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管理学》一书中，把管理与文化明确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和显现在价值、习俗、信念和传统中，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所制约，因文化而异，管理亦是文化。正因为文化对管理有着上述作用，所以，研究管理必须研究文化，不研究文化的管理，反而匪夷所思。重视文化对管理的作用，是研究管理的应有之义，并且还需要从文化差异中研究管理的普适性和差异性以及它们的不同表达。毋庸讳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和模式创新也将伴随管理文化和管理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毫无疑问，文化对现实管理活动具有巨大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价值定位。任何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价值定位。在一定意义上，韦伯式官僚组织的价值中立，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定位，即效率优先的选择定位。泰罗主张的科学管理，以纯科学的方式排除价值干扰，表面上似乎是价值中立或无涉的，实质上也是把管理的价值定位在新教伦理提供的“上帝选民”准则上。价值定位的不同，会使管理出现重大差别。

第二，优先选择。管理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价值冲突中进行优先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蒙以选择来界定决策，并提出“管理就是决策”的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对优先选择的影响，凭借一般常识就可以给出明确回答。管理活动随时都会面对优先选择问题。

第三，习惯支配。按照西蒙的研究，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犹豫—选择”模式，二是“刺激—反应”模式。“犹豫—选择”模式是一种看起来完美的理性模式，但是，现实管理中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尤其是选择的成本问题，使这种模式的实用性不强，而“刺激—反应”模式的简单性和快速性，使其更为常见。在管理中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类似于条件反射的“刺激—反应”模式。管理学家明茨伯格用自己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明茨伯格对经理人员的调查，现实中的经理很少有“深思熟虑”式的行为，大多是直觉式的快速行动，因而，高度理性的学理推演对管理实践没有多大帮助。经理人员的这种行为模式，与其说是受管理理论支配的，不如说是受习惯支配的，而这种习惯的形成，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学习、记忆和行为，并通过文化的积淀养成习惯，建立不成文的甚至下意识的规则体系。

第四，思维方式。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恩格斯所言最笨拙的工匠比最聪明的蜜蜂优越的地方就在头脑，是对这种意识支配行为的最好说明。然而，工匠的思维，是所处的文化形成的。中国古代不乏能工巧匠，但最聪明的工匠，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下，他可以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创作出精致的工艺品，却想不到蒸汽机的构思。他可以设计出庄严的龙椅，却设计不出舒适的沙发。文化限定了人们的思维范围，正如乾隆皇帝无法理解当时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竟然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一样，相应的文化使乾隆压根儿想不到国家可以无国王。再进一步，文化还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思维模式。例如，许多学者都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同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繁荣相提并论，然而两者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由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

正因为文化对管理有着上述作用，管理者和学者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对管理的作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在管理中出现革命性重构，特别是这种重构只会产生于管理活动自身的发展，而不是产生在单纯的文化研究中。

1.1.3.1　管理文化

一个特定民族、社会、企业、团体等的特定文化对管理过程的渗透和反映，就形成所谓“管理文化”。管理的指导思想、管理哲学和管理风格构成了管理文化主体，它从物质到精神，从硬性层面到软性层面，贯穿于价值、标准、经营、管理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从广义的文化范围来看，它也可称之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

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人类的管理文化也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文化，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验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理的重心由重物转向了重人，它在管理上更多地表现为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依靠法规条例的管理。另一种则是渊源于华夏文化传统的东方管理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东方管理文化特色，从古代的朴素管理思想到今天的尚不完善的管理文化，均孕育了深深的“情”于其中。从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等角度分析，中西方管理文化形成脉络有下列多种因素：

（1）地理环境冲击。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形成文化的背景、前提和条件。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三面陆路，一面临海，对外交通不便。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管理活动也多数围绕着中央集权这一主题展开，讲集中，求统一，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与此同时，封闭的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保守，缺乏挑战意识；但是，疆土的封闭也造就了中国人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眷恋国土的情怀，使得我国今日的管理文化也体现出管理文化中的团队精神。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多数为三面或两面临海型，再加上人们对原始土地的开发，使得西方国家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都很发达。这样的环境使其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下更加崇尚管理的精耕细作，即所谓的微观管理而不太重视宏观管理。西方国家从其建立之初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以及在原始的土地开发上彼此强烈的竞争意识。

由此可见，中西方管理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且地理环境也非人力可以改变，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东方管理文化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被西方管理文化所替代。

