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组织的内聚力,往往是依靠基于义气和利益的人际关系。
比如,在我们熟悉的《水浒传》中,水泊梁山依靠什么把一百零八将组织在一起?靠的就是江湖上的一个“义”字——无论是晁盖时代的聚义厅,还是宋江时代的忠义堂。而后来梁山的头领们士气低落,人心思散,也正是因为宋江一心想着招安,“义”的精神失落了,最后众兄弟死的死、伤的伤、出走的出走,终归于失败。哪里还像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到宋江的大名,“纳头便拜”。
为什么早先宋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呢?
江湖上盛传宋江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讲义气!
《水浒传》中讲得明白,说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梁山好汉中,不独宋江讲义气。林冲与鲁智深萍水相逢,但英雄惺惺相惜。林冲被高太尉设计陷害,误走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鲁智深在东京相搭救,却无处下手,遂一路跟踪,暗中保护,大闹野猪林,从押送的公人手中救下林冲一条性命,为防意外还一直护送他到沧州。鲁智深也因此受到高太尉的迫害,最后被迫离开东京大相国寺,再次行走江湖。
其实,好打抱不平就是鲁智深的性格特征之一。早在渭州做提辖的时候,只是偶尔闻听金老一家被郑屠所骗,便大怒:“呸!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立马就要去替金老报仇,被史进和李忠拦下。鲁智深愤愤不平,第二天,给金老准备好盘缠、车辆,让他们脱身,自己三拳打死了“镇关西”。
鲁智深与金老一家素不相识,竟敢于放弃军官的身份伸张正义,恐怕只能用急公好义、救助贫弱的性格来解释。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插图
采自国家图书馆所藏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武松也是如此。虽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也多了几分报恩的心理。
武松斗杀西门庆,刺配孟州,到了孟州牢营,施恩为了让武松帮助自己夺回“快活林”酒店,不仅让父亲免了武松的三百杀威棒,还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就这么简单一事儿,武松就出面醉打蒋门神,替他夺回了酒店。在征方腊之时,施恩战死,武松想起往事,也哭了一回。真是应了那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晁盖、吴用等七人智取生辰纲,结果事发,济州府派何涛到郓城县捉拿案犯。先是有宋江飞马到东溪村报信,后又有县里两个都头朱仝、雷横有意搭救,晁盖终于逃脱险境,上了水泊梁山。
后来宋江沟通梁山的事情暴露,杀了阎婆惜,朱仝、雷横又到宋家庄捉拿宋江,“朱仝义释宋公明”,宋江因此得以投奔沧州柴进庄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只因为宋江和晁盖乃“心腹兄弟”,而宋江则与朱仝“闲常时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瞒”。
在以上事件中,朱仝与雷横作为郓城县马兵和步兵都头,同在一县共事,关系微妙,又彼此心照不宣。等到雷横枷打白秀英,被下到牢里,朱仝先是“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接着又请雷横娘放心,说“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但“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最后朱仝在解送雷横途中,放走雷横。朱仝因此被“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
所以,水泊梁山的凝聚力就在一个“义”字。
兄弟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的分银子,好不快活。
然而,为了“义”,梁山好汉们甚至可以杀人放火,可以丧失底线。宋江杀阎婆惜、石秀杀潘巧云、李逵把沧州知府无辜的小儿子残忍杀害,都是为了“义”。
因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水浒传》中,“义”是有不同层次的。我们前面讲到的,鲁智深的“义”是一种朴素的“义”,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救助。武松的“义”有强烈的报恩色彩,这是江湖义气的最核心的价值:强调兄弟情谊,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这个基本上无可厚非。但是,宋江等人所追求的“义”的第三个层次,则有大可商榷的必要:为了私人情谊,滥杀无辜,破坏社会公义和社会秩序,违背正当法律,这种“义”是否值得提倡?在现代的法治社会,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对“义”的崇尚和追求,同样体现在《三国演义》中。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流传很广。当然,在《三国志》中是没有记载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并没有这档子事儿。
这个感人的故事是古代民间说书人的文学性虚构,其目的就是表旌“忠义”的做人原则。
为了“义”,关羽在困境中“义降”曹操,并定下盟约,降曹只是为了保护刘备的夫人,一旦有了刘备的消息,必然会离曹而去。后来果然打听到了刘备的所在,马上“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成就了中国民间的一段佳话。
为了“义”,关羽被东吴杀害以后,刘备不计后果兵出三峡与孙权决战,结果兵败猇亭(今湖北宜昌)。张飞为了给二哥报仇,基本上也丧失理智,结果被手下人所害。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表彰的“义”,只是我们素常所讲的“江湖义气”,与孔子、孟子和荀子等的正统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或者说,江湖义气只是儒学价值中“义”的民间版。
宋代以后,儒家价值观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提倡,统治阶层普遍认为,提倡儒家的道德伦理理念,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当然也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持。
这集中体现在关羽形象的演变上。
从历史上看,关羽不过是一个败军之将,勇武可能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乏善可陈。这样的人,在中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可是,为什么关羽的地位这么突出?甚至在宋代以后,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孔子。孔子是文圣,而关羽则是武圣;孔子不过是文宣王,而关羽却被褒封为“武帝”。不仅成圣,而且成了神,关羽被道教奉为“五文昌”之一,又尊为“文衡圣帝”,或“协天大帝”、“翊汉天尊”。而中国佛教也奉其为护法神之一,称为“伽蓝菩萨”。
其原因何在?
