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兴办的一种特定企业制度形式，国有企业有着久远的历史。它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企业在英、法、意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又开始了对其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90年代初期，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目标，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再限于经营权的调整，还有产权制度和其他体制配套的改革与深化，从而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融入了西方乃至世界国有企业变革的浪潮。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国有企业只存在于一些私人资本不能承受的公共部门，规模较小，但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激发了“凯恩斯革命”，带来了第一次国有化浪潮。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国有经济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走向成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因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都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掀起了反凯恩斯主义的私有化浪潮，纷纷缩减国有企业规模，将国有产权卖给私人经营或实行公私混合经营。

目前世界上凡是成功的国有企业管理，无不有完善的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机构，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后发展的国有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首先应当建立自己的公司制度和完备的法人治理机构。同样是国有企业，法国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比我国的经济效益高；同样是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中国市场，三资企业、独资企业甚而社办企业的效益要比全民企业高；同样是国有企业，已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制的一些大中型企业效益比未完成改制的效益高。讲到底，一者有完备的法人治理机构，而另一者缺乏这种机构，一者具有自组织功能，独立的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经营活动，而另一者仍然受命于政府，所以，完成企业制度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建立自己管理体系的逻辑前提。

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它的资本全部或主要由国家投入，其全部资本或主要股份归国家所有。这同其他全部或主要由民间社会（组织与个人）投资的企业不同。对中国这个整体国有并逐步向股份和民营等转换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有企业的角色作用举足轻重。尽管在市场经济转型中，非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权重已过半，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民建设，因此，代表中国企业的发展与成效，本质上也取决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功效。比较研究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管理差异，不仅对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也更关系到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和全球化市场竞争中，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对自身的把握与走向。通过对中西方国有企业管理文化差异的分析比较，对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理念来融合和弥补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文化的薄弱，不仅是现在要研究要做的，而且在将来若干时期内要不懈努力和完善的。

对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变革的原因探究，国内众多学者主要从三方面来研究的。首先是经济因素，最初的企业国有化是为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创伤和战后的经济困境，在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各国进行了国有化运动，而70年代又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经济的“滞胀”，政府对原来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怀疑，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便大量出售国有资产，实行私有化。其次是社会因素，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追求自由与民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私人垄断的加剧而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所以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两大价值观自由与民主调和的产物。随着二者矛盾的缓和与尖锐，国有企业也就出现了高潮和衰落。再次是国有企业的调节功能决定了它效率低下，经营状况不佳，这是导致私有化的直接原因。综合来看，众多学者都从经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了西方国有企业产生变革的原因，但尚未有学者对国有企业变革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文化与制度是相互作用的，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念，它解决的是人的价值层面的最本质的东西，属于较高层次的，而制度是一种秩序、规则，属于第二层次的，所以说文化是一定制度的“场”。文化的精神观念是制度的基础，制度的产生、发展、变迁都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是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制度又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实现方式，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都是一套价值观念的实现外壳，因而不同的经济制度就会反映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传统。

中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变革或管理体制的不同，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西方各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