（2）社会历史文化。管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所形成的农业思想也延续了下来。这种农业社会的管理文化有如下特点：首先，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相结合。尽管今天的社会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在今天的组织中还留有痕迹：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统一，忽视下级向上级的反馈。同时，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也较早地认识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贵君轻”等民本主义对中国管理的重要性。这种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的制度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础。其次，狭义的中庸之道。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上则力求使事物保持稳定、协调、平衡。这就构成了中国管理文化的标准和规范。

西方的管理文化则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的短暂使其具有天生的竞争意识，它围绕着如何使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利润展开，因而与中国农业社会形态有明显区别。首先表现在不太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的效益而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其次表现在管理思想既有严密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西方的管理思想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格的管理体系中；同时，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经济生活，其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管理思想体系的体现，所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思想可以主导整个西方企业的管理。这与中国在管理文化方面鲜明的继承性形成了极大的对比。

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经济体系与发展状况决定了中国管理文化管理趋势不会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文化。

（3）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其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按等级观念行事”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善于对下级授权，中国企业拥有较大权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仁义制天下”、“克己复礼”，注重感情投资，道德教化。“不患寡而患不均”，喜欢采用缩小差距、追求结果平等的分配政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群体力量，强调领导者以身作则等。

中国管理文化萌芽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其优点就在于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这对于避免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的作用。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的管理更多体现为人治而非法治，所以在具体规章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人而异，导致企业工作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则，标准化程度较低。其次，其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人们竞争意识不强，阻碍了员工积极性的发挥，使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经常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西方传统文化对其管理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使得西方的管理文化风格更多体现为在管理和授权方面他们相信对问题最了解的人对问题最有发言权，但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决策上的个人主义。因为西方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管理经验，所以他们在决策中往往以个人为主，注重个人的主观判断。尽管在决策时可以节约时间，但是其受个人管理能力、知识、经历的限制较大，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备或不得力，容易产生个人专断。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传统文化的长期性意味着管理文化是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与西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所以，中国的管理文化不会被西方管理文化所取代。

对管理文化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主导管理活动中的普遍性规律或趋势，尤其是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和概率分布，以求对同类问题作出有效的同类解释，进而采取有效的同类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管理文化不应该包含那种排斥普适性的特色文化，特色化管理文化的程度越高，共性化的管理文化的成分越少，但特色化的管理文化依然会在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特殊性上。很显然，对管理文化的研究，更大意义在于其从个性差异中表现和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对管理的非常功效，这也正是它的普遍意义所在。

1.1.3.2　文化的管理功效

管理因文化而异，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在管理与个人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有多重要。美国学者菲利浦·哈里斯认为，文化的管理功效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文化给人以认同感，特别是在人的行为和价值观方面，文化的作用更大，通过文化的培训，可以改进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及组织的运作效率。

（2）文化的知识可以使人更加相互了解，并有助人们的沟通，协调彼此关系，提高生产率。

（3）文化的认知和技巧对发展和影响组织文化十分有用，如企业文化，公司文化，子公司、分公司、部门等实体的亚文化等。

（4）文化的概念和特征有助管理者分析工作文化及其关联性。

（5）文化的调查力和敏感力有助减少文化障碍，在异文化中有效处理工作关系，使之更富有成效。

（6）文化的敏锐性则帮助管理者认识和发展市场的多样性，有助经营战略。

（7）文化的敏悟性和技巧的发展则会极大减少异文化冲击和震撼，顺利进入亚文化圈的组织和管理。

（8）文化的接受力和精通文化均会拔高管理的层次和管理方式转换的适应能力。

当然，文化的管理功效还不仅仅在以上所述，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的，它渗透在管理的每个职能之中。

1.1.3.3　管理与文化的共生性

如前所述，管理是伴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其本身亦是通过文化的发展而得以表现出来。最典型的以西方为例，其文化模式的主要结构表现为四个宏观方面，即宗教神学、科学技术、经济科学和法律科学，它们规定了人的价值取向是宗教的、自然的、物质的和法律的，而这一切无不渗透于管理，管理又无不是依赖于它们而发展和形成多种管理模式。

文化与管理的共生性还表现在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发展的，管理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亦使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如公司文化、企业文化等的形成和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意味着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此同时，公司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其发展又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内涵。

研究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其根本点归结为管理成本大小的问题。事实表明，凡是同特定文化传统吻合的管理模式，其内在的认同和聚合效应就好，从而节省管理成本；反之，则会产生更大的交易费用，增大管理成本，管理效益亦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