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决定一个组织内聚力强弱的,除了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还有领导方式的不同。
企业内聚力还与该企业高层的领导方式有关。一般说来,领导方式有三种,即放任、专制和民主。这个分类是由心理学家勒温在1939年提出来的。
每一种领导方式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不能轻易全盘否定,企业的领导者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己企业内部的条件通盘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导方式。
比如前文所说的陈毅元帅,大敌当前,他颇为悠闲地下棋——可是真的下棋,不是演戏。为什么他敢这样做?是因为事先战略计划已经安排好,是因为还有粟裕大将这个左膀右臂在指挥。比如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一会儿拍广告、一会儿爬珠穆朗玛峰、一会儿跑到哈佛去读书,生活可谓丰富多彩。他并没有退休,但他如何能做到举重若轻,轻松自如?是因为他已经为万科搭建好一套成熟的制度,关于这个下文会专门讲到。
因此,一般人认为放任的领导方式要不得,放羊式的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大忌。看来,并不必然。
老子有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意思?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烹炒小鱼小虾一样,要倍加小心,大火翻炒,小心炒烂了!
老子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的要义,就是不扰民,让老百姓自己安心生活、生产。所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就是指这个。
西汉初年,曹参被任命为齐国相。曹参本是武将出身,马上打天下,其实刘邦的本意,可能就是让他以武力治理齐国地界。
曹参到了齐国以后,招集一批有学问的儒士来商议到底如何治理齐国,结果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曹参听得一头雾水。
他又请来道家黄老学派的一位学者,名叫盖公。盖公告诉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意思跟老子说法一样,治理的办法就是“清静”,不扰民,让老百姓自己干,这样老百姓自己就安定了,不需要劳烦你来亲自治理。
曹参一听有理,就按这个来。果然,齐国大治。《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说“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他一个武将出身,却被称为贤相,治民跟治军一样有办法。
其实,他的办法就是不做事,无为而治。
当时汉朝的丞相是萧何。萧何一去世,消息传到齐国,曹参立马吩咐,准备行装,我要去长安做丞相。
大家一听,这也太不靠谱了吧。结果没多久,朝廷的使者来了,中央任命曹参为丞相。
曹参临走前,还告诫他的继任者,千万不要做扰民的事情。
曹参做了汉朝的丞相,仍然跟在齐国一样,一切都遵照萧何的做法来,无所变更。选择地方官,特别注意挑选那些宽厚老实的人,对那些为人苛刻、热衷名利的人,一律罢黜。
为什么呢?
就是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声做出不利于民众的事情来。
曹参在任上,怎么做?假如有人犯一点小错误,曹参总会想办法给掩饰过去,对人不苛责,宽宏大量。
他平日里是日夜饮酒,不理政事。下属来请示工作,先喝酒再说;喝到一定程度,又想汇报,不等你开始说,又拉住喝酒,总之让你说不成,真到你喝醉送走为止。
汉惠帝听说了,感觉做丞相不能这样。就让曹参的儿子回去劝一劝,结果这儿子回家刚一说,就被曹参打了一顿。
汉惠帝更不高兴了,是我让人去劝说的,你把人给打了,这不是拂我的面子吗?于是亲自出马。
曹参当着汉惠帝的面就问了:你比高祖如何?
惠帝说:我哪敢比我父亲啊,他太厉害了。
曹参又问:我比萧何如何?
惠帝又说:这个,好像差了一点儿。
曹参说:你不如高祖,我也不如萧何,我们就遵照他们的制度、办法治理国家,不出差错,不就行了吗?
惠帝一听,好像是这个道理。算了,由着你来吧。
——这就是“萧规曹随”的来历。
在曹参的治理下,汉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等他去世,老百姓都特别怀念他,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意思是说,萧何制定的政策简单统一,曹参接替萧何,严格遵循萧何的做法,因为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安宁。
老百姓对萧何、曹参评价都很高。
曹参的治国之道,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放任式管理。萧何、曹参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理办法,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刘邦建立西汉的时候,中国陷入长期战乱已达数百年之久,此前,秦国虽然统一中国,但赋税徭役极重,百姓苦不堪言。秦末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又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重创。汉朝建立,接手的是一个人口凋敝、经济残破的烂摊子。
汉初,中国人口大约只有一千六七百万,人口损失极大。据《史记·陈相国世家》记载,刘邦出征匈奴回军路过曲逆县(今河北顺平东南),见城墙高大,不禁惊叹道:“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问手下这里有多少人口,手下答曰:秦朝的时候还有3万余户,因为战争的原因,现在只剩下5000户了。也就是说,这么大一个县,人口也才5000户,人口损失约5/6,这是相当惊人的。
另外,当时经济也衰退严重,以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产资源的马匹来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初年,马匹稀少到“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程度。皇帝出行,要坐四匹马拉的车,竟然找不到纯一颜色的马来拉;至于那些王侯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怎么搞?如何才能维持统治的稳定?
只有一个办法,采用黄老道家的政治理念,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府所能做的,主要是轻徭薄赋,让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产、生活。这使得汉代经济得以恢复并有大的发展,形成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这就是放任的好处。也就是老子主张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治国如此,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什么情况可以放任,什么情况下不可放任呢?