很简单,关羽的事迹体现了两个字:“忠”和“义”。而这两个字,恰恰是历代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精神资源。对关羽的崇拜,有助于在社会上推行“忠义”的社会价值观。
而事实上,“忠义”不仅仅可以增强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样也能使小型的社会组织和人际组织增加向心力和凝聚力。水泊梁山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必须也要看到,一个组织或群体的“义”,有可能会危害到其他组织合理、合法的利益,甚至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所以,一个组织的“义”,必须有正义性。上节所讲的“岳家军”、“戚家军”都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心存民族大义,因此所进行的战争是有正义性的。而同样,人民战争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样是战争的正义性。
孙武的军事政治理论强调军事服务于政治,亦即提出战争正义性的原则。只有保证正义性,才能“上下同欲”,才能君臣同心同德。
孟子在论述战争胜利的条件时,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因此,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他提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不是靠山川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扬威天下也不是靠锐利的兵器就可以做到的。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也会叛离;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人下的人都会顺从。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必然是不战则已,战无不胜的了。
这里孟子所说的“道”,就是指战争的正义性。
比如,岳家军的郾城大捷。当时岳家军主力只有八千背嵬兵(即亲随兵),而金兵则有一万五千精锐骑兵。岳家军能英勇冲杀、以少胜多,靠的正是心中有民族大义。他们站在反侵略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也正是正义的战争。
公元1139年,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在金朝内部政治斗争中胜出,他主张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于是在第二年,金朝分兵四路,东起江苏,西至陕西,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当时韩世忠、张俊、岳飞和吴玠、吴璘兄弟自东向西沿秦岭淮河一线一字排开,共同抵御金兵。
由岳飞率领的岳家军自湖北出发,挺进河南中部,连败金军,占领了军事重镇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等地。岳飞还派梁兴等人北渡黄河,联合河东、河北义军,在敌人后方打击金军,也收复了不少失地。
完颜宗弼认为南宋各路兵马都容易对付,唯独岳飞这支军队“将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岳珂:《金佗粹编》卷八),因而决定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引诱岳飞孤军突进至开封的外围,然后集中主力全歼岳家军。
岳飞将计就计。
他每天都派出一支军队向敌人挑战。完颜宗弼以为岳飞中计,便亲自率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精锐骑兵一万五千人,直趋郾城(今河南开封西南),企图一举打掉岳家军的指挥中心。
1140年农历七月初八,两军在郾城以北20里展开决战。
岳飞在战后向南宋朝廷的捷奏中,描述了郾城之战的战况:“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
从岳飞的报告看,岳家军先以背嵬、游奕两支骑兵与金兵长于马战的“拐子马”(金轻装骑兵)接战,另以步兵持大刀、大斧等,上砍敌兵,下砍马足,大破金军之“铁浮图”(金重装骑兵),使其重装骑兵不能发挥战术优势。
在这次战斗中,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都冲在前面,“上阵父子兵”,这个号召力是很大的,岳家军众将无不英勇奋战。大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差点活捉完颜宗弼。
双方从下午一直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
七月初十日,金兵增兵再犯郾城城北五里店。岳家军将领王刚正带领五千名骑兵侦察敌情,发现敌军以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勇敢地冲了上去,斩杀金兵中下级军官数名。岳飞闻讯,马上率轻骑兵出击,随后,岳家军主力人马赶到,从左右两面对敌军实施夹击。
金兵又大败,金将阿李朵孛堇阵亡。
完颜宗弼不甘心失败,再增兵十二万,驻屯于临颍(今河南临颍)。
在岳家军中,大斧是克制骑兵的重要武器
采自周荣《北宋冷兵器述论》,西北大学,2006。
七月十三日,杨再兴率三百骑兵侦察敌情,在小商桥与金兵遭遇,不幸被围,杨再兴率军士英勇奋战,杀死金兵两千多人以及万户撒八孛堇等十多名将领,而被围宋军也全部壮烈牺牲。杨再兴全身中箭,所中之箭,仅箭簇就重达二升。
十四日,张宪率岳家军再战,金兵退走。
完颜宗弼进攻郾城失利,遂转攻颍昌。
岳飞预测到敌人的新动向,命岳云率背嵬骑兵队赴援,协助王贵取得颍昌大捷,杀完颜宗弼之婿、金兵主将夏金吾。金兵拐子马全军覆没。
此役,据岳飞之战果报告,夺得战马二百多匹,杀敌不计其数。
岳家军兵临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南20公里)。岳飞提出一鼓作气,收复故都东京,然后驱逐金兵出中原,“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金兵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而恰在此时,南宋朝廷却要求前线部队全线班师。在岳家军东部侧翼的大将张俊接到命令后,开始撤退,岳家军失去战略支援,孤军突出,不得不忍痛退军。退兵前,岳飞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如果宋高宗不下令班师,岳家军继续北上,战争局势会如何发展,不可预知。但是,以岳家军之勇,固守黄河一线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