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管理都必须涉及三个最基本问题，即管理目标、管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的依靠对象，亦即管理是通过个体组织成员运作管理规则和秩序，实现管理目标，因此，情、理、法三者构成管理模式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基本框架，而东西方不同的人为思想内涵在中、日、美三国宏观管理理念中也得到最好体现。

2.1.2.1　美国以“法”为重心的管理模式

比较东西方文化特征可知，美国作为西方文化最典型和开放性代表，其社会文化充满追求卓越，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由此形成的是独立人格。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式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德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进而形成法制社会。在管理上的表现即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从而实现管理有序化和有效化，如图2－1所示：

图2－1　西方管理模型图

美国的契约社会形态形成的管理资本是契约资本。由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可知，契约资本实际上是一种法人资本，形成的管理机构是法人治理机构。加之对入股者机会主义动机的防范，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系列代理、制约和激励关系，最终演化为公司治理机构，因此，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在法制社会内，基于独立人格基础上，契约资本自然演化的结晶。

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即依靠法规、条例来进行管理，也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管理模型，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也在美国这个高度移民化和市场化的社会得以充分体现。

由上可见，美国式的西方管理是与其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传统（原罪思想和防范管理）、资本结构（契约资本）等一系列基本因素有关，最后形成以“法”为重心的制度管理模式。

2.1.2.2　日本以“理”为中心的逻辑管理

可以直观地认为，日本是通过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在生产要素奇缺的情况下，发挥既定生产要素的最大效益就必须依靠管理。日本式管理的最大特点，即是理性精神表现得特别充分，且以日本功利主义和集团实用主义为最典型表现。

日本是非常看重现实的民族，强烈的生存意识使日本人觉得只有现实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受强烈理性精神支配的日本式功利主义，是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表现信条是，生存就是竞争，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失败者就应去死。“成功”是他们价值判断的惟一准则，为了成功就必须尽一切所能、采取一切可能手段，而这样做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和无可指责的。这种文化信条也成为日本式功利主义的效率源泉。

集团实用主义是日本式功利主义的行为模式，亦是日本民族最典型的特点。日本人最关心的是民族生存，是日本民族的利益所在。日本民族的高度团结精神、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实用主义追求实效等，形成日本式的集团实用主义，使日本整个民族凝聚为一个集团。

日本式管理是中日式儒家精神与西方管理技术、管理艺术的结合，其产生的整合效率强于中国和美国，并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创造的柔性管理居世界管理领先地位。这种世界上最沉闷的严格管理方法，在日本却能让国民以亲善管理、家族管理和情感管理的美名来接受；日本工人的工蜂精神是世界闻名的，并由此而首创了企业文化管理艺术。严格的管理冠以最讲究人性的管理，使日本民族和国民高度协调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管理艺术上的奇迹，也是日本管理后来居上的奥秘所在。

由上所述表明，日本是一个始终面向现实的民族，强烈的民族理性使其成为精神、理念和集团利益高度统一的民族，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日本民族的“精神成本”和“精神损失”较小，为实现民族精神的统一而耗费的无序成本和时间成本也相对较少，使日本民族在追逐目标时，最少精神阻力和最少交易费用。这种民族实用理性创造了日本民族经济和管理在战后迅速发展的奇迹。

2.1.2.3　中国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哲理

和西方科学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伦理型文化，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东方人具有社会人特点，对群体关系，群体氛围，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特重。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同时亦需群体对个体进行关照和扶持。由此，中国经济是伦理型市场经济，相关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管理是伦理型管理，注重情感投资，注重群体本位。和西方防范管理不同，中国管理具有导引性特点，即通过特定途径，使员工接受企业标准和伦理，接受条例和规则，从而形成自我管理和自觉管理特点。这一切无不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关，主要表现：

（1）先思后行。与西方人惯于先行动后思索有别，中国人是思考清楚了再行动，其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较多考虑“后果”，不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注重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都不愿偏离基本的伦理准则，从而有利于员工将企业的行为准则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达到自我管理。

（2）“家”本位。家本位是东方社会的基本特点，这个“家”不仅仅是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厂是“厂家”，国是“国家”，他人是“人家”，群众是“大家”，以家为核心构建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家”的安宁为代价，且必须以“宁家”、“家兴”、“家顺”为特点。

（3）道德准则。采取道德教化的方法，则又使国君社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居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一样围绕他，所以德治成为中国历代圣贤论述追求的目标，从而使注重道德准则对自己经济行为的制约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基本特点，而东方人对“明君”的渴望亦具有强烈的内在需求，并将自己的前景依托于这种需求之上。

（4）“重义”、“网络”、“义气”在中国人文化中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一种隐性的民族文化意识，而非常强烈地沉淀在中国人的行为信条和价值准则之中，不仅对一般民众有约束力，同时制约着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

人无信不立，人无义不正。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就会受社会排斥，反之“信”、“义”两字，亦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最有价值的媒介物，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和交换网络。

上述以“情”为纽带的管理在中国现代管理中产生极大作用，首先使沟通频率大大加快，从而提高成员间的认同效应，其次使组织的整合功能增强，再次降低部门间的协调成本和费用，但是由于这种管理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表现，却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在强调人事关系的理性精神表现时削弱了任务和规则方面的理性表现，从而使人治多于法治，管理上亦多偏重人际关系协调而松懈制度的协调和监管，因此，“关系学”盛行而理性精神不足，法规制度不严等，成为中国式管理的缺陷。

由以上的不同管理理念分析，可知各国都追求情、理、法三者的统一，但实现统一的序列是不同的。

（1）在美国，三者结合是通过“法—理—情”序列实现的。变契约为规则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欧洲文艺复兴，恢复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和理性，而科学管理时代的到来，使管理进入人的情感世界，由此实现管理的“情、理、法”三者统一。

（2）在日本，三者统一则表现为“理—法—情”。实现目标是日本管理的最高宗旨，用硬法规作为实现目标、提高效益的途径，用柔性管理艺术实现管理目标。凡是实现管理目标有效的一切手段，都必须选择和有效利用。

（3）在中国，则是通过“情—理—法”原则实现管理的三者结合，理是中介，其目的在于纳情于理，从而使情感投资符合理性精神和法则。

美国以“法”为重心的管理，强调管理的逻辑主义原则，尊重规则和秩序，而强调循序渐进和追求卓越的特点，也使美国创新管理居世界领先；以“理”为中心的日本管理，则是注重后来者居上，漠视管理的逻辑程序和轨道，直接捕捉目标，以功利为重心来构建管理秩序；以“情”为特质的中国管理，注重发掘人的内在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

中、日、美三国，以情、理、法为特质的管理模式都实现了“情、理、法”三者的有机统一，并与各国的文化特征相耦合，形成各自特定的管理成本模型。

任何有效管理都必须是“情、理、法”三要素的有机结合，有序组合，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型，所以三者结合是管理的基本趋势和特点。如图2－2所示，Ⅲ是整合了管理的三大要素，是成功的管理。这里的“法”即制度管理、条例管理和效率管理；“情”即为人本管理、价值管理和柔情管理；“理”即为目标管理、战略管理和超越管理。“法”和“情”表现为对物与对人的管理，而与理性精神结合，则又表现对内管理和有效外争的结合、对现期效益和发展趋势的结合。

图2－2　情、理、法三者交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