很多企业的领导者,不敢放权,不想放权,事必躬亲,最终搞得自己身心俱疲,而下属忙于应付,毫无自主权,工作也没有大的进展。
首先,当企业运作成熟、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合理的时候,领导人完全可以从纷繁琐细的事务中脱身,抓大放小。
其次,当企业实行极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层级只有两层或三层的时候,领导人完全可以放权到自己的下一层,自己只负责对他们的考核即可。
但是,也必须要指出的是,放任的领导方式,不是一切放开不管。无为而治的实质是,无为而无不为,表无为而实大有为。
敢于采用放任管理的领导人,一定要有掌控全局的能力,如果你手中一点资源都没有,牌都打光了,那不成阿斗了吗?
阿斗刘禅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他被抓到洛阳以后,晋朝皇帝问他想不想故国的时候,他回答说:“此处乐,不思蜀。”
这是自保之策啊。一般人还想不出来!刘禅长期隐忍低调,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刘备晚年得子,刘禅生于乱军之中,已属不幸。而在刘备临去世时,他年纪尚幼。所以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我这孩子如果成器,就辅佐他;如果不成器,就废掉他自立。
此话把诸葛亮吓一跳。其实,刘备就是给他打预防针,言外之意是:千万不要把我儿子废除掉。这是警告。
后来,虽然刘禅当了皇帝,但诸葛亮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权臣。
蜀汉谁来做主?诸葛亮!
诸葛亮把蜀国乃至刘禅的个人生活都管得死死的,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点也不假。刘禅对诸葛亮心存很大的不满,但毫无办法。
当然,刘禅能力差诸葛亮太远,幸好他不能除掉诸葛亮,否则蜀汉亡得更快。
历史上,权臣架空皇帝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对于企业而言,道理是一样的,放任的前提是领导人有足够的掌控力,如果被架空了,企业四分五裂、分崩离析,那还谈什么企业的内聚力?
提出这种领导方式分类的心理学家勒温本人是反对放任的。他认为,在放任型的领导方式下,权力在组织中的每个人手里。职工没有满足感;灰心丧气、缺乏目标、犹豫不决;谈话显示不出中心;领导人既不监督工作,也不检查结果,工作效率很低。
与放任正好相反的是专制的领导方式。我们再来谈专制的领导方式。
专制的名声很不好,但它又充满了魅力,以致很多人内心里其实是蛮想获得足够大的权力以行专制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行使专制权力的。能真正实行专制的,基本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超稳定的心理素质的人;另一种则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人。这两种人事实上很难严格区分,不过,我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见到的专制者多是第一种人,他们通过超群的能力让自己成功。而后一种人,是诸如孔子、释迦牟尼之类的人物。
基本上,一个人如果没有此两种先天或后天的禀赋,试图谋求专制的话,大多以悲剧告终。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专制的领导人引导企业走向成功——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因专制的领导而失败。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即企业处于危机中,或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时候,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带领大家突出重围,因此,专制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企业经营管理的常态。
大约没有人以统计学的方法比较过专制的领导方式与企业经营的成败关系。但整体上而言,专制的领导方式,可能会暂时取得经营的成功,但长久来看,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20世纪80年代,很多因参与改革而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如同流星一般,除了历史意义之外,他们中的大多都已经被人们忘却。他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企业经营中的独断作风和家长式作风造成的,有的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比如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
专制的领导方式坏处主要是决策风险太大。决策正确则好,很有执行力;但是一旦决策失误,损失很难挽回。因为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在决策的时候,缺乏一个科学程序的制约。
其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专制的领导方式还会影响下属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勒温认为,在专制型的领导方式下,权力集中于领导者个人手中。职工没有参与管理的机会,只能服从领导,自我满足感低。领导者与职工谈话常以“我”为中心,职工攻击言行明显;受到挫折时相互推诿责任;由于屈从于权力的压力,职工能保持相当的工作效率,但领导人不在场时效率就会降低。在这种组织中,人际关系紧张,争吵的次数比民主型管理的组织多30倍以上,挑衅行为也多8倍。
最后谈一谈民主的领导方式。
勒温是最推崇民主的领导方式的。他认为,这种领导方式的权力在被领导者群体中。员工高度参与管理,领导与员工相互之间态度友好,各自的满足感高;领导者谈话时以“我们”为中心;受到挫折后大家团结一心;领导者若不在场,员工仍能正常工作并保持很高效率,创造力正常发挥。
1961年,心理学家李克特提出四种领导风格,即“四体制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把民主的领导方式分为协商式民主领导和参与式民主领导两种。
协商式民主领导的特征是:重要问题的决定权在最高一层,中下层在次要问题上有决定权;上级对下级有相当的信任,有良好的双向沟通;采用奖惩式激励,下属对计划、决策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而参与式民主领导的特征则是:让职工参与管理,上下级地位平等,管理者对下级完全信任;问题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决策先由职工广泛参与研究后作出,再由最高领导决定;沟通顺畅。
民主的领导方式被认为是最合理、最有效率的方式。其实,在我国也有类似的理论和方法,那就是“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评价说,“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而且,这种管理方式被日本丰田公司借鉴并改造。丰田管理经验中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鞍钢宪法精神。这是中国管理学史上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管理实践对世界管理学理论的贡献。
在当前,民主型管理的突出代表就是著名的美国网络公司Google公司。该公司的理念和价值观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创新”。Google公司的强大创新能力,正是在这种领导方式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