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组织的内聚力，往往是依靠基于义气和利益的人际关系。

比如，在我们熟悉的《水浒传》中，水泊梁山依靠什么把一百零八将组织在一起？靠的就是江湖上的一个“义”字——无论是晁盖时代的聚义厅，还是宋江时代的忠义堂。而后来梁山的头领们士气低落，人心思散，也正是因为宋江一心想着招安，“义”的精神失落了，最后众兄弟死的死、伤的伤、出走的出走，终归于失败。哪里还像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到宋江的大名，“纳头便拜”。

为什么早先宋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呢？

江湖上盛传宋江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讲义气！

《水浒传》中讲得明白，说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梁山好汉中，不独宋江讲义气。林冲与鲁智深萍水相逢，但英雄惺惺相惜。林冲被高太尉设计陷害，误走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鲁智深在东京相搭救，却无处下手，遂一路跟踪，暗中保护，大闹野猪林，从押送的公人手中救下林冲一条性命，为防意外还一直护送他到沧州。鲁智深也因此受到高太尉的迫害，最后被迫离开东京大相国寺，再次行走江湖。

其实，好打抱不平就是鲁智深的性格特征之一。早在渭州做提辖的时候，只是偶尔闻听金老一家被郑屠所骗，便大怒：“呸！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立马就要去替金老报仇，被史进和李忠拦下。鲁智深愤愤不平，第二天，给金老准备好盘缠、车辆，让他们脱身，自己三拳打死了“镇关西”。

鲁智深与金老一家素不相识，竟敢于放弃军官的身份伸张正义，恐怕只能用急公好义、救助贫弱的性格来解释。

武松也是如此。虽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也多了几分报恩的心理。

武松斗杀西门庆，刺配孟州，到了孟州牢营，施恩为了让武松帮助自己夺回“快活林”酒店，不仅让父亲免了武松的三百杀威棒，还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就这么简单一事儿，武松就出面醉打蒋门神，替他夺回了酒店。在征方腊之时，施恩战死，武松想起往事，也哭了一回。真是应了那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晁盖、吴用等七人智取生辰纲，结果事发，济州府派何涛到郓城县捉拿案犯。先是有宋江飞马到东溪村报信，后又有县里两个都头朱仝、雷横有意搭救，晁盖终于逃脱险境，上了水泊梁山。

后来宋江沟通梁山的事情暴露，杀了阎婆惜，朱仝、雷横又到宋家庄捉拿宋江，“朱仝义释宋公明”，宋江因此得以投奔沧州柴进庄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只因为宋江和晁盖乃“心腹兄弟”，而宋江则与朱仝“闲常时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瞒”。

在以上事件中，朱仝与雷横作为郓城县马兵和步兵都头，同在一县共事，关系微妙，又彼此心照不宣。等到雷横枷打白秀英，被下到牢里，朱仝先是“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接着又请雷横娘放心，说“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但“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最后朱仝在解送雷横途中，放走雷横。朱仝因此被“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

所以，水泊梁山的凝聚力就在一个“义”字。

兄弟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的分银子，好不快活。

然而，为了“义”，梁山好汉们甚至可以杀人放火，可以丧失底线。宋江杀阎婆惜、石秀杀潘巧云、李逵把沧州知府无辜的小儿子残忍杀害，都是为了“义”。

因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水浒传》中，“义”是有不同层次的。我们前面讲到的，鲁智深的“义”是一种朴素的“义”，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救助。武松的“义”有强烈的报恩色彩，这是江湖义气的最核心的价值：强调兄弟情谊，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这个基本上无可厚非。但是，宋江等人所追求的“义”的第三个层次，则有大可商榷的必要：为了私人情谊，滥杀无辜，破坏社会公义和社会秩序，违背正当法律，这种“义”是否值得提倡？在现代的法治社会，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对“义”的崇尚和追求，同样体现在《三国演义》中。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流传很广。当然，在《三国志》中是没有记载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并没有这档子事儿。

这个感人的故事是古代民间说书人的文学性虚构，其目的就是表旌“忠义”的做人原则。

为了“义”，关羽在困境中“义降”曹操，并定下盟约，降曹只是为了保护刘备的夫人，一旦有了刘备的消息，必然会离曹而去。后来果然打听到了刘备的所在，马上“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成就了中国民间的一段佳话。

为了“义”，关羽被东吴杀害以后，刘备不计后果兵出三峡与孙权决战，结果兵败猇亭（今湖北宜昌）。张飞为了给二哥报仇，基本上也丧失理智，结果被手下人所害。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表彰的“义”，只是我们素常所讲的“江湖义气”，与孔子、孟子和荀子等的正统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或者说，江湖义气只是儒学价值中“义”的民间版。

宋代以后，儒家价值观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提倡，统治阶层普遍认为，提倡儒家的道德伦理理念，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当然也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持。

这集中体现在关羽形象的演变上。

从历史上看，关羽不过是一个败军之将，勇武可能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乏善可陈。这样的人，在中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可是，为什么关羽的地位这么突出？甚至在宋代以后，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孔子。孔子是文圣，而关羽则是武圣；孔子不过是文宣王，而关羽却被褒封为“武帝”。不仅成圣，而且成了神，关羽被道教奉为“五文昌”之一，又尊为“文衡圣帝”，或“协天大帝”、“翊汉天尊”。而中国佛教也奉其为护法神之一，称为“伽蓝菩萨”。

