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了上文所谈的“义气”、“忠义”等精神性、文化性因素之外，“利益”也是维系一个组织存在、发展的力量。

林冲被逼上梁山，当时梁山首领王伦一定要林冲献上投名状，这里面可能的确是有故意刁难的意思，但是，你献了投名状，手上沾了血，就与梁山结成了利益同盟，以后想走也就困难了。可以说，这是维系合作关系的一个办法。

中国是个讲实利的社会，在“义”和“利”的问题上，主流价值观一般是重义轻利的。孔子他们讲“义利之辨”，就是要先义后利、义字当头，也正说明了“利”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利益问题在一个组织中是必须要重视的。

“无利不起早”。物质激励一直是激发干劲、促进团结的一个有效的手段。中国还有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哪怕是最正统的儒家，也不反对“利益”。汉代的时候，政府就把利益诱引当成推广儒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汉书·韦贤传》记载了当时山东地区流行的社会观念：“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意思是说：给儿孙留下满筐的金银，不如传授一部儒家经典。

为什么？

因为在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了儒学经书，就有机会去做官，就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唐代的时候，政府开始重视科举考试。国家兴办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收拢人才，集为己用。古代的统治者都明白，人才如果不为自己服务，尤其是如果为对手所用的话，那将是很可怕的。科举考试就是要把全天下的读书人“团结”到政府周围。

难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时，看到读书人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不禁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天下英雄都被我纳入到自己的囊中了！

儒家的传统虽然不反对物质利益，但是极其强调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要遵循“义”的前提和条件。如此而已。

但从历史的现实来看，其实并不尽然，可见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推布，任重而道远。

据说，犹大就是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耶稣。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春秋时期，郑国与宋国之间常常有战争发生。有一次，郑国又准备出兵攻打宋国，宋国以华元为主将，率领军队迎战。在两军交战的前夕，华元为了鼓舞士气，下令杀牛宰羊，准备好好犒赏将士们。由于公务繁忙，华元一时大意，忘了分给他的马夫一份。这马夫于是怀恨在心：我没有吃到酒肉，你也别想把仗打胜。

在两军交战之时，马夫对华元说：“分发羊肉你忘了我，今天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完，就把战车赶到郑军阵地中，华元就这样被郑军轻轻松松地活捉了。宋国军队也因为失去了主帅，一下子乱了阵脚，大败而走。

仅仅因为主将一时之疏忽，没有让自己吃上一顿酒肉，就不惜出卖自己的主帅，甚至出卖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个马夫因为出卖了自己的主人，不但没有得到郑国的奖赏，反而被郑国处死了。

正因为物质利益为人们所重，所以物质激励成为维系一个组织存在、团结、发展的重要手段。

柳传志曾经说过：今天的愿景中，除了为股东谋财富外，要为员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要根据员工的能力和他们对企业的贡献来安排物质激励，这是联想大家庭共同认可的财富观。

赵子仪在《柳传志商道真经》中描述过柳传志的理念：柳传志非常重视物质激励，他觉得这是让管理层成员成为主人翁的一个重要依靠点。在物质激励中，最突出的就是金钱。金钱虽不是唯一能激励人的力量，但金钱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激励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采取工资、奖金、福利的形式，还是采取认股权、分红权等其他鼓励性形式，金钱都是重要的因素。

虽然说，对员工的物质激励，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积极性和创造力。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物质激励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是双刃剑。因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有道是“欲壑难填”；或许，你永远没有别人的开价高。所以在重视物质激励的同时，精神激励也必须跟上，让员工对企业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