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对组织的观念是不同的，解决组织问题的方式亦不同，而组织观念和解决组织问题的方式与民族的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其中尤以权力差距和回避不确定性两方面的影响为大。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组织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组织之所以按这种方式运行，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的民族的或区域的文化方面需要的缘故。根据IBM的研究统计了约50个国家和3个地区给出了四个维度的得分，拉丁语系国家、亚洲和非洲的权力距离得分比较高，日耳曼民族的权力距离得分比较小。个人主义在发达国家和西方国家盛行，而集体主义在欠发达国家和东方国家盛行；日本在这一维度居于中间地位。日本的男性特质得分比较高，在诸如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一些欧洲国家，得分也比较高，英语系国家其次；北欧国家和荷兰这项得分低，还有一些拉丁语系国家和亚洲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和泰国的得分比较低。拉丁语系国家、日本和德语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高，英语国家、北欧国家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确定性规避得分比较低。东亚国家的长期取向最为明显，特别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

国家得分的差异指出了文化差异的某些根源。这应该从相似得分的国家的共同历史中寻找答案。例如，所有的拉丁语系国家在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上得分都比较高。拉丁语系国家（那些如今使用拉丁语系语言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的文化继承至少有一部分来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时代的特征是罗马成为权力中心，统一的法律适用于周围的城市。这在罗马帝国公民心目中建立了联合的价值观，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央集权造成了大的权力距离指数，而重视法律造成了很强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华帝国也是中央集权，但是它缺乏固定的系统法律：它是由人统治而不是法律。直到今天，那些曾经处于中国统治下的国家，其被培育的心智模型依然反映了较大的权力距离指数和中等至较弱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欧洲的日耳曼语系国家，包括大不列颠，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长期持续的中央集权，因而继承它的文化的国家显示出较小的权力距离指数。关于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假设是猜测性的，但是在给定的例子中表面看起来是正确的。在其他的例子中它们隐藏于历史过程中。

国家这四个维度的得分也与此国家其他的很多数据统计学相关。比如，权力距离和国内政治中的暴力使用和收入不平等相关。个人主义和国民财富（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在不同代人之间的社会阶层迁移率相关。男性特质和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分享消极相关，这些GNP分享被用于富有的国家政府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不确定性规避和罗马天主教以及发达国家中法律规定公民持有身份证的义务相关。长期取向和过去25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相关，显示出这一时期东亚经济成功增长的原因是其人民的文化强调着眼于未来的节俭和坚定的价值观。

日本、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总体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文化的基本结构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经济的发展都是从外向型经济的补偿贸易开始起步，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当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更高形态转化的时候，不同的国家开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日本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韩国也基本上完成了向高级经济形态的转化，中国虽然仍然以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也走到了要向高级经济形态过渡的关口，一些比较领先的企业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发展阶段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比较而发现三个国家在进入经济高级发展阶段之后在企业发展模式上表现出来的组织差异和观念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和各自民族文化的关联性。

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有一个“工业管理研究组”专门研究不同组织结构的差异，在十多年研究后，该研究组分析出区别组织结构的两个主要维度即“权力集中化”程度和“活动的结构化”程度，显然，前者与权力差距有关，后者与回避不确定性有关。

有更好的证明表明，法国人将组织看做“人的金字塔”，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特征是权力差距大，强回避不确定性，在组织管理中，权力集中化和组织结构化水平都要。德国组织则像一台“润滑很好的机器”，其文化特征是强回避不确定性和权力差距小，组织管理活动尽量结构化，但管理权不一定集中。英国学生视组织为“乡村集市”，因为其文化特征是权力差距小和弱回避不确定性，英国人既不提倡权力集体，也不愿意将组织活动结构化。南亚文化特征是权力差距强与弱回避不确定性，在这种文化中，管理实践中领导独揽大权，又不怎么注重活动的结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