企业的管理亦形成较成熟的模式。

②西方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私有化浪潮，这是其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出现、互为逆转的总发展趋势。每一次私有化后会出现新的规模和作用更大的国有化，而每一次国有化高潮都出现在不同的产业重点。这种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和市场化机制的必然结果，即国有化兴盛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显强势，约束了私人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方个性化的人文特性，抑制了竞争，为此国家又必须推行竞争调整，实行私有化。私有化过盛，政府必须干预私人化的强性垄断，从而推行公有化。这种公有化、私有化的交替亦是西方国有企业在市场机制下的调控管理的一种表现。

（3）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主要存在的突出问题。尽管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日本、欧美国家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经济转型”使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不可避免地带有转型期色彩。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烙印依然清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①“关系”管理。在中国任何一个国有企业里，每一个人的权力大小都取决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是由于多年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导致的，可以将之称为“关系”管理模式。因为在中国国有企业中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和与其相应的报酬体系，更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的存在，每个人获取的真正报酬直接取决于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名管理者所重视的是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大小，很少关注企业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中，掌握与控制信息就成了维护其控制权的主要手段。如果下级不知道衡量标准，就无法确定哪些是能够改变权力平衡的行为，也就无法采取行动扩大自身的权利。如果下级不知道整体的计划，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那么也就等于处在黑暗中，只能盲目地按领导的意志去行动，完全丧失了主动权。管理方面存在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导致管理效率极低。

②决策程序不科学。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制度安排上不能给企业的决策者提供一个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与重复博弈的规则，使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利润没有长远关系，造成决策者管理努力投入不足。此外，我国企业家队伍中接受过正规学历教育的人数仅为24.6％，在国企中这一比例更低，而且其中大部分决策者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政治色彩浓厚，不讲规则，企业管理决策采取领导“拍板式”权威决策，民主决策只是形式。这样常常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决策使整个企业面临绝境。这样，短缺的制度供给一方面使有能力的决策者由于责任意识淡薄而忽视管理，另一方面，造成“个人决策、集体负责”这种扭曲的决策行为，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

③管理职位选秀论资排辈。国企管理岗位选拔采取资深职位制，企业管理模式对职工业绩的肯定除了提高薪金外，更多采用升职的方法，在选择管理人员时大多依据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与经验，使得大量的技术专家升到管理岗位上以后不能胜任管理工作，年轻而具管理能力的人才又不能得到提升，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形成升职“黑洞”。

④管理以物为主。我国国有企业在管理理念上“物本”观念突出，强调对设备、厂房、资金、物料等的管理，“人本”管理观念淡薄。国有企业对人员的管理只是生产要素式管理，通过下达指令，让其按指令操作，从而对其生产行为进行组织、安排，完全忽视了人力资本这种特殊生产要素的增值潜力，这种缺乏人性化管理的模式导致国企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加盟。

⑤“孤立”管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采用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模式。管理的对象总是针对某一孤立对象，管理的着眼点是事物：或是生产，或是人事，或是销售，或是材料。管理的出发点是哪儿有问题管理哪儿，对于管理问题的处理均为就事论事，就部门论部门，就环节论环节，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很少做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