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同时国际文化交流呈现了新的特点：国际文化交流成本下降，文化交流更趋深度、广度，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增强，文化交流的商业化程度提高，文化弱国反文化渗透，东亚文化地位在提高，等等。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常常表现为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紧张与断裂。由于自由化及国际化的趋势，透过文化的竞争，有些文化呈现更为彰显，有些文化则呈现萎缩。面对全球化的发展现实，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客观造成了对未来文化发展模式的理解体悟上的差异及东西方文化各自在世界文明大家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人类命运的共同性问题的共同实践努力，寓于人类文化共通性的基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旨在强调把东西方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差异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这一层次看，文化融合不仅超越具体的价值，而且在整合的过程中，还要抵消、同化和融合那些具体的文化价值，使其顺乎人类整体的文化运作而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合力。这种文化实践合力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文化理想，反过来将对各种具体的文化实践行为和具体文化形态具有价值导引的作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必须赋予东西方积极健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影响渗透科技领先、注重人才、激励发明创造的制度保障文化，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文化，推进民主、尊重人权、精细调节各利益群体相互关系的法制文化，保护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以及健全的福利机制与提倡爱心救助的社会公德相结合的社会福利文化等方面。

从东西方文化差异可知，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东方思维则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二是country，对应的是疆域；三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剂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传说当时的哲学家泰勒斯因一边走路一边仰头观看星象，不慎跌落井中，引得一位姑娘嘲笑他。他只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忘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从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起，才出现了以“人事”为主要对象的哲学，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惟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

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同各自的历史传统紧密相连，并对东西方管理差异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但历史发展至今，人类社会经济、科技、信息、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快速发展变化，使东西方文化融合与管理必然趋向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之中。信息文明对世界经济的重新布局和高科技的所向披靡，其融合与管理的双重效应将更为显现和鲜明。具体来讲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追求卓越与追求和谐的统一。西方管理追求卓越，东方管理追求和谐，而追求卓越与追求和谐，两者在分离的情况下，都会走向自己的否定面，因此，只有两者结合，才是最佳格局，由此形成“和谐—卓越—和谐”和“卓越—和谐—卓越”的格局，前者是东方社会特点，后者是西方社会特点。

（2）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动的统一。微观活力与宏观协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的基本条件。

西方管理的成功在于宏观管理的有序实现了企业微观效率管理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统一，东方成功的管理也是通过有效协调两者的矛盾。

（3）独立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统一。西方强调独立人格，形成了企业家阶层的人格基础。东方强调的是社会人格，强调个人对集体所担的义务和能力，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价值，因此，西方管理在企业内达到的是内序，而东方管理形成的是内协，而未来的管理必将两者结合。

（4）制度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统一。西方管理最大特点是规范化、制度化、逻辑化和程序化，以效益为中心，建立科学的管理秩序。东方管理首先灌输基本信条、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由此支配员工行为。两者结合，才能刚柔并济。

（5）法制精神与宗法精神的统一。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制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就是制定严格的规范秩序和制度，但东方民族在走向现代管理的进程中，宗法伦理则构成一个民族历史的传统力量，是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6）求利行为和道德行为的统一。西方企业家以追求最高利益为根本目的，日本人为成功而不择手段，但在现代管理发展中，利润观念与道德观念逐渐结合而形成具有社会管理观念的经营作风。

（7）教育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高度统一，构成现代管理的又一特定和双重效应，重视教育才能面向未来，而教育无疑会成为未来管理的最重要职能。

（8）管理中内协与外争效应的统一。一切内部管理的目的在于内部协调，一切外部管理的目的在于有效外争。西方企业内协外争效应由于其制度效应领先，并越来越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向东方文化靠拢，其形成的内协外争效应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