其原因何在？

很简单，关羽的事迹体现了两个字：“忠”和“义”。而这两个字，恰恰是历代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精神资源。对关羽的崇拜，有助于在社会上推行“忠义”的社会价值观。

而事实上，“忠义”不仅仅可以增强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样也能使小型的社会组织和人际组织增加向心力和凝聚力。水泊梁山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必须也要看到，一个组织或群体的“义”，有可能会危害到其他组织合理、合法的利益，甚至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所以，一个组织的“义”，必须有正义性。上节所讲的“岳家军”、“戚家军”都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心存民族大义，因此所进行的战争是有正义性的。而同样，人民战争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样是战争的正义性。

孙武的军事政治理论强调军事服务于政治，亦即提出战争正义性的原则。只有保证正义性，才能“上下同欲”，才能君臣同心同德。

孟子在论述战争胜利的条件时，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因此，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他提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不是靠山川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扬威天下也不是靠锐利的兵器就可以做到的。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也会叛离；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人下的人都会顺从。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必然是不战则已，战无不胜的了。

这里孟子所说的“道”，就是指战争的正义性。

比如，岳家军的郾城大捷。当时岳家军主力只有八千背嵬兵（即亲随兵），而金兵则有一万五千精锐骑兵。岳家军能英勇冲杀、以少胜多，靠的正是心中有民族大义。他们站在反侵略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也正是正义的战争。

公元1139年，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在金朝内部政治斗争中胜出，他主张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于是在第二年，金朝分兵四路，东起江苏，西至陕西，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当时韩世忠、张俊、岳飞和吴玠、吴璘兄弟自东向西沿秦岭淮河一线一字排开，共同抵御金兵。

由岳飞率领的岳家军自湖北出发，挺进河南中部，连败金军，占领了军事重镇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等地。岳飞还派梁兴等人北渡黄河，联合河东、河北义军，在敌人后方打击金军，也收复了不少失地。

完颜宗弼认为南宋各路兵马都容易对付，唯独岳飞这支军队“将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岳珂：《金佗粹编》卷八），因而决定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引诱岳飞孤军突进至开封的外围，然后集中主力全歼岳家军。

岳飞将计就计。

他每天都派出一支军队向敌人挑战。完颜宗弼以为岳飞中计，便亲自率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精锐骑兵一万五千人，直趋郾城（今河南开封西南），企图一举打掉岳家军的指挥中心。

1140年农历七月初八，两军在郾城以北20里展开决战。

岳飞在战后向南宋朝廷的捷奏中，描述了郾城之战的战况：“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

从岳飞的报告看，岳家军先以背嵬、游奕两支骑兵与金兵长于马战的“拐子马”（金轻装骑兵）接战，另以步兵持大刀、大斧等，上砍敌兵，下砍马足，大破金军之“铁浮图”（金重装骑兵），使其重装骑兵不能发挥战术优势。

在这次战斗中，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都冲在前面，“上阵父子兵”，这个号召力是很大的，岳家军众将无不英勇奋战。大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差点活捉完颜宗弼。

双方从下午一直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

七月初十日，金兵增兵再犯郾城城北五里店。岳家军将领王刚正带领五千名骑兵侦察敌情，发现敌军以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勇敢地冲了上去，斩杀金兵中下级军官数名。岳飞闻讯，马上率轻骑兵出击，随后，岳家军主力人马赶到，从左右两面对敌军实施夹击。

金兵又大败，金将阿李朵孛堇阵亡。

完颜宗弼不甘心失败，再增兵十二万，驻屯于临颍（今河南临颍）。

七月十三日，杨再兴率三百骑兵侦察敌情，在小商桥与金兵遭遇，不幸被围，杨再兴率军士英勇奋战，杀死金兵两千多人以及万户撒八孛堇等十多名将领，而被围宋军也全部壮烈牺牲。杨再兴全身中箭，所中之箭，仅箭簇就重达二升。

十四日，张宪率岳家军再战，金兵退走。

完颜宗弼进攻郾城失利，遂转攻颍昌。

岳飞预测到敌人的新动向，命岳云率背嵬骑兵队赴援，协助王贵取得颍昌大捷，杀完颜宗弼之婿、金兵主将夏金吾。金兵拐子马全军覆没。

此役，据岳飞之战果报告，夺得战马二百多匹，杀敌不计其数。

岳家军兵临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南20公里）。岳飞提出一鼓作气，收复故都东京，然后驱逐金兵出中原，“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金兵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而恰在此时，南宋朝廷却要求前线部队全线班师。在岳家军东部侧翼的大将张俊接到命令后，开始撤退，岳家军失去战略支援，孤军突出，不得不忍痛退军。退兵前，岳飞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如果宋高宗不下令班师，岳家军继续北上，战争局势会如何发展，不可预知。但是，以岳家军之勇，固守黄河一线应该问题不大。