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在微观管理方面有特长，因此比较着重于企业管理的比较分析和研究；西方国家也并不是不要宏观管理，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讲，它不仅要有微观活力，而且要有宏观协调，因此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偏重于宏观协调。这样，对两种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比较分析，构成了当代比较文化和管理差异的重要内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由于强调计划经济，因此宏观管理比较有特色。当然，它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前提条件，过度集权，背离了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管理现代化首先必须从搞活企业的角度来突破，因此如何借鉴西方企业微观管理的内容，引起了企业管理者和研究学者的极大兴趣。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经济起飞的奇迹，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并将这一地区称为与欧美、苏东欧工业文明并列的第三种工业文明。到70年代末，美国学者对日本管理的成功的研究，剖析了日本管理成功的文化原因，进而深刻揭示了日本管理成功的文化背景，由此推动“管理与文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管理研究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伴随越来越多的组织跨越国界，文化与亚文化对全球跨国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进而又形成管理与文化研究的新兴边缘学科——跨文化管理。

到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无论对跨国企业、国家本土企业或是不同类别的企业，管理已不仅仅限于学习和模仿，管理和管理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定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其间形成怎样的效应，从而把握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管理决策。

经综合研究分析可知，处于低层次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管理模式，为了在经济上实现超越发展，必定要强化管理，不断采用一些有效的管理方法。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为一片废墟的西欧诸国相对美国经济的比较发展，就是基于西方的科学文化基础上西欧诸国的现代化发展，在管理方式上主要通过强化管理密度，通过强化时间而实现经济的超越发展。基于东方人文文化基础上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则采取一种非逻辑型管理方式，即通过国家职能的转变对经济实行正强化效应，通过国家有效干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管理方法上主要采取战略管理方式，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牢牢抓住每一个有利机遇，实施战略进攻以实现战略目标等。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基础，东西方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虽然都达到了目标，但在管理模式上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共同基于科学文化基础上的西欧，如联邦德国、法国与英国的现代化发展也呈现为不同的发展轨迹。联邦德国和法国在工业发展史上都有后来居上的历史，依靠政府和国家力量来发展经济，从而实现经济的超越发展，因而，战后经济发展中，两国重新发挥了政府的功能及其后来居上的优势。但是英国的现代史，却是一部“日不落帝国”的滑坡史，这个特点在战后经济恢复中也表现了出来，因此，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联邦德国和法国。改革对中国来说，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和挑战性，但也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性。对亚太发展中大多数国家而言，普遍存在政治经济的过度干预，小农经济的痕迹根深蒂固，社会未能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轨，这也是中国式集权型管理模式形成的经济条件。也就是说，凡具有这些特征，都会形成这样的管理模式，如朝鲜、缅甸、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等不少国家，在欧洲仅有20世纪8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